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口声声说此类案件不能公开辩护词，不接受媒体采访，却把辩护观点不加甄别地抛出来，把一些容易引起误导的观点也抛出来，事实上已经对被害人造成了伤害不知道么？这不是为被告人一方引导舆论又是什么呢？事实不应该是由证据证明的吗？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这跟律师表白说案情是事实的话也会和网民一样痛恨嫌疑人，不会为他辩护，岂不矛盾？
别看律师表面上风风光光，但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律师群体印象很不好，甚至有些人对律师的印象仍停留在像方唐镜这样的“讼棍”上。我也听闻一些当事人跟我说此前律师的坏话，后悔遇到某些不负责任甚至根本没有职业道德的律师。因此，律师自身的形象的崩坏，有时候不能完全怪舆论，的确需要自身恪守法律人的底线。
最近的富豪猥亵幼女案，本来不想置喙，但很多人说喜欢看我的点评，于是看了一下案件前因后果，以及审判长和辩护律师的公开表态，发现槽点确实很多。当然这里有对特定犯罪的司法解释不够明确，证据裁判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及民众对刑辩律师角色的误解，但更大的问题是不同身份的群体对于事实的认知。
一年前的7月3日，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发布警情通报，“新城控股董事长王振华涉嫌猥亵9岁女童，已被采取强制措施”。根据当时媒体报道，2019年6月底，周燕芬借口“去迪士尼玩”，把朋友的女儿从江苏带到上海，入住一家五星级酒店，结果在这家酒店，“王振华对其中一名9岁女童实施了犯罪”。女童打电话回家，向母亲哭诉。女童在在上海一家医院进行检查：阴道撕裂，构成二级轻伤。周燕芬到公安机关自首，检察院以涉嫌猥亵儿童罪批捕王振华、周燕芬。
一位上市公司的老总，花十万块钱让人带幼女过去，关起房门来，最后造成幼女阴道撕裂，说猥亵已经是轻了，因为房间里没有监控录像。但我诧异的是，律师主张的是“嫖娼”。王的律师，原来是上海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后来换成了两位全国知名的刑辩大律师，据说王振华要求此前律师给他做无罪辩护，律师认为不能做无罪辩护，就主动退出了。据说后两位的律师费非常高，高到平常律师无法望其项背，所以才有人愤愤不平地说，是“良心的价格”。其实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们对事实的认知是什么？此案审判长在答记者问中明确表示，被告人王振华、周燕芬经过事先预谋，由周燕芬制造条件，王振华对被害人实施了猥亵行为并造成严重后果（轻伤二级），有被害人陈述、鉴定意见、证人证言、监控视频等证据可以证实，并形成完整证据链。王、周二人构成猥亵儿童罪的共同犯罪。但是，两位大律师做的是无罪辩护，并在王被判五年有期徒刑后，提出了上诉要求改判无罪。这是令很多人不能理解的。普通民众的信息来源通常是媒体报道，但媒体报道有时是不准确的，所以法律人必须关注关键的证据，证据没有呈现的，就不能当做事实。那么，法官列举的证据中，是否已经构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可以排除合理怀疑呢？首先，被害人陈述，受害女孩是哭着打电话给妈妈告诉被性侵一事，并指认犯罪嫌疑人王振华，这是直接证据，但是这是孤证，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指认，如果没有补强证据，是定不了的，万一是诬陷呢？万一是仙人跳呢？必须有其他证据。其次看被告人供述。辩护律师说被告人没有认罪，但也只是从字面意义上说没有认罪。受害人的律师说，卷宗笔录显示，第一次，王振华说，他根本没碰过这个女孩；第二次，他说他抱过这个女孩；第三次，他又说他把手放到女孩大腿上了；第四次，又承认自己亲吻了女孩的脸，然后把这个女孩抱到大腿上了。警方曾反问他，你以前不是说自己没动过这个女孩吗？有经验的刑辩律师都知道，被告人的话，不能全信，因为他也会骗你，得你自己结合证据作出判断。再看同案人供述。案发后，中间介绍人周燕芬主动投案自首，交待了一切罪行。法院最终认定周燕芬是自首行为，这意味着她不但是主动投案，而且是如实交待，没有翻供。周燕芬不是受害人的母亲，而是作为王振华的同案犯，也是他的情妇，其行为贯穿了王振华和受害女童之间的逻辑，其证言的证明力是比较大的。而且，王振华为此事两次主动转账给周燕芬10万元，更进一步佐证了真实性。再看视听资料。周燕芬带两个幼女进入五星级酒店后，王振华进入酒店和房间，这在证据种类里属于电子数据。房间内虽然没有监控，但外部监控视频能证明王振华有作案的时间和空间，而且具有客观性。那么就要看合理怀疑，是否存在王振华花10万元找小女孩促膝谈心，传递正能量的可能性？王振华本人辩解没有猥亵，是否存在合理性？如果冤枉他，那在房间里他有可能对小女孩做什么合法的事情呢？最后再看司法鉴定。上海的司法鉴定结果是女童处女膜破裂，构成二级轻伤。但这个证据也是争议最大的。辩护律师就是拒不承认这份鉴定结果，甚至质疑是旧伤，与本案无关。律师说其他司法鉴定机构和专家对上海的门诊记录和司法鉴定意见，进行了书证审查和专家论证，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但是，这个所谓的“结论”，并不是鉴定意见，只是某些专家的个人观点，连证据都算不上。而且，如果二级轻伤没有推翻，那我认为这属于情节恶劣，五年不算顶格，而是太轻了。
这两位辩护律师，我在现实生活中都有交集。前一位，刑辩之余酷爱摄影，十几年前我最好看的一张照片，就是出自他手。后一位，算是老乡，曾在北京有过一次餐叙，虽然餐后对其代理的一起公案发生了不愉快的争论，但还是保持着起码的尊重。两位律师早年名动江湖，见过大世面，代理过的案件也都是热门案件。但我作为一位刑辩律师，也不大理解他们介入本案的目的，是真的为了辩冤白谤的正义而战吗？任何人都有获得辩护的权利，即使罪大恶极，也应当获得公平公正的审理。正是认同这一点，我们有时会为了涉黑案件做辩护，有时会为了杀人犯做辩护，但我认为最基本的前提，应该是尊重证据，尊重事实，也尊重法律精神。这个现实社会，谁拥有财富，拥有社会资源，就可以获得更好的法律服务。但我们学习法律的初衷，并不是为有钱人服务，而是要为公平正义服务。难道不是吗？我也接过一些有争议的案件，甚至被认为是为坏人辩护。但接案之前，我都是犹豫再三，最起码会有基本的底线，那就是用证据说话，绝不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所以我在接受劳荣枝家属的委托后，仅从程序上提出阻碍律师会见违法，尚未涉及实体部分，她最后有没有参与犯罪，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犯罪，应该由证据说了算。律师的参与，应在最大限度上防止冤假错案，促进司法公正，而不是超越事实和法律给委托人辩护，更不用也不必给自己代理的当事人的人品背书。万一当事人的人品靠不住，岂不是连自己也搭进去？我不知道，陈大律师在“声明”中指出“被告人从来没有认供”是想表明本案零口供吗？但被告人是否有认罪供述，根本不影响定罪啊。这也正说明本案中不存在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吧？然后，陈大律师是如何得出“他从无恋童癖和性虐待取向”这样的结论的？即使是被告人本人说的，那也不一定代表就是事实啊？你又没有几十年陪伴左右，对其生活细节实行全程监控，更无从得知其内心是否龌龊，何必把话说得这么满？辩护律师又是怎么从“被告人进房间与被害人独处时间是13分钟”得出作案时间仅有五分钟，依据是什么？就算5分钟，不足以构成猥亵吗？仅仅从辩护的角度而言，这些都不足以构成有效辩护，因为根本没有从“合理怀疑”的角度提出，这样的辩护意见，如果采纳才怪。尤其是专家意见那一段，简直是混淆视听。哪怕你去找再多的机构再多的专家，如果只是专家意见或咨询意见，只能代表个人的主观认为，连鉴定意见都算不上，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证据种类，律师怎么会不知道呢？对原鉴定意见最强有力的质疑应该是重新鉴定，并且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而不是张砖家怎么说李砖家怎么说，即使传唤他们到庭，也只是专家辅助人而已啊。那么，口口声声说此类案件不能公开辩护词，不接受媒体采访，却把辩护观点不加甄别地抛出来，把一些容易引起误导的观点也抛出来，事实上已经对被害人造成了伤害不知道么？这不是为被告人一方引导舆论又是什么呢？事实不应该是由证据证明的吗？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这跟律师表白说案情是事实的话也会和网民一样痛恨嫌疑人，不会为他辩护，岂不矛盾？
十几年前我在台湾读到一本书，《哈佛新鲜人》，站在法学院新生的角度思考法律人的社会责任。哈佛大学法学院初期过于注重法律技巧的教育，忽视了法律职业伦理的教育，以至于有人讥讽“哈佛法学院的存在，是麻省一件不光彩的事。”因为精英教育的弊端，就是过于注重为有钱人服务，做律师也千方百计为高端客户服务，而不讲社会责任。哈佛法学院在反省中意识到，除了专业技能外，应该注重对法律人社会责任的引导。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也反思过，难道学法律十年寒窗，就是要为大公司、大老板服务？难道不应该出于公义为底层百姓、无权无势的人说话？也同样是十几年前，一帮法律精英搞出个什么嫖宿幼女罪，意思是嫖的时候不知道是幼女，不算强奸。当时是苏力老师写了一篇文章，站在受害人的角度说这样不对，然后一帮人骂他。回过头想想，受害人都是穷人家的孩子，精英立法，真没人替她们说话。猥亵女童，本身在立法上就因为受害者群体没有足够的发言权，而使法定刑偏轻，颇受诟病。若在司法阶段，还会因为占有资源的不同，使得富豪可以获得更好的辩护，更容易脱罪，会不会加剧这种不公平？而这公平，是整个社会的底线。本案所透露的律师伦理问题，也值得所有法律人深思。
（来源：昆仑策网，原载“天下说法”微信公号【作者授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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