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6月,冯蕙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党的七大和抗战胜利五十周年理论研讨会上作《毛泽东与七大》的发言)
党的文献编辑工作,是一项很重要和很严肃的工作。为了做好这项工作,要求编辑工作人员具有献身党的文献事业的精神和高度的责任心,为它付出艰苦的劳动;要求编辑工作人员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水平和理论基础,较好的专业知识和较广的其他方面知识,相当的文字处理能力;要求编辑工作人员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具有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学风,切忌粗枝大叶、浮皮潦草。 一般说来,党的文献分为当代文献(又称新时期文献)和历史文献,集体文献和个人文献。毛泽东著作属于个人历史文献。下面根据我参加毛泽东著作编辑工作的体会,举一些例子谈谈文献编辑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我这里介绍的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工作,特指毛泽东的手稿或手稿的抄件、印件的编辑工作,而不包括整理他的讲话记录稿。 拿到一篇选稿,如果已确定所用稿本是毛泽东的手稿或手稿的抄件,那首先是做辨认字的工作。把字辨认准确,切忌误认妄断,这是做好编辑工作的基础。辨认毛泽东手稿中的字,必须熟悉和会认他的行书和草书,有时需要查阅草字汇、标准草书等。辨认抄件中的字,也并不容易。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稿,很多都是机要工作人员誊录的抄件,留下的手稿很少。有的抄件字写得比较潦草,不大规范,辨认起来比较困难。我们在编辑《毛泽东书信选集》时,就遇到了这方面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选稿中的毛泽东1936年9月18日写给宋庆龄的信,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个抄件,其中一句话是“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考”。“”是一个什么字?在辞典中查不到。它有点像“恭”字,但“恭考”用在这句话中文意不通,从文意来说应当用“参考”这个词。能不能根据对文意的分析和判断,就将“”字订正为“参”字呢?从中央文献研究室对编辑工作的要求来说,还需要对形成差错的原因作出合理的说明。“参”字怎么会写成了字形差别较大的“”呢?“参”同“”有什么联系呢?循着这个思路,我们又查阅各种辞典,最后从《康熙字典》和中华书局1947年印行的《辞海》中,查到“参”的繁体字“参”俗作“”,就是说“”是“参”的俗字。据此,我们的分析是,抄写者写“参”字时写的是它的俗字,俗字又写得不规范就成了“”。领导上基本上认同我们的分析,但进一步提出,这位抄写者誊录的其他抄件中,“参”字是怎么写的,是否也写成“”了。于是,我们又查阅档案,发现毛泽东1936年9月22日写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的信也是这一位抄写者誊录的,信中的“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参”字,同样写成了“”。这样,我们将“”订正为“参”字,就有比较充分的依据了。 (1991年,向胡乔木汇报《毛泽东文集》编辑工作。左起:金冲及、逄先知、胡乔木、冯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