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私有化市场化改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依据，就是新老自由主义的鼻祖——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实质就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目前大学开设的《西方经济学》课程“前言”或“序言”中都讲到，亚当·斯密的这一思想是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哲学依据，或者说逻辑起点。而在官方和社会上对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导向持肯定态度的部分学者和群众中，几乎都认为“人本性是自私”的，走社会主义公有制道路是违背“人性自私论”的。笔者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性”理论实质是哲学问题。笔者在多年研究哲学基本问题的同时，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本性问题。研究亚当·斯密的两部典型著作《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对亚当·斯密人学理论的批判。笔者是坚决反对私有化市场化的改革导向，也写过多篇文章，同时也反对亚当·斯密的人性理论。现将笔者发表在2015年《创新》（南宁社会科学院院刊）杂志第2期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对亚当·斯密人性论的批判》一文重新发表在红色网站。希望有助于同志们和各位红色网友认识“人性自私论”及其经济学理论的错误本质，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本质、本性理论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科学内容。
【内容摘要】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以“人本性自私论”思想作为其全部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和逻辑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其经济学合理思想的同时，对其糟粕特别是“人本性自私论”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本性自私”论是把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抽象化为所有人的本性。商品交换的根源不是“人本性自私论”，而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人本性自私论”形成的商品交换关系在互利的同时，也必然导致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敌对和竞争关系。私人利益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其内容和实现的形式、手段是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人本性自私论”把人与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简单化为功利关系，实质是剥削关系、金钱关系。实现“人本性自私论”的基本的经济条件就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人本性自私论”形成的所谓“人道主义”是伪善和不道德的。以“人本性自私”为逻辑起点形成的古典经济学实质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批判思想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亚当·斯密是一个经济学家，但他的经济学中也包含着一些哲学回答，特别是他的人性理论。他认为，人性的最大特点，就是首先关心和维护自己的利益。商品交换的根源就是人的利己之心。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客观上就会促进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同时人性也有对他人的怜悯和同情之心。亚当·斯密正是以他的这种人性理论构筑了他的全部经济学。自利和利己本性是他全部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和逻辑起点，也是贯穿于各章节内容的一条基本线索和指导思想。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施蒂格勒指出：“《国富论》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石的一座辉煌的宫殿”。
亚当·斯密的人性理论不是孤立的，它实际是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反对封建文化、神学思想中禁欲主义的产物，是为资产阶级发家致富，为资本主义私有制鸣锣开道的思想武器，是整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的一个具体内容。文艺复兴以来产生的许多思想家，无论是唯物主义哲学家，还是唯心主义哲学家、经济学家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人的利己主义本性。如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洛克宣扬人的本性总是趋乐避苦，保持和延续个体的生命，总是追求个人的快乐和幸福。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休谟认为道德产生于调整冲突的利己心，利己心是正义法则的真正根源。荷兰思想家曼德威尔
（《资本论》中译为孟德维尔）鼓吹私恶即公利。认为一切善行都出于个人的利己冲动而不是什么利他的仁慈，“是经过深思的行为，其源盖于人类自私的本性。”
（《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整个社会充满着自私自利的败行与恶习，结果却造成了全社会的福利与繁荣。18世纪英国思想家边沁把人本性自私论进一步系统化，形成了两个功利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是认为人们一切行为的准则取决于是否增进个人的幸福，二是自利原则在追求个人幸福中占支配地位，不考虑个人的追求对他人和社会带来什么后果。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认为追求个人幸福是人生下来就有的欲望，利己主义是美德之第一立法者和原因，并引伸出道德的两条基本准则：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黑格尔哲学解体过程中出现的德国唯我主义哲学家施蒂纳进一步把以往思想家的利己主义思想推向极端，认为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唯一的我”才是历史的动力。这种利己主义的人道主义学说针对宗教神学弘扬神性，贬低人的欲望、利益特别是个人的物质利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强调人们现实的物质利益的积极的社会作用，是有极其重要的合理思想及其重要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对这种人道主义既批判又继承，包括对亚当·斯密的人性论思想。恩格斯说，唯物史观是研究人的活动及其规律的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人学理论，但它不是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人道主义的全盘抛弃，而是扬弃，是对以往人道主义学说中的唯心主义成分的彻底批判，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人道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对以往几乎所有鼓吹利己主义抽象人性论的观点都进行过批判，同样也对贯穿于亚当·斯密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核心思想—人本性自私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1、“人本性自私”论是把资产阶级的自私本性抽象化为所有人的本性
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他们的理论生涯，就非常关注人、研究人。他们曾经接受过多种人学理论，如宗教学说、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中的人学思想。但马克思恩格斯青年时期的思想是一个转变过程，伴随着他们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在人学问题上也从宗教神学中的人向自我意识的人、自然意义上的人、现实的人的转化。1845年春天，在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的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不仅提出和深入阐发了科学的实践观，而且从实践观出发，科学地揭示了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最重要的特征、特性就是人们的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活动。但人不是孤立的个人活动。人在劳动实践中必然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在生产关系基础上形成家庭、伦理、道德、政治、宗教等多种关系。人在劳动中结成关系，又在关系中进行劳动，人的劳动是发展变化的，人的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多种社会关系也是变化的。马克思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也就是说，当我们讲到“人”这个对包括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人的整体概括时，人的本质、本性就是人的劳动本性、人的社会性。但由于人的劳动能力的可变性和社会关系的可变性，因而人的具体本质、具体本性是可变的。在存在阶级的社会中，人的本质、本性主要就表现为人的阶级性。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以这种科学的人的本质观、人性理论分析批判了亚当·斯密的人性理论。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的利己主义人本性观实际上是从人的经济利益角度说明人的本质、人性理论。人在各项活动都要追求利益。但问题是利益决定人的一切活动，还是人的活动决定利益？人是否只追求物质经济利益？是否只追求个人利益？亚当·斯密的错误一是不懂得人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的物质因素不是利益而是人们的物质劳动及其物质生产方式，利益也是受物质劳动和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二是不懂得人们的利益是多方面的，他只把利益单纯归结为个人的物质利益。三是不懂得人与人之间不仅有经济利益关系，也有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等。西方经济学家把亚当·斯密的利益观概括为“经济人”，本身就说明亚当·斯密人的本质、人性理论的片面性。如果说，亚当·斯密的人本性“自爱论”、“自私论”也是一种伦理道德观念的话，也只是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人的社会关系，但它不是主要关系、本质关系、全部关系。人的最主要关系是生产关系、经济关系。人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受物质劳动所制约，因而是变化的，人的伦理道德关系也是发展变化的，根本不存在适合于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所有阶级的共同的伦理道德关系。而且亚当·斯密的这种“自爱论”、“自私论”观点根本不符合历史和现实的事实。马克思否定了亚当·斯密的人本性自私论观点，但并不否定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的本质是自私的观点。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同时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社会组织逐步形成。于是，人们开始把个人的、家庭的利益与他人、社会的利益区别、对立开来。随着私有制度的最终确立，首先从个人利益出发的私有观念逐步取代原始社会的公有观念。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其生产关系并不完全相同，但生产资料的私有性质没有改变，在私有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私有观念本质上也没有改变。封建社会中的宗教神学竭力掩盖这种统治阶级的私有观念，鼓吹禁欲主义思想，实质也是为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私利服务的。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则赤裸裸地鼓吹个人的物质欲望，但是他们又不敢把自私的本质说成是本阶级的本质，而把自私宣称为整个人类的本质、是人的本性。马克思、恩格斯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思想家“把所有各式各样的人类的相互关系都归结为惟一的功利关系。看起来是很愚蠢的。这种看起来是形而上学的抽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关系实际上仅仅服从于一种抽象的金钱盘剥关系。”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79页）
恩格斯1876年在
《反杜林论》中谈到亚当·斯密的这种人性论观点时说：“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
（《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3-494页）
2、商品交换的根源不是“人本性自私论”，而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
亚当·斯密发现了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相互之间的依赖性，而相互依赖的主要表现就是物与物的商品交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的相互依赖性恰恰是人的社会性的表现。但人的相互依赖性并不都表现在物与物的商品交换中。原始社会主要表现为人们在部落、氏族等集体内部的生活。私有制产生之后出现的奴隶制和封建制虽然开始出现商品交换现象，但不是主要方式。直到封建社会末期，商品交换现象才逐渐成为人类相互依赖的主要表现。由此说明人类的商品交换现象本身并不是人类一开始就有的永恒现象，它是历史现象。人类的私有观念也不是永恒现象，也是历史现象。固然人类的商品交换与私有观念有联系，但私有观念绝不是人类商品交换的最终根源。归根结底，商品交换作为特殊的人的相互依赖性是人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主要进行商品生产，“只有在历史上特定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
（《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页）
3、“人本性自私论”形成的商品交换关系在互利的同时，也必然导致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敌对和竞争关系
亚当·斯密认为，人类在商品交换活动中，都出自于利己心。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并不考虑他人、社会和公共利益，但其结果却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即“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所谓经济活动中“看不见的手”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亚当·斯密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首先，任何商品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亚当·斯密本人也认识到这一点。一个产品不具有使用价值，就不可能成为商品。但马克思认为，任何商品的使用价值并不是对商品生产者来说，而是对使用者、消费者来说。如果商品生产者根本不考虑商品本身对他人的使用价值即具体的有用性，他怎么能够与他人交换呢？而考虑这一点本身就是在考虑他人的利益，也就是商品生产者在考虑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同时包括把他人的利益作为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生产者绝不单纯只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商品生产的出发点是双方的利益，是利益兼顾原则。只有主观上既从个人利益也从他人的利益出发，客观上才可能既实现个人的利益，也实现他人的利益。如果商品生产者都是这样考虑，商品交换遵循的就是等价交换原则，是公平原则，是共赢原则。亚当·斯密那种认为商品生产者完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观点是错误的。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并不认为所有的商品生产者都是利益兼顾原则，必定有一些商品生产者总希望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占有和损害他人的利益。买卖双方永远是一对矛盾，二者不可能完全一样。恩格斯在谈到商品交换的买卖关系时说，“每个人必然要尽量设法贱买贵卖。所以在任何一次冲突中，两个人在利害关系中总是绝对彼此对立的；这种冲突带有完全敌对的性质，因为各个人都知道对方的意图，知道对方的意图是和自己的意图相反的。因此，商业所产生的每一个后果就是互不信任，以及为这种互不信任辩护，采取不道德的手段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0-601页）恩格斯还认为，商业就是合法的欺诈。因为商业的第一条原则就是对一切可能降低该商品的价格的东西都绝口不谈，秘而不宣。由此可见，在商业中是允许利用对方的无知和轻信来取得最大利益的。并且也同样允许给自己的商品添上一些它本来没有的特点。任何一个商人，只要他肯尊重真理，他就会证明这是客观事实。经济学家认为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但马克思也由此得出相反的结论：“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
（《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页）
马克思、恩格斯的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商品生产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从客观效果上，一是有可能实现和促进他人、社会的利益。二是也有可能损害、侵犯、占有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前者会导致互利行为，对社会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而后者就会导致商品交换双方从开始的较小的对立、矛盾发展为敌对的利益的根本对立。我们每一个参与社会商品交换的正常人都能感受到商品交换中导致的这两种结果。特别是中国当代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大量出现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最好诠释，也是对亚当·斯密思想的最有力批判。亚当·斯密的错误就是只看到商品交换中互利的一个方面，而看不到相互对立、相互损害、侵犯或占有他人利益的方面。
4、私人利益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其内容和实现的形式、手段是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亚当·斯密鼓吹“人本性自私论”，并无限夸大个人利益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如何认识人的利益问题。从人的利益角度说明和解释历史，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历史，确实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早在1842年就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人们的利益仅仅是个人利益吗？不同社会关系中的人的利益是相同的吗？有没有阶级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大多数人的利益？利益及其实现利益的手段是头脑中自生的，还是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问题都做了回答。他们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性，人既是个体，也是群体。因此人们的利益也既有个人利益，也有群体利益。阶级、民族、国家是现实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会群体，因此也就存在阶级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不能把人们的利益简单归结为只是个人的利益。同时，人们的利益不是头脑中自生的，而是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是历史的变化的。正如马克思在批判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想时说，关键不在于私人利益是否真正达到和实现普通利益，“关键倒是在于：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
（《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103页）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资本家和工人所追求的个人利益的内容及其手段、方法是截然不同的。资本家是利用手中的货币购买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最大限度地追求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一无所有的工人是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依靠劳动的手段追求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生活资料。从表面看来，二者都在追求私人利益，但本质上是不同的，不仅内容不同，实现的手段也不同。其根本原因就是资本家和工人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同，生产中的作用不同，劳动产品的分配必然也不同，由此追求的利益内容、手段及结果怎么能够相同呢？亚当·斯密的错误是把人们的利益单纯归结为只是私人利益、个人利益，而把私人利益、个人利益又看作是头脑中自生的，而不是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他又把不同社会关系中形成的不同的私人、个人利益混为一谈，特别是混淆资本家和工人的两种根本不同的个人利益。正如马克思在批判边沁的平等理论时说：“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但马克思紧接着说，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这不典型地说明了资本家和工人由于生产关系中的不同地位而导致的个人利益的本质区别吗？亚当·斯密混淆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个人利益实质就是为资产阶级的自私本质做辩护。
5、“人本性自私论”把人与人的全部社会关系简单化为功利关系，实质是剥削关系、金钱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如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伦理道德关系等。亚当·斯密由于他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部关系的解释是从人的本质自私论出的，所以在亚当·斯密眼里，人与人的全部各种各样的关系就只剩下一种关系，即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中又简单化为个人功利关系。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虽没有直接批判亚当·斯密，但他们对施蒂纳的利己主义的批判实际也是对亚当·斯密的批判。施蒂纳在他的书中宣扬商品交换中人都是从利己主义出发，相互之间都是把对方当作“食品”，是相互“吞食”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说，施蒂纳的这种理论实际上就是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令人讨厌地大肆渲染的相互剥削的理论”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0页）。这种功利主义理论 “把所有各式各样的人类的相互关系都归结为唯一的功利关系，看起来时很愚蠢的。这种看起来是形而上学的抽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关系实际上仅仅服从于一种抽象的金钱盘剥关系。”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页）马克思恩格斯接着说，字面上的伪装，只有当它是现实的伪装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表现时，才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功利关系具有十分明确的关系，即我是通过我使别人受到损失的办法为我自己取得利益（[人剥削人]）。其次，在这种情况下，我从某种关系中取得的利益总是和这种关系相异的，正像我们在上面谈到能力时所看到的那样，人们对每种能力所要求的是与它相异的产物，这是一种由各种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关系，而它恰恰就是功利关系。所有这一切的确就是资产阶级那里的情况。对资产阶级来说，只有一种关系—剥削关系——才具有独立自在的意义；对资产者来说，其他一切关系都只有在他能够把这些关系归结到这种惟一的关系中去时才有意义，甚至在他发现了有不能直接从属于剥削关的关系时，他最少也要在自己的想象中使这些关系从属于剥削关系。这种利益的物质表现就是金钱，它代表一切事物，人们和社会关系的价值。”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79-480页）
6、实现“人本性自私论”的基本的经济条件就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
“人本性自私论”本质上是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本性的表现，其现实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反过来，这种经济体制也是实现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唯利是图本性的最基本的经济条件。亚当·斯密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是劳动创造价值。而土地私有和资本投入生产之后，商品的价值就由单纯的劳动创造发展为劳动创造与市场要素、资本共同创造。资本家利用资本占有比劳动者更多的社会财富就完全合理合法。这也就是资本家实现个人利益的基本条件。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第4卷评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思想时，引用了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一书中谈到资本问题的一段话后评论说：“在继续往下读以前，我们先在这里停一下。首先，既无生存资料，又无劳动资料的‘勤劳者’—失去了立足之地的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把斯密说法中的天真形式去掉，它的含义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实质是在劳动条件归一个阶级所有，而另一个阶级仅仅支配劳动能力的时刻开始的。劳动和劳动条件的这种分离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
（《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亚当·斯密的以“人本性自私论”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就是基于劳动和劳动资料的彻底分离，就是劳动资料完全为少数人占有这种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大前提和基本条件。所以马克思早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就写到：“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又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也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国民经济学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例如，当它确定工资和资本利润之间的关系时，它把资本家的利益当作最后的根据；也就是说，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作前提。”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9页）
7、“人本性自私论”形成的所谓“人道主义”是伪善和不道德的
亚当·斯密及其资产阶级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把依据“人本性自私论”建立起来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学理论标榜为具有“同情心”的、“爱”的“人道主义”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这种所谓“人道主义”的实质。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及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对于以往的封建社会来说，确实是一种进步。但是这种经济学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矛盾，特别是商品交换中交换双方的对立和矛盾。因此这种经济学“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自己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主义精神得出来的结论。这样，政治经济学就带上了博爱的性质；它不再宠爱生产者，转而垂青消费者了；它假惺惺地对重商主义学说的血腥恐怖表示衷心的厌恶，并且宣布商业是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纽带。所有这些都十分冠冕堂皇，可是这些前提马上又显身手了，它们创造了马尔萨斯人口论来对抗这种伪善的博爱，这种学说是过去一切学说中最粗暴最野蛮的一种学说，一种绝望的学说，它玷污了关于仁爱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妙的言词；这些前提创造了并发展了工厂制和现代的奴隶制,这种奴隶制就它的不人道和残酷性来说并不亚于古代的奴隶制。新的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的‘原富’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学说，也同样是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的。这种伪善、矛盾和不道德目前在一切领域和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7-598页）恩格斯还说，亚当·斯密颂扬商业，说商业是人道的，这是对的。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不道德的东西；商业对道德和人性也表示过应有的尊重。但是，是怎样表示的呵！当中世纪的强权，即公开的拦路行劫变成了商业时，这种行劫就变得人道些了；当商业上以禁止货币输出为特征的第一个阶段转变为重商主义学说时，商业也变得人道些了。现在连这种学说本身也变得人道些了。当然，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同廉价卖给他货物的人们和高价买他的货物的人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因此，一个民族要是惹起它的供应者和顾客的敌视，那它现在就实在太愚蠢了。“它表现得愈友好，就对它愈有利。商业的人道就在于此，而这种为了达到不道德的目的而滥用道德的伪善手段就是贸易自由论引以自豪的东西。伪君子叫道：难道我们没有打倒垄断的野蛮吗？难道我们没有把文明带到穷乡僻壤去吗？难道我们没有使各民族和睦起来并减少了战争吗？不错，这一切你们都做了，但是你们是怎样做的呢？你们消灭了小的垄断，为的是一个巨大的根本的垄断，即私有制能够更自由地更漫无止境地发展起来；你们把文明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为的是夺取新的天地来施展你们的卑鄙的贪欲；你们使各民族结为兄弟（但是是盗贼兄弟），你们减少了战争，为的是在和平时期发更大的横财，为的是使个别人之间的仇恨和可耻的竞争达到极端尖锐的地步！你们在什么时候做事情是纯粹从人道的动机出发，是从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不应存在对立这种意识出发的呢？你们什么时候讲过道德，什么时候不图谋私利，不在心底隐藏一些不道德的自私自利的邪念呢？”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2页）
8、以“人本性自私”为逻辑起点形成的古典经济学实质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
亚当·斯密把自私看作人的永恒本性，根据人的这种永恒本性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学的全部理论也是永恒的、超阶级、超历史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本质、本性理论告诉我们，人的本质、本性是具体历史的，根本不存在永恒的、超阶级、超时代的人的自私本性，因而也根本不存在永恒的、超阶级、超时代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学理论。任何经济制度都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种经济制度必然要为另一种经济制度所取代。任何经济学理论也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也必然是具体的、历史的。因此，亚当·斯密按照他的人本性理论建立起来的经济学理论也是具体的、历史的、阶级的产物。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是为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科学。所以恩格斯多次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产生，就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官许的欺诈办法，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来代替那简陋的非科学的生意经。”
（同上，第596页） “这种从商人的彼此嫉妒和贪婪中产生的政治经济学或发财致富的科学，额角上就打着自私自利的烙印。”
（同上，第596页）“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公经济学等用语也是一样。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把这种科学称为私经济学，因为在这种科学看来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的。”
（同上，第600页）如果说恩格斯1844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对古典经济学的阶级实质的揭露主要是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做出的结论。那么马克思50年代以后全力以赴地研究经济学，而这种研究的最主要成果就是1867年正式出版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在这一卷中通过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理论的创立，揭示和说明了资产阶级怎样从利己主义本性出发，又在所谓“公平”、“正义”、“同情心”下，通过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实现其唯利是图、发家致富的最终目的。但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来，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参与经济活动的，二者没有本质区别。资本家为什么能够达到发家致富的目的，原因在于其勤奋、努力。工人为什么受穷，因为其懒惰、懈怠。资本家发家致富的财产不可能都挥霍消费掉。他们把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扩大再生产，给一无所有的劳动者提供了许多就业的机会。同时，资本家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他们个人消费量尽管比较大，但在整个所创造的财富中还是占少数，大多数物质财富都是劳动者、穷人消费掉。这些不是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同情心”吗？不是说明了资本家养活工人，而不是工人养活资本家吗？不是完全体现了亚当·斯密的利己主义和“同情心”的道德原则吗？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已经完全揭示了社会财富增加的物质原因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秘密。那就是资本家利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劳动资料与劳动者的彻底
分离现象，用货币购买劳动者的劳动力，因而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是一种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本身就有欺诈和占有他人劳动价值的现象，而资本主义又不是一般的商品生产，而是追求剩余价值的商品生产，由此达到少数人即资产阶级发家致富的最终目的。
马克思恩格斯对亚当·斯密人性论思想的批判对于我们深入认识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当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质、当代国际金融危机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教授；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授权】，原刊于
南宁市社会科学院《创新》杂志2015年第2期，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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