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 纪建强：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若干问题及对策研究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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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 纪建强：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若干问题及对策研究
2025-04-09
【摘要】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谋求国家发展和推动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表现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产业体系整体大而不强、全而不精，民生保障、生态环境保护仍存短板，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等等。解决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需要深化改革破除制约，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发挥国有企业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引领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着力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作出重要部署，强调“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1]。当前，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期、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需要针对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卡点瓶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2] 目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还有许多卡点瓶颈需要破解。
（一）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创新活力进一步释放，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依靠科技创新转换发展动力。虽然我国在载人航天、人工智能、超算、探月工程等领域取得了关键技术攻关的重大突破，“但原始创新能力还相对薄弱，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顶尖科技人才不足”[3]。数据显示，2014—2019年全球三方专利形成的7375个技术焦点中，日本、美国的三方专利量都覆盖了接近95%的技术焦点，以绝对优势位居世界前两位，中国三方专利量只覆盖50%多的技术焦点。[4] 具体来看，产业层面，高端光刻胶、极紫外光刻机、EDA、FPGA芯片、DRAM芯片、射频前端芯片等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企业层面，部分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依赖进口，一旦断供，就形成“卡脖子”问题。研究基础薄弱、创新能力不足是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重要原因。过去我国经济依靠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实现迅速发展，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舒适区”，对自主创新能力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原始创新成果缺乏，基础研究积累不足。同时，科技顶尖人才仍然十分缺乏，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人才支撑力度不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就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些关键领域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容易遭到技术封锁和遏制，严重威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影响经济顺利运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突破“卡脖子”技术，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才能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二）有效需求不足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卡点之一。一是国内投资需求不足，投资延续偏弱、投资增速屡创新低，民间投资继续负增长。《中国统计年鉴2023》相关数据显示，202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到位资金比上年增长0.5%，破自1996年以来增速新低；2022年民间投资仅增长0.9%，创下历年最低增速，2023年民间投资继续延续上年增速逐月下滑趋势。二是私人消费需求不足，居民消费意愿较低，储蓄意愿增强，“消费降级”趋势明显。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减少0.2%，首次出现负增长;2024年10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为301.48万亿元，同比增长7%。三是政府购买需求不足，政府债务约束趋紧，政府投资扩张受到资金来源的制约。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202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2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23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首超40万亿元，地方债发行规模相比往年大幅增加，地方政府债务超过警戒线。究其原因，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原料价格低等比较优势，加入国际大循环发展，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是由于长期主要发展中低端产业，致使我国制造业出现重复建设、过度竞争等问题，这就导致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企业投资需求增速降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关系决定分配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是造成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所形成的财富和收入的过大差距，导致广大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不足，故无法形成有效需求。从国际来看，2008年以来，西方国家先后爆发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美欧等少部分国家大搞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经济全球化趋势抬头，导致海外市场需求减少。“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5] 经济发展是供给与需求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有供给与需求两者相对平衡才能维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若有效需求不足，必然导致有效供给不足，进而放缓高质量发展进程。
（三）产业体系整体大而不强、全而不精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反映了产业门类齐全和体系完备的程度，是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基础支撑。产业体系的强大主要体现在产业体系的先进性上，突出表现为科技创新水平、产业国际竞争力。经过新中国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工业、农业、服务业迅速发展，已基本形成规模大、体系全、竞争力较强的产业体系。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以制造业为例，2023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30%，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0%，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规模超3.2万亿元，产业体系先进性持续提升，涌现了一批技术先进、国际领先的重大标志性成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基础不断夯实。但是，我国目前的产业体系整体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具体来看，农业方面，我国农业科技创新水平还不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农业转型升级面临一定的阻力。工业方面，我国传统制造业仍存在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滞后、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较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比较突出等短板。服务业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偏低，2023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54%,但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只占18%左右，低于欧洲40%、美国50%的水平。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部分产业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产业国际竞争力不强，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还有一定隐患。
（四）经济发展风险隐患仍然较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经济社会发展风险给予高度关注，明确提出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落实好防范化解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的各项举措。这表明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必须切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究其原因，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政治冲突增多、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同时，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结构性周期性矛盾交织、产业转型调整、需求不足，一些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如粮食（特别是不少种子和种畜依赖外国）、能源、金融及房地产等领域存在不同程度的不稳定因素。以金融行业为例，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保持在8%左右，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比重4.8%的水平，也高于欧盟成员国平均比重3.8%的水平，大量资金在金融系统内部循环，“脱实向虚”现象比较突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有待提升。[6] 我国金融体系发生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加大，而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利于经济稳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阻碍创新和发展。首先是破坏经济稳定，系统性金融风险一旦爆发，不仅在金融体系内集聚，而且具备较强的传染性，对实体经济部门要素投入与产出造成损害，破坏经济稳定。其次是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导致市场信心下降，投资者风险偏好降低，影响资本配置效率，进而阻碍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最后是阻碍创新和发展，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存在可能使企业和金融机构在投资决策时变得更加谨慎，减少对新项目和新技术的投入，这将阻碍创新和技术进步，影响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动力。因此，要高度警惕和防范“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做好应对任何形式的矛盾风险挑战的准备，牢牢守住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底线。
（五）全国统一大市场尚未完全形成
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经济循环范围、频次和体量逐渐放大或增加的过程。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规律来看，对于大的经济体，随着经济体量的增大、服务业占比的提高，国际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比重会显著下降，而国内市场的比重会上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明确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我国国内市场规模已位居世界前列，但仍存在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市场竞争不充分、要素市场发展滞后等问题。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面临几个突出的堵点：一是创新驱动力不够，一些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对全球资源的整合和控制力不足，一部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仍处于产业链不完整状态，存在明显短板、弱项和安全风险，抑制了产业链供应链向高附加值攀升。二是市场需求乏力，进入高收入发展阶段，消费应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但目前消费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不足，消费跟不上生产供给能力的快速提升，制约了经济快速发展。三是生产要素市场的国内流动还不够畅通，有一些要素还不能够实现平等交换。劳动力、资本、土地三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遇到各种政策壁垒，数据、知识产权等新型优质生产要素流动、转型的法律、政策制度还不完善，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四是流通体系现代化程度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仍然较高，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铁路货运等改革滞后，物流数智化发展、绿色化转型还未完成，全链条运行效率低、成本高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增加了国民经济循环成本。由此可以看出，发展模式转换困难和重点领域改革滞后是堵点出现的两大主要原因。[7] 这些堵点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导致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环节出现不畅，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体系的稳定性和健康发展。
二、高质量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和民生领域问题
发展环境和社会民生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还面临许多现实问题，这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坚持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抓住什么、推进什么，持续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强调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实践证明，创造好的发展环境，统筹发展与民生，高质量发展才会有更广阔的空间。
（一）资源环境约束压力增大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将聚焦建设美丽中国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重要方面，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重大部署。目前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然而，我国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整体还不高，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内生动力不足、基础薄弱的问题依然存在，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业结构尚未形成，这是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难点问题。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8.3%,占比依然偏高，并且由于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等要素资源供给不足和自主创新能力不高等问题，产业转型升级受阻，传统产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尚未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除此之外，我国生态质量指数（EQI）值为59.64，生态质量综合评价为“二类”，空气污染、水污染等以及局部地区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依然突出，环境保护压力持续增大。《国务院关于2023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显示，2023年共发生各类突发环境事件130起，同比上升15%，突发环境事件多发频发的高风险态势尚未根本改变。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在矛盾，以及产业结构高耗能、高碳排放特征依然突出，“十四五”以来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增速明显快于“十三五”时期，污染减排压力有增无减。另一方面是生态环境治理体系还不健全，生态环境治理的政策法规和机制相对缺乏，科技支撑存在短板，市场化手段运用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运行总体水平不高。有的地方政府受利益驱动，生态环境监管流于表面、执行不力；有的企业法律意识淡薄，不正常运行污染治理设施、超标排放等问题突出。当前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只有在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可承受范围内的经济活动，才能真正推动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二）高质量充分就业形势严峻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把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取得了就业规模扩大、重点群体就业平稳、就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等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就业人口总量压力大、供需结构不平衡、重点群体就业难等问题。供需不平衡的就业矛盾体现在：从劳动力供给侧看，质量和数量问题并存。过去我国劳动力的优势在于规模大、成本低，但多从事技术含量低的简单劳动，虽然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学历水平总体提升，但仍然存在专业技能与市场岗位需求不匹配的矛盾，高技能人才短缺，无法满足随着经济转型发展增加的技能型就业岗位需求；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为1158万人，预计2024年达1179万人，但是与之相匹配的岗位需求有限，从而造成高校毕业生群体就业难的问题。[8] 从市场需求侧来看，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智能化、数字化等方向升级，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增加，但由于技能培训和教育的滞后性，市场岗位需求难以及时满足，造成企业招工难的问题。就业问题关系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没有就业就没有收入来源，就无法保障基本的生存，更遑论增进民生福祉和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此外，就业难还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三）社会保障体系尚待完善
民生保障方面仍存在短板是我国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经济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新经济循环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建成覆盖全民、多层次、系统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深入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和城镇化、人口老龄化、就业方式多样化加快发展，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仍存在不足。[9] 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的系统性不强。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21年底，超过两亿人选择灵活性就业，劳动关系、就业岗位都出现新的变化，以单位进行参保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适应分散化、灵活性强的就业格局，包括农民、流动就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业态就业人员在内的群体尚未完全纳入参保范围，存在“漏保”“脱保”“断保”等问题。另一方面，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公平性不足。基础养老金区域差异悬殊，如2023年北京、上海基础养老金每月分别为1400元、924元，贵州、云南分别为128元、118元。针对这些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坚持人民至上，从人民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就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等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三、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目标，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当前要着力解决有悖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问题，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是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
财富和收入差距问题一定程度影响着需求预期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还有待进一步优化，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稳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随着内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在收入分配领域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不少。一方面，居民收入差距较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相关数据计算，我国目前约80%的人口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其中40%的人口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20%的人口月收入不足1000元，低收入群体比重较大。《中国收入分配报告2021》显示，中国收入基尼系数从2008年的峰值0.491见顶回落，近年来维持在0.46—0.47区间；2013—2020年高低收入比的均值为10.64，处于较高水平区间。另一方面，财产性收入不平衡，财富集中度日益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资本收入份额上升，劳动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差距扩大。据统计，中国财产性收入占比从2009年的2.5%提高至2020年的8.7%；劳动性收入占比从2009年的72.1%下降至2020年的55.7%。收入差距大有悖于社会公平正义，导致社会阶层逐渐固化，形成“穷则愈穷，富则愈富”的马太效应[10]，带来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的倾斜，产生机会不平等问题，影响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分配失衡会影响消费倾向和需求结构，抑制内需的扩大，从而影响总需求水平，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区域、行业发展不平衡
促进经济平衡、充分发展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基础。当前，区域经济特别是城乡发展、行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日益凸显，已经成为困扰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从不同区域看，首先是地区差异日益增大，不同地区的贫富差距呈现出明显不均衡性，一些发达地区的收入普遍较高，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内陆地区的收入水平差异明显。[11] 根据《招商银行202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测算的高净值人群区域分布，2020年广东、上海、北京、江苏和浙江五个东部沿海省市的高净值人群人数占全国总数的44%。其次是城乡差距和群体差距仍然较高，央行《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显示，最低20%家庭所拥有的资产仅占全部样本的2.6%，而最高20%家庭总资产占比为63.0%，城镇内部收入差距较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数据，2021年农村居民中20%的高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082元，是农村居民中20%低收入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87倍，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大于城镇。从不同行业看，行业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制造业方面，我国制造业虽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但在关键核心技术上与制造强国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位置没有明显变化，部分传统产业发展进入平台期，增长放缓，而增速较快的新动能规模相对较小，不能及时弥补旧动能增长放缓产生的缺口。服务业方面，我国已连续多年保持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地位，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持续增长。但也要注意，与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相比，我国服务贸易仍面临发展程度不充分、水平不均衡、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区域和产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容易形成地方保护主义和贸易壁垒，加剧市场分割，导致区域恶性竞争，不利于国内大循环格局的顺畅运行，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三）法治建设任重道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明确强调协同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改革，健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机制，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中国法治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辉煌成绩，但距离人民群众的期待以及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还有差距。具体表现在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待完善，一些新兴领域、新兴业态的法律制度难以跟上实践发展需要。[12] 执法规范性仍需加强，部分执法人员对法律的权威性认识不足，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不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仍有发生。司法公正有待提升，司法不公、冤假错案、司法腐败等问题时有发生。公民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相对不足，存在“信权不信法”“信访不信法”“信关系不信法”等问题。法治建设短板对高质量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有可能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影响社会和谐稳定[13]，同时损害了党和政府公信力，妨碍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影响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有序发展和预期稳定性，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14]
四、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推动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涵盖高质量发展的方方面面，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释放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明确信号。针对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要围绕以深化改革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重点发挥国有企业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引领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着力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
（一）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
需要厘清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及其表现，剖析其深层次原因，精准聚焦、靶向发力，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增强体制机制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一是要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15] 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政府要发挥好监管和规范作用，加快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促进市场经济良性、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政府还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从满足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出发进行高质量发展规划，以规划和战略引领经济发展。[16] 二是要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在当前供需动态平衡发生变化的条件下，要统筹推进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打通影响两者结合的断点堵点卡点，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优势。各地区各部门要统筹兼顾、协同发力，立足需求扩张和提档升级持续优化供给，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协调配合，形成供需深度融合，畅通供需高质量循环，实现供给与需求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推动经济行稳致远。三是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创新驱动。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力量、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建制化、协同化。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助推高质量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作出“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等一系列部署，以发展新质生产力助推高质量发展。一是要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建立以国家标准为引领的新型产业评估体系，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通过引进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装备，提升传统产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二是要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依托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推动新产业、新业态的培育和发展，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要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沿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发展方向，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促进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三是要加快布局未来产业。要注重前瞻部署和梯次培育，加快打造标志性产品，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引导新兴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四是强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导向。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结合自身资源禀赋、现有产业基础、科技水平等现实条件，遵循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尊重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多样性、特殊性和差异性，注重长远谋划，稳中求进，务求实效，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有选择地发展新兴产业，稳妥布局未来产业，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发挥国有企业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
国有企业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要发挥排头兵作用，要在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和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中体现国有企业的担当作为，要在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链体系和安全稳定的供应链体系中发挥国有企业的重要支撑作用，要在推动共同富裕中彰显国有企业的责任担当。[17] 一是要在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和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中体现国有企业的担当作为。国有企业要积极响应国家战略需求，主动承担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务，通过自主研发和创新，突破技术瓶颈，为国家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提高研发经费占比，同时优化研发资源配置，确保关键领域核心技术的研发得到优先支持，切实解决“卡脖子”问题，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技术。二是要在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链体系和安全稳定的供应链体系中发挥国有企业的重要支撑作用。国有企业应发挥自身优势，围绕主导产业和关键领域，优化产业链布局，形成上下游协同、优势互补的产业链生态。通过兼并重组、战略合作等方式，整合产业链资源，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同时，国有企业还应建立健全供应链风险预警和应对机制，加强供应链关键环节和节点的监测和管控，确保供应链稳定运行。三是要在推动共同富裕中彰显国有企业的责任担当。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首要政策，便是必须在产权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18] 要加强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本监管，完善符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的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本监管体制，把本质上是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和全体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管好用好。[19] 更重要的是发挥好基础设施建设的主力军作用、公共服务的压舱石作用、稳就业的蓄水池作用，为缩小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维护社会稳定。
（四）引领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企业家健康成长，才能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增动力、添活力。要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坚持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但同时，要正确认识与非公有制经济相伴的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一方面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和资本的规范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20] 一是要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同时，要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确保不同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地使用各种生产要素，维护市场竞争公平和准入公平，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二是要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和资本的规范健康发展，着重引导超越以“私人利益本位”为特征的资本主义逐利观，促使其积极参与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进程。三是要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加强企业合规建设和廉洁风险防控。政府要建立健全资本监管体系，加强对资本市场、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等领域的监管力度，防止资本过度集中和垄断，强化对资本流动的实时监控和预警机制，及时发现和处置风险隐患。政府还应引导企业及时、准确、完整地披露相关信息，提高市场透明度，同时加大对资本野蛮扩张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形成有效震慑。
（五）着力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要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21] 一是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和阻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各种门槛，让各地方“小局”服从于全国“大局”和“全局”。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促进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畅通国内经济循环的“血管”。加快发展物联网，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激发市场活力，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二是要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加大对欠发达地区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提高区域之间的连通性，为区域均衡发展创造物质基础。要推动各地区在资源、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深度合作，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加大对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提高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确保各地区都能享受到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三是要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搭建行业间的合作与交流平台，加强信息共享，促进各行业在资源、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互补与融合。加大行业私人大资本垄断的改革力度，加强行业收入水平的宏观指导和调控，规制和革新垄断定价方式，加大竞争性要素投入力度。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规范行业发展秩序，加强市场监管，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四是要提高发展的包容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的根本要求，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美好生活的质量，促进广大劳动人民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2]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3] 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4年6月25日第2版。
[4] 陆成宽:《中国三方专利量上升到全球第四》,《科普时报》2021年6月8日第1版。
[5]《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43页。
[6] 李文森、王少杰、褚文等:《对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判断与思考》,《华北金融》2017年第4期。
[7] 荣晨、盛朝迅、易宇等:《国内大循环的突出堵点和应对举措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21年第1期。
[8] 方长春:《稳就业:成效、挑战与政策指向》,《人民论坛》2024年第5期。
[9]《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49页。
[10] 张慧、张艳华:《当代中国贫富差距的产生及应对》,《经济研究导刊》2020年第25期。
[11] 李梅婷、何蒲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组差距与区域差距问题研究》,《安徽农业科学》2022年第8期。
[12] 刘炤:《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人民日报》2021年3月18日第16版。
[13] 潘学良:《中国现阶段公平正义问题的表现、成因及对策》,《探索》2016年第4期。
[14] 岑峨、于朋帅:《法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石》,《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15]《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16] 闫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内在要求探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4期。
[17] 王晓红:《发挥国有企业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排头兵作用》,《光明日报》2023年8月11日第6版。
[18] 程恩富、叶道良:《缩小我国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对策研究》,《海派经济学》2024年第2期。
[19] 郝鹏:《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科学指南》,《国有资产管理》2022年第8期。
[20] 乔晓楠、何自力、王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南开经济研究》2022年第5期。
[21] 习近平:《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
(作者：程恩富，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教授；纪建强，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发，原刊于《山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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