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健：新中国取得巨大科技成就的社会制度优势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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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健：新中国取得巨大科技成就的社会制度优势
2025-02-23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推进科技现代化，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在科技事业实践探索中将科技现代化提高至技术革命高度予以重视、注重协调科技水平整体提升与关键核心技术重点攻克的关系、注重在顶层设计与目标导向中实现科技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主要得益于坚持计划经济体制与举国体制相结合、强大的精神引领、领袖人格魅力和坚强决心、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等优势，这也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新时代新征程，应充分借鉴新中国取得巨大科技成就的显著优势与主要经验，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在为国为民服务中进行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一穷二白”的现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科技理论与中国科技水平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提出一系列科技创新论述，进行了系统的科技现代化战略部署。毛泽东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周恩来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正是在这些具有前瞻性思想指导下，新中国科技事业开始起步并取得巨大成就。
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我国在科技基础最为薄弱的情况下，不断发展科技事业的极端艰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科技事业方面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系列突破，其中更包含诸多重大科技突破，如“两弹一星”等，这些成就既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继续推进科技事业提供了基础性支撑，也为新时代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经验借鉴。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深入揭示新中国取得巨大科技成就的显著优势、经验成就等，以期为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推进科技创新提供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在西方帝国主义集团经济封锁、国家“一穷二白”现状下，捍卫新生人民政权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基于此，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迫切需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科学技术。
（一）需破解西方大国经济封锁的困局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不仅对我们进行军事围堵，还实施经济封锁。新生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权面对的“生存”挑战，使我们党将推进自立自强、科技创新作为战略目标，以更好应对国家面临的安全和发展威胁，毛泽东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自立自强、科技创新并不是不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技术，毛泽东非常重视、强调向国外学习先进技术，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积极学习苏联技术，但由于美西方国家对我们进行经济封锁，不可能共享技术。邓小平也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新中国成立后，美国迅速出台《出口管制法》，在国际上带头孤立封锁中国；1950年，美国商务部又出台《出口管制条例》，禁止与中国进行贸易；为达到长期孤立和封锁中国经济的目的，1952年，美国鼓动其西方盟友，在巴黎统筹委员会基础上建立“中国委员会”。此后，西方帝国主义集团持续加大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于1962年、1964年先后两次修订《对外援助法》。面对美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要想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必须具有雄厚的科技支撑，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发展经济根本不可能，只有依靠自身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通过自立自强、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不断破解美西方国家的封锁。
然而，面对全国范围科学技术的整体落后困局，只有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成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改变当时落后的科技发展状态。事实证明，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攻克关键所需。
（二）科学技术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
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基础薄弱、国防科技力量不足等现状亟待改变。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广大人民，着手恢复国民经济并开展各项建设，推动我国从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原本用于战争的科技逐步转化为民用，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第三波现代化浪潮逐渐席卷而来，原子能、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等迅猛发展，对民众生活产生翻天覆地的影响，使科学技术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对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作用，敏锐抓住科技革命浪潮，譬如，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科技基础相当薄弱，研究机构全国仅30多个，科技人员约5万人，面对这一现状，党中央要求加快科技力量布局。1949年11月1日，我国成立中国科学院，在建立较为完善的科研体系过程中发挥了主心骨作用，既促进了地方科研机构建立，也推动了高校和产业部门科研机构发展。而后，为进一步促进科技发展，我国又成立了中国科协等组织。到1955年底，全国科研机构从30多个发展为800余个，专业性不断提升；全国科学技术人员从原先不足5万人发展到40余万人，为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都为推进工业、国防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动科技领域进一步取得巨大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处于发展科学技术重要战略机遇期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第一，20世纪50年代，世界科技经过第一、第二次科技革命进入高速发展期，也逐渐迈入第三次科技革命阶段，以空间技术、电子计算机、原子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快速发展。面对这一战略机遇期，1955年3月，毛泽东作出重要部署，他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第二，世界也存在相对和平的战略机遇期，这一国际环境为中国安心发展科学技术提供了良好支撑。二战结束后，世界小范围还存在战争，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小范围战争多数已结束，世界进入相对和平时期。对此，毛泽东迅速作出科学论断，为中国科技、经济发展提供思想指导，他指出：“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而且毛泽东还强调要充分利用国际休战这一时期，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党推进科技发展、取得科技成就，从客观层面看，具有创新发展的体制优势；从主观层面看，具有强大精神优势和具有魅力与能力的领导集体；从推进原则看，我们党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充分吸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教训。
（一）体制创新：计划经济体制与举国体制的结合优势
毛泽东非常重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以推进科技发展。新中国能够取得巨大科技成就，首要归功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党和政府主导资源配置、计划经济体制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相结合，两者良性互动为新中国推进科技创新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具体而言，1949年至1978年，新中国为迅速提升科技水平以支持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对重要科技活动进行部署，自上而下推动建立科学技术体系，这也是短时间内新中国取得科技创新巨大成就的唯一途径。1956年1月，毛泽东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这一“远大的规划”需要集合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都很薄弱，尖端科技的突破需要综合所有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发展势能，即开展全国大协作，进行联合攻关。正如毛泽东在1956年4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的，“有一些事情地方是不享有独立性的，只有国家的统一性；另一些事情地方是享有独立性的，但也还需要有全国的平衡，……没有平衡，没有调剂，我们全国的大工业、全国的工业化就搞不起来。我们在讲地方的独立性、讲地方独立自主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走向极端，偏到另一方面去了”。可见，正是计划经济体制与举国体制下，党和国家才能通过计划和指导，对工业化建设乃至科技创新进行全面规划、调控、管理，优化配置有限的科技资源，进而为取得巨大科技成就提供可能性与现实性。质言之，新中国正是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人力、物力、财力集中，高效配置科技创新资源，同时借助举国体制强化跨学科领域协同攻关，将体制优势转化为科技自主发展优势和效能，进而在重点领域和前沿技术等方面迅速形成竞争优势，才取得了“两弹一星”等一系列科技成就。
（二）民族品格：强大的精神引领优势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全体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有助于形成浓厚的科技创新氛围和艰苦奋斗品质，极大推动科技事业繁荣发展。第一，从整体逻辑来看，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追求科技创新的原发内生动力，奠定了新中国勠力推进科技创新的发展基调。爱国主义精神不仅是情感归属与情感认同，更是一种深深植根于民族血脉的强大动力，在科技创新中发挥着精神支撑、直面挑战和乐于奉献等多方面的激励作用。第二，从主体逻辑来看，爱国奉献、集智攻关的科学家精神是实现科技创新的鲜明底色。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指出：“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必须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事艰苦的工作。”老一辈科学家深知“落后就要挨打”，坚定地在国家物质贫乏、基础薄弱的条件下承担起建设新中国的光荣使命。“中国氢弹之父”于敏曾言：“我自幼对民族所受欺压有切肤之痛，为了祖国的安全，我愿意为国家和民族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没有任何国外技术支持和资金紧张的情况下，从零开始研究，面对未知的核潜艇设计和研发过程，全靠算盘和计算尺进行数据演算，攻克种种技术难关，开拓了中国核潜艇的研制领域。第三，从实践逻辑来看，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铁人精神等，是助力科技创新的强大支撑，以王进喜等为代表的工人群众与科学家们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与进步。在石油资源匮乏、国家急需能源支持的时代，他们深知石油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将个人命运与国家需求紧密结合，发出“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呐喊，结束了中国人民依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揭开了我国石油工业发展新篇章。毋庸讳言，在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各行各业中国人民辛勤努力，汇聚成磅礴力量，推动科技事业不断创新发展。
（三）核心意识：领袖的人格魅力和坚强决心
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道路充分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党情、国情、世情的准确判断和科学规划，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人格魅力，则是吸引凝聚大量优秀人才，激发全体知识分子创新热情和创造力的向心力来源。在新中国科技事业奠基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科技发展的决策依据，为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指明了正确方向。例如，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明确宣布，中共中央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文化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反映了繁荣文化艺术、发展科学技术的时代要求，彰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国家繁荣与稳定的坚定信心。在毛泽东科技思想引领下，新中国制定了宏伟的科学发展规划，着力推动技术革命，力求改变经济面貌。周恩来明确表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同时，国家还高度重视并关怀那些致力于科技事业、报效祖国的优秀人才。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上的讲话就“如何团结知识分子”提出了六方面认识，即信任他们、帮助他们、改善关系、解决问题、一定要承认过去有错误、承认了错误还要改，这种凝聚力和向心力对推动科技创新起极大促进作用。对此，毛泽东多次强调，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都具有重要作用，要建设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周恩来提出了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强调要加强和改善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使他们得以发挥聪明才智，更好为社会主义服务。概言之，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和坚强决心对新中国科技创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以高尚品质和坚定信念，激发了科研人员创新热情，引领了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以苏为鉴：独立自主的原则优势
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新中国的辉煌科技成就。回顾新中国科技自主发展历程，中国从依赖外援到构建独立的创新体系，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技赶超之路和精神传承之路。在关于如何处理学习别国经验和保持自身独立性问题上，1956年《论十大关系》清晰指明我国进行科技创新的指导原则，即在技术方面大部分先学习外国，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因此，在向苏联借鉴、学习中，我国科技人员始终保持积极的学习态度，秉承自力更生原则。1958年，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随着国际局势变动和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深刻认识到独立自主推动科技发展的重要性。这一认识进一步坚定了党领导人民自力更生，推动科技自主创新的决心。1964年底，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正是因为在推进科技事业发展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新中国才能在短时间内取得一系列重大科技突破，打破外部封锁，提升国防力量，为后续科技发展奠定坚实研发基础。
三、新中国取得巨大科技成就的主要经验
（一）将技术革命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利用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站在社会革命高度强调科技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这只有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下才能实现。毛泽东关于技术革命的论断，是在指导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形成的，早在1954年，毛泽东在对中央农村工作部提交的报告进行修改过程中做出批注，指出：“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了，困难越来越多了。这是两个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劳动农民个人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个方针，就是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1956年1月，全国知识分子会议进一步丰富了技术革命内涵，毛泽东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会上，周恩来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口号，倡导进一步扩充新中国科技创新后备军。1963年，毛泽东通过回顾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史，把改变经济技术落后状况提至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思想上将技术革命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还落到实处，积累了宝贵经验，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注重在各领域、按照目标计划稳步推进技术革命。毛泽东指出：“由于我国的经济条件，技术改革的时间，比较社会改革的时间，会要长一些。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约需要四个至五个五年计划，即二十年至二十五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农业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如1965年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针对农业机械化程度不高等问题，成功研制涉及小麦、水稻等农作物从种到收的农机具。二是以抓革命的高度狠抓尖端科技。如1958年苏联公布人工合成方法创造塑料半导体的消息后，我国就开始狠抓这一技术，在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内也掌握了该项技术，并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将无线电电子学、新材料等确定为需要重点攻克的尖端科技。三是瞄准世界前沿科技发展趋势，站在革命高度培养世界前沿科技发展所需的尖端人才。如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就开始对照世界前沿科技发展进行专业调整和设置，新增原子能电子学、辐射化学和热核反应专业、加快布局自动化和无线电电子学学科发展、增设高温物理和晶体学等。
（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与一体化布局
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了科技创新的顶层设计与发展方向，推动协同发展、促进资源整合；科技创新的目标导向，能够使科技发展聚焦关键领域，集中攻克科技难题。在党的领导下，顶层设计与目标导向相结合，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提供了坚实支撑。1954年，党中央在给中国科学院的批示中强调了科学工作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指出：“党必须关心科学研究工作，从各个方面为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创立有利的条件。”这表明党和国家集中力量发展科学技术的决心。1956年，我国编制《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愿景规划纲要》，明确了若干重要科学技术任务和重要问题，为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奠定基调；1961年，我国颁布《科研十四条》，明确科研任务与保障，改善了知识分子待遇，促进了科技事业健康发展；1962年，《十二年科学规划》的目标任务提前5年完成，面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最新变革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求，《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顺势而生。质言之，党中央以“四个现代化”为导向，致力于“现代科学技术”嵌入并引领现代农业、现代工业和现代国防，同时密切关注全球科技前沿发展态势，特别是在国家战略关键核心领域实施“非对称”的赶超战略，以重大科技创新引领未来发展，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
新中国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成就的取得，与党中央自上而下组织推动和巨大投入是分不开的，相关数据显示，1956年全国科学研究投入为5.23亿，1965年达27.17亿，高于1956年5.19倍，这一投入持续增长，到1976年增长到39.25亿。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下，我国科技领域创新呈现可持续发展态势，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科技成就，主要表现在五方面：
一是国防科技突破。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成功爆炸，多种型号的导弹陆续成功试射，1967年我国第一枚自主研制的氢弹爆炸成功，这些成就在国防科技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显著提升了中国的国防实力和国际地位。二是航天技术发展。1970年4月，中国成功发射首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为后续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三是农业科技创新。1973年10月，袁隆平成功培育出杂交水稻，解决了三系法杂交稻研究中的三大难题，大大提高了中国粮食产量，对解决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中国还在农业机械化、水利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促进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四是建立工业科技体系。通过引进技术和自主研发相结合，我国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工业科技体系，在机械制造、电力、化工等领域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五是科研体制改革。新中国初步建立并发展了科研体制，包括设立科研机构、调整科研方向、改善科研人员待遇等，这些改革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更好的环境和条件，激发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新中国成立30年间，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科技创新中妥善处理好顶层设计和目标导向的关系，实现了科技快速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基础，也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宝贵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正是基于对这一经验的守正创新，我国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高铁、大飞机等领域走在世界前列。因此，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应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使党始终成为风雨来袭时全体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
更重要的是，只有在科技创新、科技自立自强中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才能促进科技发展惠及广大人民，实现在为国为民中进行科技创新的目的，如此才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投入积极科技创新的大潮，形成科技自立自强的巨大合力。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确定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价值指向。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确立了“为国家建设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科技事业宗旨。习近平指出：“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这一宗旨不断提升广大人民参与创新的主动性、积极性，为科技创新和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为人民共享科技成果确立了根本保障。同时，还要看到“科技发达并不必然带来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也不必然促进人民共享科技成果。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就证明了这点。基于此，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进一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顶层设计与目标导向相结合的根本保障。
（三）构建科技水平整体提升与关键核心技术重点攻克的联动格局
科技创新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要素，科技事业整体提升、一体化推进是激活科技创新的关键举措，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现实和国际现状，促使我国必须集中科技资源解决关键问题，即在整体提升与重点攻克中寻求战略平衡，这是新中国取得巨大科技成就的主要经验，而且这种战略平衡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处理好，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人主义，不可能在短期内聚集全国重要人力、物力等资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要言之，新中国科技创新是全方位的，同时是重点突出的。在筹备“一五”计划草案过程中，相关部门详尽比较分析了苏联与欧美国家工业化发展的不同模式，经过全面考量达成共识：“一五”计划的核心必须聚焦重工业发展，因此，全面推动科技创新，特别是国防科技和重工业领域的创新，被确立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主要目标。毛泽东指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1月至2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领域三个学部（技术科学部、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从自然条件及资源、矿冶、燃料和动力、机械制造、化学工业、土木建筑、运输和通信、新技术、国防、农业林业牧业、医药卫生、仪器计量和国家标准、若干基本理论问题与科学情报等13个方面，提出了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616个中心问题，后经整理综合提出12个重点任务，形成《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又称《十二年科技规划》，确立“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科技发展方针。为迅速壮大我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力求某些重要的和急需的部门在十二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使我国建设中许多复杂的科学和技术问题能够逐步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做到更好更快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12个重点任务不仅涉及国内国际重大科技问题，而且涵盖军事科技、工业建设、农业生产、医疗卫生事业等普遍发展问题，其中，原子能技术、喷气与火箭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技术等前5项新技术又在优先发展行列。这表明我国科技创新开始全面布局，同时力求重点突破。
通过全面统筹和有效调控，我国在这一宏伟蓝图指引下，既立足实际，又志存高远，建立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国防科技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在发展新兴领域的同时带动科学技术全局发展，实现了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历史性跨越，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不言而喻，这种在科技事业的推进上注重协调好整体提升与自主重点攻克的关系，对新时代新征程我国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宝贵经验，新时代新征程，应继续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挥党和政府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中的全面统筹作用，构建有利于提升整体科技水平和有效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治理体系。
（作者系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毛邓理论研究”，原刊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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