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中国经济困难的本质、原因和治理之策

我们整个国家都在关心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可是，许多人对真正的困难是什么，这种困难产生的原因是什么，都没有真正找到。如果这样，我们就很难期望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的政策能够解决我们面临的真正困难。

一、中国经济困难的本质

中国今天经济面临的困难看似很多。从国家看，困难有通货紧缩、财政困难、民生压力、国内消费降级、国外市场萎缩（由美国封锁、美国战争威胁等所导致）、区域经济不平衡、部分央企运行困难、房价升降两难、投资率下降、资本垄断、资本外流、对外经济关系复杂等等；从企业看，有开工难、招工难、融资难、要钱难、找好项目难、卖货难等等；从老百姓角度看，有找工作难、看好病难、上好学难、结婚难等等。面对这么多的方方面面的困难，我们需要找到它们的本质。中国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认为，我们面临的困难主要是经济回升向好基础还不稳固，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消费不振等等。面对这些困难，中央政府制定了2025年实现5%左右增长率目标。从客观实际说，5%左右增长率目标是更加合理的目标。它标志着中国更加不看重GDP了，这是又一个历史性的进步。5%左右的增长率目标允许4%，甚至3%。我想，这个目标设定也表明，中央有关部门对出台的刺激政策的有效性是持怀疑态度的。但是，这个归因也是不充分的，没有找到中国经济困难的真正症结。

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困难不是需求问题，而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及其基础上的分配不公问题。正是中国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需求不足。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是私有经济得到国家政策支持的40多年。这种增长模式实际上趋近于资本主义涓滴效应支配下的增长模式。如果考虑到前一段时期中国一些人对民营经济重要性的强调，那么，中国一些人保增长的基点还是放在私有制发展上，这又与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模式何其相似？当下中国经济问题之复杂，无法脱离私有经济大发展这个因素。而指望私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如果不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也必将事倍功半。因此，从主观上说，中国经济面临的真正困难是解决决策层看待中国经济问题所依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世界观方法论错了，中国经济的困难就难以解决了。习近平总书记说，辩证唯物主义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方法论。不解决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不可能解决由它导致中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及其基础上的分配不公问题，就不可能解决需求不足问题。

为什么我们做出上述判断呢？这是因为我们观察到中国政策决策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强大惯性。20世纪80年代，中国决策层虽有人事代谢，但世界观和方法论偏差持续存在，而且越来越大。——这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方法论是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改革开放后确立“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主要矛盾本身即使是正确的，客观上也导致了偏差，而基于这个主要矛盾所设计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同样即使是正确的，客观上也导致出现了重大偏差，否则也就不存在习总书记校正了中国改革发展的航向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社会主要矛盾判定蕴含着否定经济发展过程中时时处处存在阶级矛盾（主要表现在收入分配、企业管理权配置上）的事实，在现实中很容易导致消费主义，很容易导致少数人富起来，从而使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发展起来。1980-2012年，中国不合理消费极度膨胀。豪华楼堂馆所在各大城市随处可见，不少政府大楼极尽豪华之能事，中国人全世界购买奢侈品等等，都是证明。十八大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和最近重申八项规定也是证明。中国走向消费主义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个别领导人认为，没有高消费，就没有经济快速增长，从而把高消费视为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刺激因素。然而，他没有考虑，谁有能力高消费呢？只有掌握重要权力的政府官员和那些暴富起来的人。或许他也知道，但对此不屑一顾。此后，这种观点一直未能系统地加以纠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旗号下，大量投资都由私人做出，于是消费主义又受到资本的支持。各级政府的一些领导还长期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希望寄托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因此，大量国企、集体企业被倒闭、转制，大量工人被下岗。据说，一位20世纪90年代末被抓的政府高官在位时公然在内部讲话中说“要以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去“砸三铁”（铁工资、铁饭碗、铁交椅）。还有一位政府高官卖掉其主政一方的大量国企、医院，并不断升迁，直至十八大后不久被抓。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有的样子吗？这反映出一个时期党政干部普遍存在的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解究竟是怎样的呢？是不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呢？这说明，即使看起来很有道理的理论在实践中都可能导致出现重大偏差。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一度走到了唯GDP论的轨道上了，直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以GDP论英雄”才得到遏制。这说明，中国制定大政方针，必须考虑中国的现实阶级状况和官员的马克思主义修养等因素，而不能仅仅考虑初级阶段、仅仅考虑生产力水平低下。这说明，把初级阶段作为中国制定大政方针的唯一或主要依据是存在逻辑合理性和实践理性问题的。

消费主义是什么？消费主义是一种短视主义、一种唯心主义、一种形而上学，是心理上的直射反应。它的逻辑很简单——消费提升了，需求就扩大了，生产就得到刺激了，经济就得到发展了。然而，消费主义是对毛泽东主席艰苦奋斗治党治国方针的否定，是对生产的扭曲，是对人们的行为的扭曲，是不管发展质量甚至不管老百姓死活，是不管消费要建立在收入的基础上，是不管消费的持续性。而这么多的“不管”怎能证明其作为执政理念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呢？今天中国消费降级、经济困难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对消费主义的社会性否定，就是消费主义的社会性死亡。从这个角度看，消费降级和由此导致的经济困难是个好事，是对过去决策错误的纠偏。中国非要出现一个自下而上的变化，才能扭转以往的决策偏差及其后果。这说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纠错机制出现了梗阻。

消费主义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更大的主义——经济主义——的特殊表现。所谓经济主义，就是从经济看经济，就经济谈经济，把作为生产关系总和的经济基础曲解为经济增长，进而把经济增长看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手段，极大忽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性。而不是从政治看经济，这就必然导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策在实践中出现扭曲。真正科学把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然要求各级党政干部有很强的马克思主义修养和实践经验，有很强的为人民服务意识。

但是，让我们再来仔细分析一下原来的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人民物质文化日益增长的需要”的说法成立吗？它至少不能绝对化理解。我们每个人的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是不可能日益增长的。这种基本消费是维持型变量，即达到一定程度就不再增长了。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人民物质文化日益增长的需要”的说法看似还符合人们对吃饱穿暖的追求，但当中国的工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就发现，基本消费无法增长了。因为它已经基本得到满足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不仅基本消费基本得到满足，而且消费得太多了，普遍的脑血管问题、癌症问题、糖尿病问题就是证明。而且，消费条件恶化了，因为中国房价过高、豪华轿车太多、过度医疗、知识失业。或许是因为积贫日久，中国人对于合理消费的认知太低，根本违背中国中医的原理，违背中国古人的天人合一思想。直到十八大后出台八项规定，这种在经济主义支配下的违背才得到纠正。于是，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停滞、教育内卷、医疗反腐，实际上都是对过去的一种校正。这就意味着今天一些人所认为的经济困难实际上不是经济困难，而是向正常情况的回归。他们认为的经济困难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观察器做出的片面性判断。

我们这里并不是说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不会增长，而只是说，物质文化需要的增长其实不是简单的数量增长，也不那么合理。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的增长受到收入分配和市场经济的限制。中国1978-2012年时期的GDP总量和人均GDP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由于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广大老百姓的收入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因此，他们从市场上的购买和消费也不可能“日益增长”。在市场化条件下，他们从市场上的购买和消费往往是被迫增长的，是因为不花钱不行。自己要住，孩子要结婚，都不得不买房子；孩子上学，不得不购买教育服务和培训服务；得了病，不得不就医；而住房、教育、医疗费用在不断上升。这样来看，“人民物质文化日益增长的需要”不考虑人民群众的实际支付能力，岂不成为一种自然主义、理想主义的说法了吗？而广大老百姓的收入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难道不是因为受到资本的限制吗？这样来看，“人民物质文化日益增长的需要”就更是太自然主义、理想主义的说法了。

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之所以会增长，除了人们合理的衣食住行需求会随着年龄、人口增长以外，除了经济发展的必然性之外，还因为帝国主义压迫对国家发展带来的需要。因为帝国主义对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所以，中国必须在先进技术和国防领域实现增长。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由于资本主义存在，世界实际上陷入到一种浪费性的经济竞赛之中。而这种经济竞赛的一种特殊形式或局部表现就是军备竞赛。中国人为了避免战争，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发展军事科技、军事生产，以反制帝国主义国家的威慑。而如果帝国主义国家居然挑起战争，中国人民就不得不奉陪到底。从捍卫国家利益的角度看，这种经济增长是需要的；但从人类的需要看，这种经济增长又是不需要的。美国如果不是疯狂发展军事，许多科技创新出来会晚得多。现在，中国人已经向美国人证明，中国人远比他们还会玩科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自信大大提升了。

从以上角度我们就可以理解，十九大改变了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多么伟大！当然，十九大改变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至少还有中国社会生产在生产能力上已经不再落后的原因（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什么是社会生产，我们还会找到十九大做出社会主要矛盾改变的更为深刻的原因）。我们党已经做出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规划。当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后，不充分问题会得到进一步解决，城乡不平衡也会得到进一步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否会发生进一步的变化？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成为处理当下经济困难的一个基点。

二、中国经济困难的原因

真正认识了中国经济困难的本质，经济困难的原因就不难分析了。

在西方国家，一些重要思想家认为，“尽管不平等的加剧是一个事实，但它只是次要事实。真正的核心问题是停滞”。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保罗·巴兰论证了垄断资本支配下的资本主义有停滞的趋势。斯威齐和巴兰的这个观点蕴含着所有制重要的观点。在中国经济学界，依然很有影响力的过去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却根本不关心资本主义的停滞趋势，更没有正确地关心所有制问题。他们片面地期待高增长。因为他们的唯一指望就是只要有高增长，经济就不会出大问题，而他们就可以保留其主流经济学家的地位了。问题是，他们能解决在他们的私有制政策框架下必然出现的经济停滞吗？如果不能，停滞问题就是伪问题。真问题是什么？真问题就是私有制下的不平等加剧，真问题就是那批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的存在。他们根本不懂经济，却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政治。他们是真正的庸俗经济学家。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是强调公有制的，从来是强调阶级斗争的，从来是强调要与错误思想做斗争的。如果中国多搞一些公有制，不平等就会受到遏制、就会消减，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会充足一些。王震将军逝世前给后人留下的一句话是，“丢了毛泽东思想，丢了公有制，马克思主义者受难的时候到了！”十八大前，我们国家似乎并没有真正认真对待这位中共元老的谆谆告诫。直到今天，马克思主义者被边缘化的状况依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而这正是中国经济困难的症结所在。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大批的马克思主义者参与到各级决策部门中，没有参与到决策的执行中，中央即使做出英明决策，这种英明决策也难以得到执行。大跃进和文革的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这点。毛泽东同志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习近平总书记也引用了这句话。这说明，到目前为止，我们党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培养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的干部还任重道远。毛泽东曾说过，“思想这个阵地，你不占领，别人就会占领。”同样的，各级党政干部的岗位，不被马克思主义者占据，就被非马克思主义者甚至反马克思主义者占据。如果我们党目前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数量还比较少，那么，党的决策的质量和决策执行的质量和高质量决策的执行速度就必然受到影响了。

什么是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呢？第一，全党全国必须形成有利于发展公有制的共识。而当前检验这一共识是否形成的一大标准就是那些过去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是否闭嘴，那些过去难登主流媒体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否能够以及是否大量在主流媒体发声。我们知道，十八大前，连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刘国光先生在一些期刊发表忧国忧民的文章都大费周折，遭受严重阻碍。至于其他地位较低的学者的坚持公有制的文章就更难在主流杂志发表了。至今为止，我们的杂志发表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文章都太多了。这怎么有利于造成发展公有制的共识呢？如果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连发展公有制的共识都没有，还怎么指望解决目前的经济困难呢？如果连发展公有制的共识都没有，就根本做不到“两个维护”，就必然导致低级红、高级黑。老实说，现在一些杂志的主编通过排斥马克思主义发表来制造低级红、高级黑。因为当中国的杂志很难发表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受西学训练被西学思维俘虏的人就很容易发表，很容易晋升职称，中国学界的马克思主义正气就难以培植起来，而中央的马克思主义决策就很难得到学术界的支持。第二，只有公有制还不够，还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中的人人平等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过程民主的理念。从经济学角度看，全过程民主首先应该表现在生产决策、企业管理决策的民主参与上。而在我国企业管理中，“厂长负责制”遗毒还是普遍存在的。第三，要扎实推进收入平等化，也就是要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实行起来很困难，如果收入平等一些，人民特别是低收入家庭普遍不再遭受收入的逼迫，中国经济即便速度慢一些也没什么了不起，就不会再被许多人视为经济困难了。第四，要实施平衡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我们国家现在讲统一大市场。这个概念恐怕不是那么准确。统一和不统一也是对立统一的。如果强推统一大市场，发达地区就会把不发达地区作为自己的市场，中国区域两极分化就会大大发展，中国就可能出现类似美国的那种东中西部差距。在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时代，哪个区域掌握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制高点，哪个区域就会对其他区域产生虹吸效应。结果会导致新质生产力发展落后的区域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共同衰落，导致曾经一飞冲天的民营企业家们成为“坠落天使”。当前，我国在实施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上着力较多，特别是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决策必将有力地促进中国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但是，我国在推进公有制、全过程民主和共同富裕方面的步伐还较为缓慢。这就使得我国现在依然表现出较为重视生产力，而较为轻视生产关系的特征。

这样来看，我国经济如果存在困难，其原因就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指导思想上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轻视和扭曲。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展开的。应该说，直到十八大前，我国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的总趋势并不是清晰了，而是模糊了。资本被视为要素了，资本参与分配被合法化了，而中国经济就越来越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导穷者越穷，致富者越富）的逻辑支配了。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必须要把资本问题讲清楚。资本支配之下确实可以有生产力发展，但一方面，中国历史上的资本具有软弱性和无序扩张性，资本支配之下生产力发展有停滞趋势，有破坏趋势，被美国经济所证实，两方面的证据让我们不得不质疑资本在新时代的可靠性和效率性；另一方面，放任资本的发展，必然导致少数人的富裕和大多数人的贫穷。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我国利用资本的要素属性究竟要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我国的发展已经把生产关系问题提到了政治议程之上。

三、中国经济困难的治理之策

到目前为止，中国学界为当下的中国经济困难给出了怎样的解决之道呢？第一，发债。他们认为，中国国债还很安全，可以继续发债。发债或许还能用来化债。问题是，这种解决方案的思维水平太低了。为什么毛泽东主席要领导中国成为既无内债也无外债的国家呢？第二，推高股市。他们认为，股市繁荣了，人民就有资产了，就可以消费了。问题是，股市好了，中国经济就好了吗？靠刺激股市来刺激消费，那不是脱离了生产来讲消费吗？股市上去了，外国人和中国少数人又将中国股市作为提款机了。第三，给民营企业以信心，让他们投资来拉动经济，促进就业。为此，有人要取消掉《共产党宣言》中的“消灭私有制”，有人强调要搞好营商环境。问题是，面对中国消费降级、中国现有产能，还有多少机会供民营企业来发展呢？面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有多少民营企业家能够跟上形势呢？有多少民营企业属于头部企业、专精特新等等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又有多少民营企业可以发展为头部企业、专精特新等等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呢？大量民营企业要么破产，要么走在破产的路上。政策上可以毫不动摇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但能有那么大的威力代替民营企业自己的内生动力吗？还有其它一些方案，如招商引资，货币宽松，也大致类似。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那就只能是饮鸩止渴。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但在具体贯彻马克思主义指导上，在把马克思主义指导做实上、言行一致上，还大有余地。这就是中国经济困难在主观上的治理之策。

现在有人解读，财政注资四大行，是财政向金融“夺权”。这种“夺权”如果存在，也必然是中央的安排，必然是中央对金融系统工作不满意之下所做的进一步安排。对此，我们是衷心赞成的。因为金融领域的殖民色彩太浓了，中国金融与西方金融联系太紧了。美国是金融强国，中国不能给美国金融资本太多获利机会。我认为，1978-2012年时期，中国给予金融太多自由了，使得金融过度发展了。我想，中国许多人都会认可这一观点。

现在，还有人（见抖音“北冥学派·派系”）把中国分为两派，一派主张鼓励自主发展，建立自循环，内部做出高端产品再向外出口，有自己的工业系统和自身的金融系统，有基本的设计、制造和创新能力，主张文化自强，以航天、军工等国有企业部门为基本盘（——应该再加上具有家国情怀的民营企业）。这派人很显然不主张与国外接轨。在网上，已经有人把中国过去流行的“接轨”一词说成是“接鬼”了，确实是接了个鬼。一派不主张自立自强，而主张中国采用西方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主张在金融系统与西方接轨，“尊重”西方和西方秩序（主张让西方占据产业链上游，实际是开门揖盗和签城下之盟），主张西化派在中国掌权。很显然，后一派本身就是西化派。我们可以说，西化派不死，中国不宁。但西化派在中国根深蒂固。中国有大批西方留学归国的人，其中一些人深受西方影响，并在中国处于一些重要的岗位上；中国也有一批买办，依靠外国技术、外国产品过活；等等。这些表面上的西化派，实际上就是资本派，他们成为新时代的顽固派！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让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接轨，反而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接轨呢？我们在接轨中付出了多少成本呢？

有了以上分析，加上中国生产力的强大、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就知道，中国经济困难远不是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困难，解决起来也不能过度依赖发债、推高股市、依赖非公经济。解决的主要方式，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大力发展公有制，中央和各省各市都要新建国有企业，让国有企业承担起稳定和发展经济的主要的主体责任。有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做基本盘（国企应该探索求得活力的各种形式和制度，吸收中国优秀民企的经验）和优秀民营企业作为补充，不仅经济发展可以更加平稳，各级政府的财政也就有了保证，老百姓的生活也就有了保证，资本也就有了一个适当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党和政府也就可以垂拱而治了。真正做到这一点，我们才是在更高的意义上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在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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