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明：谁创造了汉语中的标点符号

  

 

【编者按】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白话文写作的历程，标点符号作为白话文的副产品，也登上了历史舞台，标点符号的出现改变了文言文不断句的传统，使阅读变得更加容易，那么，是先有白话文还是先有标点符号呢？时人怎么看标点符号呢？河南大学张宝明教授对此进行了专门梳理，回顾了标点符号在中国的历史。

 

胡适率先使用问号和惊叹号

 

《新青年》前身《青年杂志》的断句方式千篇一律，都是用“。”表示句读，即便如此，这在当时已经算非常新潮和现代的标注方式，比起数千年来“句读知不知惑之不解”的传统有很大进步。然而，这样的改良仍然不能满足新派人物的追求。

 

1916年9月，《青年杂志》易名《新青年》的同时，编辑部在个别同仁的建议下，开始酝酿进一步改革，11月1日出版的2卷3号上的句读符号一律采用“。”的做法。杂志在用“。”表句的同时，添加了“、”，用来表示中间的停顿，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读”。从2卷3号“句”、“读”间杂使用到第4卷，《新青年》杂志一直沿用这样的标点符号。但随着白话文使用频率的提高，这样的标注方式无法满足编辑的需要。

 

尽管《新青年》这时还完全采用白话文，但白话文的出场频率已经很频繁，个别同仁因此尝试寻求突破，以使文章更准确地表情达意，使语气委婉生动、抑扬顿挫。在编辑的操作下，4卷1号上高一涵写作的《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已经在“句读”两种标注方法之间加上了“：”号、“；”号，而且用来表示“读”的千篇一律的“、”号，也改换成为“，”号。

 

在同一期杂志上，提倡语音和文字以及标点符号改革最为有力的钱玄同也在《论注音字母》一文中力陈“句读”符号多元化。一个有趣的细节是，他的句号不是用“。”，而是采用颇受西语影响的“．”。陶孟和的《女子问题》以及刘半农的《应用文之教授》两文和钱玄同的标引方法一模一样。周作人的《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则完全沿用了4卷以前的方式。

 

陈独秀发表的《科学与基督教》一文，它上半部分发表于3卷6号，完全是“传统”杂志的版式，而到了4卷1号，下半部分的内容除却停顿一律袭用“、”，其它的标引方法则和高一涵的文章如出一辙。“海归派”胡适在4卷1号上也有一篇大作叫做《归国杂感》。该文比高一涵的《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之标点符号更为细致、具体和到位。本来，早在1915年8月胡适就有《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发表在《科学》的2卷1期上，并胸有成竹地归纳出10种符号。只是当时他节外生枝地将这10种又分为竖排和横排两种。时至《归国杂感》，他在所能够出现的“，”、“。”、“：”之外，破天荒地使用了“？”号表示质问语气，使用“！”表示感叹。包括“……”表示删节的符号以及不确定的“□□”。应该说，1918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已经奠定了现代汉语（白话文）典范符号的雏形。

 

钱玄同统一标点符号的使用方法

 

如同今天的报刊在文章标注方式上有自己的统一体例一样，《新青年》杂志为了印刷上的整齐美观，多次发布公告，希望无论是编辑同仁还是读者友人都能支持“句读符号”的标注规范、现代、统一。

 

钱玄同是最早在《新青年》上倡导统一规范的作者兼编辑。他在公开信中“承前”总结《新青年》标点符号发展史之后，便有“启后”式的展望：“同人主张，各有出入，所以四卷一号里所用，未能画一。”于是，他亲自捉刀，对“同人各种主张”进行“去”与“取”的加工，并“奉告”以后标点符号的走向：“（甲）繁式：用西文六种符号……，读，；长读，：冒或结，·或，。句，？问，！叹；（乙）简式：仍照以前用句读两号……、读，。句”。

 

鉴于钱玄同的极力敦促，白话文的编辑需要很快得到同仁的响应。当读者慕楼对“文句圈点”诸如“乎？么？呵！等”表示“似近重叠”的异议时，胡适回答说，句读符号的问题，《新青年》社的同仁已讨论很多次了。甚至他还拿出钱玄同批评自己《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中的话作为立论的依据：“我的朋友钱玄同先生说，这两种符号（？！）都不可废。因为中国文字的疑问语往往不用上举诸字，并且这些字有各种用法，不是都拿来表疑问的意思。”

 

胡适最后总结说胡：“总而言之，文字的第一个作用便是达意。种种符号都是帮助文字达意的。意越达得出越好，文字越明白越好，符号越完备越好，这是本社全用各种符号的主意。”（《通信》，《新青年》5卷3号）不难发现，在《新青年》杂志编辑看来，标点符号同样是“表今人的情感”、“代表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社会状态”的语言形式，是白话文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由于创刊时的习惯以及同时代铸模的滞后，《新青年》上之前的一些广告语和固定体例都没有及时改变，个别文章也还有惯性使然的因素。为此，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的陈望道对《新青年》颇为不满，认为他们在文字语言革新上不够彻底、坚决、完整，缺乏“诚恳的精神”。他说：“圈点与标点杂用，这是东人尾崎红叶的遗毒，诸子却有人仿他，而且前后互异，使浅识者莫名其妙——这不是缺‘诚恳’的佐证么？”

 

陈望道奉劝《新青年》诸子不要贻笑大方，不要留下病灶和遗憾。要以“除恶务尽”为目标。在他看来，过渡时代的文化先驱倘若现在磨磨蹭蹭、坐失良机，就会后患无穷：“将来时过境迁，则此过渡的遣迹又是一种陈症，又须用猛烈剂辛辛苦苦的去医他了。那时回想诸子现在之所革新岂不是拔毒种的霉么？”

 

读者来信表明，时至1919年，《新青年》在标点符号上的使用依然杂乱无章。针对读者的批评，钱玄同从理想与现实冲突的视角给予了答复：“《新青年》杂志本以荡涤旧污，输入新知为目的。依同人的心理，自然最好是今日提倡，明日即有人实行。但理想与事实，往往不能符合这是没有法想的。”对于陈望道提出的标点符号异议，他解释说：“标识句读，全用西文符号固然狠好。然用尖点标逗，圆圈标句，仅分句读二种，亦颇适用。我以为不妨并存……若说除恶务尽，这话原是不错。但旧日之恶，今日纵然除尽，然今日所认为善者，明日又见为恶，则在今日便应提倡，到了明日又该排除，进化无穷尽，则革命亦无已时。”（《通信》，《新青年》6卷1号）

 

从以上分析来看，《新青年》杂志社在标点符号意见上基本是一致的，除却标引方式不一样，朝着一个方向上的“完备”、完善，并走适合汉字、有力表达的功能化道路却没有什么不同。汉语复杂且悠久，它的现代化需要一个点滴尝试和逐步完善的过程。在比自己更为激进的青年读者面前，《新青年》同仁显示出了当事人面对现实应有的稳健和成熟。

 

《新青年》规定了标点符号使用规则

 

从“个人”见解到同仁的“心理”，从“同仁”心理到“共同”意见，《新青年》最终于1919年年底形成一个直到今天仍在沿用的标点符号和行款体例。从7卷1号起，杂志的标引方式走向“画一”。在新一期的杂志扉页上，非常醒目的《本志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的说明》首先映入读者眼帘。这个“说明”相当于今天杂志和报社的投稿须知。《说明》对“。”、“，”、“；”、“、”“：”、“？”、“！”、“——”、“……”、“『』”、“（）”、“﹏﹏”等13种符号的功能和用法作了统一的规范和说明。“行款”还对每页码横竖多少字数、“每段的第一行必低两格”、句读“占一格”、“。”“？”“！”三个符号下面“必空一格”等4个方面作了一一说明。这个标点符号体例是《新青年》发展史上最为完备、统一的符号，也是今天我们写作和印刷使用的标点符号基线和蓝本。

 

“本志编辑部”这样告诉读者和作者：“本志从第四卷起，采用新标点符号，并且改良行款。到了现在，将近有两年了。但是，以前所使用的标点符号和行款，不能千篇一律，这是还须改良的。现在从七卷一号起，画一标点符号和行款，说明如左。”“说明”之后，最后一再申述这一“说明”的意义是：“本志今后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都照上面所说办理。请投稿和通信诸君，把大稿和来信也照此办理！”最后的“！”号，就是编辑部同仁共同拜托之意。

 

今天，标点符号进入汉语世界并出双入对、双栖双飞的既成事实同时也昭示了它的“明媒正娶”。从偏房到到堂屋，白话文经历了从副产品到汉语世界正品的华丽转身，从此标点符号的使用与每一个使用的人都有一种割舍不断的关系。在白话与读经并举的今天，从标点符号的视角回眸《新青年》上发生的那段往事，也许是值得玩味的一件事儿。毕竟，这“句读”中有你、有我，也有他（也包括“她”）：小小的“句读”、零散的“符号”，不经意间标点着近代中国20世纪的脚步、丈量着现代性演进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