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澄清长期以来几点关于毛主席的误解 ——“大跃进”运动的几个问题的辨析

“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

“建设速度的问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它们的提出和推行，表明党力图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实践证明，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第494页）

在总路线通过后，有一次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接待客人后回菊香书屋。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和毛主席一道走着的时候，说：“主席，现在谭震林（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作者注）他们提出个大跃进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然后又补充说：“《人民日报》上登了。”毛主席说：“拿来给我看看。”于是那位负责同志把报纸找来，请毛主席看。毛主席认真看了一遍，点点头说：“嗯，这个提法很好。”（《实录毛泽东第四卷 》 长征出版社 2013年10月 第27页）

“（在总路线制定的过程中，）周恩来还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大跃进。他说，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可以跃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跃进？有一次，毛主席见到我们，问我们大跃进是谁发明的？还风趣地说，要颁发奖章。总理笑了笑，没说话。”（第71页）

“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

“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三卷 361页》，以下简称《毛泽东年谱》）

“主席：‘跃进’一词，在这个报告中已用了。”

“（1958年）5月26日 晚，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说去年政府工作报告有两处提到了一九五六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我又将这个报告读了一次，觉得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1956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四十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由量到质的跃进。”（第145页）

“公社这个名词，我记得在这里（郑州火车站）跟吴芝圃（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谈过。在广州开会（少奇等同志去广州向毛主席汇报八大二次会议准备情况，时间估计可能是1958年4月底——作者注），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还吹空想社会主义......还吹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半工半读。要邓力群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下了火车，在这个地方，大概有十几分钟，跟吴芝圃同志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他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吴芝圃插话说：那个时候托儿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还不叫公社），工农商学也有了，就是不叫公社。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的。陆定一回去马上就编那本书。八大二次会议，我去讲了一个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后头要北京试验，要天津（泛指河北省，因为当时天津市属河北省，是河北的省会——作者注）试验。公社就是这样的，事实上已经有了，他们叫大社。陆定一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发言里边讲了这个东西。”（《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年6月 第731-732页）

“我对当时国内形势的看法：我认为当时是处于大好形势之下。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在各地陆续组成。大跃进运动的广泛掀起，和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是与我国人民为迅速摆脱‘一穷二白’的愿望相适应的。这些总的大好形势，给了我们在执行总路线、巩固人民公社和持续大跃进方面，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年12月 第270页）

“大跃进开始时，有哪个人反对过？”（1981年3月27日）

“应当公道地说，对于一九五八年‘左’的错误，是毛泽东同志首先提出要纠正的。”（该书第15页).

毛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直接给省以下直到生产小队的各级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他用通俗生动的语言，切中时弊地谈到包产、密植、节约粮食、播种面积、机械化、讲真话等影响农业的几个关键问题。讲真话是全篇的点睛之笔。他说：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这封信写出了农村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的心声，获得他们的热烈拥护。”（《九十年》第505页）

“我不明白主席为什么忽然来一个大转弯，把‘纠左’的会议，变成了反右；反复思索，不得其解。”（《黄克诚自述》 人民出版社 1994年10月 第253页）

“毛主席的党性原则，党性修养不可谓不高，大家对此都是景仰不已。何以到了庐山会议上，却未能实践‘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究竟还有些什么思想原因和社会历史原因，我一直在思索，至今也尚未得到满意的答案。大家还可以继续研究。”（《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第876页）

“庐山会议中间发生180度的转变，实在很遗憾。我认为有很多因素。彭总的有些话确实说得不够妥当，例如说当年在延安召开的华北会议骂了他40天的娘，中国的严重问题也许要苏联红军帮助解决。正好这时驻苏大使馆发来情报，汇集了苏联领导人指责我们党的材料，所用的语言同彭总的说法相像。苏联大使尤金还在北京对留守中央的陈毅同志说：‘现在你可以搞政变了。’庐山会议前苏联政府又正式通知中国，停止供应我们制造原子弹的设备。联想到彭总在会前率军事代表团出访东欧几个国家，受到隆重欢迎等等情况，就认为他有国际背景，‘为民请命’。在庐山会议上，少奇同志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也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同志。虽然少奇同志认为，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反映问题即使有些意见说得不对，也不算犯错误，但他并不赞成彭总的做法。中央包括毛主席在内已经开始着手纠‘左’，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他（毛主席——徐郎注）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

“庐山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 、周总理他们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有时会场乱得都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王光美访谈录》，黄峥执笔，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1月 第185页、186页）

“在那种内外压力下，彼时无论谁领导新中国，首要考虑都是如何让国家‘活下去’，表现出来就是对外不惧打仗，对内强调阶级斗争。 等到中美建交、中国有了‘两弹一星’之后，国家安全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然后就开始转向发展了。”

1958年苏联提出的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当即遭到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的坚决拒绝。“毛泽东后来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第543页）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方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方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第176页）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请同志们永远记住这一条。在军队里头组织派别，煽动反对中央，破坏党的团结，反对党的领导机关，无论哪个时候，都是绝对不许可的。还有国际的团结，一定要同苏联同志团结起来。切记不可背着祖国里通外国，同志们开会批评了。自古以来，凡是背着祖国里通外国的人，从来是没有好结果的，并且是法律上不允许的。我以上讲的都是坏话，现在我要讲一点好话。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进步，我认为他是有进步的。他的错误缺点只是他的一个侧面，他还有另外一个侧面，他要革命。我们现在争取他的根据就在这里。我想，我们大家都要帮助彭德怀同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改正错误。我相信彭德怀同志会改好的。”（第177页）

“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摘自《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苏维民 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苏联方面认为高岗是“实在难得有这样不顾中国利益而一心一意维护和扩大苏联利益的人。”

“你告诉高岗，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无可否认的巨大成就，但也经历曲折甚至遭受过严重挫折。”“尽管这个时期发生了‘大跃进’运动，给工农业生产和其他事业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但多方面的建设也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由于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对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搬用战争年代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指导经济建设，加上党内领导层的民主生活不正常，党未经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提出许多违背科学的高指标，结果事与愿违，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损失，教训非常深刻。”

“全国人民意气风发，艰苦奋斗，要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有所作为，这种精神是可贵的，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一定成果。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研制，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的许多工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布局和发展的。”（第500页）

“中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前期，是一个艰辛探索和积极进取的年代，是一个艰苦奋斗和意气风发的年代。带着那个时代特色的社会风尚和精神面貌，铭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史册上，弥足珍贵，永远不会过时。”（第5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