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飞：中国如何与特朗普打交道？——与郑永年先生商榷

郑永年先生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如何与特朗普打交道？》的文章，我认为分析得挺好，但也有不同看法。本文就一些不同看法谈谈自己浅见，向郑先生请教并商榷，也希望更多的人参与讨论，群策群力，民主建言。

 

一、关于单边开放

 

郑先生提议：“中国可以采用单边开放的方式，需要把目前的单边开放政策扩展到美国人民和资本，让美国人民和资本来决定是否选择和中国交往。”

 

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提议，但是应该明确一点：美国资本指的是哪些资本？是产业资本（制造业）？商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我们认为中国必须对西方金融资本慎之又慎！

 

我们反对中国向美国金融资本开放。因为美国金融资本的本性在美元霸权加持下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潜在危害极大，尤其是在当今中美地缘政治敌对关系的大背景下（美国打压中国，不是中国敌视美国），美国金融资本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意义值得深刻考察。更重要的是，中国不应学习美国经济金融化模式。美国股市和实体经济有相当程度脱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市场是导致美英去工业化、走金融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金融市场从根本上来讲应坚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原始功能，不可以滑向西方经济金融化的邪路。向美国金融资本开放弊大于利，甚至可能有害无益。

 

中国国民财富的安全、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及独立性、金融系统的潜在风险性，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和主权。也许郑永年先生所说的“美国资本”不包括金融资本，假如郑先生的意思包括金融资本，或者有关方面也有向美国金融资本放开中国市场的意向，那么我们认为有关方面应该对此项政策做广泛深刻的研究。

 

中国有十四亿人口，世界第二的经济体量，自身是一个超大市场，经济要行稳致远就应当谋求双循环，特别是历经几十年的高速发展，积攒了大量外汇储备，单边开放有这样的能力，也有利于培育双循环。但是，单边开放说到底必须为了发展中国经济、为了服务中国利益，单边开放不能与这个目的相悖。关键领域需要慎重，金融市场就是这样一个应当慎之又慎的领域。

 

二、关于监管问题

 

郑永年先生指出人工智能是中美竞争的重要领域，同时认为：美国进入了一个“无监管”特色的原始资本主义2.0阶段，“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需要改变目前过度监管的状况，因为过度监管已经导致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和相关的互联网领域）发展不足的局面。中国至少要实现监管和发展之间的平衡，否则在人工智能领域很难赶上和超越美国”。

 

郑先生对人工智能重要性的强调是非常正确的，但没有对“过度监管“给予具体说明。我们联想到近年监管部门对某些互联网企业上市叫停或要求退市，不知“过度监管”一说是否与这类情况有关？就这两个案例来看（叫停上市和要求退市），相关企业或涉及系统性金融风险、或涉及国家数据安全，有关部门的监管措施应当是合理且有充分根据的。

 

目前美国联邦政府确实没有对人工智能的全面监管法规，而且特朗普与马斯克代表的高科技资本结盟，新一届美国政府很可能倾力推动人工智能领域开发。但是，相当一部分美国州政府对人工智能制定了或正在制定监管法规，而且美国社会对监管问题有很多讨论和呼吁。我们认为，鉴于人工智能巨大的潜在风险，“无监管原始资本主义”是不可取的。

 

下图是美国各州政府当前监管立法状态：

 

【US state-by-state AI Legislation Snapshot】

 

三、关于“国民经济国家化”

 

郑永年先生认为：国有企业很难具备民营企业那样的效果和竞争能力，美国乐见中国“国进民退”，这将促使中国国民经济国家化，进而国民经济军事化，最终陷入军备竞赛而被拖垮。而美国不存在这问题，因为美国无国有企业，美国政府在军备竞赛中把资本导入私人企业，通过私人企业竞争提供军工产品，美国依靠私人企业赢得了历次战争或军备竞赛，并使美国科技跨越台阶，促成军民融合，把诸多军工技术转化成民用。

 

郑先生这方面的论述，我认为有较大程度不符合事实。

 

1、郑先生认为：“美国乐见中国国进民退”。我对这个说法很意外，这完全不符合美国舆论或官方言行！美国始终在攻击中国的国有企业，对中国贸易战的借口之一就是认为中国国有企业与美国私营企业竞争是“不公平”的，对华制裁的很多时候是借口被制裁企业“属于国有”或者“与中国政府有关”，又怎么可能乐见中国“国进民退”？不知道郑先生这个论断有什么根据？

 

2、郑先生说：“美国没有国有企业”。这也不符合事实。实际上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拥有企业，其经营和管理模式可能和中国政府有所不同，但本质是国有。仅举数例，联邦政府拥有：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国家铁路客运公司（NRPC or Amtrak），田纳西水电管理局（TVA），美国邮政（USPS）。美国地方政府企业以大华府地区为例：华盛顿特区有华府公交（WMATA or Metro），马里兰州有马里兰地区通勤铁路（MARC），佛吉尼亚州有佛吉尼亚铁路快运（VRE）。

 

3、郑先生认为美国是依靠私人企业竞争赢得了科技突破、战争及军备竞赛，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美国许多重大军工技术研发和突破都是政府一手操办，如曼哈顿工程、航天工程、互联网开发等等。法律上美国军工企业是私企，但人人都知道艾森豪威尔总统关于“军工复合体”的警告，美国军工企业和军政精英利益深度捆绑，旋转门制度使他们可以任意换位，与其说美国军工是私企，不如说是官僚资本主义体制。这种政企相互渗透、项目高度垄断的体制，“私企竞争”一说难以成立。所谓美国“军民融合，诸多军工技术转化成民用”，这种评价也需要分析：如GPS分民用版和军用版，美国军方不仅掌控GPS精度，还可以随时关闭服务；美国高科技企业和美国政府合作，与政府分享数据，在很多设备和操作系统中预留后门。美国政府与军工企业的捆绑关系、美国政府对民用事业和民间企业的巨大影响力和掌控力，不妨说是一种“具有美国特色的国民经济国家化”。

 

我想，郑先生的意思是要说明：苏联搞国有经济，进而军备竞赛，导致亡党亡国；而美国搞私有经济，军事和国民经济都成功了。尽管前文指出郑先生观点的许多依据不符合事实，但是，“国企不具有民企那样的效果和竞争能力”这一论断是否有道理？所谓的“国民经济国家化”（即国有经济）是不是真的是一个指向失败的制度？这样的问题值得大家深刻思考与讨论。

 

美国靠“具有美国特色的国民经济国家化”，完成了曼哈顿工程等许多重大军工项目。同样，中国在“国民经济国家化”的时期搞成了两弹一星、核潜艇、航天工程等重大项目，如果没有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举国体制，这些成就是不可想象的。中国核能事业、大飞机制造凸显了军工技术转化民用的成绩，中国商业领域的无人机产业、美国攻击中国对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货物，这些事例展示了中国军民融合在稳步前进。中外经验都一再证明，国有体制是重大技术研发与生产的根本保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才谈得上创新开发以及军民融合。

 

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国企和民企的共同作用。民营企业有活力，具有多元化特点，激发个体创造精神。中国民营企业在就业、税收、创新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仅如此，大量的民营企业积极带动共同富裕，充满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比如华为、胖东来等民企在舆论场上的荣耀有目共睹。

 

但是不可否认，所有制的不同决定了企业经营目的不同，动机不同，行为不同。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竞争以利润为目标，生产目的异化，许多企业忽视社会责任，经营目的只为牟利，不为社会福祉。私营经济逐利本性使企业倾向于压低成本，牺牲质量。波音飞机屡屡发生重大事故，成为近年来的突出案例。同时，在行业有利可图时私企资本蜂拥进入，赢者通吃，败者淘汰，形成忽冷忽热的商业周期，结果对社会整体而言造成巨大资源浪费。

 

2024年12月4日，美国联合健康医疗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莱恩·汤普森在曼哈顿市中心区被人枪杀，案发后美国民间舆论一面倒地谴责保险公司，赞扬枪手曼吉奥尼是英雄，鲜有普通民众同情汤普森，而美国政府却打算重判枪手，最高可能判处死刑。

 

美国通常把伤亡4人以上的枪击罪案定为大规模枪击案件，2024年大规模枪击案585件，伤亡3074人。相比于大规模枪击案，汤普森案死一人，就刑法角度来讲显然性质没有大规模枪击案严重，但是美国政府对待大规模枪击案件从来没有像对待汤普森案这样兴师动众、倾力打击，而美国民众也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不同情死者却广泛赞扬枪手。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因为私有制的美国医保经营目的不是为了治病救人，而是牟利！美国政府为了保护这种制度，企图通过重刑处罚曼吉奥尼来威胁民众反抗情绪。

 

【美国民众视为英雄的曼吉奥尼】

 

私营企业有活力，有创造性，但并非所有的“创造”都是有益的。华尔街把次级贷款包装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金融工具”，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累及全球经济。美国联合健康医疗保险公司以创新著称，制度性地大量拒付医疗保险，拒付率超过30%，大量病人因此死亡或长期承受病痛折磨。与此同时，该公司年度净利润达数百亿美元，汤普森本人年薪超过一千万美元。这种唯利是图、无视社会责任的企业绝非个别现象，例如中国恒大也“善于创新”，恒大一家就给全社会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害。还有一些中国企业主在中国发财致富，之后却转移资产到海外，毫无共同富裕理念，毫无民族责任感。

 

相对而言，国有企业要向政府负责，接受政府节制，而代表公权力的政府要对社会整体利益负责，因而公有制天然负有社会责任。国有企业也追求利润，但其政治属性、社会属性使国企有时要薄利经营，甚至亏损经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利润为“效率”指标，我们看到的是国企“低效或无效”，但是以社会责任、社会贡献考察，我们必须承认国企践行的是经济活动原初目的，即以人为本，为人服务。只要中国国企通过改革，建立健全民主监管机制，杜绝官僚主义和利益集团弊端，这种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国有企业就必定具有强大生命力。

 

政策角度来看，中国政府一直积极扶持民营企业，例如，新能源和电动汽车的蓬勃发展在很大程度得益于政府的相关政策。民企有民企的特长，国企有国企的优点，应该互为补充，不应轻易褒贬。中国需要更多的华为、胖东来这样的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是行之有效的经验，应当坚持下去。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中国与特朗普打交道，或者与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打交道，首先需要做强自身，自身强不仅表现在经济活动兴旺，更要表现在社会上下同心同德。企业有担当，谋求共同富裕，社会就有经济收入上的公平正义，如此社会就安定，就同心同德，这样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携手奋斗，中国经济就能实现科技创新，就能实现军民融合，就能战胜各种风浪和挑战，就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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