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晋：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群体

关于学党史，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要“学史明理”。明什么理？我的体会，就是要明白三个道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学史增信”，就是要增加对中国道路的自信，坚定“四个自信”。“学史崇德”，就是传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在100年的历史上，积累起来的伟大精神和红色基因。“学史力行”，就是实践，办实事，开新局。

 

总书记讲学党史要发挥这四个方面的作用。我想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出发，是怎样出发的，他们有什么样的精神气象，这些，大概可以为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四句话带来一些启发。

 

我讲四点：一、100年前建党，它不是一个人或者十几个人、几十个人的愿望，而是先进知识分子的群体性选择。二、参加建党，包括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前入党的那群人，他们的组成特点和精神气象。三、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层不成熟、不稳定，为什么不成熟、不稳定？四、毛泽东为什么脱颖而出？历史和人民为什么会选择毛泽东？这四个问题结合起来就叫毛泽东与中共早期领导群体。

一、把握大势：建立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

一大前各地早期组织的成员，现在明确的是58位。参加一大，到底有多少代表，有12人之说，有13人之说，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的表述方法是，先列出12位代表的名字，再加一句：“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出席了会议。”这样讲，是叙述性的，很客观。他们代表着全国58名党员，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建立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知识分子掌握了大势以后的结果。当时的大势有三个方面。一个是五四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可以从介绍过来的各种理论思潮中选择一种来救中国；二是十月革命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一些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一种新的救国道路；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陷入萧条，再加上巴黎和会无视中国对山东主权的诉求，使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非常失望，甚至反感。

这就是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势所在。

为什么说58个人的选择，算是把握了大势？真理从来是先由少数人掌握，在实践中比较，逐步得到大家认同的。这是个规律。

实际上，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不只这58个人。不在58个人当中的一些人，也应该视为建党群体。比如说蔡和森，他最早提出党的名字叫“中国共产党”。1920年7月，蔡和森在法国的一个会议上就提出：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这年8月，他写信给毛泽东，再次表达了这个主张。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准备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还曾经想过，我们党叫什么，我们既然奉行社会主义，就叫“社会共产党”吧。所以蔡和森虽然没有参加一大，也不在58个人的名单当中，长沙早期共产党组织里面也没有他。但是他的地位跟58个人是不相上下的。

再比如说，恽代英也不在58个人里面，他在1920年夏天就组建了一个“波社”，实际上就是布尔什维克党。

四川当时比较闭塞，吴玉章、杨闇公（杨尚昆哥哥）不知道当时已经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建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而且还给共产国际写了报告，说明中国青年共产党的创建和他们的组织结构。他们直接和共产国际联系，后来听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并且参加了共产国际。于是，他们立刻把中国青年共产党解散，然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张太雷，他是属于58个人里面的，在北京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早期组织，受李大钊委派到苏俄，结果还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科长。他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大会上发言，谈到中国国内共产党组织的建设，而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他参加大会的时间是1921年6月，我们党是1921年7月23号才开会成立。他的发言已收入《张太雷文集》，讲的内容水平很高。

总体上说，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选择共产主义，是个大趋势。

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组成特点和精神气象

一大前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成员，可叫建党群体，一大以后到大革命失败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可叫做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这两拨人，可统称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有什么特点？有三大特点，这三个特点注定了我们党的生命力、创造力和精神气象。

（一）知识分子出身

58个第一批党员，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一色的知识分子，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共性。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理念，首先在知识分子中间传播，被知识分子接受，知识分子掌握了这个思想武器，再去发动工人和农民。而且知识分子要创立一个党，它代表谁？自然就是马克思主义说的，代表无产阶级。后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作出了很大的创造性，它代表的，除了工人阶级，还有农民等等，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代表中华民族利益。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有三个特点：

1、选择信仰，是经过各种理论思潮的比较，他们对自己的信念有理论自觉和政治自觉。

我们来看毛泽东选择共产党，或者他确认信仰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过程。1921年元旦，在长沙新民学会会员大会上，20多个人，毛泽东让大家讨论新民学会的走向，说我们要选择信仰，选择什么，大家讨论，各抒己见。毛泽东总结说：摆在我们面前五种选择，社会政策派、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列宁的激进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温和的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经过反复比较研究，觉得激进方法的共产主义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我们可以采用。而且，他还认为，其他的方法、途径、主义，有的是理论上说得通，但实际上做不到。毛泽东当时还告诉大家，把新民学会的宗旨，改成“改造中国与世界”。

毛泽东还写信跟蔡和森谈到：我们选择共产主义不是说放着很好的路不走，偏要走这条路，而是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的一种“变计”。意思是只能走这条路。

这就是知识分子建党的思想自觉和政治自觉。可以说，这代人是对马克思主义行不行、社会主义好不好、共产党能不能干成，有没有未来，是反复思考才作出选择的。多数人都有发自内心的信念，对初心使命有恒心，能坚持。有人统计，58个人当中，后来被开除或脱离党组织，叛变投敌的，就8个人。

2、他们大多有文化艺术气质，而且很方便把自己的革命意志、政治信念，转化成一种文化自信，表达出来，鼓舞人。

这是一般的政党很少有的特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信仰转化成文化自信的可能性或途径有很多。

陈独秀、李大钊他们都是文化大家、宣传家。陈独秀是研究文字学的，他在研究“小学”这个问题上造诣比较深。李大钊学法律出身，他的诗歌写得好，写了大量旧体诗，五四运动以后还写新体诗，留下8首新诗。其他写诗词、散文的很多，像瞿秋白他是作家、翻译家，印章刻得很好。这种文化气质对他的信念有什么影响作用？

举个瞿秋白的例子，他是第一个翻译国际歌的，他牺牲的时候，敌人把他押到山坡上，他专门找到一个地方，说：“此地甚好。”还说人生有大休息，有小休息，过去忙于革命，很少大休息，现在我可以大休息了，然后从容面对刽子手。这种信念，这种境界，这种精神气象，我觉得就是这代共产党人的文化气质带来的对政治信念的自信。那种崇高感，是在死亡面前，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从容和淡定，背后是信念的坚定。所以，毛泽东说，方志敏、瞿秋白“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陈毅，早期写过小说，后来写诗。在梅岭被围的时候，写下：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今天要断头了，你怎么想？创业很难，身经百战，死了很多人，我要死了。虽然要死了，但是我要到泉台（相传是阴间和阳间的结合部）那个地方，把比我先死的部下们召集起来，在地狱里面也要造阎罗王的反，要革命。他通过诗歌把自己信念和理想传达出来。

毛泽东不用说了，他一生都是诗人，越是逆境、危急的时候，他的诗情越张扬，写的诗越好。长征当中写的诗都是经典之作。

周恩来，虽然写的诗不是很多，可不能小看周恩来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他年轻的时候是写新诗的，也有一些旧体诗，比如我们熟悉的“大江歌罢掉头东”等，五四前后他写新诗，中央文献研究室还出版了周恩来青年时期的诗选，有很长的新诗。甚至到晚年，上世纪60年代，他还跟他的侄辈说，我年龄大了，早晚有退休的一天，退下来以后我就写长篇小说，而且题目都想好了。他说巴金写过一部小说叫《家》，很有名，他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叫《房》，就写他们那个周氏家族。周恩来荡漾在内心深处的文化气息，弥漫着共产党人的牢固信念和深刻的理性思维。

这就可以理解早期共产党人，确实是被先进文化武装起来的。所以说，到关键时候，到曲折的时候，他们是不会灰心丧气的。

3、大浪淘沙。

知识分子出身，有理论，有信仰，但终归要和实践结合，和工农结合，才能成熟，才能奋斗到底，才有未来。因此，一路前行，就会出现大浪淘沙的情况。

早期共产党人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人，是主流。他们经受了考验，走到新中国，或者在征途当中倒下去了，牺牲了，这是主流。

第二种，一部分脱党，大革命高潮的时候是5.8万党员，后来大革命失败以后只剩下1万多人，其中不少被国民党给杀害了，其他人到哪去了？脱党了。但好多人脱党而不反党，思想理论上甚至包括信念上，他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做进步的事情和工作，包括一些著名作家，理论家。比如李达、郭沫若、茅盾，他们依然在宣传先进的文化。

第三部分人是走向反面的，从“红船”出发，但是半途当中跳船了，跳了以后还要拿斧头去凿共产党这艘船，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这些人。这是极少数。

（二）大部分是中等家庭出身

除个别的外，大多处于中等家境。一般来说，他们有往上走的冲动和能力，经过奋斗，都会有比较好的前途。但他们的冲动和能力，改变了方向，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是为了谋个人的出路，而是为改变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初心使命是明确的。而且，选择了共产主义以后，基本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对待家庭的概念、对待财产的概念。

比如说张太雷是天津北洋大学毕业生，他的毕业证都印好了，但他没有去要。至今张太雷的毕业证还放在天津大学，作为他们的镇馆之宝。那个时代北洋大学读法律的毕业生出来以后，找工作或者说未来的前途，那是不得了的，他不要了。

彭湃是大家庭出身，当时有种说法，乌鸦都飞不过彭家的田产，乌鸦在天上飞，要跨越彭家的田地，中间都要休息一下，这是个比喻。但是他把田契烧了。

这说明，他们不是为谋个人的出路参加中国共产党，这一点很重要。他们一般都有比较高的道德标准，有高远的追求，胸怀境界不一般。

比如毛泽东，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到同学家里作客，那位同学当着他的面，把仆人叫来说：我今天来客人了，你到街上去买几斤肉，作了仔细交待。毛泽东此后就不跟这个同学来往了，他觉得怎么能斤斤计较做这些事呢？他想的是：社会、国家、民族、人民、世界。新民学会的宗旨，开始是“砥砺品性，改良人心风俗”，后来毛泽东改成了“改造中国与世界”。

由此，我们就能体会毛泽东为什么在延安时期能够写出“老三篇”，提出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这种道德感带来两个好处：一个是自我牺牲精神，为了别人，为了集体能够付出自己。第二个是同志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纽带。

什么叫同志关系？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瞿秋白，1920年以记者身份到苏联，写了两本书，《饿乡纪程》与《赤都心史》。在苏联时，看到这个国家物质紧张，到处饥荒，他有一块金表，就把金表捐献给了苏维埃政府。在苏俄采访的时候不能没有手表，苏维埃政府又回赠了他一个钢制作的怀表。瞿秋白就带着这个怀表工作。

1931年，茅盾（沈雁冰）的弟弟沈泽民从苏联回来，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让他到鄂豫皖当省委书记，临走的时候，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去看他，就把这块怀表送给沈泽民，理由是：你到苏区可能要指挥打仗，需要怀表。

沈泽民带着怀表到了鄂豫皖，他指挥红二十五军打了几仗，其中一仗跟军事干部徐海东等人发生矛盾，意见不一致，最后按照沈泽民的意见干，结果证明沈泽民那个策划是错误的，打了败仗。后来他主动找到徐海东承认错误。

临走的时候，一看徐海东手表没有了，就问：你手表呢？徐海东说不小心摔坏了。沈泽民说我身体不好，要休养一段时间，你在前方打仗不能没有手表，就把怀表送给徐海东。徐海东带着这个怀表在鄂豫皖战斗，带领红二十五军长征，直到抗战。

1939年，徐海东在一一五师当旅长，中央让他到苏北新四军去，任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临走的时候，他去见彭德怀，把这块怀表送给彭德怀，当做纪念。还说，这个怀表是沈泽民送给我的，沈泽民说是瞿秋白送给他的。而当时沈泽民已经病逝了。

彭德怀用这个怀表指挥了百团大战等。1946年，新疆放出来一批共产党人，128人回到了延安。彭德怀听说其中有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想到这个怀表最早的主人是瞿秋白，就找到杨之华，把这个怀表完璧归赵。怀表最后是物归原主了，但最早的主人瞿秋白已经牺牲了。现在这个怀表保存在国家博物馆。

这就是同志关系。哪怕我们在工作当中有争论，没关系，但感情牢固。而且当时表达感情的方式，就是把最珍贵的和最需要的东西给对方。这就是那代人的感情，他们对财产的概念。这可以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很好的题目。

（三）年轻人，充满朝气，使党充满活力，一开始就有强大的生命力。

100年前建党的那批人，除了极个别属于当时的80后，基本上都是90后，主体是95后，还有00后。参加一大的，就有19岁的学生。100年前就是这些人，创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人，大多也是年轻人。所以中国共产党是个年轻的政党。年轻人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塑造，几乎很难复制，因为那一代人，基本上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洗礼。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干大事的。从年龄结构来看，大革命失败前，除了陈独秀外，在中央领导工作的，大都是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人，所以陈独秀当时在党内的外号叫“老头子”。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央领导层工作的，仍然是年轻人。瞿秋白、李立三先后主持工作，当一把手。瞿秋白那时28岁。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时29岁。博古24岁时被推为党的总负责人。

还有，任弼时进入中央政治局时23岁，24岁便任政治局常委。邓小平25岁到广西领导起义，陈云进入中央政治局担任常委也就29岁。在根据地指挥打仗的红军的军长、师长，也大多是20多岁的人，像萧华，还不到20岁。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和各根据地开创闹得那么红火的局面，红军的发展也进入高潮，主持中央工作的人24岁，多年轻！

年轻人想问题比较乐观，往前看，着眼未来，遇到大事敢干、敢承担，敢于发表意见。敢想敢干，充满活力，充满激情，这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很重要的政治优势。

但也存在问题，比如说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为什么对毛泽东搞的那套正确的东西看不进去，一到中央苏区，毛泽东就受排挤。首先是思想路线不一样，毛泽东实事求是，那些人就觉得他们有理论。他们理论确实比毛泽东要多，跟共产国际接触更多，所以想在领导岗位上一试身手，觉得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能做到的，他们可能会做得更好。来一拨人就把毛泽东挤一边了。前后来了三拨人，临时中央搬过来后，干脆就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

博古1945年在延安有一个回忆，很真诚地说他当一把手的心态。他说：在上海中央被破坏以后，由老的政治局委员指定我做临时中央负责人，当指定我做这个工作的时期，我并没有感到自己不能担任领导整个党的事情，相反，我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请教任何人，觉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发展到了刚愎自用，不愿自我批评，不愿听人家批评，临时中央到了中央苏区以后，大家还是让我当一把手，我只是形式上推一推，说：请别的同志来当吧，别的同志说，还是你来吧，我说：好，那就是我。

三、为什么说早期中央领导层不成熟？

我们党100年，一路走来，确实很曲折，很艰辛，领导层也是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

今天，9100多万党员，这么大一个党，从制度到理论非常成熟，特别是形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要格外珍惜，真正做到“两个维护”。

 

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年轻人领导，带有不成熟的特点是必然的，他们有争吵，有探索。在中央领导层的选择上，不行了，就换一个人上来，变动很频繁。

所以邓小平后来讲：“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没有形成有能力的党中央。”不成熟，没有能力，这是邓小平对早期中央领导层的一个评价。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组织上不独立。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重大决策，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或认可。这就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隔了一层，而有的领导人偏偏照搬苏联革命道路和经验。所以，毛泽东在1930年说，中国革命要靠了解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指的就是组织上不独立的情况。

第二，理论上不成熟。当时，全党还没有形成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还没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一些中国化的做法受到批判的原因。

第三，能力上不适应。中央领导层不稳定。在弱小时期，敌人强大，意外事情很多，危机很多。领导层恰恰是在危机中出现。在危机中，能看到一个领导层到底有没有能力、成不成熟，这是很重要的。

那个时候的共产党人确实没有把名誉地位看得很重，这是那代人的胸怀。1927年7月以前，陈独秀是名副其实的党内一把手，但是陈独秀离开岗位以后，一直到1943年，严格来说，这16年的时间里面，除了六大选了一个名义上的总书记向忠发，后来叛变了，我们党没有形成经过严格组织程序任命的正式的主席或总书记。在实际工作中，担负一把手的职位的人，他们没有总书记、主席这样的名分，他们有时候用的是总负责，有的连总负责这个名义都没有，比如说瞿秋白、李立三。周恩来，他没当过一把手，也没有搞过总负责，但很长一段时间，中央的实际工作是他一直主持在做。包括毛泽东，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进入党的领导层，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名义上的排名，并不是第一个，只是几个常委中的一个。他干了八年实际上是一把手的工作，并没有主席或总书记的名义。一直到1943年，中央才正式开会确认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

所以早期领导人没有把个人的名誉地位看得很重，邓小平晚年说：我们那个时候不在乎地位，没有地位的观念，比如说在法国，赵世炎比周恩来地位高，周恩来比陈延年地位高，但回国以后，陈延年的职务超过了赵世炎和周恩来。陈延年确实能干，他反对他父亲陈独秀，可惜牺牲得太早。赵世炎回国后，工作就在他们领导下，并不在乎地位，就是干革命。

四、为什么党选择了毛泽东？

我们比较一下毛泽东之前的五位一把手，会发现，他们都难以指挥打仗。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博古、张闻天，他们理论水平高，政策水平也不低，但是军事领导不擅长。革命战争年代，党要生存，需要革命家，需要政治家，需要理论家，但也需要好的军事统帅。军事统帅如果不能在中央领导层，是有问题的。

毛泽东为什么被选择？首先因为他是好的军事统帅，天才军事家。遵义会议复出，因为军事上需要他。当时没有解决政治路线问题。遵义会议后，到陕北初期，党内有同志就称呼他“毛大帅”。

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从苏联回来的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说中国共产党要以毛泽东为首来解决问题，共产国际支持了毛泽东作为政治上的一把手。毛泽东从军事领袖名正言顺地成为了政治领袖。

最后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成为了理论上的领袖。

从军事、政治、理论，毛泽东完成了被历史选择为领袖的过程。

这当中，理论上的成熟很重要。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党。毛泽东在军事上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在哲学上发表《矛盾论》《实践论》等，在政治上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等，在文化上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在经济上发表《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这样一来，哲学、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的代表作一写出来，全党就醒悟了，接受了思想上的洗礼。当然，人们会从心里觉得，只有毛泽东才能够成为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这是当时党内其他领导人反复说的。

比如吴玉章说，《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毛泽东在这之前的领导地位并不十分巩固，教条主义者们认为毛泽东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不足，内心并不服气。《论持久战》的发表，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娴熟应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征服了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心，全党感到十多年曲折的历史终于锻炼并筛选出自己的领袖，这种感情上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同与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绝不可同日而语。

党，最终选择了毛泽东！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副部长级]；来源：昆仑策网，原载《世纪风采》，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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