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俊杰丨科普解忧：NCP何以毒性与传染性成反比？

陈俊杰丨科普解忧：NCP何以毒性与传染性成反比？

2020-03-08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统一称谓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英文名为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简称为“NCP”。

截至目前，NCP似乎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与很强的传染性，老百姓面对疫情时往往会紧张、恐惧、焦虑，特别是在有限的时间与资源的约束下，受知识、经验与认知能力的限制而极易失去正常情况下的判断能力与思考能力。若得不到有效的缓解，甚至可能在社会范围内传播扩散，形成大规模的群体性恐慌滋事。显然，科学认知NCP是疏导公众情绪、稳定社会心态的疫情防控重要环节。

一、NCP等病毒把人类搞死后自己也死了，何苦呢？

老百姓常说自己得病是被病菌感染的，这里的“病”是指的病毒而“菌”是指的细菌。细菌是许多疾病的病原体，如肺结核、淋病、炭疽病、梅毒、鼠疫、沙眼等疾病是由细菌引发的，我们熟知的麻疹、艾滋、流感、天花等则是由病毒所引发。病毒与细菌这两种东西都很小，但后者是一种单细胞生物体，生物学家把这种生物归入“裂殖菌类”。如果被这种活体细胞感染可用抗生素去杀，但被病毒感染后又是任何抗生素都没有效果的，因为病毒根本就不是一种生命体，结构简单，只含一种核酸（DNA或RNA），是一种介于非生命体与生命体之间的特殊生物体，只有进入细胞中才有生命力。换言之，病毒自身没有新陈代谢的功能，也没有细胞，连细菌都不是。但病毒进入到细胞里之后却能自我复制，细胞会因此而受到伤害（病变），这是造成老百姓得病的常见原因之一。

病毒侵入细胞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自我复制扩散病毒，但前提是它要找到宿主，还要进入细胞里。如果它进入不到细胞里，那么它其实就跟无机物一样，是一个非生命体，对我们是产生不了任何伤害的。病毒这种特殊的生物体是地球上最初的生命形式，不知道病毒的演化史也就无法解开生命起源的奥秘。

地球上最早的生物是细菌，直到现在仍然是地球上最普遍的生命形式。细菌一词来源于希腊语βακτηριον，意为“小棍子”，包括所有单细胞生物（细菌、藻类、真菌与原生动物）。细菌是单细胞微生物，用肉眼无法看见，但用显微镜就可观察。生物最小的单位是细胞，作为单细胞微生物的细菌产生之早不难想象。随着进化，细胞又分为原核细胞与真核细胞。地球上是先有原核细胞，后有真核细胞。原核细胞没有细胞核，结构较简单；真核生物有细胞核，结构较复杂。细菌是原核生物，人类、老虎、狮子这样的多细胞动物则是真核生物。细胞有一层薄膜叫“细胞膜”，把生命包裹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稳定的环境中，但又与外界保持着一定的能量与物质的交流。有细胞的细菌的形成是生物进化史上最重要的一个跨越。细菌出现之前实际上还有一种更简单的生命体，那就是“RNA世界”与“DNA世界”。如果我们把细菌（原核细胞生物体）比作一台机器，这台机器实际上已很复杂了，人类的科技发展到今天，能制造宇宙飞船、汽车、甚至是人工智能（AI），但却无法制造一个细菌，即组装一个活的生命体。这足以证明生物的复杂性。制造生物的难度相当于我们把汽车的零部件装进一个盒子里，不断的摇晃，经过无数次的碰撞，最后摇晃出了一台迷你汽车，这台迷你汽车还能自行运转且自我复制，通过不断的复制改进，出现了卡车、轿车、吉普车等等各种类型的大汽车。在一个盒子里，摇晃零部件，形成一台汽车，难度虽然很大很大，但地球上毕竟有这些零部件，这就是说把生物形成的“零部件”聚集在一起的条件是存在的。细胞是由分子组成的，分子是由原子组成的，地球的环境有利于有机分子形成大分子，不断组合。熟悉化学的人都知道，这世上有很多有序的化学反应。其实，生物进化的前身就是化学反应，即化学进化。化学反应也能出现复制机制，只不过，这种复制机制不是很精确，在自然条件下，还有可能失控。化学反应如果有精确的指令，那就好了，于是“RNA世界”就派上用场了。RNA是核糖核酸，DNA是脱氧核糖核酸，核糖核酸与脱氧核糖核酸统称为核酸，是一种大分子结构。最初的生命世界，就是“RNA世界”与“DNA世界”。生物学家一般认为RNA的产生先于DNA，DNA是RNA的近亲。RNA能编译遗传信息，也可参与新陈代谢活动，因为核糖核酸是单链结构，可实现折叠。最早实现自我繁殖能力的其实是就是RNA，且这种繁殖是有精确指令的。“RNA世界”诞生的同时，地球上还进化出了一些没有精确复制能力的细胞，这些细胞的结构比今天的细胞的结构要简单得多，它们在复制的过程中总是出错。但它们擅长新陈代谢。直到有一天，这两个系统实现了共生，RNA寄生到了细胞之中，利用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实现繁殖，而细胞得到的好处就是让新陈代谢有了指令，能更加精确地复制自身。两者达成妥协之后，新的细胞就产生了。因此，今天的一些细胞的最基本的一些功能，都是在漫长的时间里逐步进化与完善的。印度尼西亚的Bajau民族被逼居住在海上，有历史记载的短短1000年，居然进化出了DNA分岔。该民族有人类独有的PDE10A基因，使巴瑶族的脾脏大了+50%，轻易可潜水-70米。此类“潜水基因”很强大，进一步进化后就能像“亚特兰蒂斯”一样生活在水底。1000年并不漫长，以20年/代人计算也只有仅50代人。

人类在近代以前还不知道病毒这种半生物体的，病毒自身没有新陈代谢的功能，也没有细胞，可视为碎片化的RNA与DNA，这些碎片化的核糖核酸与脱氧核糖核酸不仅包括病毒，还包括质粒（一种环状的DNA）、复制子（染色体）与抗生素等等。因此，位于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物体不仅有病毒，还有抗生素、质粒与复制子等等。现在病毒是进入细菌与多细胞生物的细胞之中利用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来实现繁殖的，相对而言单链结构的RNA的变异能力强，DNA的变异能力弱一点。RNA寄生到细胞中，利用细胞的新陈代谢能力实现繁殖。打个不恰当的比喻：38亿年前，一个简单的生物体吞并了另外一个简单的生物体，然后两者组成一个新的生物体。现在的地球上仍然存在着一些RNA病毒，进入细胞的方式似乎一直延续着38亿年前的传统。RNA病毒是没有DNA的，有DNA的病毒称之为“DNA病毒”。我们熟知的麻疹病毒、埃博拉病毒、流感病毒都是RNA病毒，天花病毒、噬菌体则是DNA病毒。病毒在没有找到宿主寄宿在细胞里时属于非生命体，因为是非生命，所以就意味着我们现有的所有药物都杀不死它。因为是非生命，当然不可能被杀死。病毒本身没有代谢，简单到由一段基因链（有DNA的也有RNA的）与蛋白质膜组成，相当于一份基因包裹。当这份快递被送到其他生物的细胞表面，病毒会有一种进化出来的机制（一种化学方式）骗细胞膜开门。酒精与紫外线可溶解病毒表面的蛋白膜，相当于把快递包裹的包装给撕了，里面的基因链就失活了。病毒进入细胞的“门”被称为“靶点”。（这次NCP与SARS的靶点都是一种叫血管紧张素转化酶2的蛋白，由于入口主要在肺部，所以新冠状病毒的传染力比麻疹与流感要差很多。）病毒进入细胞后，会释放出它的基因链，去篡改原来细胞核中的基因，使这个细胞变成病毒的兵工厂，复制出无数的病毒。这就是病毒简单而强大的繁殖机制。病毒是可在任何时候利用这些碎片化遗传信息的。换言之，它们可进入地球所有生物的基因库（细胞体），而像我们人类这样的多细胞动物，是无法进入其他生物基因库的，除非运用转基因技术。世界上所有的人类都共享“人类基因库”，人类与黑猩猩则共享“灵长类动物基因库”。跨物种的遗传信息，是无法发生交流的，这就是说，多细胞动物的遗传灵活性大大降低了，而病毒与细菌依然保持遗传的多样性与灵活性，这也是它们的一个巨大优势，因此，病毒与细菌仍然是地球上的“霸主”。耶鲁大学科学家卡尔·齐默的《病毒星球》称：我们这个地球到处充满病毒，比如我们看到的海水，一升海水里起码有1000亿个病毒。既然病毒可进入全地球生物的基因库，那么自然也可进入人类的基因库。所以，在我们人类身体里，这种病毒性的RNA/DNA基因片段有很多。换言之，病毒可在不同物种之间传递基因。这不是“转基因技术”，而是一种转基因技术的自然手段，在生物进化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细菌与病毒可水平式基因转移，悄悄改变人类的基因而影响人类的进化。人类至少有8%的DNA来源于病毒。人类感染病毒之后，病毒在人体内会有一个潜伏期，有的病毒潜伏时间长了，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来干嘛来了，从不危害人体，久而久之，我们人体就把它当作是自己的一份子了。而且，我们与病毒的关系不仅是攻防，也有合作。卡尔·齐默在其著作《病毒星球》里就指出，所有哺乳类动物，当然包括我们人类，胎盘的产生就来自病毒的贡献。如果没有病毒的贡献，我们都进化不出来胎盘。哺乳动物能进化出胎盘，就是因为哺乳动物的祖先感染了一种病毒而导致的，这种病毒把抵御免疫系统攻击的能力转移给了哺乳动物且落实到生殖功能上。胎儿的血型、基因与母亲不一样，但免疫系统不会攻击胎儿，因为胎盘有了“欺骗”免疫系统的能力。

从微观层面来分析病毒在人类进化史中的具体作用，恐怕非常的困难，但我们从宏观的视角来观察的话，会发现病毒真的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人类会咳嗽、会打喷嚏。咳嗽与打喷嚏其实就是病毒诱导我们这么干的。人类患了普通的感冒、流行性感冒，都会咳嗽、会打喷嚏，这是病毒在利用人类的飞沫繁殖，诱使自己的宿主作出符合它们利益的动作。而这些动作，我们人类自己是无法控制的。感冒了，如果故意抑制自己不咳嗽，那么，嗓子会感觉非常难受，咳出来才会感到舒服。打喷嚏更是如此，常常在不经意之间就打了一个喷嚏。人类感染了水痘病毒，皮肤会痒，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抓痒。抓痒的过程，就是水痘病毒进一步传播的过程。人类感染了霍乱病毒，会腹泻。腹泻就是有利于病毒通过粪便与水源传播。这都是病毒为了自身的繁殖，而诱导人类做出一些符合它们利益的动作。病毒为了自身的繁殖，会想出来各种办法。因此，我们的身体其实不仅属于自己，还属于身上的微生物。我们不要误认为，我们可控制我们自己的某些行为，例如咳嗽、打喷嚏、腹泻就是我们所不能控制的。我们身体里微生物的数量，超过了我们人体细胞的数量。事实上，有较长潜伏期的病毒，其实更聪明，它能在潜伏期内不知不觉地传播。

宿主与病毒长期和平相处，这个宿主其实就是自然宿主。我们人类身上也有一些病毒，对我们是无害的，或说它已是我们身体上的微生物群落中的一个“物种”了。换言之，有些病毒，为了生存，会主动朝着适应宿主的方向快速进化的。为了便于理解，我们用西方吸血鬼的故事来打比方。传说德古拉是全世界所有吸血鬼的世祖。当德古拉看上你时，他会在你脖子上开血口，把你的血吸干（其实是吸60%），再把自己的血液输灌给你。宛若情人，摩挲着你的颈部。这样温柔缠绵的过程，有着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初拥”。英文叫做The embrace。“初拥”之后，人就变成了吸血鬼。同时也获得了“再次传染”的能力。如果她再去咬一个人，这个人也会变成吸血鬼。传说中的德古拉是第0代，凡是被德古拉亲齿过的，是第1代吸血鬼。他们也有非常强大的魔力与传染力。有好几个“亲王”级的人物。凡被1代吸血鬼“初拥”的。称为2代吸血鬼。法力有所下降。再传染，则是3代，4代……依次类推。整个逻辑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法力“逐代降低”。好比驱魔人去到乡野郊区，随便来一群杂兵喽啰，三二下就杀光了。病毒也是这样，从一类宿主到了另一类宿主身上时，会为了适应新宿主而快速进化，减少新宿主免疫系统对它们的“剿杀”。病毒的寿命都是很短的。一般都不超过7天。甚至1天。为了生存，它们不得不快速“繁殖”（分裂，进化），“人间三月，病毒千年”。按照生物学标准的“变异——生存”模型。今天的病毒A，明天裂变出儿子A1，后天裂变出孙子A2……对于A1，它有很多兄弟辈。可能有十万个数量级。最不像爸爸的那个最有可能在新宿主体内活下去：A1a感染后病人嗝屁，尸体被火化；A1b感染后病人发烧，被隔离观察；。A1c感染后啥事没有，继续传播下一个。“病毒害”最轻的病毒传播最广，生存几率最大。经济学有句术语：消费者与消费者竞争；生产者与生产者竞争；生产者与消费者从不竞争。同支同源的同胞兄弟，最容易与你竞争相同的土壤、水源、蛋白质。当每个人身上都携带无害的A1c，则留给恶性兄弟A1a、A1b的“生存空间”就会减少。它们会因为没有食物（细胞体）而“饿死”。人身上长期携带的几千种病毒都是当年各种“传染病”遗留下来的，这些病毒使人类不会再受“类似”病毒传染。康熙皇帝得过天花后就被确定为皇位继承人，天花在那个时代是一种人类很容易患却又很难治愈的病，但一旦熬过去活下来，体内就有了所谓的抗体。故而，在每一代的“复制”传播中，只有最“人畜无害”的病毒才能人丁兴旺。

病毒传染人类的目的是为了繁殖自己，那么如果病毒很快把宿主杀死了，病毒就没有办法繁殖自己，所以这种病毒对病毒本身来说其实是不合适的。有些病毒非常凶猛，人体感染之后很快就会发病。人类死亡之后，这些病毒也将随之失去了“栖息地”而死亡。当宿主死亡速度超过传播速度，随着宿主的死亡，病毒也就一起凉凉了。实际上病毒也是没办法的，因为宿主不一样，它的进化亦并非万能的。简单来说就是，很多病毒在遇到人之前没有做好跨种传染的准备。比如我们知道的蝙蝠，身上带有很多病毒，一旦传到人身上，人就受不了。因为同为哺乳类生物宿主，人类与蝙蝠是有很大差别的。比如，通过几百万年的进化，蝙蝠天天浑身发烧40度，搁人身上，早就烧成智障挂了，但它们不会。这样一来，适应了蝙蝠40度体温的病毒，一旦传到人身上那还得了！即便是人与人之间，免疫力也是各不相同的，更何况是从原来的野生动物宿主身上来的病毒呢！总之，高度毒力的做法对于病毒自身是不利的，但病毒有时也没办法，它们首先要自保，这个过程的进化可能就朝着不同的方向奔去——促使新宿主向原宿主靠齐，结果就是新宿主受不了，死亡。一种就是进化适应新宿主，大家和平共处，通过岁月，慢慢相互作用。简而言之，病毒虽然没有思维，但庞大的数量会构成进化算法。它们非常“聪明”，会快速变异以便于更好的传染。不利于传染的变异个体很快死掉了，只有那些适于生存与传染的病毒变异体才能跟着人类走得更远。

总之，病毒在进化与变异的过程中会向低毒性与更强的传染性发展，低毒性与传染性便于病毒本身在宿主体内长期生活并“传染”更多的人类宿主。

二、《北京科技报》（2020-2-16）刊文对比NCP与SARS

2002年底，一种新型的病毒性肺炎开始在广州迅速蔓延，这就是非典型肺炎SARS，此次疫情蔓延在全球最终夺去了774人的生命。17年后，相似的时间、相似的传播方式、相似的发病症状，起源于武汉的NCP开始在全国扩散蔓延。那么，NCP与SARS有何异同之处？两者之间又应怎样权衡比较呢？2020年1月24日，国家病原微生物资源库发布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成功分离的我国第一株从环境样本中分离的NCP毒种中英文名称、编号(NPRC 2020.00002)信息及其电镜照片(图片来源：中国疾控中心网站)

研究数据显示，尽管NCP与SARS病毒的基因相似度为77.5%，与SARS同属于2b组的Bata冠状病毒，但目前的冠状病毒株样品与SARS-CoV距离较远，只能归为“SARS样”或“类SARS”的冠状病毒，二者准确的关系是“远亲”而并非“兄弟”。具体到病症上，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童朝晖表示，症状轻微、但有传播性，是NCP与2003年SARS最大的区别，也是疫情防控的难点。童朝晖解释说，SARS的潜伏期是2-3天，感染后出现发烧、肺炎等症状后才有较强的传染性，而NCP潜伏期平均有12天，并在潜伏期中就表现出了较强的感染性，“发病不是急性，不一定出现高热，呼吸道症状不明显，有的患者就是有点乏力、头痛，伴有消化道症状”。据国家卫健委通报，截至2月3日24时，国家卫生健康委收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0438例，重症病例2788例，累计死亡病例425例。日均新增病例高达2000人左右，这样的传播速度，远非当年日均增速100人的SARS所能比拟。但另一方面，尽管NCP的传染性较高，但重症与死亡率却明显低于SARS：数据显示，SARS死亡率约为10%左右，在我国这个数字为7%，而从目前情况来看，尽管NCP感染人数破万，但死亡率始终维持在2%—3%左右。在治疗手段上，虽然NCP与SARS都缺乏特效药物，但随着医疗技术的改善与医学水平的提升，两者疗法区别也很大：SARS时期不少医院使用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这种疗法虽然在短时间内控制了病情的发展，但也给康复者日后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SARS NCP

冠状病毒是一种引起呼吸道、肠道疾病的病原体，因为病毒颗粒形态与皇冠相似，故而得名“冠状病毒”。与SARS与MERS的病毒相似，此次NCP的罪魁祸首，也是冠状病毒。研究显示，NCP病毒与SARS病毒一样，同样通过ACE2蛋白的识别与结合来感染人体细胞，其与ACE2蛋白的结合自由能很强，因此有很强的传染力。因此，在疫情爆发上，NCP与SARS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都发生在春节前后的冬季、都起源于人与动物的市场交易、都是由新型未知冠状病毒引起的。在传播原理与发病病症上，NCP与SARS也表现出较多的相似性。例如两者都存在“人传人”的现象，都是通过飞沫等方式，经由呼吸道感染;感染病毒以后都有一定的潜伏期，发病以后都出现发热、乏力、肺部感染、呼吸困难等。在治疗上，也都没有特效药，只有辅助提高免疫力的方法。在病毒来源上，两者也都与蝙蝠有密切的联系：2017年11月，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经过十多年研究，在我国云南发现一处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的天然基因库，揭示SARS病毒起源于蝙蝠，而并非之前老百姓认为的果子狸。此次NCP出现以后，石正丽团队在第一时间获得病毒全基因组序列后发现，与一种蝙蝠冠状病毒的同源性高达96%。因此，石正丽认为，NCP可能与17年前的SARS病毒一样，其自然宿主都来自蝙蝠等野味。因此，《野生动物保护法》有待加强。

总之，NCP比SARS毒性弱但传染性强，免疫力强者被感染后可自愈。

三、NCP毒力会随传代减弱吗？病毒的传染性与危害性成反比

如果人类注定要与NCP长期共存，那么一个顺理成章的悬念是，NCP的毒力会随着传代次数增加而逐渐减弱吗？《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官网近日发表的中国疾控中心撰写的论文“NCP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称，自2019年12月底以来，新冠疫情经历了海鲜市场暴露所致的局部爆发、疫情扩散形成的社区传播与疫情蔓延形成的大范围传播三个阶段，目前已有NCP第四代传播的报道。

美国爱荷华大学微生物与免疫学教授斯坦利·珀尔曼（Stanley Perlman）指出，一般来说，传播性较强的病毒通常会表现出较低的致命性。截至2月29日，NCP的全国范围的病亡率约为3.6%（2870例/79824例），其病亡率还远低于SARS病毒（约10%）以及MERS病毒（约34%）。考虑到还有7000多名危重患者，新冠病亡率应还会有所上升。珀尔曼告诉财新记者，如果一个病毒又容易传播又有很强的致命性，那么它就会消除所有潜在的宿主，该病毒也就会随之死亡。历史上，只有天花病毒是例外，它极易传播又很致命。然而这样一种强大的病毒，却在当时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成为迄今为止已知唯一被彻底消灭的人类传染病。早在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天花已在全球范围内根除。

从进化论的角度上看，所有的传染性病原体都有一个相同的目标——通过感染尽可能多的新宿主以达到生存与繁殖的目的。而像NCP这样通过近距离飞沫、接触或气溶胶传播的病毒，使宿主保持移动能力而不是杀死宿主，对它的传播更有利。因此，这一类病毒更易向毒力受限的方向进化。但美国罗格斯（Rutgers）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家、瓦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实验室主任理查德·埃布赖特（Richard Ebright）告诉财新记者，具体到NCP，目前还没有稳妥的科学依据可预测病毒在经过二、三代传播后传播力及毒性是会下降、维持还是会上升。

一名从事病毒研究的科研人员告诉财新记者，病毒在演化过程中存在一些普遍规律，但有的规律显现的时间线很漫长，可能不适用于解释一场疫情中病毒的变化。其中一个规律就是：病毒进入新的宿主物种后，往往都会经历一边传播、一边突变的过程。传播能力越强，能感染更多新宿主，病毒就越有优势。从其他动物溢出到人类的病毒，因为是偶然感染，初期都还不具备稳定感染人的特性，例如H5N1禽流感，虽然致病性很强，但很少发生人传人的事故。

然而，由于病毒的随机突变随时可能发生，虽然大多数突变株仍然不适应宿主，无法更多传播而被淘汰，但有机会出现一些比原始毒株更容易感染新宿主的突变株，这些突变的毒株就可感染更多人类。每个感染者体内的毒株都可能突变，因此感染者越多，整体上突变的速度就会越快，传播能力更强的突变株也可能会出现，并随着持续人传人的过程而蔓延传播。因此，一般规律是，病毒从原宿主物种溢出到新宿主物种，最后获得相对高效传播的能力，适应新物种。

科学家用实验动物或组织细胞来培养毒株研究，也是人为地模拟这一过程筛选与建立实验动物/实验细胞的适应株。上述科研人员告诉财新记者，在毒力与症状方面，有一定毒力使人出现一定的症状，有助于释放病毒去感染更多宿主。但宿主症状太重，影响了宿主的行动能力甚至很快死亡，显然也不利于病毒传播。很多时候，病毒会随着传代次数增加而毒力减弱，老百姓有时可通过多次传代获得弱毒株用于开发疫苗。但这不是必然的，随着传代次数增加而毒力不减，甚至越来越强的例子也有很多。比如鹅源H5N1亚型AIV毒株，经过鸡胚与鸡体传代后对鸡胚的毒力有所增强；鸽副黏病毒ND167在鸡胚传代过程毒力也出现逐渐增强的情况。人类医疗水平提升之后，传染人的病毒毒力逐渐减弱情形更常见，是因为人类有动物所没有的医疗防控手段，比如隔离超级传播者。同理，从动物溢出到人类的病毒，一代感染者症状更重很常见，这也不是必然的，是否适用于直接解释当下这场疫情暴发中病毒传播的特征，有待专家们进一步研究。

呼吸道病毒的传染性与危害性成反比，越是致死性高的病毒，其传染性往往也越低。简言之，从病毒的角度来说，病毒其实并不希望杀死宿主，而是期望共生。传得又快毒性又猛的，大部分早就灭绝了，因为被感染者死得太快。

截至目前，人类历史上杀人最多的四种传染病是Smallpox——天花、measles——麻疹、flu——流感、black death——黑死病即鼠疫，单位为百万，鼠疫其实不是杀人最多的，毕竟还是效力太猛了。当然，也有特例。那就是鼠疫，这是人类到目前为止所面对过的最强传染病，没有之一。鼠疫是附着在老鼠身上共存的鼠疫杆菌感染所致，同时具备传染能力强、传染途径多样（皮肤、呼吸道均可传播）、致死率高、致死速度快等多个特征，甚至病人尸体都能继续大范围传染。一次爆发可在交通极其不便的中世纪从欧亚大陆一头迅速传播到另一头，成就了恐怖的“黑死病”威名。加上鼠疫的自然宿主是鼠类，并经由无孔不入的跳蚤散播，人类不可能消灭所有的鼠类，所以鼠疫永远都有卷土重来的危险。排名第二的霍乱致命性很一般，因为通过不清洁的饮水传播，往往可能是在短期内极为迅速地出现成千上万的的病患，摧毁一个地区的社会秩序与全部应对能力，所以也很棘手。但霍乱主要局限在不清洁的印度，19世纪后才传播到其他地区，大部分地区不会受到威胁，最古老也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传染病天花则是通过接种牛痘被人类围剿消灭了，现在《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唯二的甲类传染病就只剩下鼠疫、霍乱。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只是列名乙类，并按甲类传染病管理（同批还有炭疽中的肺炭疽、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以及这次NCP感染的肺炎）。

NCP肺炎爆发后通过全国肆虐迅速传染到31个省市以及港澳台地区，确诊与疑似病例累计上万，且短期内不会彻底解决。面对疫情不要害怕，要了解以下几点病毒常识，大家都像下面这样做，中国就能取得反击疫情的胜利。

第一，对于疫情发展阶段的研判，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期。常言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虽然现在还没有完全研究透病毒，但根据临床表现以及国家发布的诊疗指南，疫情的基本规律是掌握的。首先认识疾病的三大特点。NCP感染疫情最大的特点是传染性很强，但疾病发作相较于我们曾战胜的SARS并不激烈。传染性强，是指NCP靠空气或接触传播，部分病人没有发热、咳嗽等典型症状，但可传播病毒。其次是发作并不激烈，NCP感染疫情不像其他的烈性传染病，包括SARS那样剧烈。从临床上来看，部分发病较轻，甚至没有自觉症状。目前在临床治疗上尚没有特效药或疫苗，部分可自愈。当然对于老年人，特别是有基础病的老年人群，风险相对还是较大的。再一个就是疾病潜伏期是3到7天，最长是14天。有的病患在发病前期，在没有明显发病症状情况下，会传染别人，这就是病毒的狡猾之处。概括起来就是：传染性很强，毒性不那么强，有隐匿性。NCP感染疫情从12月份在武汉市首发，一直到2020年1月底开始大面积爆发。钟南山院士在2020年1月20日首先公布，新型肺炎疫情呈现人传人的特点。在1月23日武汉市封城之前，由于春运等原因，500多万人离开疫情爆发地流向全国。按照疾病潜伏期的规律，全国的输入性病人预计到1月30号前后达到高峰。因此，当前这几天发现更多的患者并不完全是坏事。“疫情是魔鬼，不能让魔鬼藏匿”，坚持疫情信息公开透明是防疫的基础前提。这个阶段发现的越多，说明梳理排查制度见效了，能发现的都隔离收治了就能有效控制。要注意的是1月30号之后在武汉地区之外可能发病的二代病人。二代病人的发病原因是武汉市封城前，疫情地流出人员本身处于潜伏期或发病早期，症状不明显，但密切接触者可能被传染成为二代病人。考虑到各地排查这些潜在病人需一个周期，即发病—确诊或疑似—追溯密切接触者—隔离，因此这个时间至少要有一周时间，从1月30号开始再往后顺延7天左右。因此，2月6号左右是一个关键的坎，期间的疫情波动要特别重视，根据疫情动态调整应对策略。

第二，相持阶段防护好自己就是给社会做出了贡献。根据现在各地的疫情趋势，开始由第一阶段的输入性转为二代病人，局部有聚集性传染，往往是家庭性的或是密切接触缺乏防护造成的。在疫情防控过程中，要汲取教训，不能有侥幸心理。家庭中，有一个人感染病毒，全家都很危险，社区中有一家出现问题，整个社区就要封闭，大家要认识情况的严峻性。春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春节期间大家总想与亲朋好友聚一聚，但非常时期要特事特办，不能只考虑个人因素，要站在全家、全社区、全社会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一定要高度重视。当然，也不能走另一个极端，即不必恐慌。有人认为疾病目前没有特效药就陷入恐慌状态，其实恐慌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只能添乱，徒增身心负担。现在要做的是掌握预防的技巧，即“两防两增”。“两防”，即要防接触病毒，防污染空气。病毒可通过接触、空气、飞沫等途径传播，所以不仅要对直接接触病毒谨慎，也要对污染的空气特别小心。如何防护呢，第一是手部，病毒可通过接触感染，要勤洗手，会洗手，洗手时最好用肥皂酒精等。头部、面部、衣物等要及时清洁，在使用过程中，注意避免交叉污染，把不洁的东西谨慎处理，多洗脸，多洗澡，多洗衣。“两增”，即增强抵抗力，增强信心。抵抗力是身体抵御病毒的最佳屏障，要保持规律的作息与饮食，注意增减衣物，适当的运动。要增强信心，与病毒不能赌气，平静下来找到病毒的弱点，通过防护就可解决掉。现在人与病毒的关系，就像是“两个狙击手对峙”，谁憋不住，谁先露头就先被打倒。沉住气，坚持住，就是胜利。面对疫情，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好的结果。最坏的打算是等到温度回升，病毒自然就销声匿迹了，但问题的关键是在这几个月内保持健康的生活。

第三，牢记对付病毒的策略，大家都这样做我们就赢了。目前疫情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已造成了社会经济的巨大损失。此时，我们更要同舟共济，众志成城，步调一致。对付病毒不仅要有个体的办法，更重要的是有群体的策略。大家按照群体策略去做，我们就赢了。群体策略就是三招三式：一是农村常住、城镇的儿童与老人，总计约8.6亿人，这部分人群要坚守不动，隔离开传染源。目前是疫情高发阶段，任何流动与接触都会使疫情更复杂。这部分人要保持耐心，等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再恢复正常活动。二是特殊行业从业人员，涉及到食品药品、卫生、公安、新闻媒体、交通运输、公务员等，约1.21亿人。他们在疫情发生过程中，是“逆行者”，疫情越紧急，社会需求越大，他们的工作量越大。这部分人群要重点保障，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全安心工作。三是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大约4亿多人，这部分从业人员多为年富力强的劳动者，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他们何时恢复工作与如何工作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恢复。要在保障这部分人群健康的前提下恢复工作，可采取多种形式，灵活掌握员工返岗的时间。比如，可采取远程工作的方式，跨省工作人员可先返程再返岗。

四、国际医学顶级期刊称NCP在人体内变化更接近流感而非SARS

2020年2月底，《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由广东省疾控中心、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香港大学的学者联合完成的论文认为，感染NCP的中国患者的病毒核酸脱落模式与4型流感患者相似，且似乎与非典时期感染SARS患者不同。该研究监测了来自广东省珠海市的18例确诊患者（9例男性与9例女性，中位年龄59岁，范围26至76岁）的上呼吸道样本中的NCP的载量，研究样本中包括位于两个家庭聚集类中4例继发感染的患者，其中 1 名从未出现症状的患者与已知确诊病例的患者有过密切接触，因此被迅速受到监测。论文共分析了72个鼻拭子（从中鼻甲与鼻咽采样）（图A）与72个咽拭子（图B），每位患者获得1到9个连续样本，所有患者在研究过程中均使用聚脂棉签。

在上图中，感染患者的病毒载量（图A显示了Orf1b在逆转录酶-聚合酶链反应（RT-PCR）分析中的周期阈值（Ct）值，该阈值是从14例输入病例与3例继发病例的鼻拭子中检测到的。图B显示了咽拭子的Ct值。Z患者没有临床症状，所以未包括在图中。重症输入病例（患者E，I与P）用红色标记，带有轻度至中度疾病的输入病例用黑色标记，而继发病例（D， H与L）标记为蓝色。图C显示症状发作后一天的时间，在RT-PCR分析中Orf1b在14例输入病例与3例继发病例中的总Ct值。注意，Ct值与病毒RNA拷贝数成反比。）

从2020年1月7日到1月26日，共有14名刚从武汉返回并发烧（≥37.3°C）的患者通过以下方式被诊断为NCP肺炎（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用针对SARS-CoV-2的N与Orf1b基因的引物与探针逆转录酶-聚合酶链反应测定，该测定法是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定的。样本在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被检测，14例输入病例中有13例CT显示肺部有炎症。症状发作前的14天内没有人去过武汉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患者E、I与P需要入住重症监护病房，其他患者则是轻度至中度患者，在患者E、I与P的密切接触者中检测到继发感染。患者E在武汉工作，于1月17日在珠海与他的妻子（患者L）与母亲（患者D）拜访了朋友（患者Z）。患者L与D分别在1月20日与1月22日症状发作后在其鼻与咽拭子中检测到病毒RNA，Z患者没有临床症状，但在接触后第7天、10天与11天，他的鼻拭子（循环阈值[Ct]值为22至28）与喉咙拭子（Ct值为30至32）呈阳性。2月6日Z患者的CT扫描效果不明显。I与P患者住在武汉，1月11日症状首次出现时在珠海探望了他们的女儿（患者H）。1月17日，患者H出现了发热症状，次日就在鼻与咽拭子中检测到了RNA！

根据 17 例有症状患者处获得的鼻拭子与咽拭子样本中的病毒载量与症状发作日的关系，病患有症状发作后不久就会检测到较高的病毒载量（与 Ct 值成反比），其中鼻子中的病毒载量高于咽喉中的。感染NCP的患者的病毒核酸脱落模式与 4 型流感患者相似，且似乎与非典时期感染 SARS 的患者不同。从无症状患者的样本中检测到的病毒载量与有症状患者很接近，表明无症状或轻度症状患者都具有传播潜力，且在感染早期就可能拥有较强的传染性。这些发现与有关传播可能在感染过程中早期发生的报告相一致，表明对新型冠状肺炎感染者的诊断与隔离相对于非典时期控制SARS病毒的防控政策要有所改变，首先要确定NCP的载量与可培养病毒的关系。部分无症状与轻症患者在至少5天内都可在其口咽部样本中检测到病毒RNA，因此还要靠更多的数据进一步确定病毒的传播动态，以便筛选能为研究实践提供有效信息的样本加强推论的说服力。

总之，NCP毒性本来就不高，随着不断人传人，其传染性也势必递减。

五、从国际医学界到终南山：是时候下调应急响应级别了！

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2020年3月1日报道，最近中国的一项小规模研究表明，病症消失后NCP能在人体内持续存留至少两周。不过，这种存留现象在病毒中并无先例，所幸患者在症状消失后很可能不会有很强的传染力。

2020年2月27日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周刊上的这项新研究跟踪了四名年龄在30至36岁的感染了新冠肺炎的医务人员，他们于1月1日至2月15日在中国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接受治疗。这些人全部康复了，只有一人曾在患病期间住院。这些患者服用了奥司他韦（达菲），这是一种抗病毒药。报道称，在症状消失并且两次（连续两天）新冠肺炎测试呈阴性后，这些患者均被认为已康复。康复后，他们被要求在家自行隔离5天。他们在康复5至13天后继续接受了NCP咽拭子检测。结果显示，这数天里的每次NCP检测都呈阳性。研究人员写道：“这表明，至少有一部分康复患者仍可能是病毒携带者。”

据报道，日本报告了首例NCP感染者康复后再次感染的病例。美国坦普尔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流行病学家克丽丝·约翰逊说，考虑到中国这项关于康复后NCP持续存在的新研究结果，那名日本患者是什么情况不得而知。一种可能是她从别人那里感染了该病毒的一个新变种，另一种可能是她体内的系统没有完全击退这种病毒，随着病毒重新开始在她的肺内复制而症状再次出现。

密歇根理工大学的病毒学家埃比尼泽·通班说，即使病愈，病毒也可能在人体内维持低水平存在，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武汉四名患者接受的测试寻找的是体内这种病毒的基因片段，他们服用的达菲可能令他们体内的病毒数量减至很少。在这种情况下，测试的灵敏度不足以检测到病毒。抗病毒治疗结束后，这些病毒可能已重新开始以低水平复制。但病毒数量不足以造成组织损伤，所以患者没有感觉到症状。经过复制后，病毒数量足以让它们在检测中再次被发现。

约翰逊说，患者可能不再有很强的传染力，咳嗽、打喷嚏会喷出病毒颗粒，但那些人并没有这样，他们的病毒载量也很低，不隔离才会传播病毒。

这篇论文发表时四名患者的家属在NCP检测中均未呈现阳性，但这些患者都被专业医务人员采取了非常谨慎的预防措施，以免在家中传播疾病。

自2020年1月12日收治2例新冠肺炎疑似病例（20日为确诊病例），截至3月4日7时，累计收治新冠肺炎患者150人。新冠肺炎患者可合并ARDS、心肌损害、凝血功能异常、肾脏损伤、肝脏损害等多脏器损害，尚未发现有中枢神经系统受累的报道，此病例报道在全球尚属首例。北京地坛医院ICU主任刘景院说，2019年中国出现的NCP肺炎现在已是一个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危重型NCP感染患者的救治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病毒对靶器官的直接损害以及因此而导致的全身炎症反应可能是SARS-CoV-2感染人体后主要的致病机制。刘景院提醒抗疫救治一线中的医护人员，在临床观察中不乏有颈抵抗、病理征阳性而突发意识障碍甚至昏迷的病例，对此类患者要警惕NCP感染可累及中枢神经系统，及时抓好脑脊液等相关检查并完善脑脊液SARS-CoV-2核酸及基因测序等工作，为更全面了解COVID-19做出探索并积极处理相关神经系统并发症。

巴西卫生部2020年3月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彼时巴西有2例确诊病例。巴研究人员发现首个病例与在德国发现的病毒更相似，而第二个病例则与在英国发现的病毒更加相似，这两名患者都是今年3月在意大利感染后回到巴西的。圣保罗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表示，病毒出现的变异是疫情在相关地区传播留下的印记，可被研究人员用于追踪病毒传播路径，二者与在中国发现的病例不同。

据《印度教徒报》2020年3月3日报道，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表示，这种被称为SARS-CoV-2的病毒正在发生变异。

中国科学院主办的《国家科学评论》2020年3月3日发表《关于SARS-CoV-2的起源和持续进化》一文称，中国科研团队最新发现显示，NCP已于近期产生149个突变点并演化出L亚型和S亚型，两个亚型在地域分布及人群中的比例表现出很大差异。S亚型是相对更老的版本，而L亚型更具侵略性、传染力更强。对不同亚型的深入了解，有助于对新冠肺炎差异化治疗防控，根据已知的NCP演变方式推测，L亚型和S亚型的传播能力、致病严重程度或许都有较大的区别。武汉大学医学部病毒学研究所教授杨占秋3月4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两名巴西患者身上的病毒样本一个跟英国一样，一个跟德国一样，说明在欧洲流行的NCP可能就是这几个亚型。变异后不同的NCP的致病特点会有所不同，比如在中国的病毒的致死率是2%，在欧洲则可能会导致更高的死亡率，病毒变异对追踪传播路径及来源的确有帮助。打个比方，如果郑州病人身上的病毒跟武汉的病人不同，则有可能不是从武汉传过去的，而是该地区本身就有病毒，跟武汉没关系。如果跟武汉一样的话，这说明是从武汉传过去的。NCP发生的突变对疫苗设计意义重大，对疫情诊断也很有价值。如果欧洲病例的基因序列跟武汉的不一样，把中国的诊断数据拿过去检查欧洲国家的患者也检测不出来。疫苗也是这个原理，巴西患者身上的病毒如果跟中国的不是同一型，就算把中国的疫苗给他们也起不到保护作用，但这将使疫苗与诊断试剂在设计上更精准。

另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化学研究院2020年3月4日表示，由该院牵头的新型病毒融合研究团队已发现可对抗NCP的抗体，这是全人类的福音。

2020年2月24日，总台央视记者就最近出现的NCP“非常规”病例以及多地下调应急响应级别等公众关心的问题独家专访了抗疫一线的钟南山院士。

第一，如何解读最近出现的NCP“非常规”病例（即咽拭子检测呈阴性，但粪便检测呈阳性）？钟南山：目前，咽拭子检测阴性是出院标准。部分患者肛拭子或粪便检测（出现阳性），这只是检测到核酸片段，并不是检测到活病毒，这是两回事。因此，少数患者出院后复查又出现核酸片段呈现阳性的情况，我不觉得奇怪。这些患者需继续观察两个星期，长时间隔离后复查。

第二，“非常规”病例会是个例吗？钟南山：是少数，不能说是个例。按照目前的检测标准，两次咽拭子检测呈阴性、没有任何临床症状，体温、CT检测数据都正常，就可出院了。如果我们将目前的检测标准调整，要求患者的肛拭子检测结果也完全呈阴性，这样就容易造成病人的积压，影响后续诊疗。因此我建议，对于这些病人要分级管理密切观察，中央切忌对不同地区偷懒一刀切。

第三，最近一些省份陆续下调应急响应级别，下调时间到了吗？钟南山：广东下调是出于怎样的考虑？下调的时间到了！就广东而言，绝大多数城市新发病人数明显减少，这是前提。此外，各地的防控意识也大大提升。目前，我们是二级应急响应，采取一级防控的措施。并不是不分任何地方，都要采用一级响应。广东应急响应级别降为二级意味着分类处理，分级分区分类处理是最核心的，这是合适的。一方面，该紧的紧，该松的松；另一方面，对发展生产有利。

第四，公众要做好长期跟冠状病毒打交道的准备，包括NCP吗？公众是否要一直坚持目前的防控举措？钟南山：防控级别要下降，但意识要保持。这一次病毒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凡是出现冠状病毒的感染，都要高度警惕对人的传染性。防控意识需保持，但防控级别可改变，因地制宜还能压低各项成本。

第五，NCP会像流感一样长期存在吗？钟南山：这仍要经过时间检验，目前冠状病毒中SARS病毒零星出现，但没有形成气候。NCP会不会常态、长期地存在，但没有形成暴发的形势，这也有可能，防控的关键在于要将其控制到最少。我并不完全认为 NCP会像流感一样成为常态，这个可能性比较小。

钟南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学专家，中国抗击非典型肺炎的领军人物，曾任广州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广州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出生于医学世家，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2007年获英国爱丁堡大学荣誉博士后赴任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201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荣誉理学博士。钟南山长期从事呼吸内科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重点开展哮喘，慢阻肺疾病，呼吸衰竭和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规范化诊疗、疑难病、少见病与呼吸危重症监护与救治等方面的研究，现任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随着NCP疫情的蔓延，钟南山的知名度与权威性也在国内外有增无减，其上述预判无疑会很快达到街谈巷议妇孺皆知的地步。

六、小结：战胜恐慌情绪理性防疫才是正道

群体情绪感染周期与传染病过程极为相似，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受外界影响下触发情绪的萌芽阶段；群体暗示与模仿，情绪相互感染凝聚的发展阶段；情绪凝聚到一定程度，达到群体情绪宣泄的爆发阶段；最后适应环境的情绪衰退阶段。当下媒介生态环境复杂，资讯平台众多，驳杂繁多的信息在媒介空间里集聚、互转，公众每日裹挟于疫情的海量信息流里，容易酿成群体性恐慌情绪。一般来讲，疫情中个体的应激行为特征主要表现为行为的盲目性、随众性、无所适从等。群体性恐慌的成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局限导致人类对风险的认知与判断存在盲点，在面对突发疫情时容易产生紧张情绪；信息公开与疫情应对过程中的漏洞容易使公众产生不信任感；公众社会认知能力不足特别是基本医学常识缺乏，使公众在社会互动中容易失去情绪控制的能力与选择正确行动的能力。基于以上分析，对疫期群体性恐慌的疏导可从下面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从管理机制入手，政府应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措施纳入考核指标。透明、不歧视与问责制的规范原则是疫情防控的重要保障，汲取以往疫情防控的经验教训，群体恐慌度与政府的信息透明度成反比。保持信息传播的通畅与充分、公开与透明才能杜绝群体恐慌的产生，力求对疫情的严重性与破坏力准确预判，及时为公众创造普遍可感知的稳定秩序及环境，社会成员对这个安全保障越是信任，对于不确切消息的判断就会越理智。此外，还应加强市场监管等执法工作，加强对医用药品、医用产品的生产、流通、临床使用等环节的监管。

第二，从舆论引导入手，发挥主流媒体特别是权威公众人物对大众情绪的引导作用。群体恐慌与大众传播关系甚密，个人情绪与群体情绪相互影响。此次疫情暴发不久，中央及地方主流媒体及时报道钟南山院士驰援武汉的新闻，并采访了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等一批权威公众人物，给公众解疑答惑，为公众抗击疫情树立了信心。值得关注的是，信息传播量以适度为佳，信息过载也容易导致恐慌。在互联网开放的传播语境中，公众沉浸在真假难辨的疫情信息中，在反复证伪的信息中裹挟着对相关机构的道德审判。媒体应注意把握信息传播的量与度，及时、有序回应公众关切的疫情问题，安抚公众的焦虑与恐慌情绪。

第三，从个体生命入手，保护信息接收群体中的弱势群体。任何创伤性事件或灾难都会对相关人员产生心理影响，包括幸存者、丧亲者、目击者、营救者、应急人员与卫生专业人员及其家人、亲戚、朋友与同事。应对这些群体以及老人、儿童等群体的心理状态有效干预，减少由负性情绪引发的非理性行为。在此次疫情中，湖北与武汉形势最为严峻，老百姓的心理压力更大，需更多地关爱。

第四，将医疗知识科普教育纳入常态化教育体系，增强公民的医疗素养与医学常识。此次疫情既是一次与时间赛跑、与病毒抗争的生死战场，也是一场全民医疗科普的重要课堂。在没有硝烟的网络空间里，专业科普文章不少，但失实的谣言信息也是威胁公众身心健康的风险源头。对民众的恐慌情绪疏导不能停留在事后弥补，建立以预防、预测为主的常态化心理健康工作机制。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类公共卫生事件设计科学的心理干预方案并纳入常态化的卫生防御系统，提高公民的医疗卫生应对能力。应广泛普及科学防护知识，加大对传染病防治法与防控知识的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正确理性看待疫情，增强自我防范意识。

疫期如何缓解宅在家的焦虑感？知道自己是健康的，但总控制不住怀疑自己得了NCP；宅在家里，很焦虑；家里的老人总是轻信疫情谣言……疫期遇到这些情况怎么办？总是怀疑自己得了NCP怎么办？先稳定情绪，仔细观察自身状况是否与NCP的典型症状相符。知道自己健康，但还是控制不住“疑病”怎么办？尝试转移注意力，找一件事让自己长时间投入去做，必要时可寻求心理治疗。老人待在家中闷得慌怎么办？尽量不出门，减少被感染的风险。如果确实要出门，一定要去宽阔、空旷的地方，尽量避免与人近距离接触。家里老人总轻信疫情谣言怎么办？引导老人看权威的官方新闻，如帮他们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引导他们关注央视新闻微博、微信。告诉他们不要传播未经证实的传言，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与盲目的乐观。宅在家的焦虑感如何缓解？做到五个一：制定一个计划、钻研一件事、找到一种支持、坚持一项锻炼、思考一种宅生活体验。

疫期宅在家里，一定要控制好情绪，避免过激行为。从SARS病毒到这次NCP，从鼠疫、H7N9禽流感到曾肆虐一时的埃博拉病毒、MERS病毒……据研究，当今人类新发传染病78%与野生动物有关。这些血与泪的教训，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敬畏自然就是珍爱生命。疫情无情人有情，让理性战胜恐慌，让同情、理解和支持战胜偏激、狭隘与焦虑，维护团结合作应对全球公共卫生挑战的大局，这才是抗击疫情的必胜之道。

（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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