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从一些不广为人知的细节领略毛主席的眼光——胡耀邦与反右派运动

 

2012年，胡耀邦当年的秘书撰文回忆胡耀邦的事迹。其中涉及到1957年“反右”的内容时，文章写道：

“1957年团中央反右时，耀邦不在，他到国外出访，是另一个领导主持的。胡耀邦当时就不赞成抓那么多右派，但他无能为力。他保护了不少人，包括《中国青年报》的领导张黎群、钟沛璋和陈模，他都尽力保护。”

“我没听过耀邦对“反右”的直接评价。但他说过，有些“右派”在摘了帽子以后，还应该起用。”

（http://book.people.com.cn/n/2012/0807/c69360-18683817.html）

这个内容有符合历史事实的一面，但是不够全面。符合历史的一面是“不赞成抓那么多右派”，即在客观上反对了“扩大化”；不符合历史的一面是回避了胡耀邦对反右斗争必要性的肯定。当然，作者没有“听过”，也算是是情有可原。同时说明他这位秘书对胡耀邦了解得还不够全面。

关于反右派斗争（或者“反右运动”）。这几十年来，多多少少已经被污名化了。本质上，这是新中国第一场反对“颜色革命”的斗争。

中共中央1981年6月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作出如下结论：

“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关于反右的必要性和难以避免的扩大化问题，中共中央党史党史办公室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关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部分，叙述了当时一小部分人在国际国内政治气候影响下，“以至发生极少数人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因此，“对反社会主义的倾向进行反击和斗争，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地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关于反右的严重扩大化，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也是难于避免的。”（见该书第460页）

国际上几乎所有知名的研究毛泽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专家学者，都客观地评价了中国1957年反右派斗争。例如，国际著名的研究毛泽东专家，美国学者施拉姆在其《毛泽东》一书中指出：

“毛的希望落空了，评论者没有满足于评论个别的弊病，而是对整个制度的基本原则——共产党权力的独占——提出了疑问。毛于是强调他公式的另一半，用以避免在中国出现匈牙利那样的暴乱”。“1957年初开始进行的‘整风运动’原是针对党和国家干部中的官僚主义倾向的，后来就转为反对‘右派分子’的激烈运动了。”（见该书第254-255页 红旗出版社 1986年）

“匈牙利那样的暴乱”是当时的一个国际背景。那些后来被划为右派的大人物中，其言论中就有对中国也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暴乱”的预料。而这种情况使对岸的蒋介石集团加快了“反攻大陆”的动作。

“台湾国民党人受到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鼓舞，‘反攻大陆’的宣传和准备在1957年进一步升温。蒋介石本人及其他高级将领不断发表‘反攻大陆’的言论，国民党军队也加紧进行两栖作战和空降袭击的训练。1月，国民党飞机竟然飞到北京和其他11个城市上空投散宣传品，号召大陆人民起来造共产党的反。美国则开始在台湾建造可供B52轰炸机起降的大型机场。更有甚者，3月6日，美台就在台湾部署中程导弹斗牛士导弹达成协定，5月6日双方就此发表联合声明。报刊文章透露，这种导弹既可以携带常规弹头，也可以携带核弹头，‘而其实际效用主要在于可以携带核弹头’。文章没有披露，核弹头是否运到了台湾，但推测说，核弹头‘或许已与美军一起驻在台湾，或许储存在附近的海军或空军基地，一旦开战，即可运往台湾’。”

“1957年9月，蒋介石提出了由美国军事顾问训练空降部队和在大陆降落，以便组织游击活动和抵抗运动的计划。此后，蒋介石又向美国提出更具体的要求。”（陶文钊：《中美关系史 中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 第162页）

当时，有些活跃分子已经发出了类似“共产党比国民党还要黑暗”、“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的言论。有些地方发生围攻地方政府的行为，大学生的“请愿”活动逐渐形成规模。不过，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还是沉默以对。

作为当时担任团中央负责人的胡耀邦，和党中央、沉默的大多数的认识是一致的，这是无可置疑的。所以，他只是“不赞成抓那么多右派”。

值得赞许的是，胡耀邦对党中央方针政策理解是比较到位的。对党中央划分右派的标准及其处理原则的掌握也是比较到位的。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处理右派分子时，受到毛泽东肯定的原因。

1957年6月党中央开始号召沉默的大多数发出自己的声音，右派分子的进攻顷刻土崩瓦解。从头面人物到各个地方的小角色，都纷纷深刻检讨，争取过关。（在这个阶段，由于“公报私仇”等等原因，许多单位没有按照中央规定的标准，因而造成许多错划，在此不赘）。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四次会议上讲话，主要内容是，干部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在人民中间出现，要使普通劳动者在我们面前感到平等。我们现在的知识不够，办法就是要认真学习。自然科学要学习，还要学习社会科学，学习技术科学，文学也要学习一点。重心要转到技术革命，要革地球的命。要搞技术，搞工业、农业技术，要来一个革命。在谈到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时，提出来各部门、各地方要召开右派分子大会，帮助他们改变过来，不变的不强迫。要有处分，但要留一条路让他们走，使他们有可能回到人民的队伍里来，等等。

胡耀邦是最先召开这样的会议的。

1958年3月2日，毛泽东批转团中央的简报（这也是毛泽东唯一的一次有关处理右派分子的批示）。该简报有这样的内容：

“团中央机关于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十五日分别召开两次右派分子会议。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在两次会议上都讲了话。指出他们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是从根本上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是大是大非问题。但是，只要能真正低头认罪，决心悔改，前途仍然是光明的。还向他们宣读了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六条办法，说明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指出他们只要愿意悔改，党对他们采取宽大的政策，可以一不按反革命处理，二不剥夺公民权，三大部分不开除公职，给饭吃，给工作做，而且组织上还准备诚恳地帮助他们改造，鼓励他们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两次会议的效果都很好。”

胡耀邦对毛泽东讲话的正确理解，是使这个会议开得成功并后来取得良好效果的根本原因。当这七十多位右派分子整好行装，即将去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李顺达的故乡——山西平顺县接受考验的时候，胡耀邦对他们作了近两个小时的讲话。他说：

“我要给你们讲两点：第一，你们所犯错误的性质十分严重；第二，你们的前途十分光明。”“你们都还年轻，有文化、有能力，过去都为党为青年团做了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工作，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我深信，你们下到农村后，必定会和人民同甘共苦、打成一片，为改天换地建立新的业绩，在将来的某一天，你们还有可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这些同志去了平顺后，都没有辜负胡耀邦的殷切期待。只两三年工夫，全都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一些山沟沟里的村干部和老乡，还把许多人评为模范干部，他们都婉言谢绝，说他们是下来锻炼的，不参加当地干部、社员的评比。他们回到了团中央，都被妥善地安排了工作。像陈模、钟沛璋回到了《中国青年报》，虽然没有恢复副总编，但都当上了青年活动部和知识部的副主任，不仅让他们编稿、发稿，还可以照样撰写评论和社论。（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新华出版社 1998年 第6-7页）

当然，全国很多右派分子并没有受到这样的对待。特别是被送到到一些偏远农场劳动和工厂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顺便提一下，不愿意去劳动教养的，可以选择自谋出路，而自谋出路就不能保留公职了。在1961年10月举行的全国改造右派分子工作会议上，重点批评了“宁‘左’勿右”不讲政策，放松思想政治工作把右派分子单纯当作劳动力来使用的现象。比如，剥夺他们的公民权、不发或者少发他们的工资、家庭有困难的不给于补助，等等。有的地方违法乱纪，造成右派分子非正常死亡。其中特别批评了甘肃省酒泉的夹边沟。因为这个农场的死亡率，据全国同类农场之最，远超同类农场平均死亡率的若干倍。其原因是这些地方严重违反政策，对右派分子体罚、打骂、扣饭所致。会议决定加强领导，各地都要设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主要工作还是正确贯彻中央政策并进行监督执行。据当时统计，右派分子在改造中表现好的和比较好的占80%以上，会议提出今后应该多摘一些帽。已经摘帽的表现好的占95%。因此，对摘帽的的安排工作要尽可能发挥他们的长处。“党外民主人士，可以巧立名目，将他们养起来”，等等。

在毛泽东1958年1月讲话一年半以后，1959年8月，毛泽东给担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写信，建议为部分右派分子摘帽，认为这样做“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

根据毛泽东的这个建议，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开始分批进行。到1964年，大部分已经摘去帽子。摘去帽子的一般都恢复了原来的工作或者重新安排了工作。但是，总的来说，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特别是那些直到1978年才摘帽的人。

1977年下半年，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提出要解决过去审查干部的遗留问题，其中包括1957年反右时的遗留问题。据有关资料，当时还有约10万人依然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1977年12月开始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非常关注，多次批示指出：这是一件关系到国家政治生活的大事，一定要解决好。

胡耀邦上任之初就强调“应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右派）”。1978年春，在谈到被错划成右派的人改正错划的问题时，胡耀邦特别强调：要以1957年10月15日中央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为准。这样就把反右的必要性和扩大化的错误明确区别开来。

1978年9月20日，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指出：

“一九五七年，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是当时有些地方工作做得比较粗糙，有扩大化的问题，对一些人的定性处理确实不适当，例如，把一些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给领导人提意见、向党交心和反映农村实际情况的好同志，也错划成了右派。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就曾经多次提出，对真正搞错了的人要改正过来。由于种种原因，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没有实现。党中央和华主席很重视这个问题，今年发了一个十一号文件，最近又发了一个五十五号文件，指出：做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还有一条，凡是划错了的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应恢复党籍;是团员的，应撤销开除团籍的处分。对中央的这两个重要文件，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

1978年11月16日，党中央作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11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这篇社论是经过胡耀邦亲笔修改的。这篇社论引用了毛泽东的话：

（对于反右）“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

（对于右派分子）“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

这篇社论指出：

“对于确属错划为右派的人，尽管事隔多年，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党的一贯方针。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党中央曾明确规定了应划和不应划右派分子的标准。”

“现在我们处理这个问题，仍应以一九五七年中央的规定为依据，凡符合划右派标准而定为右派的，是摘掉他们右派帽子的问题，不是改正的问题；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1980年5月8日，中央统战部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此报告共分三部分：一是提出全国代表性较大的民主党派、上层爱国人士中，被划右派分子的27人中有22人属于错划，提请各民主党派中央复查。二是认为“章罗同盟”在组织上应肯定其不存在的，但他们互相呼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是一致的。三是准备召开一次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座谈会，就二十七名上层爱国人士的右派复查意见，进行协商，取得一致；并着重讲讲1957年反右派的必要性，以统一认识。

后来正式确定不予改正的五位右派是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和陈仁炳。中共中央在6月11日的批示中专门提到章伯钧和罗隆基，指出：

“对于维持右派原案、只摘帽子、不应改正的人（包括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我们也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他们。他们中的有些人同我们党有过合作的历史，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对这一点也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不要因为他们在一九五七年犯了严重错误，就把他们一概否定。”

顺便提一下，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报道：

“对维持右派原案，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3000多人，也全部正确评价了他们的历史功过，恢复了政治权利，适当安置了工作和生活。”

（http://cpc.people.com.cn/GB/64107/65708/65722/4444594.html。）

很巧的是，这个数字与毛泽东1957年6月29日估计的全国右派数字4000人左右相当接近。

据统计，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有55万多。在《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发表后，几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要求改正。他们纷纷强调自己一直都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认为：如果要一个一个地甄别，估计十年都搞不完。权衡利弊，只好一风吹了。用“文革”前担任统战部长16年之久，此时担任统战部顾问的李维汉的话来说是“从宽处理”。但不可忽视的是，一风吹以后，在那些被改正的右派分子中，有些人开始否认反右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这些人中有的成为了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人物，其言论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一风吹以后，党内外一直有质疑反右正确性的声音：为什么改正率高达99%？

这种“从宽处理”是建立在那些“右派分子”实际上是拥护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不过是由于“扩大化”而把他们错误地划成了右派分子这个基础之上的。因此，按照这个逻辑，这些人在被改正后的正确态度应该是，继续拥护当年的反右派斗争，而不是否认这场斗争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进而造成对这场斗争的质疑、甚至否认。这种质疑甚至否认，应该是胡耀邦本人根本没有预料到的。

针对已经冒头的质疑声音，1980年6月11日，中央发出《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指出：

“应当指出，一段时间以来，党内外有一些同志由于看到改正面很大，因而对反右派斗争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是错误的。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应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当时确实存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严重事实，我们坚决给以反击，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不进行反击，不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全国就要陷于政治上思想上的大混乱，我们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

“中央认为，肯定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同时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并坚决加以改正，目的是为着团结一致向前看，同心同德搞四化。当前，属于错划、得到改正的党内外同志，绝大多数人表现是好的。但也有极少数同志还存在一些思想问题，有的甚至发表一些错误言论。这虽不是什么大事，但对团结一致向前看是不利的。有关党组织应对他们个别地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工作。”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对1957年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作出了科学的、公正的结论。在此次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主席的胡耀邦说，“统一思想还要一年的工作。”

然而，将近40年过去了，某些人或者说“极少数人”始终拒绝把思想统一到这个决议上来。这种人虽然在数量上不多，但能量很大。其中，能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污名化到今天这种地步，就是一个明证。前些年有人竟然把“党是领导一切的”斥之为“文革语言”，不遗余力地鼓吹所谓的“宪政”，这实际上都是1957年右派分子（非错划）言论的翻版。

有位历史教授认为1956年至1957年是中国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点，结果是“在中国，1956年春光洒满大地。1957年阴霾笼罩天空。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国人曾寄予无限希望，而中共领导人虽经历思考，最终却做出了令人失望的选择。”（沈志华著：《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 1956-1957年的中国》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3年 第一页）

笔者确实不明白这位教授所指的“国人”是哪些人。2004年，当年一位亲身参加过国家高教部反右派斗争的工作人员发表了一篇回忆录，反映了这个转折过程中普通工作人员的心情和态度：

“部内大多数共产党员每天目睹耳闻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不能不深感气愤。纷纷磨拳擦掌等待出击，可就迟迟不见党中央发出反击的信号。这种乌烟瘴气的局面持续了20多天，直到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工人向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发起反击。据我观察高教部办公厅多数同志对此发自内心的拥护。我这时也好像从憋闷多时的心田里松了一口气。”（《新中国往事风雨历程》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年 第2-3页）

在这里不妨引用一句中国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著名政治活动家何香凝女士的话来“注释”一下，她说：

“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我认为显然是右派了。”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淮左徐郎”，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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