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中央苏区的3万红军坚守了约5个月时间，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2、3月间。
后来根据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的指示，被围困在江西省于都县南部狭小地区的最后的1万余红军部队突出重围，结束了中央苏区的留守，分散到各地开始了南方游击战争时期。
一、留守的组织
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成立了三个留守时期的组织：
1、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项英为书记。
中央分局委员12人：
项 英、陈 毅、陈潭秋、贺 昌
邓子恢、瞿秋白、张鼎丞、谭震林
梁柏台、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
书记项英，组织部长陈潭秋，宣传部长瞿秋白。李才莲是少共中央分局书记。
贺昌、瞿秋白、梁柏台、毛泽覃、李才莲，这五位中央分局委员牺牲在了留守和突围中。牺牲巨大。
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为主任。
副主任梁柏台，秘书长谢然之（后叛变）。
3、中央军区，项英为司令员兼政委。
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后叛变）为参谋长，贺昌为政治部主任。
二、留守的力量
归中央军区直接指挥的有：红24师、独立3、7、11团。
其中，红24师辖70、71、72三个团，师长周建屏、政委杨英、政治部代主任袁血卒，全师约2000人枪。
江西军区，有红1、2、3、4团。
赣南军区，有独立6团和军区教导营。
杨赣军分区，有独立13团。
福建军区，有独立8、9团。
闽赣军区，有独立12、17、18、19团。
再加上各县自己的独立营、保卫队等。
以上，留守的红军总人数共约3万人。
但是，这些部队中的大部分指挥员和战斗员，都是红一、三、五、八、九军团留下的伤病员归队人员。正规红军和地方武装战斗力都不强。
红军主力在离开中央苏区时，留下了约7000名伤病员。
经过留守时期的治疗，还有约4000名伤员未出院。最后，中央分局将这些伤病员就地安置在了于都、瑞西、瑞金、会昌等县群众家中。
同时，红军主力撤离时，还留下了一大批老弱病残人员和干部家属，这些人员也都要由中央分局负责疏散安置。
三、项英的历史意义
从上述留守组织的人事安排就可以看出，是项英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撤离中央苏区的困难时刻站了出来。
项英顾全大局，临危受命，留在了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项英和陈毅等一起，领导中央苏区，掩护了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的战略转移。
且遵义会议后，项英又坚决执行了中央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领导留守红军从中央苏区突围，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批骨干。
没有这些突围的力量，又哪有后来的新四军呢？
项英后来又在赣粤边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在这样艰苦困难的情况下，项英依然对革命胜利充满了信心。
这是项英的积极一面。
但是，项英身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在红军主力突围后，对中央苏区面临的形势，作了空洞乐观的错误估计，不切实际地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了主力红军在湘西的胜利上，没有及时地将部队分散到各地开展游击战争，没有及时地转变为与游击战争相适应的工作方式。项英也还有一些左倾的错误。
这是项英的负面意义。俱往矣。
四、长征与留守
1934年10月10日下午，中革军委第一野战纵队（红星纵队）和第二野战纵队（红章纵队，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等部门组成），分别从瑞金的梅坑、九堡等地出发，向于都县集结。
1934年10月3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连同中央机关八万七千人，胜利地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向湖南方向前进。
但是中央（主要是博古）临走时规定，必须等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全部突围到了湖南以后，才能向留守中央苏区的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公开宣布主力红军突围转移的消息，在这之前必须严格保守秘密。
中革军委还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
这，相当于给留守红军画了一个圈，一根无形的绳子。
到了1934年12月中旬，中央苏区面临的形势更加严重起来。
北面，敌人第三路军已集中四个师的兵力，将江西省委、省苏维埃、省军区及两个独立团围困在宁都小布一带的狭小的地区内。
如上文所列，江西军区共有四个独立团，被围了两个团，还有两个团已经由曾山率领转移到东固一带去了。
南面，广东军阀余汉谋部四个师，已由广东边境回防，在赣州、信丰、安远、会昌一线驻有重兵。
此时，中央分局坚持的“三角地区”，南北长仅百里，东西宽仅七十里，敌人在这一地区周围，至少部署有十二个师的重兵。他们即将对这一狭小地区进行“清剿”。
形势迫人，1934年12月，中央分局召开了会议。陈毅提出，应迅速转变战略思想，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项英这时也看到了局势的严重性，接受了陈毅的意见。
终于，和红军主力一样，留守红军也正式决定突围转移。
1934年12月底，张鼎丞等作为第一批转移的领导人离开了中央苏区。
中央分局委员张鼎丞以中共福建省委代表的资格，回到龙岩、永定、上杭地区，去领导闽西南游击战去了。
五、留守的突围
1935年2月开始，被围困在中央苏区于都县南部的一万名红军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根据中央分局的部署，陆续出发，分头突围。
1、赣南省苏维埃副主席王孚善，400人。
由“兴龙寻安县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和挺进营400余人组成。
于1934年2月中旬离开于南禾丰地区，经会昌、安远边界向寻邬方向突围。
2月19日，在安远、寻邬交界，遭粤军独四师一个团截击，队伍被打散，王孚善突围至广东梅县地区，后下落不明。
2、陈潭秋、谭震林，红24师四个连。
陈潭秋、谭震林率领红24师四个连，于2月底突围到达闽西福建省委驻地长汀四都，后突破敌人重重封锁围攻，4月到达永定，与张鼎丞、邓子恢会合。
他们一起成立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游击战争。
3、汪金祥，红24师四个连；李天柱和孙发力，红24师四个连。
汪金祥率领红24师四个连，任务是到寻邬南部和蕉岭、平远、武平一带打游击。
李天柱和孙发力同样率领红24师四个连，任务是依靠寻邬南部原有游击区，向东江发展，与古大存取得联系。
这两支部队从于都南部出发，插过安远、会昌边界，于2月25日到达安远、寻邬间的清溪，遇粤敌独四师堵击（和第一支部队一样）。激战三日，部队损失重大。
最后，汪金祥、李天柱率领最后20多人突出重围。月底到达了寻邬南部。
4、中央军区参谋长兼红71团团长龚楚、红71团政委石衡中、史犹生率领的红71团。
红七十一团的任务是到湘南，收容红24师的失散队伍，并在湘南发展游击区。
他们从于都南部出发，2月24日到达信丰安息、极富地区，被余汉谋粤军第二师发觉。敌派教导团两个营随后追击，并派一个营经万隆、罗塘出崇仙堵截。
25日，红七十一团与追堵之敌在极富地区激战后，突围至油山地区，后即转至湘南。
龚楚后来叛变投敌。
5、团长徐洪、政委张凯率领的独立3团。
任务是到湘赣边和湘鄂赣边传达中央指示，在该地开展游击战争。
他们从于都南部小溪地区出发，于2月25日到达桃江王母渡渡河。刚渡过一半，即被敌人发觉，截为两半。
政委张凯率余部约700人，在杨雅附近与堵击之敌激战后，根据项英的命令，转回于都南部，再沿安远、信丰边界向信丰南部突围。
3月4日，到达信丰石背，又遇敌人堵击，折而向安远冈头前进，再次被粤军独四师截击封锁。
3月上旬末，政委张凯和随同独三团一起突围的原江西省苏维埃副主席陈正人，率100余人到达安远、寻邬南部山区，在此与周建屏、李天柱等会合。
独三团团长徐洪在突围途中牺牲。
3月下旬，活动在广东兴宁的原粤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罗屏汉，率游击队70人来到安远、寻邬地区，与张凯、陈正人会合。
5月间，陈正人、周建屏离开寻邬，由汕头转赴香港。
李天柱在此期间牺牲。
6、毛泽覃率领的一个连。
任务是到闽赣边领导开展游击战争。他们经会昌白鹅、小密，到达闽西，与福建省委万永诚等会合。
1935年4月26日，毛泽覃在瑞金红林地区牺牲。
7、李才莲率领的独立7团。
任务是到闽赣省和宁都县北部开展游击战争。
于1935年2月下旬开始从瑞金铜缽山区出发突围，行至九堡与敌人激战，独立七团被打散。
李才莲率剩下的部队转移至闽赣边，因情况变化，未与闽赣省委取得联系，只好回到瑞金铜缽山区，与瑞西特委书记赖昌祚等会合。
赖昌祚、李才莲率瑞西独立营一部，在瑞金活动，后来被敌人包围，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李才莲壮烈牺牲。
赖昌祚等少数人突出重围，在汀瑞边坚持斗争。
1935年冬，赖昌祚在瑞金罗汉岩牺牲。
8、阮啸仙、蔡会文、刘伯坚、梁柏台率领的赣南军区独立6团等，共2000人。
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省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梁柏台，率领独立6团及省委、省苏维埃机关、中央工农剧社、《红色中华》报社等2000余人，决定突围到三南（定南、龙南、全南）与信丰活动。
1935年3月3日，全体突围人员编为三个支队，发了生活费。4日早，三个支队成一路纵队，从于都南部的上坪山区出发。
3月4日上午10时，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和省委书记阮啸仙发现部队成一路纵队行进，立即命令改变队形，以连或两连为单位，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但是为时已晚，部队来不及分散，即在畚岭的罗坑、金沙一带与敌人遭遇，激战数小时，突围部队被冲散。
3月5日和6日两天，驻牛岭和驻仁风粤军各一团，在“铲共团”的带领下，将畚岭地区封锁。
被打散后再度集中起来的一、三支队，由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指挥，与堵截的敌人激战，遭受重大伤亡。
3月7日凌晨，刘伯坚在鸭婆坑附近山头指挥部队突围受伤，不幸被俘。
赣南军区政治部秘书廖昔昆、独立第16团参谋长陆如龙、中央政府办事处交通科长连得胜、会昌县贸易分局乱石采办处营业主任王志楷等也不幸受伤被俘。
刘伯坚和廖昔昆这几位烈士共五人于3月21日在大余被余汉谋的粤军第一军杀害。
梁柏台在突围中受伤，也不幸被俘，并被押往大余，也被粤军杀害。但梁柏台的牺牲地点到今天也不清楚。
其余的一、三支队同志也大部分牺牲或被俘，仅少数突出重围。
幸运的是，第二支队大部人员在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省委书记阮啸仙、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的率领下，于3月6日冲破了马岭、牛岭的封锁线。
但突围中，省委书记阮啸仙在上小埂被流弹击中壮烈牺牲。
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继续率领二支队到达信丰安息一带，在此又与粤军第二师激战。
随后，他们转向定南，再转至信丰，于1935年4月上旬到达油山。
六、项英、陈毅的最后的突围
1935年3月上旬末，各路突围部队全部离开了江西于都南部地区。
项英、陈毅、贺昌根据中央指示，决定率领红24师的红70团穿过会昌封锁线，向福建长汀地区突围转移。
突围前，红70团和中央军区直属队进行了整编，共编为了四个大队。同时，红70团番号取消。
第一、第二大队由项英、陈毅亲自率领，共同行动。
第三大队，大队长是红24师师长周建屏。贺昌和红24师政委杨英也在第三大队。
第四大队，大队长是红24师政治部代主任袁血卒。他们担任掩护任务。李翔吾也编在第四大队。
第三大队、第四大队
1935年3月9日下午3时许，贺昌带领第三大队，从于南上坪的一座高山出发，先行突国。
袁血卒率第四大队随后跟进掩护。
9号当晚，他们安全渡过濂江，到达会昌晓龙的天门嶂，遇北路敌第89师阻击。
第四大队在掩护中大部分牺牲，仅剩袁血卒、唐继章、周子祯等几个人突出了重围。后来他们辗转去了上海。
10日凌晨，在战斗中受伤的贺昌行至归庄，被敌包围。贺昌誓死不当俘虏，高呼着红军万岁的口号，举枪自尽，壮烈牺牲。
红24师政委杨英也在突围中英勇牺牲。
红24师师长周建屏等少数人突出了重围，到达安远、寻邬南部，与独立3团政委张凯、李天柱、罗屏汉等会合。
李天柱，于1935年6月在突围中壮烈牺牲。
罗屏汉，于1935年7月在突围中壮烈牺牲。
周建屏，1935年战斗中负伤后送去上海医治，1936年到延安，编为八路军115师343旅副旅长，打过平型关大捷。却不幸于1938年旧伤复发病故。
张凯，度过了三年游击战争，后加入新四军，建国后是卫生部副部长，一直活到了1996年底。
项英、陈毅的第一、第二大队
当贺昌、周建屏、袁血卒等率领部队出发时，项英正在向中央发电报，报告突围情况。
直到1935年3月9日下午5时，电报才发完。
项英命令将电台埋掉，同陈毅一起率领剩下的第一、第二大队，离开了上坪山区，向长汀突围。
当晚正在下雨，天黑路滑，项英、陈毅他们未能赶上先出发的贺昌、周建屏等。
此时，安远河水猛涨，敌人已将河两岸严密封锁，突围部队渡河受阻。陈毅只好率部队返回了上坪山区。
黑夜中，项英带着一部分队伍与陈毅失去了联系，走错道路，来到安远天心圩，遭敌截击，部队被打散。
天亮后，项英收集部队也回到了上坪山区，与陈毅会合。
两人坐下来商量，更换路线。
陈毅认为赣粤边地区有较长的革命斗争历史，群众基础好。加上这一带地形复杂，便于与敌周旋。
且李乐天、杨尚奎领导的赣粤边特委武装又在这一带活动。
陈毅自己对赣粤边这一带地理民情也熟悉。
而且主力红军之前突围转移时经过了这一带，还有一些掉队失散人员。
因此，陈毅向项英建议向赣粤边油山一带突围。
碰巧，此时项英陈毅刚好遇到了曾纪财。曾纪财是本地人，可以带领他们突围。
曾纪财，江西信丰人。先后任过江西信丰、福建代英县委书记等职。1936年3月，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英勇就义，时年28岁。
为缩小目标，减轻部队压力，项英、陈毅命令剩下的100余人分散开，各自向赣粤边突围。
10余名伤病员则被安置在了老乡家中。实在带不走了。
项英、陈毅化装成当地逃难的老百姓，在本地人曾纪财的带领下，从上坪山区出发，在王母渡偷渡了桃江，经过近20天晓宿夜行，辗转周折，于1935年4月初到达了信丰油山的廖地村，与李乐天、杨尚奎会合。
不久，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等也来了，与项英、陈毅他们会合到了一起。
李乐天，1936年1月底在战斗中负伤，他和贺昌一样，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壮烈牺牲。
杨尚奎，坚持过了三年游击战争。建国后是江西省委书记，并长期担任。
蔡会文，1936年初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陈丕显，后来成了有名的我党的干部，一直活到了1995年。
让我们向所有留守中央苏区的红军战士和机关干部致敬！
作者：东南陈楠；来源：八达街行走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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