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立兴：党的政治建设视域下的遵义会议研究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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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立兴：党的政治建设视域下的遵义会议研究
2025-03-28
【内容提要】从党的政治建设来审视，遵义会议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建设的经验。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抓住了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问题。遵义会议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表明我们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遵义会议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典范，为党的政治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氛围。遵义会议体现了坚定的理想信念，为党的政治建设注入了思想灵魂。遵义会议启发我们，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必须深入推进“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践行好党的民主集中制，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必须筑牢党的政治建设的思想根基，确保我们党政治上完全巩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回望那段特殊岁月可以看出，在当时非常紧迫的情势下，遵义会议不仅解决了至关重要的军事路线问题，而且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建设的经验，在党的建设史上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抓住了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认为，确立成熟、权威的领导核心，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关于党的建设的一条基本原则。从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可以看出，党中央什么时候有核心、有权威，全党就能步调一致、令行禁止、行动一致，拥有强大战斗力，从而取得伟大成就；反之，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失败。遵义会议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 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是遵义会议在党的政治建设上的最大成果
遵义会议在党的政治建设上取得的最大成果，在于罢免了博古、李德的最高领导权，选出了张闻天、毛泽东等我们党新的核心领导人。这种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毛泽东被民主推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摆脱外部力量的束缚，独立自主选择了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成为党的核心领导成员。二是解决了当时至为紧要的军事指挥权问题。从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到1935年2月上旬扎西会议决定“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再到1935年3月中旬苟坝会议组成新“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事实上毛泽东开始成为领导红军的灵魂人物。三是选出了新的党中央的总负责人。由于博古的威信已不足以继续担任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在周恩来的耐心劝导下，博古接受了“交权”建议，扎西会议后顺利实现了“博洛权力交接”，张闻天开始担任“党的总负责”。
值得注意的是，遵义会议后，虽然从军事指挥分工、党内领导职务看，毛泽东既不是红军最高指挥者，也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但“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第一，毛泽东多次婉拒由他出任最高领导职务的建议。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就“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但被毛泽东以身体原因婉拒。在扎西会议上，毛泽东依然婉拒了大多数同志希望由他“负党中央总责”的建议。周恩来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毛泽东这样做，完全是为了顾全党和革命大局，为了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领导。
第二，毛泽东在军事决策指挥上起着他人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遵义会议以前的武装斗争中，毛泽东就已经表现出卓越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军事水平。当时红军中的许多一线重要将领，比如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等，后来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都表示，是非常希望毛泽东出来领导党和红军的。这些亲历者的看法，反映了他们和广大红军指战员的真实心声。对这段历史，邓小平回忆说，遵义会议后，“在重要的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他实际上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邓小平的这段话，准确地描述了毛泽东在红军决策指挥中所处的特殊重要地位。
第三，毛泽东获得了曾经反对他的“左”倾领导者的由衷钦佩。党的政治建设，其核心在于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统一，使全党步调一致地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在遵义会议前后，张闻天、王稼祥都明确提出毛泽东主持大局的意见。在扎西会议上，博古对毛泽东提出由张闻天代替自己的主张也是颇为钦佩的。他说，遵义会议时，自己想不通，有抵触情绪，现在想通了。毛泽东确实比自己行！原来是想由毛泽东来接替自己，但毛泽东和大家都认为由张闻天接替更恰当，自己同意这个建议。这些同志的转变，既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崇高威望，更表明毛泽东团结同志的努力收到了显著效果，实现了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目的。
2. 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在党的政治建设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其对于我们党及中国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
一方面，自从毛泽东成为党中央的核心，我们党就开始形成一个坚强成熟的领导集体。由于有了成熟的领导人，我们党在政治上很快成熟起来，从而能够灵活正确地处理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经过遵义会议及其后中央红军转战途中连续召开的一系列会议，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党中央、红军中得以确立，改变了我们党成立以来始终没有一个成熟领导集体的局面。当然，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有毛泽东，还有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邓小平对此说道，“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另一方面，自从毛泽东成为党中央的核心，我们党就有了灵魂，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毛泽东以高超的军事才能擘画战争的战略策略，红军遵照毛泽东提出的作战原则，主要是发挥在长期敌强我弱环境中形成的灵活机动独特优势，开展灵活的运动战，机动地打击敌人，一举扭转了战争中的被动局面，实现了军事上的转危为安。而且，“在这以后使党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从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成立了新中国，继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基于此，邓小平后来说，以遵义会议为标志，我们党纠正了“左”的错误，找到了一条正确道路，保证了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从遵义会议的历史可以看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有一个坚强的核心。全党有核心，党中央才有权威，党才有力量，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党的核心是在实践中锻炼产生的，而不是自封的。研究考察遵义会议，能够使我们从历史的比较中，加深对“两个确立”的深刻领悟，提升对新时代坚持“两个维护”的理论认知和情感认同。
二、遵义会议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新阶段
遵义会议“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新阶段”，表明我们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独立自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就是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加强和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党的事业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南，引导党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确保党的事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另一方面，党的政治路线成熟与否，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状况，直接决定党的政治建设水平的高低。
1. 遵义会议在党的政治建设上的具体贡献体现在确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
历史地看，在遵义会议前长达14年的中国革命过程中，党内充斥着各种“左”倾错误理论，与此相对应的是错误路线颇为盛行。从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惨遭失败，长征途中也处于极端被动的局面。这些失利虽然表现在军事上，但其根源还是政治上出了问题，表明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是行不通的；同时，表明我们党在政治建设上还不够成熟，对于事关中国革命的政治方向、政治前途、政治道路等问题极其缺乏经验和把握。
“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遵义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以后错误的军事指挥和组织问题进行了严肃批判和总结，不再把共产国际的决议教条化、苏联革命经验神圣化，而是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制定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基于党内团结的策略性考虑，遵义会议首先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如果当时既批判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又批判政治路线上的问题，最终有可能不仅政治路线问题解决不了，而且军事问题同样难以解决。因此，当遵义会议上有人提出批判政治路线错误时，毛泽东没有支持而且及时地予以制止，这是非常理性的策略选择。而正确的军事路线的胜利，等于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军事路线和战略的肯定。所以毛泽东指出，“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此后，“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正是由于在遵义会议上我们党在政治建设上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所以才逐渐从“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党确立了正确政治路线，在此后仅仅用了14年的时间就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2. 遵义会议始终贯彻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精神，表明我们党政治上走向成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水平高低，是衡量党的政治建设成熟与否的重要指标。遵义会议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从党的政治建设视角审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精神贯彻会议始终。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由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的，但遵义会议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伟大转折点，我们党由此开始真正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开始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从而实现了党在政治建设上的新飞跃。
一方面，遵义会议体现的实事求是精神，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重要思想路线、思想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遵义会议取得成功的思想保证。遵义会议开启了全党思想解放的源头，此后这种潮流在党和红军内日益兴起。遵义会议所着重解决的军事问题，构成了革命战争年代党的政治路线的最重要内容。遵义会议既纠正错误军事路线，又促进全党认识水平的不断深化。从此以后，党的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开始从深层次思考造成过去失败的原因，为我们党在延安时期能够从思想深处彻底清算“王明路线”的政治错误，确保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遵义会议提倡的独立自主思想，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重要原则。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制定，离不开独立自主的艰辛探索。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在没有共产国际插手、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起点，改变了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对共产国际“由先生抓着手学写字”的依赖关系，是我们党的“成人加冕礼”。所以，毛泽东说，我们党“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是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能力和水平质变性提高的生动体现，它所提倡的独立自主思想，为延安时期形成正确的政治路线创造了必要前提，也逐步发展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对此，邓小平指出，自遵义会议后，我们党开始“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确保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实践，不但不再犯错，而且能够始终得到胜利发展。可以说，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政治上的成熟，党的政治建设就失去了意义。
3. 遵义会议体现了“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要素，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第二个结合”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这一结合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也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价值，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遵义会议能够体现“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要素不是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本身就包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从遵义会议的内容看，它强调独立自主，体现了中华民族历来所重视的自强不息精神品格；它强调团结—批评—团结，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多元一体的文化传统；它强调实事求是、追求真理，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实践、因势利导的务实精神。毛泽东本人深信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富于军事思想和优秀文化遗产的国家。从他在遵义会议上提出的军事战略思想，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智慧。比如，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提倡“以正合，以奇胜”的观念，契合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灵活运用战略战术、注重创新的思想，成就了红军长征途经遵义后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常言“兵无常势，水无常行”的观点，这与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辩证法思想同样也是高度契合的。
显而易见，“第二个结合”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极为科学的理论指导。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更加准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这种结合使得党的政治建设更加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更加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魂”由此有了中华民族文化之“根”，确保了“中国特色”的强大生命力。
遵义会议是发扬民主集中制的典范，为党的政治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氛围。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以党的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制度保障。201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首次将民主集中制纳入党的政治建设的整体部署，提出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这一根本领导制度”，充分彰显了这一制度在党的政治建设中的极端重要地位。就党的政治建设而言，通过发扬民主集中制，可以为党的建设提供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氛围，确保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为党的领导提供政治保障。
1. 通过贯彻民主集中制，遵义会议逐步改变了党内政治生活面貌
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具体体现。党内政治生活的质量和水平，直接反映着党的政治建设的成效和水平。只有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才能不断锤炼党员领导干部的政治品格和党性修养，推动党的政治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效。遵义会议前，党和红军之所以领导乏力、屡遭挫折，与当时党内政治生活缺乏民主脱不开干系。遵义会议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邓小平曾高度评价遵义会议后党内政治生活氛围的这种重大变化。他说：“从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党的生活制度，树立了一套好的传统作风。”
第一，遵义会议在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展开了积极探讨。在会议讨论中，与会者在民主基础上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主张。同时，不同意见进行了充分的思想交流与碰撞，真正在思想上辨清了正与误、是与非。正确军事路线的支持者虽然占理，但并没有简单地以理压人；博古虽然受到严厉批评，但当时毕竟还是党的总负责人，也没有以权压人、不允许别人说话，“他主持会议，却不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
第二，遵义会议体现了发扬民主所应该具有的理性宽容精神。在遵义会议上，虽然双方争论得非常激烈，但仍保持着冷静、客观和宽容的理性态度与精神。“当时会议的气氛虽然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因此，扎西会议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明确提出：“一切把这一斗争转变为无原则的个人纠纷的企图，必须受到严厉的打击。”大量史实表明，遵义会议在解决重大分歧时，体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所大力提倡的民主、理性精神，与会者普遍展示了良好的民主精神和素养。
第三，遵义会议推选领导集体的过程完全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是我们党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意愿，独立自主选择最高领导集体的开端。最为重要的是，新的领导集体产生，完全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由与会者根据本人的愿望推选产生的。在这一选择过程中，既没有搞“一言堂”“家长制”，也没有搞权力压制、强迫命令，不存在无原则的权力斗争，而是参会者真实意志、意愿的充分表达，是符合广大红军指战员心声的自觉自愿选择。
总之，在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方面，遵义会议在自我纠错中切实贯彻了民主集中制，严肃了党内政治生活，营造了良好的政治氛围，党中央领导层达成统一意志，“开始从根本上改变党内生活不正常的状况，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确立正确的领导制度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毫无疑问，遵义会议成为我们党有效化解党内分歧、危机，成功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典型案例。
2. 通过贯彻民主集中制，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的政治建设有效开展的有力武器
在党的政治建设中，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是党的优良传统，更是推动党不断自我革新、自我完善的重要机制。同时，它也是党内民主的重要体现，发挥着促进党内关系和谐发展的重要作用。在遵义会议上，为什么民主集中制能够有效实施，根本原因是拿起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在这次会议上，参会者对少数犯了“左”倾错误的党中央领导人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这是党的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的现象。更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党正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经过延安整风，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提炼出按照“团结—批评—团结”要求开展党内斗争的实践策略，并最终在党的七大提炼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这一作风成为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作风”之一，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第一，会议对博古、李德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在遵义会议上，与会同志能够有针对性地发言，对博古回避主观错误、过分强调失败客观原因的总结报告作了严厉批评。会议还批评指出，“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并深刻揭示了错误发生的根源及危害。这种对党的最高领导人进行面对面的批评，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第二，主要领导人在会上进行了坦荡认真的自我批评。遵义会议是党的最高层领导成员开展认真自我批评的典范。例如，周恩来作为“三人团”的重要成员，在会上较为客观地对造成红军失败的原因作了分析，承认存在“战略战术上”的错误等主观原因，并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周恩来的坦荡态度、不计个人得失的胸怀，深深感动了其他参会同志，对于扭转会议形势起到了关键作用。博古虽然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检讨了个人的主观错误。
第三，会议达到了“团结—批评—团结”的效果。召开遵义会议，目的是弄清思想、分清是非、纠正错误。遵义会议虽然开展了积极的党内斗争，但主要是为了改正错误，而不是着眼于过多追究领导者个人责任，或上纲上线搞人身攻击、过火斗争，避免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等惩办主义错误现象发生。虽然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会议氛围还是良好的，处于“不计个人恩怨，服从革命大局”的状况，即使是对犯了错误的领导人也没有歧视，而是妥善安排了他们的工作，最终促进了党的团结统一。会议客观纠正了军事领导错误，不仅没有造成党内分裂，反而促进了党的团结；同时，由于军事领导走上了正确道路，党与军委的威信不仅没有受损，反而有了大的提高。这样一种会议效果显然是党的政治建设所追求的。
3. 通过贯彻民主集中制，有力改善了党的政治领导
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必须以实现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为最终目的。民主的方法是形成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否则会导致主观主义。遵义会议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程序和规则，经过参会人员充分发言、讨论，最终通过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保证了决策的科学与正确，从而有力改善了党的政治领导，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
这种政治领导水平极大程度的提升主要体现在：一是遵义会议通过发扬党内民主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使红军处境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遵义会议在反对消极避战、逃跑主义、保守主义等右倾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同时，纠正了当时由于一系列军事失利而在党和红军的普通干部中存在的消极、悲观情绪，扭转了长征的战局。二是遵义会议通过发扬党内民主解决了军事指挥问题，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军事指挥是党的总的政治路线的最重要的部分，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成功地在战场上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攻，彻底摆脱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取得了红军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三是遵义会议通过发扬党内民主解决了军事决策问题，进一步完善了军事决策体制，为长征中重大战略方针的调整提供了制度保证。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决定成立军事指挥新“三人团”，既保持一定的民主决策形式，又能够较为迅速地决定军队行动和作战事宜，事实上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军事决策机制，红军因此有了政治成熟的统帅。
遵义会议体现了坚定的理想信念，为党的政治建设注入了思想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理想信念，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内在动力，构成党员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原则的思想底色。坚定政治信仰，是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定理想信念，有助于为党的政治建设奠定思想基础、提供精神动力，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政治风险和挑战，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说到底，党的政治建设上的问题，还是要靠有效的思想教育，通过树牢理想信念予以解决。遵义会议为什么能够成功召开？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参加遵义会议的革命领袖拥有政治统一、行动一致的理想信念之基。面对当时所处的危局困境，他们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理想信念坚定，直面问题和困难，创造性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指引革命形势转危为安。
第一，坚持理想信念，是遵义会议能够战胜各种危局的强大精神支柱。讲政治必须理想信念坚定，这是党员具备斗争精神、克服艰难险阻的重要精神之源，是指引党员不断前行的灯塔。习近平总书记将理想信念形象地比作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他说：“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得‘软骨病’，就会在风雨面前东摇西摆。”
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困难，并没有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发生任何动摇，而是始终坚守对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与执着信念，坚信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必胜，并深刻思考如何尽快扭转被动挨打的不利局面，以铸就历史的强烈使命感，勇于自我革命，主动纠正自身错误。遵义会议后，党和红军不惧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和种种生死考验，保持“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豪情壮志，写就了一部恢宏的革命史诗，完成了像长征这样的坚定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感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奇迹。这一时期，党和红军的伟大胜利，生动证明了理想信念在党的政治建设中所具有的极端重要地位与作用。
第二，坚持理想信念，是遵义会议能够制定出正确政治路线的思想保证。政治方向决定党的事业成败，进而决定党的前途命运。坚定的理想信念，不仅激励着党员个人勇往直前，更汇聚成推动党的政治建设不断向前的强大力量。它确保党员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党的团结统一和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遵义会议上，由于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困难、解决问题时就有了独特的政治灵魂。战争年代，军事路线是政治路线的最重要部分。在遵义会议上，由于有理想信念的方向指引，与会者坚信“中国革命必胜”，制定出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军事路线、战略策略，拨正了革命的前进航向。因此，制定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必须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为基础，确保我们在困难时政治思想不迷茫、政治方向不迷失，引领党的事业不断顺利前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发挥理想信念的政治指南针作用，引导全党在正确路线指引下，推动党的各项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发展。
第三，坚持理想信念，是遵义会议能够成功举行的党性保障。理想信念是否坚定，取决于党性的坚定与否。从根本上讲，遵义会议前后的严肃思想斗争，是积极的、正常的，不是耍庸俗的政治阴谋或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更不是个人的权力之争，而是为了解决党内在思想、政治、组织上何去何从问题的严肃斗争。
在遵义会议上，党内思想斗争比较正常，这与当时党中央领导成员的党性觉悟比较强分不开。毛泽东虽然长期处于被“左”倾教条主义者打压的状态，但在革命的极其危急关头，他并没有消极沉沦，而是以共产党人的赤胆忠诚与担当精神，带领党找到了一条正确之路，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苟坝会议上，毛泽东在被表决掉前敌司令部政委后，并没有因同志们的不解而灰心丧气，而是不惧劳累连夜去说服同志们，最终获得与会者一致赞成。在这里，同样没有意气用事与个人恩怨，没有对一己之私的斤斤计较，有的只是对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高度责任。遵义会议以后的一系列会议，既客观、严肃地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又不局限于追究个人错误与责任，而是摆事实、讲道理、弄清思想，充分展现了与会人员高尚的党性觉悟、政治品格和人格魅力。
第四，坚持理想信念，是遵义会议促进党的团结统一的精神动力。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奋斗的思想灯塔。遵义会议表明，党的团结统一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邓小平曾经指出，团结对事业成功至为重要，共同理想、坚定信念是实现党的团结的必要条件。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就产生不了强大凝聚力，就没有一切。
遵义会议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搞过的宗派主义、惩办主义做法，较好坚持了党性原则。在遵义会议上，意见对立双方虽然存在一些重大的观点分歧，争辩也很激烈，但最终达到了化解矛盾、团结统一的目的，原因在于参会者表达意见都是以遵从共同的理想信念、整顿纪律为前提的。博古在受到批评并遭受“罢权”时，并没有像后来发生在张国焘身上的另立“中央”甚至背叛革命，而是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服从会议决议。其他一些受到批评的领导干部也没有从个人得失看问题，而是逐渐认识、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这样，遵义会议后党不仅没有发生分裂，反而实现了更高程度的团结统一。
总之，遵义会议加强政治建设的经验表明，坚定理想信念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我们党绝不可丢掉理想信念这一真正优势。党和红军虽屡遭挫折却没有悲观失望，而是吸取教训不断奋起，归根结底在于有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的指引。遵义会议的胜利，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坚守理想信念的坚定性，充分展现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精神价值与意义。
党的政治建设至关重要，关系党的政治目标实现等重大问题。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自我革命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遵义会议虽然还没有提及党的政治建设概念，但无疑是标志我们党在政治上成熟的里程碑式会议，为我们党新时代新征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一，必须发扬遵义会议“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的宝贵经验，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遵义会议启示我们，新时代加强和推进党的政治建设，首要任务是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核心就是力量，思想就是旗帜。“两个确立”是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既是实现新时代历史性变革的关键因素，也是新征途上赢得未来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坚决做到以“两个确立”为主线，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在政治与思想、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确保把“两个维护”由科学理论转化为现实实践，转化成有力行动，确保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第二，必须深刻领会遵义会议“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的精神实质，深入推进“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遵义会议启示我们，新时代加强和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以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精神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决抵制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的各种错误主张。同时，把不断深化“第二个结合”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为党的政治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和时代内涵。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四个自信”，保持政治定力，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不断提升全党贯彻落实政治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不懈加强党的建设，切实提高党的政治建设质量，引领党的事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第三，必须弘扬遵义会议“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特质，践行好党的民主集中制，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伟大自我革命。遵义会议启示我们，新时代加强和推进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积极的党内政治生活，不是制造分裂而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不是人为制造矛盾而是为了解决党内突出问题，不是“治人”而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开展党内政治生活，要以民主集中制为保障，勇于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促进党的自我革命，不断锤炼党性、洗涤精神，以达到防身治病的目的，有效防范和化解党内存在的各类风险挑战。
第四，必须把理想信念建立在科学理论指导之上，筑牢党的政治建设的思想根基，确保我们党政治上完全巩固。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只有坚定理想信念，才能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只有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才能确保理想信念在实践中得以践行和升华。加强和推进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要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铸就共同精神家园。“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我们共产党人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改造主观世界，解决好“总开关”问题，筑牢政治坚定的思想之基，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
[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3]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遵义会议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4] 吴德坤主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
[5] 金冲及：《对遵义会议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期。
[6] 石仲泉：《再论遵义会议——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党的文献》2015年第1期。
[7] 李方祥：《遵义会议前后中共最高领导职务的史实再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4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原刊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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