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始，新冠疫情的爆发带来经济社会双重失控的风险，对国家社会治理能力提出严峻考验。在疫情爆发之初，红十字会因捐赠的防控物品分配拖沓缓慢、资源调度不合理，甚至出现了领导司机直接领取口罩等乱象，引起了社会公众的舆论。
近年来，以郭美美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丑闻”激起了公众对红十字会广泛的社会问责。虽然红十字会后来在组织透明性和公开度上进行了诸多信任重塑的改革，但作为公益组织的红十字会一直没有能够完全走出信任危机的阴影。在此次新冠疫情的防控中，这种信任危机再一次被激发。
针对疫情初期红字会的做法，公众认为，武汉红十字会低效的资源配置能力不但透支和辜负了公众信任委托，而且人为的给疫情防控造成了阻碍。并且一些做法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故意，属于选择性执法行为，被公众指责为恶意报复和权利寻租行为。
红十字会屡次受到公众的质疑，与其运行体制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法》的规定，红十字会属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但它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红十字会不是普通的社会团体，而是“一个开放的受托平台”，它是属于全国人民的、社会的、大家的。从红字会的合法性来源看，中国红十字会受着“三重赋权”：一是政府赋权，二是国际红十字运动赋权，三是社会公众赋权。从一定层面来讲，政府赋权是官方合法性，而社会公众赋权就是民间合法性。
我们通过红十字会的运行机制可以看到，不管是从组织从业者、组织领导安排、组织行为决策，还是从资源获取和动机激励上，官方合法性对红十字会的运转产生更大的影响，官方机构对红十字会的人事、财务、目标以及任务具有很强的控制力。
如果单纯依赖和过于迷信国家机器强大的刚性集权治理能力通常无法阻止复杂社会的崩溃。过于集中式、线性化、权威化的治理模式难以适应复杂社会系统的分散化、多样式、分布式的运行轨迹。随着红十字会组织透明化程度的提高，其内部的能力短板问题被曝光的机率也会极大增加。如果不改变组织对体制内的偏好与依赖，其组织能力建设的内生动机就无法激活，本来意在提升民间公信力的组织透明度改革可能就会导致一个适得其反的意外结果，加快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所以机构的改革势在必行！
作者：刘文文 单位：麻家坞镇人民政府 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来稿】（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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