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战略大国要有驾驭战争的高超能力

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在时间、空间以及规模等几个维度上都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想和判断。即便是这场战争的直接设计者俄罗斯总统普京，也不大可能料到其“特别军事行动”会发展演变到如今这个模样。这一切都说明，驾驭战争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

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战争在许多时候却又难以避免。这一人类所固有的奇诡现象，总是阴魂不散地纠缠在社会历史的进程中，动辄还要呈密集爆发的态势，从而塑造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现如今就有这等明显的趋势和迹象，人们将其称之为“新战国时代”。因此，就历史规律而言，没有经过战争考验和洗礼的人，固然可称之幸运，但政治上和战略上总难免让人感到有所缺憾。尤其是历史上的大国领袖，如果缺少这方面的功绩，则往往成为过眼烟云，而只有那些能够驾驭战争、文治武功并举且成就显赫者，才有可能获得政治家与战略家并称之誉，而让后人长久的传颂和忆念。

驾驭战争谈何容易！在这个问题上，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的许多政客都以失败而告终。其中的经验教训可谓深刻而丰富，对此认真加以总结十分必要，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战略视野和把控能力。

就教训而言，大致上有如下三种情况值得重视和记取：

第一，敢于发动战争，却不知道怎样结束战争。

古往今来的战争经验屡屡证明，发动和挑起一场战争很容易，许多人都深谙此道、乐此不疲，但如何结束一场战争，却大多数人都摸不着门。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譬如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譬如当今时代美国发动的所谓“反恐战争”等。

当然，任何从事战争的人都想打赢，但赢得战争的具体形式却五花八门、大相径庭，远不仅仅是取得军事胜利那么简单。有的人赢得了军事胜利却遭遇到战略失败，譬如美国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有的人赢得战争胜利却没有赢得战略胜利，譬如美国侵略阿富汗的战争；更有的人占据明显的军事优势与战场优势，却在战争与战略两个层面一概都大败亏输，譬如当年美国所发动的印度支那战争等。

正因为这样，所以对于当前的俄乌战争，人们更关心普京总统打算怎样结束这场战争。显然，作为一个战略家，在发动这场战争的时候，他心目中一定有关于如何结束战争完整的设想与安排，而不可能信马由缰，走到哪儿说到哪儿。目前看，对俄罗斯而言，俄乌战争最大、最严峻的考验就在这里。

第二，战争进程失控，形成骑虎难下的被动局面。

驾驭战争，就要牢牢掌握战争进程的主动权与主导权，使之大体上按照自己的意志演进。而不能让局面与形势失控，不断超过和超出既定的预想，使战争反过来绑架自己，而不得不屈从让步或被动应付。人们生活惯常里种种“没曾想”、“万万没想到”之类，战争进程中都应该坚决加以杜绝。

正因为这样，对战争必须事先进行深入全面的擘画，即做好中国古代军事战略家们所说的“庙算”。在现代，则是统筹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各方面的因素，进行系统的筹谋策划，最大限度地避免“按下葫芦起了瓢”之类的情况发生和发展，决不能就事论事、只攻一点不计其余。正如法国著名政治家克莱蒙梭所言，“战争这件事太重要了，以致于不能把它交给将军们”。

这方面的教训与相关案例同样十分丰富。摆在眼前的俄乌战争的事实鲜活生动：其一，作为诱发战争的主导者，俄乌战争在许多方面都已经发生美西方操作失控和驾驭失能的现象，譬如内部的分歧、战争的范围与进程等，并且这些现象还正愈演愈烈地向前发展，令他们胆战心惊、不知所措；其二，在俄乌战争之外，中东地区再次陷入大规模的战乱之中，完全出乎美西方的预料之外，严重干扰和牵制了他们既定战略步骤。战争中以色列桀骜不驯，唯自身利益是求，完全不顾霸权集团的全球大业，令美国当局又急又气又无可奈何，从而在战略上陷入难堪的两个战场与两种类型的战事当中，造成相当明显的被动与困境。如果有谁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未能有效驾驭俄乌战争的话，那么其对手美西方则更是如此，而且愈来愈落于下风。特朗普上台后，试图推动俄乌停战却成效甚微，这实际是一种认输且又无奈的表现。

第三，胆小怯战、消极绥靖。

面对战争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完全正确，如孙子告诫，“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任何一个驾驭战争的人，首要的是必须洞悉战争所带来的破坏与不利，在此基础上权衡利弊，如此才能趋利避害，做出正确的决策，有效地驾驭战争。

但是，慎战不等于怯战。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战略家，不能因为战争的严酷性就回避战争，更不能因为战争的严峻挑战就不敢面对战争。古往今来的经验无不证明，想当“太平天子”，想在天下太平的前提下创造辉煌的历史业绩，如同期盼天上掉馅饼一般，从来没有这样的好事。相反，越是不敢面对战争，越是胆小怯战，战争就越有可能被强加到自己的头上，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胆小怯战所带来的就是消极绥靖，就是各种屈辱妥协退让。而各种妥协退让的结果，一概都要带来被辱挨打的命运。越妥协让步越挨打，越挨打越胆怯妥协，如此循环往复下去，结果必将葬送前程，让国家和民族沦落于悲难之绝境。

因此，驾驭战争必须具有胆略、胆识和胆魄，坚决摒弃“胆小怯战、消极绥靖”的常见病。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往往在关键时候，欠的就是敢于决断的大无畏战略勇气和政治魄力。尽管做到这点并不容易，但也要意志坚定、奋力而为，要本着“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精神，该出手时就出手，勇于在必要时诉诸战争手段，这是驾驭战争所必备的一个战略前提。

在当今世界出现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背景下，全球军事与政治形势风云跌宕、波涛汹涌，俨然一副新战国攻伐的局面。这样形势与局面，理所当然地呼唤战略大国及其领袖要具备高超的驾驭现代战争能力。或者严峻一点说，不能不具有高超的驾驭现代战争能力。谁想置身战争冲击之外而安享“风景这边独好”，目前看已是完全不可能的。

至于怎样锻造驾驭战争的能力，这个话题十分宏大。但如下三个问题，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

其一，知己知彼，不打无把握之仗。

人人皆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由于战争具有人类活动最复杂、最深刻的特点，无论是“知己”还是“知彼”，想要真正做到都绝非易事。不打无把握之仗，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希图侥幸，任何时候也都不能寄希望于投机取巧。同战争相关的各种准备工作一定要充分再充分，尤其对战争中巨大的物质消耗，更要早为之计。譬如，2024年8月底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空袭，这场号称是规模空前的空袭，据说动用了100枚导弹、100架无人机。在笔者看来，对于一场大规模战争而言，仅仅这点东西，甚至连一次战斗都应该说可怜，也就是对付乌克兰还可能管用，在真正的大战中屁事不顶。由此可见，俄罗斯的军事生产潜力确实捉襟见肘。同时，对于任何一场规模、水平与范围的战争，还都要立足长期与持久，不可把希望寄托在闪电战、速决战上。一击必杀、速战速决，在今后的战争中尽管有可能实现，但不可能成为常态。因此，战略指导者和谋划者都应切记，在战争开始之前，要对战争有充分的设想与筹划，明确把握战争可能的几种类型，尤其是要找到或确定特定类型下结束战争的办法与途径，还要有应对最为不利局面的设想与准备，而不能临急抱佛脚，更不能走到哪儿说到哪儿。

从这个视角看，俄罗斯方面对于俄乌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显然估计不足，用什么“特别军事行动”的名目“挂羊头卖狗肉”无济于事，只能自己欺骗自己。在笔者看来，正是因为这个一厢情愿的“特别军事行动”的羁绊，俄罗斯国内全面的思想动员、政治动员、经济动员从一开始就无从谈起，只是在战争日益持久与深化的刺激下才慢腾腾地搞起来。甚至不客气地说，俄罗斯整个社会是被导弹与无人机的轰炸才唤醒过来的，而且似乎至今也并未完全清醒。

其二，随机应变，牢牢抓住战争的主动权与主导权。

战争中充满了不确定性，战场上是这样，战略局势上也是这样。这就要求战争指导者必须具有超强的预见性，能够抢在每个重大变化之前预做准备，而不能被不断变化的形势牵着鼻子走。特别是在战争实际展开的过程中，要留足充分的战役后备队、战争预备队与战略后手，做到既能先发制人，又能后发制人，以此牢牢把握主动权与主导权。而不能像程咬金那样，只有“三板斧”的伎俩。此次俄乌战争第一阶段，俄罗斯方面发起全线进攻，做了宏大的展开，战线绵长、战场广大，摆开灭此朝食、一战定乾坤的架势。可惜既没有后劲、也没有后备，结果被乌克兰一个反击打得连连败退。幸亏对手在实力上欠缺，并非势均力敌、棋逢对手，这才得以逐步稳住阵脚，否则局面不堪设想。

这方面成功的案例还得说当年中国发起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在这场战争中，中国的战略指导妙到毫巅。面对印度的侵略与蚕食，中国军队果断凌厉地发起反击，让全世界大吃一惊，而在战场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果断收兵，撤回原来的出发线，更让全世界空前震惊。这场战争创造出人类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模式与样板，也使得整个自卫反击战高下在心、轻重有度、收放自如，牢牢把握着战争的主动权与战略形势的主导权，战争的战略设计与统筹安排十分高明、十分经典，令人叹为观止。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其实也想复制这一模版，不过有点“画虎不成反类犬”，但最后仍然可以说基本成功。

对比之下， 冷战后霸权帝国所发动的历次战争都堪称拙劣。譬如，美国当局早已宣布结束反恐战争，但反恐战争真的结束了吗？白宫几次说从伊拉克撤军，但他们真的撤出去了吗？谁都知道，霸权帝国时至今日的各种危机，包括严重的债务危机在内，无不拜这些战争在战略上的失败之所赐。尽管这个空前庞大的军事帝国赢得了一场接一场的军事胜利，但实际上却丢失了战争主动权与战略主导权，因而难以避免地接连遭遇战略失败。这种失败固然是帝国主义本性所使然，但其统治集团战略指导的失败难逃其咎。

其三，结束战争的办法不仅要在战争本身中来寻找，更要在战争之外来寻找。

战争的历史经验证明，战火一旦被点燃，则很难被扑灭，即便力量对比悬殊，占有明显优势的一方也并非可以随心随意想打就打、想谈就谈、想停就停。至于具体怎样结束战争，则更没有一定之规，是一件相当难办的事情。

正因为这样，所以驾驭战争的难点与重点不在于发动战争、推进战争，而在于如何结束战争。在现实中，举手投降或者赢得全面彻底胜利，这两种结果在很多时候并不具备可能，而要在此之外寻找第三种、第四种乃至更多种的办法与途径。直白地说，就是要找到打了之后的办法。要找到这样的办法，就需要大战略、大智慧，需要战争指导者具有大战略思维与能力。真正的政治家战略家应该具备这种素质，并且艺术地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去。

在这个问题上，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的重大战例各有千秋。但一个规律性或原则性的特征，就是不仅要在战争中寻找，更要在战争之外来寻找，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政治优势。人们都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夺取政治优势是大战略的核心要义，也是结束战争的基础条件。具备这个条件，局面就将有利于己；没有这个条件，局面就将相当被动。夺取政治优势，要在国内国际两个方面发力，在国内一定要清除投降绥靖势力，最大限度地凝聚全体人民的意志，组织动员起一切力量；在国际要打造广泛的统一战线，缔造坚强的同盟关系。譬如一战后有国联，二战后有联合国等，这些都是很生动的案例。

古语有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战争这件事更是这样，不但要有始有终，还更要善始善终。发动战争易，结束战争难，当前的俄乌战争就面临这样的考验，也构成其重要的教训。人们由此将更加明白，战略家与政客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是否能全面驾驭战争，包括发动战争和结束战争。这是驾驭战争的基本要求，更是战略大国及其领袖所应具备的能力。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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