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情况相似，推动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并非文化知识分子阶层，而是国家力量。更准确地说，2014年的起义被新自由主义的权贵寡头所劫持，他们不仅篡夺了起义的成果，还篡用了民族主义团体的言论……“他者”的存在是维持权贵阶层统治的必要条件。那些不“爱国”的人便是“反对政权”的人，因此会被视为叛徒。这种法西斯化的口号正逐渐成为新自由主义权贵体制的一部分，在乌克兰，这一现象比其他地方更为显著。
本文编译自《乌克兰与资本帝国：从市场化到武装冲突》（Ukraine and the Empire of Capital, 2018）
翻译：赵丁琪、deepl、文心一言
（2014年以后），基辅的统治者持续推行着归咎前人的政治策略，当实在找不到可责怪的对象时，他们竟开始追捕共产主义的幽灵。2013年12月8日，基辅市中心的列宁雕像轰然倒塌，这象征着非共产主义化的序幕正式拉开。这一事件点燃了所谓的“列宁之路”（Leninopad）的狂热浪潮，全国各地纷纷拆除雕像和其他共产主义象征物。这场尴尬的斗争，看似是针对那些可以拆除的雕像，实则是无法触及寡头势力而错位的愤怒宣泄。然而，在“苏联解体后遗留的5500座雕像中”，仍有1700座被保留了下来。
2015年4月，一项“去共产主义化”的法律应运而生，该法禁止宣传或展示共产主义和纳粹标志，并将此类行为定为刑事犯罪，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该法旨在：（1）谴责“极权主义政权”；（2）终止对这些政权的宣传；（3）在乌克兰地图上“清除”共产主义的地理标志；（4）公正调查极权主义政权的罪行；（5）设立8月23日为国家纪念日，以纪念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互不侵犯条约签署之日的受害者。这一举措颇具争议，因为该条约虽为中立性质，却也划定了苏联和德国在欧洲的“利益范围”。
该立法甚至明确规定禁止使用“共产主义”一词，导致任何名称中包含该词的政党或报纸自动成为非法组织——2015年秋季地方选举前的许多左翼组织便因此遭殃。威尼斯委员会和欧安组织民主制度与人权办公室（ODIHR）在联合意见中对此“改革”予以谴责，指出其实际上禁止了政党参加选举并导致政党解散。第2558号法律《谴责乌克兰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纳粹）极权主义政权并禁止其宣传和标志》成为了“爱国主义游戏”的旗帜，以两种方式保护总统和政府免受批评。
一方面，由于俄罗斯被视为苏联的“后裔”，且普京的威权模式被视作斯大林强权政治的复活，因此普京被等同于斯大林。如此一来，任何形式的共产主义辩护都会被曲解为对斯大林镇压和侵略者莫斯科的捍卫。另一方面，对波罗申科及其亲信的批评会被视为叛国行为，被解释为促进俄罗斯的宣传，甚至被视作“帮助敌人”。这种氛围导致了许多荒谬的后果，如因在Facebook上发布“共产主义”帖子或穿着印有“苏联”字样的T恤衫而遭逮捕的人不在少数。
或许乌克兰的寡头们仍未察觉，使用法西斯化言论来谴责极权主义的讽刺意味何其明显，但其效果却毋庸置疑地便捷且显著。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如今只有通过将批评和抗议定为犯罪，即通过胁迫手段，才能维系权力。然而，这种立场并不稳固，它正在进一步撕裂这个已支离破碎的国家。更为危险的是，禁止共产主义言论和标志在政治上的意义深远。除了左派所承受的身体和象征性暴力外，新自由主义权贵制度的替代性选择也被宣告为非法。
民族是“拥有共同血统神话、历史记忆和大众文化，并拥有共同领土、共同经济和共同法律权利与义务的人类群体”。但何谓“乌克兰民族”？它是需要复兴还是构建？若需构建，应从零开始还是基于某些历史根基？库齐奥和威尔逊试图探寻伟大的欧洲与殖民地之间是否存在相似之处，从而剖析乌克兰民族“复兴”的进程。
那么，民族主义究竟为何？它是“一种意识形态运动，旨在实现和维护被部分成员视为构成民族的社会群体的自主性、凝聚力和个性”。民族是一种文化现象，国家则是一种公民制度，因此民族主义者试图将两者结合的尝试往往问题重重，因为两者间普遍存在着不相容性。在塑造“他者”神话的过程中，部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试图推动乌克兰作为非俄罗斯“卓越国家”的身份认同，而这一任务若不进行地缘政治修正主义的历史重写，便无法完成。历史学家谢尔盖·普洛克希在其近著《欧洲之门》中指出，“民族”在其叙事中虽占据重要地位，却非主导范畴，无论是欧洲历史还是乌克兰历史皆然。更为重要的故事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学家和地图绘制者所讲述的，它们表明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常与当代乌克兰的边界相契合，而乌克兰边界的变迁比观念的变迁更为迅速，1991年后，乌克兰国内外许多人仍从俄罗斯/苏联或战前波兰国家的宏大历史叙事的角度来审视这个国家。
民族主义的神话极具吸引力，它拥有“通过对黄金时代的呼吁恢复集体尊严”的力量。个人在“祖国”概念中的定位赋予了他们身份的价值感。库齐奥言简意赅地指出，苏联官方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体系的主要失败在于无法创造和维持道德与文化的建构，而一旦“光复节”在人民的历史神话和记忆中释放，社会便能据此安排自己的存在。一旦必须建立独立的民族身份认同，只有民族主义才能提供一套替代性的统一神话、符号、价值观和原则，一种身份认同感（一个“我们”），而苏联的统一身份认同正是“我们”。
这是一种特殊的关系配置，它决定了民族的构成以及个人对民族神话的归属感。这便是少数民族、他们所生活的新民族化国家以及他们所属的外部民族“家园”之间的三角关系。或者说，他们虽无合法的公民身份，却可通过民族文化的亲缘关系被理解为属于外部民族“家园”。家园是建构而非给定的，重要的是在现代性的基础上统一乌克兰民族，而非在历史和/或文化神话的基础上，因为这些神话的凝聚力相当薄弱。必须从历史中汲取积极因素，认识到乌克兰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而创造新的民族神话。然而，这种新神话难以实现，历届国家统治者均未能如愿。俄罗斯的“侵略”使得乌克兰的国家理念必须以防御性叙事为框架，当国家的生存权、主权、独立性受到质疑，其政治主权也在质疑的基础上被否定时，留给世界性反思的空间已所剩无几，但它仍存在于日常实践中。即使在前线检查站，人们也同时讲俄语和乌克兰语，来回过境，像以往一样欢迎亲朋好友来到他们的生活中，蔑视各种敌意——这种敌意仍只是少数人的看法。
所有这些关于历史的争论都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杰作；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普通民众对此根本不屑一顾。历史本身并不会挑起的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严重冲突……乌克兰比俄罗斯幸运，正是因为它没有历史的沉重负担。你越是对辉煌的过去念念不忘，就越难以应对现代世界。
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情况相似，推动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并非文化知识分子阶层，而是国家力量。更准确地说，2014年的起义被新自由主义的权贵寡头所劫持，他们不仅篡夺了起义的成果，还篡用了民族主义团体的言论。这些团体的立场涵盖了从中间爱国主义到极端右翼乃至法西斯主义的各种倾向。民族主义叙事中的牺牲元素在两个方面发挥了补充作用：一方面，它因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干预而具有反俄性质，与西方将俄罗斯视为“欧洲的异类”、“欧洲大门口的野蛮人”的既定传统”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它助长了对“他者”的神话构建，如我之前所述，“他者”的存在是维持权贵阶层统治的必要条件。那些不“爱国”的人便是“反对政权”，因此会被视为叛徒。这种法西斯化的口号正逐渐成为新自由主义权贵体制的一部分，在乌克兰，这一现象比其他地方更为显著。
文章来源于读书札记与学术译介 ，作者Yuliya Yurche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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