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批判《武训传》根本不是什么要“围着武训的死魂灵穷追猛打”，也不是“小题大做”，“未有将学术问题、艺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更不是毛泽东“错误的发动了批判运动”，而是影片本身提出了“原则性”的思想政治问题，需要对用革命词句所表达的不正确的史观进行澄清与纠正。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改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推动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与批判，在思想文化领域影响很大。改革开放以来，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是一个热点，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翻案的文章：一是1980年张经济在《齐鲁学刊》第4期发表《希望给武训平反》一文，该文被许多报刊转载，从而引发了对《武训传》事件的关注热潮，彼此观点对立的文章同时见诸报纸杂志。二是2006年《炎黄春秋》发表两篇文章，指责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一个大冤案。[1]三是因2012年3月图书音像网站上悄然售卖“未删节”的“供研究使用”的《武训传》DVD，使《武训传》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并引起一些人的浮想联翩，提出“领导人何以非要以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武器狠批、猛批《武训传》，并欲置上海那批‘党内秀才’或‘同路人’于死地呢？”的质疑。[2]归纳起来，上述内容包含以下三个问题：武训和《武训传》应不应该被批判，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应不应该树立，毛泽东的批判是不是“欲置上海那批‘党内秀才’或‘同路人’于死地”？本文依据历史资料，探寻历史的真实，分析毛泽东当年发动批判的缘由及批判的意义。
一、毛泽东提出批判《武训传》是因为它的历史观存在错误
在《武训传》修改后重拍前夕的1950年1月4日晚，昆仑公司编导会请夏衍、于伶和陆万美等上海军管会文艺界的领导讨论电影脚本。在讨论会上，夏衍即表示：“武训不足为训。”[7]当时上海电影厂厂长于伶也认为，要拍农村教育片，不如歌颂老解放区模范教师陶端予。上海电影管理处的陆万美看了剧本以后，提出“武训当时的悲剧和问题，实际早已解决。”[8]这说明在重拍前关于这个题材大家是有疑问的。
孙瑜在《我编导〈武训传〉的经过》中说：《武训传》摄制组所有的工作同志们希望，“能够反映旧时代的劳苦大众在封建统治者残酷压迫下的灾难和反抗。并从这一电影激励今天的广大观众为人民的利益而艰苦奋斗，革命到底的决心和行动”。[10]这反映了解放初期艺术家欢迎新政权，努力追随新时代的真诚，这种精神是很可贵的，但是，影片的主题和内容担负不了创作者赋予的使命。影片的主题是兴学救穷人。影片前半部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利用文化特权残酷地剥削穷人的行为，暴露封建地主张举人等人的阶级压迫，在后半部则是行乞多年后的武训拿着积攒的钱，来到当地的著名士绅杨树坊进士家，跪请杨答应帮他办义学，于是，被感动的杨进士召集三四十位士绅商量如何共襄义举，进行阶级合作。编导努力把依附封建宗法社会的武训塑造成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人物，并在戏的主线外添加的车夫周大与官府恶霸们英勇斗争这条支线，让“一文一武”正副两条线，互相衬托。用参加农民起义军的周大形象来说明武训兴学与农民起义者一样，都是农民革命的典型，为的是穷苦人民的翻身。如此演绎武训与周大，混淆了革命与改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宗旨，把武训兴学如此拔高，脱离了历史的语境，有违客观真实。影片中周大的形象也很苍白，客观上，革命失败的周大成了个人奋斗的武训的反衬。影片中还多次出现武训对主张斗争的周大发出的“杀几个人，行吗？”诸如此类的疑问，用烧杀两字来反映太平天国革命，这违反历史的真实。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但剧中所刻画的武训为了乞讨办学的费用，耍把戏、被人骑、磕响头、喝脏水、挨打甚至给地主豪绅长跪不起、哀求等，影片演绎的这种自轻自贱受辱的受苦人形象，是消极的，不是人民群众的主流。最后，武训兴学兴的是封建文化，作为维护封建制度的封建文化自五四运动之后就已经失去生机，片中武训自己也对兴义学产生疑惑，因此，很难担当起创作者赋予的“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当时民主革命尚未完成，阶级斗争尖锐，正在开展土改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摧毁封建制度；抗美援朝战争激战正酣，面对强大的敌人，需要中国人民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需要发挥先进文化团结、教育和鼓舞人民，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电影歌颂一个极尽奴颜婢膝之能事的人物是不合时宜的，也是与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改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当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董渭川发表的观影文章，在肯定影片的同时也谈到对生硬嫁接后所产生的混乱及表现手法的质疑。文章指出：“剧中所表现的，于武训的故事之外，有地主恶霸的穷凶极恶，有太平天国失败后遗留下来的‘响马’的烧杀，有地主家的婢女和武训之间若隐若现的爱情，有地痞流氓的饮酒嫖赌，有武训被张举人痛打后躺在床上发烧而产生的劳动人民入地狱受苦难的梦幻，有婢女上吊时墙外两个女人抱着孩子的‘招魂’，有慈禧太后坐殿时的群臣下跪，有不光把武训的故事演义到漫无边际，而且牵涉出这么多的问题来，反倒使重心转移，把表扬武训的意义大打折扣了。”[15]他反问道，电影中所表现的读了义学的儿童们不肯劳动，使武训自己也对“义学”怀疑起来，这种欲表扬之而又否定之的表现方法，观众得到的是什么呢？文章的质疑从另一个角度反映电影对武训这个人物的塑造是不成功的。在7月份的检查中，董渭川说明当时是应邀观影并座谈，看这部片子时即“感到极大的不满，因为东拉西扯，有武侠、有神怪、有爱情、有教育、有……铺张成一部《电影大观》了。我感到这是海派作风与赚钱目的的结果。要我表示意见时，我提了三点：一是不必如此铺张，希望剪裁为一卷；二是武训的幻游地府，传播迷信，应该删去；三是既表扬之而又否定之，使观者莫明其妙。”[16]之后被邀请写影评文章，考虑着一开始就批评影片的糟糕，不太合宜，就先把武训的教育价值大事颂扬。
电影放映后“好评如潮，口碑载道”，一片赞美颂扬之声。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12月30日至1951年4月下旬，仅上海、北京、天津三地的《大众报》、《文汇报》、《新民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天津日报》、《大众电影》、《北京文艺》等报刊即发表肯定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40余篇，全国各地有上百篇。上海的《大众电影》将《武训传》列为1950年最佳影片之一。
1951年3月25日，《进步日报》发表了晴籍所写的《武训不是我们的好传统》，提出异议：“这样一个软弱的人物跟今天我们站起来的中国人是多么不相衬？他能在我们要培养的新英雄气概上起点什么作用呢？”文章最后指出，“这个人物不是我们要继承发扬的好传统”。“我们不应该无批判地称赞《武训传》，更不能无条件地学习他。”但4月4日，就有3篇文章[30]对该文进行批驳。其中一篇文章辩护说，武训“只是想在封建统治下，划出一个特殊的地区，来培养革命的干部。”[31]
毛泽东亲自动笔修改胡乔木起草的《为什么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一文，将标题改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态度更鲜明；并批示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加强导向作用。社论提出“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35]，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和立场、观点、方法，对错误的思想进行有系统的批判。同时，对在《光明日报》、《工人日报》、《新民报》、《北京文艺》、《天津日报》、《进步日报》、《大公报》、《大众电影》等十几家报刊上发表的赞扬《武训传》的文章，公开点名批评。
这是有针对性的。《武训传》剧本是在中央文教委员会审定的，贷款也是由文教会决定。剧本送中宣部，也没有发现问题。样片请华东局宣传部和市委共同审查。郭沫若在《武训画传》的序言中说：“在吸别人的血以养肥自己的旧社会里面，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是很难得。但那样也解决不了问题。”虽然指出了局限性，但主要还是肯定的。1951年2月，孙瑜带着拷贝到北京请周恩来等领导审看。2月21日晚7时，周恩来、胡乔木、朱德、茅盾、袁牧之等百余位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某大厅观看了此片，放映后没有提什么意见。周恩来等只是就某一细节问题提出修改意见。[36]时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的戴白韬还在《文汇报》发表了歌颂武训的文章。[37]因此，首先要对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
3月下旬，开始批评《武训传》的立场与观点的错误。周扬“在三月间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文化行政会议上对这电影作了批评”。[39]4月20日，周扬在政务院第81次政务会议上作题为《1950年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报告与1951年计划要点》的报告，再次点名批评《武训传》，说：“昆仑公司的《武训传》就是一部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传统作了不正确表现的，在思想上错误的影片。”[40]4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连续发表三篇批评文章。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一文指出，武训的兴义学的这个举动，绝不是什么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旗帜，也不是什么有着太平军一样的“革命的意义”，武训刚好和这些虚伪的赞美相反：是没有站稳了阶级的立场，是向统治者做了半生半世的妥协和变节。因为《武训传》在教育界影响很大，江华发表《建议教育界讨论〈武训传〉》。文章指出：从一些对于武训这个历史人物的分析中，有很多极端缺乏阶级观点的说法；从一些对武训苦行兴学事迹的探讨中，有很多完全违反唯物史观的论调，特别是从对于中国革命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上，更有很多糊涂的观念。和武训一生事迹紧紧地联系着的，对于教育事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看法，也值得分清是非，消除各种各样混乱的观点。建议教育界普遍地进行对于武训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与研究，使教育工作者从思想上、理论上，大大提高一步。当时的团中央副书记许立群觉得陶行知和影片《武训传》把武训捧得太高，好像那样行乞设教就能推翻封建统治似的。他就写文章投了稿。[41]认为“不管是今天或是昨天，‘武训精神’都是不值得表扬的，也不应当表扬的。”[42]但整体看来，批评文章的不够尖锐，针对性和战斗性不强。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杨耳、贾霁和江华的文章，以及《文艺报》发表的邓友梅的《关于武训的一些材料》和鲁迅的《难答的问题》等文章。正如配发的编者按所说，对于武训、《武训传》以及关于《武训传》的种种错误评论，还没有一篇有系统的科学的批判文字。这说明对《武训传》问题的实质认识不够，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一篇5月27日的检讨文章中说“三月底，四月初，渐渐看到一些反面文章，最初认为不过是‘标新立异’罢了，没有加以足够注意。”[43]因此，毛泽东要发动大讨论、大批判引起人们足够重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解决思想问题的目的。
5月20日《人民日报》的评论还预期：这一场思想讨论将会极大地提高每个党员的思想水准，丰富我们党的学习生活。同时，也会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性，使我们了解一个共产党员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应当表扬什么，反对什么，对于错误是应当采取自由主义态度还是应当采取革命的斗争态度。[45]毛泽东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抓住电影《武训传》存在的思想问题，通过讨论和批评，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首先提高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
四、对《武训传》的批判重在提高思想认识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历史上的武训是怎样的一个人，毛泽东责成人民日报社和文化部组织武训历史调查团，做实地的调查。调查团用了20多天时间，在当时属于平原省的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对武训的情况做调查，调阅县志，查账本，座谈，形成了4.5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毛泽东对调查记作了审阅修改，重要的改动和加写的地方达十五处之多，在7月23日至28日的《人民日报》上连载。
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的第一次批判运动。许多人认同发动该批判事件有着深刻的原因，事件本身有重大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化改造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共产党在探索方法。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图为周恩来报告提纲的手稿
当然，这次批判有缺点。本来是解决思想问题，但由党中央机关报的社论发端，领导人出面，并对40多名赞扬过武训的和《武训传》的人点名批评，这种集中火力的批判运动，容易形成一种政治压力。许多知识分子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虔诚的、自觉的，但也有一些知识分子的自我批评是为了应付“过关”，有的人在检讨中则说了一些过头的和违心的话，缺少深入的理论反思。8月8日，周扬对整个批判运动作总结，将此片定性为“政治上反人民，思想上反历史，文学上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上纲过高。孙瑜后来回忆说：“对于有缺点错误的电影进行批评，对于错误严重的电影进行批判，本身是十分必要的。”“批判我编导《武训传》这个电影片子是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宣传唯心主义，甚至说是‘向新中国进攻’，确实使人觉得有些太厉害了！”[66]当事人是有委屈的。的确，批判《武训传》“存在片面性、粗暴和政治上上纲过高的情况，未能真正用学术讨论的方法来进行，在思想文化界开了用政治批判解决学术争论的不好的先例。”[67]胡乔木1985年的讲话中明确地说：“批判有它特定的历史原因”，“这部影片的内容不能说没有缺点或错误”，但所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68]并没有彻底否定批判运动的本身。毋庸讳言，当时紧张的政治空气，使广大电影创作人员的思想一时无所适从，而滋长了一种“只求政治无过，不求艺术有功”的情绪，影响了艺术的多样化。但是，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情，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60余年过去，如何看待新中国建立文化话语权、进行文化思想改造的努力，是值得史家研究总结的，尺寸长短任人评说。但如本文开头所述，一些文章一味地突出知识分子在运动中的“受难史”，不遗余力控诉这件事，这种主观的情绪发泄，是不是也是一个立场、感情问题。在社会转型时期，经历文化思想转型的知识分子都会面临巨大压力，有的能顺利完成转型，有的困难很大，这都是正常的。事实一面是，个别当事人为当年的“当众检讨”，在大会主席台上“流出了忏悔的泪水”[69]而后悔；事实的另一面是，许多当事人愉快地顺应了时代潮流。苏里导演曾说过，1951年批《武训传》之后他投身到“思想改造”当中，那是他事业中最珍贵的一年。《大众电影》原主编王士真也认为，应在新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理解批《武训传》运动，因为当时发生的不仅仅是这一个运动，“我们当时是乐观的，干劲十足，向往着变革”。[70]应该说，这样的回忆真实地反映了电影人当时的精神状态——他们也许不能完全理解对《武训传》的批判何以如此严厉，但在思想感情上，他们愿意接受新时代的感召，并按新时代的标准要求自己。这是毛泽东所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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