【摘  要】如何正确理解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里程碑意义。按照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关系，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总体关系导向的，既统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政府与市场等，又突出重点，目的是实现社会生产力可持续发展。考虑到生产力具有经济形态嵌入性，改革开放进程以及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不断改变经济形态总体关系特征，因此，这些制约生产力发展的总体关系具有强烈的历史指向。总体关系域的历史向度使得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具有一般性，又具有特殊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罔顾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世情国情，企图全盘照搬西方供给学派的思想，这将极大地误导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一、问题的提出

 

“2015年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立即在全社会引起了热议。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积极跟进，他们试图将西方供给学派作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原型，进而用供给学派思想对其进行诠释，鼓吹市场主导和政府退出，诸如给资本和富人减税，削减政府支出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认知混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到底为何？有权威人士（2016）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了一个定义，“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1]然而，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因应于中国特殊国情，它与西方供给学派之间并非源生关系，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异。为此，习近平（2016）明确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2]

 

显而易见，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为了在新经济情势下更好地发展生产力。按照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生产关系也制约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研究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历史生成过程，“研究生产关系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揭示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探索实行怎样的生产关系以及采取怎样的具体形式和运行方式，才能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2】然而，基于生产方式的嵌入性研究生产关系，总体上较为笼统和抽象。为了更加具体地把握特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本文将生产关系区分不同层次理解，即以基本经济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基础，这是本质层次的生产关系，以及以经济体制和机制为主要内容的上层建筑，这是现象层次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生产关系的具象化，二者的有机统一体型构为社会经济形态。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之间理论分野正在于中西方社会经济形态的差异，即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由其决定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都隶属上层建筑领域，然而，这两个范畴的关系指向性并不相同，前者指涉公共治理，后者指向资源配置，理论探讨对此不应混为一谈。不言而喻，任何具体的供给侧改革举措都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下进行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条件，因此，作为生产关系具象化，经济基础、公共治理和资源配置等三对范畴构成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关系域，其历史向度则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根规定。

 

事实上，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由于国内外经济形势倒逼而出台的：多年的需求管理政策（从需求侧发力）效果日益式微，内部需求非常疲软；再加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外部需求不断萎缩，由此，国内产能过剩问题更趋严峻。如果再单纯从需求侧发力，只会增加无效供给，加剧产能过剩等结构性矛盾，从而进一步扭曲我国国民经济结构。鉴于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三期叠加【3】的新常态，党中央、国务院研判后认为，结构性问题还需结构性政策解决，及时地提出了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是单向度的，即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排斥需求侧的作用，它是在统筹兼顾需求与供给的基础上，重点放在供给侧结构改革方面。习近平（2016）一再强调，“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3]。因此，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总体关系导向的。

 

二、经济基础的总体关系：

劳动侧vs.资本侧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作为资本侧【4】的雇佣劳动方式，逐渐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主要的生产组织方式。在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下，资本高速积累且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此带来的生产社会化程度极大地提高。因此，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资本侧的生产组织方式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和恩格斯，2016）[4]。资本侧的强大生命力，促使其急速向社会中不同部门不同行业渗透，一切陈旧的、落后的前资本主义小生产方式遭到摧毁，进而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由此可见，资本侧的历史作用就是极大地稳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地位。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绝对统治地位的确立，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随之凸显，这表明，作为一个历史范畴，资本侧的发展遭遇到其历史界限。资本与劳动二者的矛盾对抗加剧，主要表现在：1825年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普遍的经济危机，相对人口过剩问题显现。此后，周期性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规模越来越大，而每一次经济危机都加剧了资本的集中，19世纪末私人资本垄断程度达到历史新高，以至这些私人资本积累难以在其内部市场顺利实现，从而资本也出现绝对过剩现象。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至此，不但劳动出现闲置，而且资本也出现闲置，如此荒诞的社会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由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但是资本侧的生产组织方式加剧了劳动与资本的对抗。事实上，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既是资本对劳动的压榨史，也是劳动反抗资本的斗争史。而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发展，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的裂变，股份公司的出现使得私人资本取得社会化形态，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对资本侧的生产组织方式消极地扬弃。更为重要的变化是，承前所述，资本侧的生产组织方式被迫释放出劳动和资本这两种主客体的生产要素，于是，在雇佣劳动基础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合作劳动，这是一种劳动侧的生产组织方式，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对资本侧的生产组织方式积极扬弃，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类合作社是劳动侧的生产组织方式载体。马克思（2004）对此予以高度评价：“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5]

 

“在英国，合作社的种子是由罗伯特・欧文播下的”（马克思，1964）[6]，而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是成立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镇的消费合作社——公平先锋社(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如此算来，合作社发展历史迄今已经走过了170多个年头了。然而，在西方社会，作为劳动侧的合作社一直呈星星点点的发展态势，未能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潮流。直到2015年5月1日，英国《卫报》网站发表了题为《五一国际劳动节：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接管工厂》的专题文章，阐明“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灾难，……失业率飙升，无数工厂关闭。……一些工人拒绝接受企业的‘死亡之吻’，”【5】于是他们开始接管工厂。与此相印证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班牙全国的失业率达到20%，而蒙德拉贡合作社却没有一个工人失业。”（何宇飞 等）[7]这就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对西方合作社运动最新发展形态的极大关注，现代合作社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正如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所宣示：“合作社是自愿联合起来的人们通过联合所有与民主控制的企业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需求与抱负的自治联合体。”【6】相较于盈利目标，西方合作社更注重自我价值实现，因而都秉持了以下主要宗旨：合作社全体成员共有财产、合作劳动、民主管理、权利平等。当前，作为劳动侧的西方合作社组织形态各异，既有生产合作社，也有消费合作社，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以色列的基布兹、莫沙夫【7】等农业合作社形态，西班牙的蒙德拉贡这类工业合作社形态等。

 

然而，在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合作社犹如一个个孤岛，它们作为自治联合体努力维持着自己的经济小循环，因而具有一种相对封闭性特征，这使得它们与整个社会大环境有些脱节，进一步加大了那些合作社的生存困境。事实上，原初形态的基布兹和蒙德拉贡等合作社形态在发展过程中都遭遇了上述困境。为了生存，这些合作社与时俱进，不断改变合作社形态，在联合体中引入更多的市场化因素，逐渐融入资本主义经济大循环。这些变化不只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合作社背离其初衷，进一步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不现实性。相较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崇尚劳动的观念与合作社内在宗旨更相契合，社会主义制度理应为合作社健康发展提供深厚土壤。然而，合作社在社会主义中国却经历了比较曲折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承袭前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合作社发展总体出现了急躁冒进现象，社员经历了自愿入社→强制入社的演变过程，合作社形态更是在短时期内由初级合作社过渡到高级合作社，致使合作社规模和数量急剧攀升，全国遍地开花。应该说，合作社异常发展态势对于改变落后小农生产模式、稳定我国当时经济形势做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种合作社由于控制权普遍上收，其作为自治联合体的本义被严重偏离，致使合作社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巨大扭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生产要素驱动(factor-driven)和投资驱动(investment-driven)为代表的社会主义资本侧积极施为，我国国民经济现代化程度迅速提高。然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进，这种资本侧的弊端也日益显现，诸如低水平生产问题、供需不匹配问题、环境超载问题等（史丹，2018）[8]。毋庸讳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侧与劳动侧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立。例如，随着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推行，以家庭劳动为单位的小生产方式迅速普及，从而，以合作社为代表的劳动侧遭受很大的冲击。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到来，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僵尸企业”和“就业难”，这就预示着资本侧力有不逮，而这正是我国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因此，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基于总体性视角，落实对资本侧与劳动侧两者关系的重新定位和思考：其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仅着眼于资本侧，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其二，此次改革尚需借助于资本侧，这是由当前我国总体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现实国情决定的；其三，也是更为重要的，我国必须加强劳动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点从根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劳动侧的发展）。为此，本文建议：在当前历史情形下，资本侧改革主要针对社会化大生产部门（或者说现代化部门），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重新调整公有制是经济和私营经济的数量和结构，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劳动侧由于形式灵活、适应性强，劳动侧改革当前更适应于农业生产部门或传统生产部门。具体措施就是由财政出资，重组资本侧游离出来的生产要素，即改组“僵尸企业”为合作社，吸纳“就业难”（见图1所示）。另外，就是在农业生产中建立更多符合社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合作社（需要体现出自治联合体要求），提高农业生产的协作化水平，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稳定发展提供安全防护网。

 

 

三、公共治理的总体关系：

政府侧vs.社会侧

 

资本侧与劳动侧只是在经济基础关系域内探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问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更确切地说，经济基础内生上层建筑。因为主宰国家经济的阶级或集团必然攫取政治上的治理权，由此内生出公共治理问题。这样本文就需要从公共治理角度进一步丰富对供给侧问题的理解，因此，政府侧与社会侧的关系问题相应地也就成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关系域之一。然而，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在学术界，政府与市场相对立的观点甚为流行。显然，作为学术问题而言，二者关系有必要从学理上予以澄清。这种认识混淆了政府和市场的真实所指：政府主要指涉公共治理方式，而市场则是针对资源配置手段（后文详述）。事实上，就公共治理方式而言，政府侧应该是和社会侧【8】相对的一对范畴，只是两者强调的重点有所区隔：政府侧更多地借助于顶层设计方案和组织路线实施，籍此达到公共治理的目标。因此，政府侧更多地强调政治层面考量，代表公共治理方式中的直接强制性的发展。而社会侧则更多地依赖社会自组织过程或社会自发秩序，由此达到公共治理的目标。因此，社会侧更多地突出经济层面考量，代表公共治理方式中的经济强制性（或称间接强制性）的发展。事实上，强制性发展的分野不只具有字面上的差别，它们更深的意蕴却在于，“这样的发展本身也同样产生着‘国家’【9】和‘社会’的工作分野，乃至促成‘经济国家’和‘政治国家’的结合，等等。”（许光伟，2017）[9]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中，市民社会是前者的典型代表，而管制社会则是后者的最佳注脚。然而，要了解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侧与社会侧的总体关系真实所指，本文还必须考察资本主义公共治理发展史的演变。

 

事实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最早要追溯到资本主义萌芽期，封建统治摇摇欲坠，而封建社会的王权和神权对社会生活的管制更趋高压态势。随着美洲新大陆发现以及海上新航线的开辟，一个全新的世界市场形成。然而，政府的高压管制加上长期压抑的宗教生活，阻碍了商品自由流通、自由贸易，进而阻碍了国内外统一市场的形成。随新世界市场崛起的新兴商业资本家集团难以忍受封建专制的王权和神权的双重压迫，于是，幼年的资产阶级就以这种反封建、反专制的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们率先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高扬理性和个性，并晓谕天下：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理性为自然界立法，人为万物立法，人为自身立法；自由、平等、博爱。实质上，他们主张以“民主、民权、人权、法治”对抗“专制、君权、神权、人治”，“市民社会”是其心目中理想社会构型。这里，“‘市民社会’一语所指代的，是由分离且相互对立的利己个人组成的‘商业社会’。”（植村邦彦，2014）[10]这种理想社会范型是在欧洲近代史上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形成的反封建、反专制统治的资产阶级意识的集中体现”（刘永佶，2011）[11]。由于在市民社会的主体概念中，“市民”实质乃是个体化的社会主体，在商品社会中市民社会就体现为交织着利己主义个人欲望的世界。由此可见，“‘市民社会’就是利己的个人通过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间接满足自己欲望的‘全面依存制度’。”（许光伟，2017）[9]这种经济利己主义就为市民自治或社会侧公共治理奠定了思想基础。

英国光荣革命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它也标志着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社会的来临。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后，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制造国。为了打开世界市场以便向全球推销其工业品，它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大力鼓吹自由秩序、自由流通和自由贸易等，强烈要求世界各国打开门户。因此，他们本能地反对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尤其反对民族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作为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反动，工业资本家大力推崇和实践古典自由主义所提出的市民社会理想，他们把政府看成社会的一种异在，认为政府的存在不但干扰了社会的正常运转和扭曲了社会正常秩序，从而极大地增加了社会运营成本，以至将政府看作是商品社会的纯粹寄生虫和累赘，甚至是一种外在奴役。因此，古典自由主义最大限度地排斥政府存在，并将强化政府存在行为称为通往奴役之路。相应地，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主张政府只需充当守夜人角色，“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10】，这种政府是典型的小政府（管超 等，2018）[12]，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最小，因而其公共治理权力非常有限。他们进而认为：社会成员会按照“理性人”原则结成各种社会组织进行自我管理，即商品社会中的个体化社会主体——市民——通过自治就能够使社会达到一种自发秩序。这种古典自由主义也影响到了资产阶级政治家，例如美国总统杰弗逊（1996）就大力推崇“大社会—小政府”的公共治理模式，主张“政府正当的管理职能应当被严格局限于保护公民那些基本的自然平等权利和维护社会秩序，其他公益领域应当让民间本着‘志愿者原则’与‘自由原则’实行自治。”[13]上述“大社会、小政府”治理模式便是市民社会的实践范型，由此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侧公共治理模式的由来及其内涵。

 

马克·吐温曾如是说，“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惊人的相似。”在商业社会的理性原则推动下，资本集中程度的不断加深，自由放任的工业资本最终走向自己的对立面，私人资本专制取代先前封建社会的宗法专制。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加剧，周期性经济危机如梦魇般与资本主义如影相随，丰满的市民社会理想遭遇社会现实的无情打击，资本主义社会侧公共治理模式失效。反过来，私人资本不得不乞助于资本主义政府，至此，残酷的社会现实需要资本主义政府侧公共治理模式出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应势而立。为了节制私人资本的狂野性，以便稳定社会秩序和推进全体资本顺利积累，资产阶级政府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及居中协调私人垄断资本之间的关系，如此一来，私人垄断资本便和国家政权深度融合，型构为高度社会性的国家垄断资本。而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取得统治地位，这就为国家干预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当然，需求管理政策需要极大地扩张政府权能。为此，政府倾向于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且通过公共财政信用这种主动负债方式扩大政府支出，与私人垄断资本耦合成一种“批量生产、集体消费和刚性积累的生产方式”，这样就重塑了私人垄断资本之间关系以及劳资双方的关系。政府籍此实现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管制和干预，从而推进社会整体资本的顺利积累。上述模式被称为“大政府—小社会”的公共治理模式，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政府侧的历史由来和内涵，而西方学术界常将这种政府集权式资本主义称为全面管制资本主义。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政府侧公共治理模式带给资本主义社会长达20-30年（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繁荣。与此相伴随，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也在不断加剧，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内容的需求管理政策犹如火上添油，累积性通货膨胀使得凯恩斯主义日益失效，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引起了一场滞胀危机。为了摆脱这场危机，西方主流经济学又开始鼓吹复活古典自由主义，提出新自由主义主张，供给学派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变种。供给学派的主要政策建议就是“给资本减税，削减政府开支”：前者刺激社会主体投资热情，从而扩大税基；后者则通过限制政府规模，从而减少政府对社会主体的干预。显而易见，历史的钟摆又荡回来了，这是新版的“大社会-小政府”公共治理模式。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西方供给学派试图抢夺我国公共政策的话语阐释权，有意扭曲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侧与社会侧的真实所指。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供给学派的理论。社会主义和发展中国家这两个特征强化了政府侧存在的双重意义：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长期历史任务，它离不开政府主导的结构性经济政策。正如卫兴华和张宇（2013）所言，“仅仅使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是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的，实现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需要更多地依靠供给性政策、结构性政策和政府的直接调节。”[14]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也必须强化政府的存在，因为前期资本侧导向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私有经济比重上升较快，社会冲突有所加剧，这将削弱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因此，我国不能像西方主流经济学那样，将政府侧和社会侧看作国民经济的外在关系，二者可以随意搭配。事实上，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不是单纯加强或削弱政府侧作用的问题，而是要重新理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正确来说，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政府与社会之间应该是一种内生的同向协整关系，即随着社会经济规模的扩大，内在地要求政府作用的加强（见图2所示），这既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更是避免我国经济沦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附庸的前提条件。

 

 

四、资源配置的总体关系：

计划侧vs.市场侧

 

工业革命奠定了资本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稳固了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相应地，社会生活中一切其他非市场因素逐渐被荡涤，市民社会的商业原则也就发挥到了极致，社会生活普遍商业化，市场交易原则全面介入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总体生活领域。在资本主义市场逻辑主导下，金钱成为衡量社会主体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演变为赤裸裸的金钱利益关系，赚钱成为市民最高生活理想和唯一追求，“一切向钱看”成为社会生活普遍风尚。资本极度排斥政府干预而推崇市场，从而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市场法则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准则，市场全面主宰社会生活一切领域，这是资本主义市场侧【11】存在的客观基础。事实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的过程，也就是封建专制的宗法关系的式微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随着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退隐，剩余价值规律作用日益增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冲突逐渐显现。在剩余价值规律的驱使下，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和压迫日益加剧，无产阶级对资本压迫的反抗也在不断增强，劳资双方成为阶级斗争的新主角。至此，古典经济学也就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以边际革命为内核的新古典学派开始兴起。新古典学派的理论特色就是，通过条件严苛的数学公式，对经济生活进行形式化的逻辑演绎，从而极度抽象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该学派的理论主张就是，极力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鼓吹市场万能，分散型决策没有扭曲，均衡价格能够自动出清市场，市场这只无形之手配置资源效率最高。如前所述，它极力排斥政府调控作用，将政府定位限制在“守夜人”角色。

 

“正在成长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科学，而已完成历史革命任务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庸俗。”（许光伟，2017）[9]资产阶级经济学由科学走向庸俗，既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转变，也意味着资产阶级经济学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发生转变。当它服务于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统治的时候，资产阶级经济学具有历史进步性。然而，当其服务于资产阶级压制无产阶级反抗的时候，资产阶级经济学就走向了庸俗，“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性质转变的分界线。新古典学派本质上是一种类似于“信耶稣，得永生”的宗教信仰式主观辩护体系，它鼓吹自由放任，市场万能，无形之手效率最高，目的是论证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至善的，从而麻痹无产阶级的反抗。“‘庸俗’二字，正是马克思赠送给英法古典之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项殊荣’。据此，它可作为自己梦寐以求之‘科学标准’。因为去掉了‘政治’（市民社会之政治即阶级关系），资产阶级即借机逃脱生产方式科学，执行没有历史生产方式基础的资源配置研究；如此，亦能够挣开生产关系的束缚，彻底走向自由主义的事业。”（许光伟，2017）[9]新古典主义改造了市民社会这个用语，清除了其多重社会属性，使其等同于市场经济关系，内涵丰富的市民社会化约为资源配置问题。由此，市民社会也就实现了市场化，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上抽象为自由市场，实践上具象为资本专制，分散决策的自由市场也就成为资本主义指称。理论与实践的矛盾最终带来的是社会失序、经济动荡，周期性经济危机日益威胁资本主义统治，这就表明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市场侧存在历史局限性。

 

由于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帝国权力的政治/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哈维，2009）[15]的错位发展，帝国主义战争就会撕裂资本主义原有统治体系，以至在其统治薄弱环节率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苏联是此类社会主义革命的典型代表。然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遭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全面围困和打压，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籍此为保卫新生政权提供了物质保证。尔后，伴随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这种“战时共产主义”临时经济措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得到全面强化，演变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以指令性计划为主要内容的计划侧统筹一切，上至国民经济运行下至具体企业经营，都要依靠国家自上而下的计划侧来统筹安排。在计划侧的主导下，企业生产经营权上收，即它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均按照上级部门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操作：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以及产品如何分配均由“看得见的手”——计划侧（指令性计划）决定。由此可见，计划侧使得“全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工厂’，而企业只不过是这座‘大工厂’中的一个‘生产车间’。斯大林宣称，‘计划就是法律’。”【12】实事求是地讲，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是在非常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都面临着迅速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计划侧主导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内蕴“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战略思维，以苏联为例，通过一系列“五年计划”，苏联“在四十年代初期使得本国工业生产规模跻身欧洲第一和世界第二，建成独立而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陈新明，2011）[16]

 

然而，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在政治生活中被严重地破坏。考虑到指令性计划的制定主要取决于领导人意志，相应地，它又会强化领导人决策的主观性。在此正反馈作用下，领导人集团逐渐滋生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精英意识，而精英意识培育了一个仅对上级负责的职业性官僚集团，终致计划侧（指令性计划）内容遭到严重扭曲。这主要表现在：在产业结构上，重工轻农，使得农业投资不足而缺乏发展后劲；在工业结构上，重重工业、轻轻工业，过度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忽略了轻工业的发展。由此可见，传统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其实都源于罔顾民生而一味追求高积累的赶超战略所致，而扭曲的社会经济有机体结构最终导致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后劲不足。显而易见，作为新生事物，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这些建立在落后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新生政权，急于跨越“卡夫丁大峡谷”，无条件地照搬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的经典思想。例如，《共产党宣言》强调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利用无产阶级专政，“把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按照总的计划”（马克思和恩格斯，1958）[17]管理经济。《反杜林论》同样主张，“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恩格斯，1971）[18]以至列宁（1985）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后不久，就要求“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来准备消灭货币……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19]这样，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紧密相连，它与商品、货币、市场等格格不入，在这个意义上，中央决策的指令性计划（计划侧）成为传统社会主义标配。

 

由此可见，随着现实生活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经济形态对立的加剧，由此衍生出来的公共治理理论也在具象和抽象这两极上得以发展。社会侧在资本主义中向下抽象为市场侧，这种规定性简单的市场侧在资源配置中形成一种抽象统治；而政府侧在社会主义中向上具象为计划侧，这种规定性丰富的计划侧在资源配置中形成一种具体统治。由于内涵丰富的公共治理问题化约为资源配置问题，这样，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公共治理基础上衍生出资源配置问题，自然而然，计划侧与市场侧也就成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第三个总体性关系维度。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将市场侧和计划侧看作两张皮——非黑即白、不相容的对立关系，这不但割裂了两者之间内在统一关系，更是背离了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的内在要求。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言，我国对计划侧与市场侧两者关系应该有更清醒的认识和更正确的定位，它们都是资源配置方式或手段，无关乎社会性质。为此，邓小平（1993）南方讲话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0]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政治担当突破了计划与市场互不两立的理论禁区，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推进开辟了道路。然而，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型构的国际经济秩序下，“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掀起了世界外围的去管制化运动。与此相应，当前我国也弥漫着一股泛市场化改革的社会思潮，对此必须高度警惕，因为放任泛市场化蔓延，最终必将撕裂我国社会，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正是在这种情境下提出的。为此，本文试图从总体性视角界定市场侧与计划侧的边界（见图3）：首先，“市场决定性作用”仅限于经济领域，而非政治领域，必须杜绝私人资本干政，因此，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涉市场只能是有限市场。其次，计划一般指内生于市场经济的指导性计划，而非指令性计划，这种新计划既不干扰市场主体的微观运行，又能在此基础上给予市场主体以宏观指导。这既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的保证，更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内在要求。

 

 

五、结论

 

相对于西方供给学派，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有其一般性，又有其特殊性。首先，就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般性而言：无论西方供给学派抑或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是针对生产过剩的经济环境；都是针对国民经济结构性问题，而非经济总量问题；进一步，二者尽管与总量管理导向的需求侧政策相对立，但采取的对策既不排斥、但也不限于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主要内涵的需求管理政策。其次，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首先，西方供给学派主要是适应垄断资本主义需要，借助削减资本税收、减少政府支出等手段，籍此在资产阶级内部调整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结构关系；然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通过调整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劳动力结构、R&D、科教体制等在内的具体政策措施，协调公共利益导向的公有制经济与私人利益导向的私有经济之间的结构关系，而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部经济关系。国情世情表明，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可能全盘照搬西方供给学派理论，这是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性、我国政权的人民性以及公有制的主体性所决定的，它们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功和方向正确的最根本保证。

 

注 释：

【1】解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

[EB/OL].http://cpc.people.com.cn/n/2015/1111/c64387-27803380.html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EB/OL].http://edu.sina.com.cn/l/2004-09-20/ba85612.shtml.

【3】三期叠加，是指经济发展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在一起。

【4】资本侧是工业资本主导的经济基础，劳动侧就是劳动主导的经济基础。

【5】欧洲多国工人接管倒闭工厂变成工人合作社[EB/OL].

http://mil.news.sina.com.cn/2015-05-03/0926829565.html

【6】资料来源：ICA News, No.5/6,1995. [EB/OL]. 

http://www.gungho.org.cn/cn-info-show.php?infoid=110.

【7】莫沙夫是在基布兹基础上，在自治体内部引入一些市场化因素，其实质是基布兹的发展形态。

【8】政府侧是政府主导的公共治理方式，而社会侧则是社会主导的公共治理方式。

【9】此处“国家”实质是“政府”的同义词，为避免行文中出现不必要的语义歧义，本文直接采用政府侧来指代上述意义的国家。

【10】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的名言。

【11】市场侧是市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计划侧是计划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

【12】正道沧桑社会主义500年(第30集)

[EB/OL].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cxNzg3MDI0.html

 

参考文献：

[1] 人民日报社经济社会部 编. 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M]. 北京：人民出版，2016.

[2] 习近平.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5]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7] 何宇飞，杨  宝，龙文进. 社会经济：一种共享发展的可能路径[J]. 国外理论动态，2016，（9）：115-124.

[8] 史  丹. 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兼论十九大深化绿色发展的政策选择[J]. 当代财经，2018，（1）：3-11.

[9] 许光伟. 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10] 植村邦彦，赵  平等 译. 何谓“市民社会”——基本概念的变迁史[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11] 刘永佶. 劳动主义[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12] 管 超，毕 盛，胡援成. 广义拉弗曲线在中国成立吗——基于省际PSTR的实证分析[J]. 当代财经，2018,（2）：36-48.

[13] James A. Dorn. The Rise of Government and the Decline of Morality [EB/OL]. http://www.cato.org/pubs/catosletters/cl-12.pdf，1996.

[14] 卫兴华，张  宇.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第三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15] 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6] 陈新明. 苏联模式的兴与衰[J]. 人民论坛，2011，（12）：19-21.

[1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1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0]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A Study on General Relation Oriented to Historical Directivity in China’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Liu Ai-wen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How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China’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his question bears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tinuous promotion of the socialist cau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lectical unification between "View of two aspects" and "View of key aspects", China’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s directed by the general relationship, which not only orchestrat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government and market, but also highlights the key points, so as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Considering that the productive forces are embedded in the economic forms, the proces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constantly chang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eneral relations in economic forms, therefore, these general relations which restrict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have a strong historical directivity. The historical orientation of the general relationship domain makes China’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with generality and particularity. The neoliberal economists, ignoring the current state at home and abroad, are trying to copy the ideas of the Western supply-side schools, which will greatly mislead China’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Key words：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General Relation; Historical Directivity

 

（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本文为基金项目：江西省普通本科高校中青年教师发展计划访问学者专项基金（赣教办函[2016]169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财税支持政策”（16ZDA028）；原刊于《当代财经》2018年第8期，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