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东来抱着“不为个人赚钱，而为服务务社会、服务人民”“先富带动后富”的“经商理念”办企业，理所当然博得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他的员工）的欢迎、拥护和爱戴。但是，他的“经商理念”，与其他商人的“经商理念”是根本不同的。古今中外的商人，其共同特点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也就是尽可能捞取最多最多的钱。即使是他们自己，挂在嘴上的一句话也是：“在商言商”，言下之意是“我是做生意赚钱的，你不要给我讲什么政治，拿什么思想、道德来约束我”。所以，在商界，能做到不偷蒙拐骗的，就算是好商人了。而许多商人，是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不择手段捞钱，有的到了“要钱不要脸”，甚至是到了“要钱不顾及老百姓生命”的程度。要不然，怎么会有“奸商”“无奸不商”之说呢？
正因为于东来的人生观、价值观，他的“经商理念”，与许多唯利是图的商人及其喉舌不同。那些人就把于东来当成是挡在他们暴发道路上的“绊脚巨石”，对挡其财路的他恨之入骨了。所以，于东来只不过提了一个自己公司员工结婚不要收彩礼，办婚宴不要超过5桌，员工不要靠父母买车买房的倡议。便遭到如此重多媒体的疯狂攻击，给他扣了许多帽子，其中一顶是，说他“越界管制、管得太宽、太严”，像个当家长的，“爹气太重”，言下之意是说于东来就是一位封建意识浓厚的家长，干涉子女私生活太多。以此挑起群众（特别是他的员工）对他的不满和反对。
对封建意识浓厚，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即所错“爹气太重”）的家长，我也是坚决反对的。比如电视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那个祝员外，封建思想特别浓厚。他的女儿祝英台与同学梁山伯情投意合，自由恋爱，一点错误都没有，他却要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强加干涉，嫌梁山伯家境贫穷，无钱无势，便硬把女儿许配给太守之子马文才，结果酿成了丧失两个年轻人生命这样的惨剧！对如此“爹气严重”，管得毫无道理的家长，那是理所当然应该反对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反对所有家长对子女的严管严教，也就是不能对管得对的也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加以反对吧。
说到于东来对员工的管教，说他“爹气太重”“管得太宽太严”，这一指责根本不符合事实。于东来对员工的管理是很人性化的，他把职工当成兄弟姐妹相待，这方面的事实多得很，网上已有铺天盖地的文章作过描绘，我就不在此“炒现饭”了。当然，我也不否认，于东来的有些规定，也有“不允许”之词。但他不允许员工做的事，都是禁得对的，是为职工利益着想的，也是对净化牡会风气有良好作用的。我们退一万步说，于东来就像是个家长（攻击者说的“爹”），把员工当成子女一样严管严教，这又有何不可呢？我要问问：难道父亲（爹）的“严管、严教”就一定是错的吗？我就讲讲我爸爸对我“严管、严教”让我改变了一生命运的故事吧：
那还是解放前，我十一二岁时，考上了距离我家有十五六里路远的文昌阁高小“读寄宿”。那时的学校，吃的是糙米饭，且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吃完，哪里吃得饱喽。还有，老班生欺负新班生。日常生活呢，完全要学生自理。从小就被奶奶宠惯了的我，对学校这种生话根本过不惯，也就“身到学校心在家”，成天就是想家想奶奶想妈妈，一点读书的念头都没有。说起来都脸红，我还逃过一次学：有一个星期天，奶奶摇动她那小脚把送到学校。当她打倒回家时，我悄悄地跟在她身后，距她不太远、也不太近；她走我也走，她停我也停。直到老眼昏花的她终于发现自己身后的“小尾巴”是“宝贝”孙子时，已是日落西山再也无法把我送到学校去了。无可奈何的她，只好把我带回家里，藏在楼上，不让严格的父亲发现。
我小时候这种“愚顽怕读文章”的行为，真的把爸爸愁死了。要知道，爸爸虽是个农民，却在我们村子里是一位“先生”（知识分子），是一个把文化知识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人。他带领一家人不辞劳累发狠做事、勒紧裤带尽量节约，省下的钱不买田不买地，只供我们兄弟（妹）读书，掌握知识，将来“有出息”上。他看到我们兄弟贪玩好耍，脸上便会“乌云密布”；而看到我们认真读书写字，则会满脸“阳光灿烂”。尤其是对我这个体质特弱的儿子，爸爸更是格外担心。他觉得，我的唯一出路是要读书跳出农门，否则，当农民是不可能谋得饱饭吃的。所以，我不愿离家去上学，甚至逃学，也就等于在他心上捅力子，让他伤心至极。
记得有一次爸爸我我谈话，说：“我问你，你不愿去读书，那你将来做什么，吃什么？你这样的身子，当农民是肯定吃不消的。”我没有吭声。爸爸又说：“那就跟‘呆皮古’（一个裁缝的别号）学做衣服去？”那时农村的裁缝，同样要离开自己的家到各个村子去给别人做衣服，这与离开奶奶、妈妈去上学读书是一样的。我心里这么想，但嘴上不敢说。爸爸再问：“要不就去跟剃脑师傅学剃脑去？”那时农村人理发叫“剃脑”。农村的剃脑师傅也要离家到各村去给别人剃头，我也不乐意去学，还是没有吭声。我的这种不求上进和“徐庻进曹营一言不发”的表现，让爸爸伤透了心。他沉默了，点燃了旱烟吸了起来，烟雾一圈一圈绕满了房子。我斜眼看了看他，只见他一脸阴沉，眼里还含了泪水。隔了好一会时间，爸爸又开口了，严肃而坚定地向我说出了他对我的最后决定：“叫你学这也不乐意，学那也不乐意，难道你要当二流子吗？没用的东西！我告诉你，你无论如何都得给我上学读书去！要是再逃学的话，我就打断你的腿，看你还怎么逃！”我知道，这是爸爸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思考之后才做出的决定，谁都改变不了的，我不得不照办。
我就是在爸爸这样“逼迫”下才读书而改变了命运的。我妹妹曾对我说：“二哥，你这个作家、正处级干部、地区文联主席、省文联委员，是爸爸逼你读书读出来的，是不是呀？”怎么不是呢？如果不是爸爸“爹气重”管教严，如今的我，那就绝对是另一个“我”。我非常感谢爸爸“爹气重”，对我的严管严教！
再说到于东来，好在他的“爹气”还不够重，他管得也不是相当严，只是说了对违反他提出婚事从简倡议的员工“取消福利待遇”，没有说“停发工资”，更没有说“开除店籍”。如果他像有的私企老板那样把员工当成“工具”，用得顺手就用，一不满意就喊“你给我滚蛋”，把“工具”丢垃圾一样抛掉。要是于东来真的这样‘爹气太重’“管得太严”，那么，那帮恨他恨得入骨的人，还不知会怎样讥讽、抹黑、攻击、诋毁呐！
唤！在当今这个由美帝主宰“弱肉强食”的世界里，霸主高举着“民主自由”旗帜，放律干那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勾当（用鲁迅先生的话说是“人吃人”）。谁要是对他们的言行说“不”，他们就污蔑谁干涉其“自由”，把“专制”的大帽子扣在谁的头上。由于他们打出“靓丽”的招牌福人，也就搞得世上的人对错不分，是非不辨。这，在他们的社会里是不足为奇的。奇怪的是，在我们的社会王义国家里，也有一帮人崇敬美西方的那一套“民主自由”的花招，想一切都放任自流，想干什么便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甚至想实现资李主义复锋，都没有人管，他们才会心满意足，不亦乐乎！请向，这种现象难道是正常的么？
（作者：欧植竹，又名欧阳植竹，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湖南省作协会员，省文联第四、五届委员，省文艺理论研究理事会理事，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委员，郴州市文联原主席；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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