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毛主席为什么要办"五七干校"？

 

毛主席的良好愿望

 

自从毛泽东认为苏联党已经变质、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以来，他就一直在研究苏联是怎么变的，一直考虑在中国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通过对各种材料的分析发现，苏联的干部是不劳动的，他们高高在上，脱离人民。不光如此，苏联干部的子女也是特殊的。

 

在苏联，党员、干部，要由干部子女来当，普通劳动人民的子女不能或很少能当党员、干部。他还看到，中国的干部中也有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现象。许多干部从来不劳动，搞特殊化。他们穿得干干净净，吃得好，还看不起工人、农民，对工人、农民搞瞎指挥，甚至打骂群众。

 

经过观察和思考后，毛泽东得出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干部搞特殊化，脱离劳动，脱离人民，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要原因。为了避免中国的干部腐化变质，毛泽东形成了一个干部要参加劳动，通过劳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思路。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反映在他写的两个批语中。

 

一个批语是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写的批语。毛泽东在这则批语中写道：“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员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

 

另一个批语是1964年12月12日写的。毛泽东在这个批语中写道：“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须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此外，毛泽东在1964年回答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的提问时说：“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他所说的具体措施中，很关键的，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可见，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愿望——通过干部参加劳动来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但是，在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找到一个将干部统一组织起来参加劳动的好形式。

 

林彪的一份报告，引出了毛泽东的“五七指示”

 

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已经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此时，他认为，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有，省里有，地区一级有，县一级有，公社一级有，甚至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一级也有。而且，从面上看，工厂、机关、学校、部队里面，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随着毛泽东这一认识的形成，他对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过去中央光是号召干部参加劳动，但各地执行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说，大部分没有认真执行。许多地方流于形式，走过场。那么，怎样才能找到让干部参加劳动的最好形式呢?

 

正当毛泽东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林彪给毛泽东寄来了一份报告。林彪寄给毛泽东的是1966年5月2日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肯定了报告中提出的五条做法和总的想法。但毛泽东考虑问题的思路，却不限于军队生产的范围。他考虑得更深更远。他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正好与他1958年所设想的办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合。

 

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于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已经把办军队式的“大学校”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联系起来，认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此时，他的思路已经向把干部集中起来办“大学校”转变了。在这个“大学校”里，不光是参加生产劳动，而且把生产劳动与学习军事，学习政治，学习文化，批判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但是，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农民、解放军、学校都办这种“大学校”的同时，提了一下干部。具体怎么办，他还没有考虑好。

 

柳河“五七”干校成典型

 

正当中央高层领导人，都为安置上述干部发愁时，远在边陲的黑龙江省，突然冒出了一个柳河“五七”干校。

 

原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也一直在为如何安排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公知们对干校的丑化描述）里的干部而发愁。一开始，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只是安排这些人打扫卫生，清理街道的垃圾，干一些杂活。但这些活毕竟有限，干完这些活，这些人仍然闲着无事做。

 

后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想出一个办法：把这些干部集中安排到农村，办一个农场，保留工资待遇，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改造”自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派人经过专门考察选址，最后选定了庆安县的柳河，作为办这种农场的试点。

 

于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5月7日，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正式启动这一计划，当天组织第一批干部到达柳河，并把这个农场命名为——柳河“五七”干校。

 

柳河“五七”干校初办时还算顺利。到达那里的干部，与当地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的生活和劳动也得到了当地农民的帮助。这些干部在柳河种了不少地，又新开了一些荒地，盖了不少新房子，还种树，搞副业生产。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把办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介绍材料进行了上报。

 

毛泽东看到这个材料后，于9月30日写了一则批语。他写道：“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请提到碰头会上讨论决定。”

 

这样，柳河“五七”干校便成了受到毛泽东肯定的典型。各地纷纷仿效柳河“五七”干校，办起了许多干校。中央各机关，包括中央办公厅，也都在外地寻找地点，分别办起了各自的“五七”干校。一时间，“五七”干校在全国到处“开花”。

 

“五七”干校“改造”和“锻炼”干部的两种功能

 

“五七”干校有中央办公厅办的，有中央各部办的，有省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有地市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也有县一级革命委员会办的。

 

一开始，黑龙江省办的柳河“五七”干校，主要是为了安置精简下来的干部和“牛棚”里的干部。毛泽东的批示下来之后，中央各单位、各地各单位办的“五七”干校，就不能只限于此了。因为毛泽东在批示中明确指出，“除老弱病残者外”，广大干部都应该下放劳动，“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而且，毛泽东还把自己的女儿也送到中央办公厅办的“五七”干校去锻炼

 

 

公知眼中的牛棚五七干校旧址

 

“五七”干校的两种功能，针对的是两部分不同的人。这两部分不同的人，结局也大不相同。精简下来的干部、“牛棚”里的干部及其他一些干部，是去接受“改造”的，因此，他们大多举家搬迁到了“五七”干校，一去就是数年，在那里长期劳动。

 

另一部分人，即靠造反起家的人，到干校后，大多都担任大大小小的头头。他们一般不从事体力劳动，即使参加一点体力劳动，也是轻微的。有的则干脆搞一些花架子，走一走形式了事。他们更重要的任务是对“五七”干校中的广大干部进行监督、管理。这些人一般只在“五七”干校呆很短的时间。他们回去以后，就算镀了一层“金”，有了进一步被提拔的“资本”。

 

“五七”干校被新党校所取代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中国先后开展了“批陈整风”、“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的注意力也转到了这些事上面。同时，原来的闲置干部既然得到了安置，也就不大引人注目了。

 

1971年底至1972年初，周恩来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率先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并恢复他们的工作。此后，各地在解放老干部问题上，也有所动作。这样，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的一大批“牛棚”里的干部，得以陆续离开“五七”干校回城，这使仍在那里劳动的其他人也开始不安心起来，他们纷纷回城申诉或找关系，争取早日从“五七”干校回城。

 

这些情况使“五七”干校逐渐冷清下来：在那里劳动的人越来越少，部分农田也荒芜了;在食堂里吃饭的人和做饭的人，都少了许多，有的只留下三五个人看守房舍和农具。

 

这种冷清局面，从1973年开始即已出现，到1977年，足足持续了四五年的时间。在这四五年时间里，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对“五七”干校的事情都很少过问。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作让干部轮流去劳动、学习一段时间的场所。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10月9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经过认真的准备，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中央党校开办之后，原来在各地各级“五七”干校中所遗留下来的教职工，也随即合并到党校系统之中。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从此，“五七”干校从中国的历史舞台上陆续消失。

 

 

今天我们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一段讲话作为结语：

 

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

 

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来源：大雪压青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