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6周年纪念日。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媒体,都发布了纪念文章。全国的很多地方,都有民间和机关团体举行的纪念活动。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曾解读过这种现象:
【“人们给毛主席拜寿,首先就是感恩,这是中国老百姓的一种很朴素的感情。西方有感恩节,毛主席的‘圣诞’就是中国的感恩节。”】
然而,网上也出现了个别杂音。一篇公然反对《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的文章竟然肆无忌惮地在网上传播。这篇文章最早是发表在2010年的某杂志上。一位老共产党员以参加讨论《决议》4000人大会工作人员的名义,写出了这篇所谓的“4000老干部民主评议党史”的文章,矛头直指邓小平关于批评“抹黑”毛泽东的指示。该文称:
【“这次讨论中多数人意见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所采纳。因为那时候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没有达到现在认识的高度,主要的考虑还是囿于传统的思维,为尊者讳,担心给党‘抹黑’”】
4000老干部的大多数“是‘违心’地接受了最后通过的正式决议。”
在从严治党的新时代,应该警惕这种公然歪曲历史事实的文章破坏我们改革开放的大业。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深刻地感觉到,如果没有邓小平“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参见《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会不会走,会怎样走,都是未知数。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这次全会上,有两个最为关心的问题,即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
邓小平预见到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讲话”(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
【“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1979年1月18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北京召开。虽然与会者思想高度解放,但是有些言论已经相当出格,无视胡耀邦在会议第一天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中宣布的开会目的之一:
【“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
无视胡耀邦在这个引言中指出的:
【“(不能)离开宪法的基本原则、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讲民主自由”。】
比如,有人否定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要连根拔掉毛泽东思想;还有人指出把党领导国家写入宪法是很不恰当的,等等。
这些言论在会上的多次出现,还有社会上的类似言论的泛滥,引起邓小平的高度警惕。他敏锐地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1979年3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情况报告会上作报告。指出:
【“我们必须坚决地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安定团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影响问题。我们写文章,一定要注意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决不能用这样那样的方式伤害这面旗帜。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了整个这一段历史。”】
3月27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等谈了他准备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要着重阐述的一些主要观点和想法。他强调:
【四个坚持现在该讲了。】
3月30日,邓小平受中央委托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作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再次深刻地阐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明确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巨大历史性成就。他指出,
【“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
他在讲话中郑重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
邓小平的讲话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人员的支持。正如习仲勋指出的:
【“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文件,是党中央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给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提供的一个强大的武器”。 】
邓小平的这些讲话,为后来的《决议》)奠定了基础,也为改革开放之路划出了红线。
“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和国务院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邓小平称这个讲话是后来《决议》的纲要。
9月4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就叶剑英讲话稿提出意见。他指出,最重要的是对毛主席的提法问题,现在的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作用、贡献讲得太弱了。他说:还是要讲在三十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取得的。我们的党、军队和人民是受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在毛主席领导下建立功勋的。要讲我们有了正面经验,也有了反面经验,两方面的经验经过总结,教育了我们人民,教育了我们党。说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前进的指南,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党就站住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也站住了。过去的三十年,是坚持、发扬四项基本原则同背离、破坏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我们的斗争尽管受到这样那样的干扰、破坏,但我们终于克服了这些干扰、破坏,我们始终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三十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讲话。要使人看了这个讲话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无论如何不能叫人看了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否定了毛主席。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讲话稿几经修改,在9月27日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叶剑英的讲话发表后,得到了党内外、国内外的一致好评。
1979年11月,党中央决定,在叶剑英讲话的基础上着手起草《决议》。邓小平作为起草决议的主持人,高度重视这项工作。邓小平说,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1980年2月,以胡乔木为负责人的起草小组开始进行工作。在整个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多次找胡耀邦等人和起草组的同志谈话,指导起草工作。
4月1日,邓小平在与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决议》起草问题时指出: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他还说:讲错误,不应该只是讲毛泽东,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人都正确,只有一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他再次强调: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1980年6月27日同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的谈话。他明确指出: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他还说: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都要写到。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尽管后来的《决议》没有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列出来,但这个篇目仍然收入了邓小平亲自审阅的《邓小平文选》中。
顺便提一下,笔者认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确实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献,至今仍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笔者于2016年写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昨天与今天》一文。此文被中共中央党史办网站的《权威说史》栏目转载。
在起草期间,充分发扬的党内外民主,其中包括全党4000多名高级干部进行讨论。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讨论,是党内民主的大发扬,也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进行一次广泛而深入的总结。在讨论中,争论的焦点之一,仍是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鉴于这个问题的关键性质,邓小平在10月25日的谈话中,针对4000人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存在的思想混乱,旗帜鲜明地指出:
【“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丟不得。丢掉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者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邓小平同时又指出:
【“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本文开始提到的那篇文章的作者,还有其他一部分党员,很可能从他们入党开始,就没有在思想上认同过这个毛泽东缔造的这个党。但是幸运的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当时的大多数党员,在思想上都认同毛泽东缔造的这个党。毛泽东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的巨大历史性成就(参见《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有他们的努力;毛泽东晚年的失误,他们也有自己程度不同的失误。换句话说,如果否定了毛泽东,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的邓小平,是不是也否定了他自己?他在“文革”期间主持过一段时间的党和国家日常工作,1976年被错误地处分“留党察看”后,“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邓小平语)。因此,笔者特别理解他为什么高度评价毛泽东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假如没有邓小平的领导,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之路会怎么走,肯定很难说。
1981年2月,《决议》起草小组又搞出一稿,报送中央常委审阅。1981年3月9日,邓小平在看完这一稿后指出:
【“现在稿子的调门不符合原先设想的方针。看完后,给人的印象是错误都是老人家一个人的,别人都对。我说过多次了,不能说成别人都对,只有一个人是错误的,这个人就是毛主席。历史不是这样的。这不符合实际。那时的错误,大家都有责任,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经验。”】
“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
《决议》在叙述了1949年至1965年前取得的巨大成就后,又叙述了“文革”运动开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
【“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以下简称《九十年》)提供了具体数据: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引者注)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引者注)基本完成,全国主要工业品产量增长较快,农业稳步增长,对外经济工作有较大增长,三线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综合起来看,在‘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中,中国工农业总产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比1965年增长了133.54%。其中工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长181.7%,平均每年增长9.9%;农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长51.2%,平均每年增长3.8%。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九十年》还总结道:
【“这些建设成就决不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成果,而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排除干扰、共同奋斗的结果。在社会严重动乱的局面下,他们一直以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守岗位,克服困难,排除干扰,辛勤劳作,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
如果否定了从“文革”运动一开始就号召“抓革命,促生产”,不断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能答应吗?
顺便提一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于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的第十四条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内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妥善安排,就能够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两不误,保证各项工作的高质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把文化大革命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是从正面理解了中央的精神,才辛勤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当然,如果没有这个“抓革命”,我们肯定会取大得多成绩。改革开放40年创造的经济奇迹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邓小平在谈到发展生产力时指出,毛泽东“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曾说了一段非常深刻的话:
【“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抓一部分军队,那一派抓一部分军队,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还谈何‘人权’?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
那个年代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的在,鼓舞了广大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不断为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奋斗并作出成绩。否定了毛泽东,就等于否定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长期的生产和工作,是完全不得人心的,也是开历史倒车的。万一得逞,毫无疑问就会出现“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那样的悲惨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在谈到国外有人谈论中国“非毛化”问题时,邓小平强调指出:
【“我们现在还是按照毛主席、周总理画的蓝图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来实行我们的对外政策。”】
这个我们,肯定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中国各族人民。这应该是普通常识问题。当然,代表不了写那篇文章的一些老人。
“把毛泽东的旗帜打起来在国际上影响很大”
在讨论《决议》稿的时候,邓小平针对一些人认为“文革”期间外交、经济等方面没有做什么工作,没有什么成绩的看法,明确指出:这不符合实际。“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
1981年5月15日上午,邓小平在住地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吴冷西、胡绳再谈《决议》稿的修改问题。邓小平指出:争论问题可不谈,但原则问题一定谈,如四项基本原则,可以反驳一些错误观点。在谈到《决议》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时说:在战略上运用辩证法,没有超过毛主席的。邓小平最后总结说:把毛泽东的旗帜打起来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尼雷尔再三强调,毛主席不仅是中国的领袖,也是世界的领袖。这对非洲、拉美都是有影响的。
邓小平在“文革”期间复出后,多次会见过外宾。毛泽东会见重要外宾时,邓小平有时也在座。他还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了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全面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的著名理论,博得了与会各国代表团特别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团和世界舆论的赞扬与好评。对毛泽东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他是深有感受的。
《九十年》在《党在1949年至1976年的历史性巨大成就》一节中指出:
【“在毛泽东制定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对外工作方针的指引下,党领导人民逐步冲破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孤立、遏制、包围和威胁,有效地维护了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安全。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于1971年10月得到恢复。毛泽东还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3个,这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西方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开始被突破。这些都为后来中国逐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邓小平曾经指出:‘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
因此可以说,否定毛泽东,不但在中国行不通,在国际上也会遇到不小的障碍。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之路会能走得通吗?
“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
1981年6月11日,起草小组提交了《决议(草案)》。6月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后,交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分组讨论。讨论从6月15日到6月22日共8天。同时,《决议(草案)》还分发给参加过4000人大讨论的中央党政军机关干部1000人征求意见。中央还在中南海怀仁堂邀请在京的党政军机关、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全国政协部分老同志座谈,征求他们对决议稿的意见。
6月22日下午,中央常委召开各组召集人碰头会,汇总讨论情况。在各组召集人发言后,几位常委都讲了话。最后邓小平作了“敲定”的讲话。讲话最后一句是:
【“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举行,《决议》获得一致通过。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被选为党中央主席。他在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专门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相信,历史决议的公布,党内党外的绝大多数,是会热烈拥护的。但也有人,对其中的一些看法、说法感到不理解,会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对此,我的意见,不必过于着急。要采用通常学习讨论的办法,不但比较稳妥,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人们的思想水平。”】
邓小平在闭幕会上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胡耀邦同志说,统一思想还要一年的工作。但是,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尽管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按照中央的部署进行了认真的学习,而且绝大多数都表示赞成和拥护,但仍有极少数人,一直有抵触情绪,甚至发展到公开否认《决议》的核心原则。著名党史专家,曾担任中央文献办常务副主任的金冲及,在2011年5月坦率地说道:
【“那时,小平同志说,要‘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它把30年中间许多根本问题说清楚了,希望通过决议的总结,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大家团结起来向前看,今后更好地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十年过去了,思想看来并没有完全统一,社会上混乱的思想还相当多。”】
金冲及举例说:
【“一种是我们不少媒体好象特别津津乐道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消极面或者是黑暗面,而对当时全国人民如何热气腾腾建设一个新社会、新国家,却表现出令人奇怪的冷淡。至于有一些地方,特别是海外,抓住个别事实,甚至是歪曲和编造事实,散布很坏的影响。这是值得警惕的,苏联解体前也有这样一段过程。另外一种是出于好心,因为要宣传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往往拿过去三十年作为对比或者是反衬。”】
前面提到的那篇至今还在流传的关于4000人评议毛泽东的文章,企图以一己之力推翻《决议》,无异于蚍蜉撼树。
但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文章竟然至今还能在舆论场上畅通无阻。
值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庆幸的是,邓小平始终坚持《决议》的立场不动摇。
1989年2月,面对国内复杂形势,他强调指出:
【“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
当苏联的局势出现剧烈动荡之际,邓小平在1991年8月,重申了他在主持起草《决议》之初说过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的告诫,说: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
“老祖宗不能丢啊!” 这句话将继续在新时代为砥砺前行的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敲响警钟。
末了,笔者想起了《环球时报》在2014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21周年发表的社评的标题:《时间越久,毛泽东的伟大就越为人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