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智 刘心璇：论习近平对毛泽东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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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智 刘心璇：论习近平对毛泽东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2025-04-14
【摘要】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创造性地提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论、原则论、主体论、客体论、斗争论和方法论，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基于毛泽东对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先行奠基，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在继承毛泽东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精髓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既有对毛泽东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坚持与继承，也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结合现实情况的理论创新与发展。
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毛泽东通过一系列开创性的实践探索，在不同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党领导的意识形态工作打下了扎实的根基。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一以贯之，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意识形态工作思想，集中体现了对毛泽东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坚持与继承、创新与发展。
一、意识形态工作地位论：从“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到“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产是全部社会生活的根本前提。历史与现实深刻揭示了只有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展开工作才能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与发展，其他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进行。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支配着整个社会发展进程。”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之一，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对一个政党、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
在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多以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工作作为表述。在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他始终注重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的重要作用。第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同志，必须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加强思想建设，以确保经济和技术在正确的道路上稳步前行。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也是其他一切工作的统帅和灵魂。“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第二，“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1942年在对延安整顿“三风”工作的指示中，毛泽东强调延安所开展的教育和学习意义重大，在胜利到来之前我们党要加强教育，做好思想准备，通过学习研究来统一思想、进而统一行动。整风运动作为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提高了党员的党性修养和政治觉悟，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后来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取得胜利提供了思想保证。第三，“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以史为鉴，美国通过文化输出、宣传、教育等手段对苏联进行了长期的意识形态渗透，使得苏联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质疑，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削弱了苏联人民内部的凝聚力和稳定性。苏共最终背离甚至全盘否定和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丧失了国家的灵魂，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习近平继承与发扬了毛泽东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并将这一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认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第一，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习近平曾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激烈而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拨乱反正是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以此来警醒全党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第二，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宏观视域下，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一个复杂而又多维的系统工程，关乎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军事安全及外交安全等多个领域。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动地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以其独特力量调节和引领着社会的走向。第三，意识形态工作“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民族复兴既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只有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才能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对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统领能力，有效应对各种错误思潮带来的风险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支撑。第四，“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习近平进一步厘清了意识形态工作与经济工作之间的关系，提出“既要切实做好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又要切实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工作与经济工作相互促进、不可偏废的内在逻辑，为我们在新时代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毛泽东与习近平在治国理政的宏阔视野中都展现出了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深刻理解。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率先提出了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凝聚人心、巩固政权、指导革命和建设的重要作用，将意识形态工作视为国家安全和政权稳定的生命线。习近平在继承毛泽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思想上，结合新时代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丰富与发展，明确了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将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强调意识形态不仅影响社会的思想走向，还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并创造性地透彻剖析了意识形态工作与经济工作之间的关系，为正确认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地位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主流思想舆论得到持续壮大，我国在全球舆论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进一步增强。当前意识形态斗争复杂尖锐，更需要我们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清醒认识意识形态工作对经济工作及其他各方面工作的重要影响，有效防范与化解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风险挑战。
二、意识形态工作原则论：从“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到“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党是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不仅引领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航向，更是凝聚社会力量、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向前的中流砥柱。意识形态工作作为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将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的原则性要求，也是深化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内在要求。
毛泽东曾指出：“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在认识论层面，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941年5月整风运动在延安展开，次年7月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请他按照敌后工作的特点来指导学习相关文件，称“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明确了思想领导的重要地位。在方法论层面，他强调各级党委要把思想领导当作自己的首要职责。1955年，中共中央在文件中指出，“各级党委必须真正做到把思想领导当作自己领导的首要职责”，明确了思想领导是党委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就要求各级党委敢于担当、敢于作为，切实承担思想领导工作的责任。
习近平赓续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思想，提出要始终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第一，“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是确保党和国家事业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重要基石。唯有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才能保证意识形态工作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才能有效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力量。第二，“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强调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他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级党委在领导宣传思想工作中要发挥重要作用，要提高党领导宣传思想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提出：“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在舆论宣传上，习近平认为，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党的新闻舆论媒体的所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要从各方面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毛泽东和习近平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都始终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强调党的领导是第一位的。注重发挥党对宣传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作用。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党委在思想领导中的关键作用，通过统一思想有力推动了中国革命与建设。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指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以这一振聋发聩的表述来强调党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的极端重要性。他首次把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并列进行强调，标志着党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规律性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管理权、话语权对领导权起到有力支撑作用，管理权在“三权”中居于桥梁地位，是领导权的具体化和话语权的内在要求。话语权在“三权”中居于关键地位，是领导权和管理权的主要表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坚定的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三、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论：从“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到“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
明确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主体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提。只有细化、明确了各主体的具体责任，并在此基础上健全相关管理制度体系，确保各项工作有明确的责任归属，才能有效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督促各部门履行好各自的职责，以保障意识形态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政党是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主体。第一，各级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意识形态工作。毛泽东要求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要出马来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亲自挂帅。他指出，党的各级领导要紧握舆论导向的舵盘，须把报纸握在手中，“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当时的报纸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阵地之一，实际上强化了党委主要负责同志的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第二，各个部门要共同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毛泽东认为，意识形态工作不只是宣传部门的分内事，而是“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他将宣传工作看成需要多部门联合、共同发力完成的一项重要工作，而不是单个部门可以完成的。第三，党需要有自己的宣传斗争队伍。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提出，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强大的理论队伍，称没有这支队伍是不行的。“我们现在有许多做理论工作的干部，但还没有组成理论队伍，尤其是还没有强大的理论队伍。而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
习近平提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需要全党动手，认为“意识形态工作不仅仅是宣传部门的事”，继承了毛泽东关于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的思想，又站在新时代节点上对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进行了进一步完善，提出并推动建立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第一，“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主体是各级党组织，要压实压紧各级党委（党组）责任”，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以新闻工作领域为例，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对重要工作靠前指挥，对重要稿件亲自把关，在重要关头加强对媒体的指导调控。”第二，“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要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来进一步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通过各主体明确分工、协同合作来共同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的意识形态工作。同时，要防止把问题夸大，把握好解决问题的度，切忌把一般的思想认识和学术观点问题政治化，也不能把政治原则问题化为一般思想认识问题或学术观点问题来处理。
毛泽东与习近平都强调党委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主体，都认为有效推进意识形态工作必须依靠多个部门的协同合作与共同努力，看到了在意识形态工作上多部门协调合作的重要性。毛泽东强调，“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习近平在此基础上针对一度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在有的领域中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的状况；针对意识形态工作一度出现的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现实情况，提出建立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使意识形态工作的责任主体进一步明确，权责更加明晰，有力推动了我国意识形态工作。从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领导意识形态工作到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我们党对意识形态工作主体的认识不断完善，有力推动着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意识形态工作各项制度，不断加强阵地建设，提高相关部门的意识形态建设能力和管理能力，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
四、意识形态工作客体论：从“不注意推动群众团体……要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到“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赢得群众就必须得到群众发自内心的认同，“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做好意识形态工作需要我们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培育和弘扬符合人民群众需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民心，汇聚共识。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十分重视群众在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第一，提出宣传工作必须深入群众。毛泽东始终坚持宣传工作要深入群众，要通过充分的宣传来教育、鼓动和组织群众。他认为，红军打仗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他指出：“你们的工作，就是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鼓励宣传部门向下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以期获得民众的支持。第二，“取得青年群众”是整个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指明了青年群众在革命斗争中的重要作用，称“取得青年群众的宣传，是整个宣传任务中的一个重要任务”，看到了通过宣传工作来发动青年群体的重要意义。不仅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重视通过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来团结青年。1957年，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特别强调抓好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每省要有一位宣传部长、一位教育厅长亲自抓这项工作”。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明确了意识形态工作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第一，要推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曾提出“四下基层”的要求，指出要推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旨在以贴近群众的方式增强群众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了解。进入新时代，他进一步指出，要“多做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的工作，多做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化解矛盾、增进感情、激发动力的工作”。针对互联网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习近平提出，要加强网上正面宣传，通过正确的宣传来凝聚亿万网民。与此同时，还通过大力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与时俱进地推动宣传进一步深入基层，实现宣传工作更好地服务群众、引导群众。第二，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针对当前各种社会思潮和多元价值观激荡碰撞的现实情况，习近平提出，要高度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他高度重视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工作，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
毛泽东和习近平都始终秉持意识形态工作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原则，认为要最大程度地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更加明确地指出，新闻舆论工作（宣传工作）必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强调“坚持人民性，新闻舆论工作才能获得活力源泉和动力根基”。针对长期以来新闻舆论工作中对党性和人民性关系的模糊认识和错误观念，习近平重新提出并阐述党性和人民性的概念及其关系，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在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工作上，习近平明确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问题是弄清楚“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厘清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逻辑，推动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化、系统化，意识形态工作的对象得到进一步明确。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仅是理论的传播，更是对群众思想的引领，必须时刻关注群众的思想动态，针对群众思想中的困惑、需求和矛盾，予以及时回应和引导。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进一步明确人民群众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地位有利于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提升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与使命感，从而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
五、意识形态工作斗争论：从“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到“以敢于斗争的精神、善于斗争的本领主动应战，牢牢掌握主动权”
敢于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底色。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双方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相结合共同推动着事物的发展，人类社会也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前进。斗争常常伴随着矛盾一同出现，正是在矛盾双方的相互斗争中社会得以不断发展进步。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的政治品格。长期以来，不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我国和平发展的当下，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从未消失。发扬斗争精神不仅要求我们要敢于斗争、勇于斗争，也要求我们要善于把握斗争的各种策略，取得最佳效果。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具有批判性和辩护性，而这一特性的实现要求我们在意识形态工作上要敢于批判和建构。第一，积极的思想斗争有利于团结内部力量、增强对外战斗力。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4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著名的笔杆子、枪杆子论断，称“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么，事情就好办了”，强调在革命斗争中要将宣传工作和军事斗争相结合，发挥宣传工作对革命斗争的正面效用。针对国民党的一些不正当宣传，毛泽东多次执笔驳斥并多印广发、采用不间断广播播报，与其进行宣传斗争。与此同时，他还鼓励《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等多发表反法西斯主义的文章，开展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斗争。第二，要敢于、勇于与错误思想作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并未结束且会长期存在，对待错误思想我们应敢于斗争，并对其进行坚决的批判。他认为，“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通过与错误思想接触并进行斗争就像是接种疫苗，接种疫苗后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抵抗力也会变强。
习近平继承了斗争精神的这一优秀精神品格，并在实践中将其弘扬光大。第一，要坚持“敢于亮剑、敢于斗争”。1982年，习近平在任正定县委副书记期间，针对全县的精神文明教育工作指出，“对那些挡道的干部，要一教育、二批评、三调离、四处分”，强调要敢于与阻碍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干部作斗争，努力打开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进入新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复杂多变。2013年，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针对敌对势力宣扬的各种错误思想、在事关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上，我们必须主动出击，掌握主动权。第二，要“善于斗争，讲究斗争艺术和策略”。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极具挑战性，进入新时代，网络空间成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阵地，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需要有非凡的斗争艺术。习近平高度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强调要提高斗争能力，提出要坚持“管用防并举，方方面面齐动手，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进一步凸显了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发扬斗争精神、讲究斗争策略的重要性。
毛泽东和习近平都强调要敢于同意识形态中的“毒草”作斗争，注重通过批判错误思想来掌握斗争主动权。在毛泽东所处的历史阶段，在斗争对象上，该时期更多的为与较为明确的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在斗争方式上，该时期的意识形态斗争方法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多采用报纸、广播、墙报等方式进行宣传，采取的策略多为直接批驳错误思想、加强正面宣传等。进入新时代，针对传统的思想宣传手段已经不能完全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错综复杂、斗争方式也更加多样的新形势，习近平提出，“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要求宣传战线同志要主动承担责任，敢于斗争、勇于斗争。除传统意识形态斗争方式外，以网络作为意识形态斗争载体的敌对势力具有隐蔽性强、传播速度快、身份变更便捷等特点，这对意识形态斗争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此种情况下更需要宣传部门同志掌握高超的斗争方法，做到善于斗争。只有具备高超的斗争本领才有底气和实力处理好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矛盾、化解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类风险挑战，有效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党和政府必须时刻保持对意识形态斗争的警觉，积极引导社会舆论，提高宣传部门的意识形态建设能力和管理能力，培养能够熟练掌握新媒体技术、精准反制错误思想的专业工作者。
六、意识形态工作方法论：从“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到“以立为本，立破并举”
“当今世界，意识形态领域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无处不在”，意识形态工作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宣传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密不可分。毛泽东与习近平在不同时期采取了各具特色的、有效的意识形态工作方法。
毛泽东在宣传思想工作中，常常采用“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策略。第一，要破除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宣传方式，立群众化宣传方式。毛泽东曾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尖锐地批评了在宣传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并随即指出：“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毛泽东强调宣传工作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他要求宣传工作者要研究宣传的对象，深入到实践中去调查、剖析、研究宣传受众的实际情况，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第二，要破除旧有文艺方式，立新的文艺标准。文艺作品是宣传工作的重要载体，以其直观、生动、感人的方式传递信息、表达情感、塑造形象。毛泽东认为，在旧戏台和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群众往往被描绘成渣滓，而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则统治着舞台，他批评这种历史的颠倒，并指出历史实际上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他强调文艺作品的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反之则是坏的东西。第三，要破除被污名化的国际形象，立真实的中国形象。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反华势力不断通过各种手段抹黑中国，试图破坏新中国的国际形象。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等领导人采取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舆论斗争策略，在通过新华社等官方媒体发表一系列文章和声明揭露反华势力的虚伪和险恶用心的同时，相继建立起一批对外宣传机构，在国际上传播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的新中国形象。
习近平既继承了毛泽东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又顺应时代发展进行了进一步创造，作出了许多原创性的贡献。在指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过程中，习近平注重以立为本，立破并举；强调不破不立，重视“立”与“破”的辩证统一、有机结合。第一，要在精准把握新闻舆论工作的时、度、效中“立”，在科学区分政治原则、思想认识、学术观点问题中“破”。一方面，要把握好时机，重视“首发效应”，赢得舆论引导先机；要掌握好分寸，采取合适力度，对需要进行报道的事情进行仔细研究，突出重点；要通过增强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来取得实效，抓住群众关注的现实问题和国内外重点问题，实现精准化传播，取得实效。另一方面，要“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学术观点问题，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要防止把问题夸大，把握好解决问题的度。第二，在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中“立”，在管控思想舆论领域“黑色地带”中“破”。其一，要通过推进媒体融合来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准确、权威的信息不及时传播，虚假、歪曲的信息就会搞乱人心；积极、正确的思想舆论不发展壮大，消极、错误的言论观点就会肆虐泛滥。”针对当前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以及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挑战的现实情况，习近平强调，要“把握大势，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通过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抢占舆论引导制高地，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其二，要通过积极批驳来消除思想舆论领域的“黑色地带”。习近平指出，“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针对“黑色地带”要敢于亮剑，坚决管控，压缩其地盘，通过对其进行批驳来逐步推动其改变颜色，坚持先破后立，立破并举。其三，在加强国际传播、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中“立”，在改变西方媒体话语垄断和霸权中“破”。在对外宣传上，习近平重视破解“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环境，加强对外话语体系建设。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习近平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不断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在对外传播过程中要努力做到“一国一策”“一群一策”，针对不同群体采用不同的宣传方式，跨越文化壁垒与隔膜，实现精准传播，有效提升对外传播的效力，广泛宣传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推动对外话语体系构建。此外，面对国际舆论对我国政策的歪曲和制度的抹黑，要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坚定地进行反击，捍卫国家利益与尊严。要以独特视角、客观事实、生动表达来突破西方设置的意识形态和信息传播壁垒，努力打破西方媒体话语垄断和霸权，有效发出中国声音。
毛泽东和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论是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智慧结晶，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产物，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守正创新的优良传统。他们都强调意识形态工作需要注重方式方法的创新，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回应时代要求。从毛泽东针对反动文化所说的：“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和“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到习近平明确提出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要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的原则，彰显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从“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到“以立为本，立破并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深化。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新时代习近平坚持以立为本、立破并举，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还结合实际，提出了更具时代性和实践性的方法论。既要注重正面宣传，讲好中国故事，努力在国内、国际占据舆论高地，也要破除各种错误思想言论、坚决反对各种抹黑，对错误宣传进行揭露与批判，努力在立破并举中做大做强社会主义主流思想舆论，在意识形态斗争场上占据优势地位。
（作者：聂智，湖南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刘心璇，湖南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湘大毛研中心”，原刊于《思想教育研究》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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