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你的国家如果落后、贫困，即使你很出色，在外也不受尊重；而你的国家若先进、富裕、强大，纵使你个人没有成名成家，但祖国的成功有你一份，你与祖国共同进步。
没有什么“美国特色”或者“中国特色”的科学知识。科学没有国界，科学知识是人类共享的。在今天，科学家经常跨国工作，成为当前人类社会里最国际化的一个群体，是全球化的先锋队。如此，科学工作者的祖国认同似乎应当逐渐淡化。然而，大家熟悉一句老话：“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那么，今天的科学工作者还需要祖国吗？
(插图：晓武)
科学工作者的国家认同
我在美国读书时有个舍友也来自中国内地，读材料学博士，是教育部最早的公派留学生之一，可谓尖子里的尖子。然而，在共和国前30年，他的家庭生活非常艰难，是那时少见的城市贫民。他的父亲靠拉板车养活妻子和6个孩子。孩子里只有他一个念了大学。
赴美不久，他就信了基督教，而且很快开始激烈批评自己的祖国，批评那管理不善、而且不信上帝的祖国。他的博士论文研究陶瓷材料，那是最尖端的材料，可他毕业后却长期找不到工作。尖端陶瓷材料的研究，在美国是“保密行业”，不容外国人插足。尽管他不喜欢祖国，却无法通过美国政府的“安全检查”。
后来，他给一家小公司做实验员，挣的是在大学里当助教的工资，每小时不到10块钱。再后来，他放弃了自己心爱的专业，转行去做芯片工厂的质量检查员，工资才随着IT业水涨船高。那是种普通而平静的美国生活，但他却永远不会成为陶瓷材料专家了。
作为美国名牌大学的材料学博士，他若回国研究陶瓷材料，完全有可能成为我国最出色的陶瓷材料专家。
不是大陆人的华人又如何呢？1964年，年轻的李文和离开了当时令人失望的台湾，去美国读博士学位。他很出色，毕业后在美国找到了工作，成为核专家，在美国能源部下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而且成了那里很受拥戴的精英科学家之一。那是美国最高级的实验室了。
李文和认同美国，热爱这个给了他机会和富足的新祖国。在那里，他踢足球，喜欢野外活动，还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他经常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甚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来中国做基础科学的学术报告，进行学术交流。
他是美国人，但毕竟也是中国人。希望在自己母国的文化圈里获得认同和尊敬，这也是人之常情。他的每次北京之行，还都和美国情报机构配合，肩负了解中国核专家与核研究进展的任务。还有报道说，他的夫人早就是美国情报机构的合作者。
然而，到了90年代后期，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右派掀起了反华浪潮，其中主要的指责之一，就是中国窃取了美国核武器技术。美国情报机构断定，中国显然已经把核弹头微型化，而中国人不可能发明这种技术，除非是从美国偷。可他们找不到中国偷窃技术的根据。
于是，华裔核科学家李文和就成了美国情报机构邀功请赏的替罪羊。李先生并不研究武器设计，在这方面是个外行。在1999年底，他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了，而且立即被开除出了他工作了20多年的实验室，还丧失了退休金。美国联邦调查局威胁说，如果他不“承认”为中国做间谍，就要像处死罗森伯格一样用电椅处死他（罗森伯格夫妇1951年因向苏联提供美国核技术机密而被捕，1953年被双双处死）。
李文和被关押在一个单独的牢房，牢房没有窗户，灯是永远开着的，夜里也不会熄灭。他在牢里还要戴上手铐和脚镣，且经常挨饿。在被关押了9个多月之后，他终于被迫承认一些轻微的过错，说明美国政府抓他有理，这样才换取了出狱。
他的“过错”是什么？就是把一些数据下载到个人计算机里。那些数据是公共信息，丝毫没有敏感性，不过是一个程序员的正常工作，实验室里人人都这么做。后来李文和在自传中写道：
“在被囚禁的无比孤寂的日子里，我经常想，我也许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错误，不该在1964年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使自己沦落到了今天的局面。狱中面壁，我不得不得出一个惨痛的结论：无论多么睿智，无论如何勤奋工作，像我一样的亚裔，像我一样的华裔，永远不会被美国社会所接受，永远是‘外国人’。”
是的，对美国而言，李文和虽然是美国公民，却是中国人。对中国呢，李文和又是美国人。科学无国界，但如果科学家没有祖国，他就痛苦如李文和。
在悲剧的祖国
大家可能会认同“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这种说法。我想进一步说，在悲剧的祖国，成功的科学工作者也多是悲剧。
2015年2月23日，《参考消息》用一整版转载了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文章抨击了巴基斯坦的“核弹之父”卡迪尔汗。卡迪尔汗生于1936年。他13岁时，印度独立了，但却被英国分裂成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作为穆斯林的卡迪尔汗迁至巴基斯坦，但他的家乡却是印度的博帕尔。1953年卡迪尔汗17岁，去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的D.J.理工学院学习，不久又去欧洲学习电气工程和冶金。获得博士学位后在荷兰工作，从事原子学研究。
1976年，当印度开始实施原子弹项目，40岁的卡迪尔汗回国了，带着他的核知识。在他的领导下，巴基斯坦努力了20多年，也拥有了原子弹。1998年，巴基斯坦在印度之后进行了5次公开的地下核试验，卡迪尔汗从此成为巴基斯坦的“核弹之父”，两次被授予国家最高勋章。而且，巴基斯坦全国各地的卡车、公共汽车背面都印上了他的肖像，他的知名度甚至比总统还高。
卡迪尔汗大概相信，原子弹能减轻穆斯林世界受到的压迫和屈辱，所以试图向其他穆斯林国家出售一些核技术设备。他显然没有成功，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就盯上他了，在他的寓所、工厂和房间里都安插了间谍，甚至收买了他最亲密的助手。后来卡迪尔汗被自己国家的政府逮捕，而且受美国情报人员的讯问。在压力下，他不得不招供一切真相，或者编造一切美国所需要的“真相”。
是的，在悲剧的祖国，成功的科学家也多是悲剧。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1955年，钱学森冲破美国当局的层层阻挠回到了祖国，投身于创建中国的航天事业当中。）
在成功的祖国
1996年，在中关村的西北方向，矗立起了一座航天城。那里有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是仅次于美国休斯敦宇航中心、俄罗斯宇航中心的世界第三大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1998年11月21日，中国的第一艘航天试验飞船神舟一号从酒泉发射中心升空，飞船的一举一动都由北京控制中心遥控，从点火升空到返回着陆，成千上万条调度命令要从这里发出。
任总调度的是一个北航毕业生，名字叫申劲松，当时只有25岁。神舟一号升空之日是他的25岁生日。一年后飞船返回时，他发现状态有些不对，可他只有20秒钟的时间作决定，而且决定的后果是巨大的。最终，他作出了决定，而且作对了。返回舱落地之时，申劲松突然失去知觉，两腿发软，汗不断地从握紧的拳头中流下来。这一天是1999年11月21日，他的26岁生日。他已经在机房中待了整整一年。
到2002年神舟三号发射升空，这个1973年出生的28岁大男孩已经连任三届总调度了。他的工资只有1300元。事实上，整个控制中心的科研人员都是这样的一些青年学生，全部是我国自己培养的。到神舟三号升空，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
与高能物理及原子弹不同，当时中国的载人航天没有多少胸有成竹、满腹经纶的专家领军撑腰，主要靠刚从学校出来的这些年轻的本科生和硕士生。
现在已经成为飞船轨道专家的曹雪勇是1995年北师大天文系的硕士毕业生。当初他一进北京飞航中心就做了轨道软件设计工作。可飞船还在制造中，数据尚不明确，他对整个任务系统一无所知。没有任何参考方案，没有一个可用的程序、文档。
他拼命了，夜以继日地阅读国外资料，希望能发现一点漏网的蛛丝马迹，并不断用天文学知识来启发自己的思路。他几乎没有离开过机房，每天靠方便面填饱肚子，怕思路中断就难以续上。经过半年没日没夜的工作，他成功了。北京飞航中心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控制软件专家欧余军是1995年从长沙国防科技大学毕业的学生，1998年开始负责遥控保障软件的编写。那是个决定飞船能否安全返回的关键性软件，包括对飞船发送的所有指令、指令链和注入数据。没有任何现成的资料可供借鉴，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中国飞船能否回得来，就看这25岁的小伙子了。
整整2年零8个月，没日没夜，他把软件做了出来。结果却发现有点问题，近3年的劳动成果全被推翻。他伤心得一个人躲在机房里放声大哭。中心的领导认为哀兵必胜，坚持不换人。只剩下几个月了，欧余军成了机房里的拼命三郎，不管什么时候，人们走进机房都见他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像个活菩萨。任务完成后，他的身体也垮了，得了肾积水，经常疼得满头流汗。
这时，中国第一次飞船发射开始，一切全新，谁也不是内行，有许多软件只有他一个人会发指令。医生护士把他从医院抬到指挥大厅，边输液边打键盘，在担架上坚持了几天几夜。飞船返回后才被抬回去做手术。
我为什么要讲他们，因为北京飞航控制中心就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旁边，他们的同学、朋友在那里每个月挣万元以上。可在飞航中心，申劲松领着1000多元的工资，没日没夜地工作，甚至一个月才能和妻子见上一面。对此，申劲松是这样说的：
“如果单从挣钱的角度，很多事情都干不成了。外面的诱惑确实很大，但我既然干了这个，就要认认真真地干。这个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遇上的。对一个人来说，一辈子能赶上一次就非常难得了。”
还有一个故事，给了我很深的印象。
“1992年毕业之前，酒泉来了些人，希望我们这些学控制的学生去那里工作，并且明确说是为了宇宙飞船工作。可我们当时想的都是出国，考研，对此漠不关心。在动员大会上，许多人插科打诨，胡言乱语，嘲弄带队的军官。学校也没起正面作用，只是应付了事，找了几个拿不到学位的差生糊弄军队。多年以后，我们这些人出国了，成了所谓的洋博士，可老实说，都是‘行尸走肉’，所学所用都在为外国人牟利，而且我们的所谓‘成果’在他们面前是如此的浅薄、渺小、微末。是那些当年被我们嘲弄和不理解的同学们真正在为祖国奉献着，我真不知道将来见面时如何面对他们。我们是逃兵。”
为中国宇宙飞船事业献身的这群年轻人“成功”吗？也许成功，也许不成功。也许有些将来会成功，有些将来也不会成功。
我想起了我国两弹一星的元勋之一任新民院士。他生于1915年，安徽人。他在美国读了机械工程学博士，然后去一所美国大学当讲师。如果没有新中国的建立，他也许就这样生活下去了，过一种平静的美国生活。1949年，像那个时期的许多留美学生一样，34岁的任新民也赶回来建设新中国，为祖国出力。他很快就成为我国远程导弹的材料专家，负责设计制造了“长征一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卫星的那枚火箭。
1985年，任先生已经70岁了，因为得到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他的贡献才为人所知。1995年，他80岁，得到了“全国优秀工作者”称号。在他85岁时，国家向他颁发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航天奖”。
然而，他说：“航天事业是集体的事业，个人的作用很小，很小。”是啊，我记得其他著名的“两弹一星”元勋也说过类似的话。任新民院士今年已经100岁，在他70岁以前，没什么人知道他的“成功”。
成功的或者所谓不成功的，他们实际上都获得了成功，因为他们的祖国成功了，祖国是科学工作者们最坚强的后盾！他们推动了共和国的进步，他们与共和国一道前进。
人民将永远尊敬和记住这样一群人：他们为祖国生死攸关的重大事业当了螺丝钉。这些人不屈不挠，忠贞爱国，延续了关于中华民族的伟大神话，成为我国精神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从此懂得，即便那些所谓“不成功”的科学工作者，他们与共和国重大进步联系在一起的业绩，也会博得同胞们永恒的纪念，为世世代代的中国科学工作者树立榜样。
什么是科学工作者的祖国？
祖国是个抽象概念，比起薪水、工作环境、雇主的名声乃至北京户口，祖国似乎是虚无缥缈的。
然而，中国的科学界向来有爱国主义传统。中国的科学就是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兴起的，“科学救国”是中国第一批科学工作者们的动力。我国的进步依赖科学。没有科学，没有现代科学精神的普及，没有用科学精神取代迷信和蒙昧，没有普及科学精神的现代教育，我们贫弱的祖国今天就不可能走向自立、富强。祖国靠科学工作者，科学工作者背靠祖国，于是撑起了祖国这栋大厦，这大厦也给科学家们带来荣耀。
什么是祖国？祖国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是每一个中国公民，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祖国是我们大家的家。祖国在那里？祖国就在你面前，就在你的学位论文里，就在你的实验室里，就在你每天就餐的食堂，就是你每天面对的同学、老师、同事。祖国的兴亡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是我们每个人每天的行为积累起来的。
当我们未来的科学家、工程师们去庙里算命，买饭不排队甚至加塞儿，那就是国家落后的原因；如果念书只是为了自己出人头地，不惜踩着别人往上爬，就不善与人合作，就会偷懒、走歪门邪道，就会抄袭、剽窃、造假数据，甚至会把国家的科研经费“洗”出来给自己买汽车房子，那就是国家落后的原因！
的确，我们的家，我们的祖国，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否认。然而，正因为如此，我们全体公民，特别是肩负着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科学家、工程师们，要一起努力，要用我们大家的手把这座房子撑住，要勇敢地、不屈不挠地把祖国建设成最好的家。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你的国家如果落后、贫困，即使你很出色，在外也不受尊重；而你的国家若先进、富裕、强大，纵使你个人没有成名成家，但祖国的成功有你一份，你与祖国共同进步。
人们会说，你讲了这么多，不是宣扬狭隘民族主义吗？不，不是。我讲两个道理。
第一，中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之多，加上海外的华人，大概接近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的进步是对全人类进步的巨大贡献。中国的贫困落后问题解决了，解决第三世界贫困落后问题的能力就会有决定性的提高，全世界的贫困落后问题也就更容易解决了。
第二，科学无国界，但高科技有国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封锁高科技，以保持他们对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压迫、剥削。中国的进步，中国的科技进步，就是打破高科技的国界限制，就是对“科学无国界”的真正实践，就是给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因此，祖国的进步是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这使命属于世界，属于全人类，是人类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
（竺可桢——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一辈子鞠躬尽瘁、呕心沥血，以“科学救国”为己任。）
作为结尾的四个故事
我想讲四个故事来结束此文。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世纪美国的萨克拉门托市（Sacramento）。那里是加利福尼亚州州府所在地，淘金热的中心，也是华人聚居的地方。那里有一条大河，叫萨克拉门托河，河上有座桥。一天，满清政府有位领事，是一位武官，正在过桥。他身后有两个美国农民，或者美国矿工，也在过桥。两人看着这个中国官员穿着满清花花绿绿的官服，脑后拖着长辫子，很好玩，打赌这个中国外交官会不会游泳。于是两人一使劲，就把这位官员扔进了河里。他不会游泳，很快就淹死了。然而，他的死并没有引起任何波动，就像这件事从来不曾发生一样。那个时候，中国人并不认同“中国”。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00年。八国联军只有两万士兵，却打败了中国军队，占领了北京城。结果是，中国要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这个数字是按照当时中国户部的人口统计得来的，也就是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一人赔一两白银。这笔钱折合成八国各自的货币支付。八国之中，美国“损失”（出力）较小，仅分得赔款中的7.3% ，即4亿5千万两中的3300万两，估算为2450万美元。
后来，美国政府承认，其半数赔偿要求属于“虚报”，故将该款之近半，即1200万美元，交还中国，条件是用于兴办西学。那时的1200万美元是很值钱的。今天在美国买栋房子要50万，那时候，只要几百元。1867年，美国仅支付了720万美元就从俄国买下了阿拉斯加。国会当时还嫌贵，差点就否决了。
4亿5千万两白银能买多少个阿拉斯加？46.4个。阿拉斯加比整个中国东北还大，是美国最大的黄金、石油和渔业生产基地。庚子赔款自1902年起付，38年后的1940年付清，其间年利率为4％，总共支付了将近10亿两白银。而在1900年之前，中国刚刚赔完日本2亿两白银，价值20个阿拉斯加。到了这个时候，中国人想不认同“中国”也难。
第三个故事大家都熟悉。八国联军入侵之后半个世纪，到1950年，我国人口依然是4亿5千万，但是把美国军队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了。这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打赢的第一场对外战争，而且是在外国的领土上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作战。这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最明显标志。为了让别人平等地对待自己的民族，为了一份尊严，这就是像任新民院士那样的科技精英们回归祖国的理由。
第四个，也是我要讲的最后一个故事。有一位国民党将领，从大陆败退到台湾后，因为是败军之将，不再被重用。20世纪60年代，他辞职去了南非，做点小生意过日子。那时南非与台湾关系密切，都自称是反共的坚强堡垒。与美国一样，当时的南非还奉行种族隔离政策，甚至比美国还严格。黄种人是有色人种，在公共汽车上必须坐后排座，前排的座位属于白种人。1964年10月17日，这位先生乘公共汽车，上车后他习惯地往车后面走。司机对他说：“你可以坐前排了，不用去后面了。”老先生非常诧异，说：“我是中国人。”司机说：“我知道，我看出来了。”老先生说：“那，我不就应该坐在后面？”司机说：“难道你没看今天的报纸？昨天中国爆炸了原子弹。能造出原子弹的民族当然是优等民族。从今天起，中国人都可以坐前排座。”老先生一下子就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泪流满面地说：“这车我不坐了，我下车走路。”红色中国为他挣来了前排座，挣来了一个民族整体的尊严，却永远断绝了他跟着蒋介石反攻回到大陆的希望，也就永远断绝了他回归故乡的希望。至少在那个时候他是这样理解的。
是啊，认同祖国不是件简单容易的事情，那里面掺杂着无数个人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是啊，家尚不完美，但那是我们自己的家！
（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潘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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