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美中关系的预兆
一些评论家，包括中国的一些评论家，重新研究了20世纪英德两国对抗的史例，并认为这是21世纪美中关系的预兆。两者的确有战略相似性。从表面上看，中国如同昔日的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复兴的大陆大国；而美国如同英国，是一个与这个大陆有着深厚政治经济关系的海洋大国。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曾比任何一个邻国都强大得多，但那些邻国若是联合起来，就有可能威胁、也确实威胁过帝国的安全。如同19世纪德国的统一一样，所有这些邻国的谋略必然受到中国这个强大统一国家复兴的影响。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这样一个体系演变成了以平衡的相互威胁为基础的均势。
战略互信能够取代一个战略威胁体系吗？许多人认为战略互信一词本身即自相 矛盾。战略家只在有限范围内依赖假想敌的意图，因为意图是可以变的，主权的本质是不受另一权威影响而作出决策的权利。因此，以一国实力为基础的、一定程度上的威胁与主权国家间的关系密不可分。
尽管罕见，但国家间关系可以变得非常密切，从而不必考虑战略威胁。北大西洋沿岸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战略对抗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国家的军事力量不是针对彼此。在他们看来，战略威胁来自大西洋地区以外，需要以联盟框架来应对。北大西洋国家间的分歧一般围绕着对国际问题的不同评估，以及处理这些问题的不同方式。即便是争论最为激烈的时候，仍不失家庭内部争吵的特征。软实力和多边外交是最主要的外交政策工具。一些西欧国家几乎已把军事行动排除在合法的国家政策工具之外。
亚洲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些国家认为与邻国处于潜在对抗状态。它们不一定在策划战争，只是不能完全排除战争的可能。如果无力自卫，它们便力求加入联盟体系，获得额外保护。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即为一例。许多亚洲国家经历过外国殖民，不久前才重获主权。对他们来说，主权是绝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原则在亚洲大行其道，更甚于其起源的欧洲大陆。主权概念被认为至高无上；侵略被定义为有组织的部队跨越边境；不干涉内政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在这样一个国家体系中，外交的目的是寻求维持均势的关键要素。
如果成员所需的安全保障可通过外交获得，国际体系就相对稳定。当外交失去作用，国家间关系就会日益着重于军事战略，先是军备竞赛，继而冒着对抗风险获取战略优势，最终走向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外交是自我推动型国际机制的典型范例。当时，世界政策就是欧洲政策，因为世界大多数地方都处于被殖民地位。从1815年拿破仑时期结束到19世纪下半叶，欧洲一直没有重大战事。欧洲国家大体处于战略均衡状态，它们之间的冲突并不危及生存。没有一国认为另一国是不可调和的敌人，合纵连横因此成为可能。没有一国足够强大，可以确立统治他国的霸权。任何此类尝试都将激起一个联盟起来反对它。
1871年德国统一带来了结构性变化。今天难以想象的是，在此之前，中部欧洲还有大大小小的39个主权国家，只有普鲁士和奥地利算得上欧洲均衡中的大国。众多日耳曼小国组织成一个类似当今联合国的机制，即所谓的德意志邦联。像联合国一样，德意志邦联难以采取主动，但时常采取一致行动，对抗大的威胁。德意志邦联过于离散，不可能主动侵略，但防御起来足够强大，为欧洲均衡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推动19世纪欧洲变化的动力不是均衡，而是民族主义。德国统一反映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抱负。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带来了一种危机气氛。德国的崛起削弱了外交进程的弹性，加大了对这一体系的威胁。在曾经有37个小国、两个较大国家的地区，一个单一政治实体脱颖而出，统一了其他38个国家。以前欧洲外交通过多国合纵连横取得了一定灵活性，德国统一则减少了可能的组合方式，产生了一个强于任一邻国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累里说德国统一甚至比法国大革命更为重要。德国现在非常强大，可以击败任何一个邻国，但如果欧洲主要国家群起而攻之，它也面临极大危险。可是现在只有五个大国，组合方式非常有限。德国的邻国，尤其是法国与俄国，有相互结盟的动力。法俄也确实在1892年结为同盟。德国出于自身的需要，自然想设法拆散这些联盟。
这一体系的结构内含固有的危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逃避，尤其是德国这个崛起的大国。可是它们可以避免采取扩大潜在紧张状态的政策。然而没有哪一国这么做，尤其是德意志帝国。德国分化敌对联盟的策略被证明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幸的。它试图利用国际会议把自己的意志公开强加到与会者头上。德国的理论是，德国施压的对象受到羞辱后会感到被盟国抛弃，从而离开联盟，在德国的轨道上寻求安全。结果事与愿违。被羞辱的国家（1905年摩洛哥危机中的法国、1908年在波黑问题上的俄国）更加铁了心拒不臣服，因而强化了德国试图弱化的联盟体系。德国在布尔战争（1899～1902年）中公开同情英国的对手荷兰定居者，触怒了英国，结果英国于1904年加入了法俄联盟。此外，尽 管德国已拥有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陆军，它同时又建设了一支庞大的海军，挑战了英国对海洋的控制。欧洲实际上已经悄悄进入没有外交灵活性的两极体系。外交政策成了零和博弈。
历史会重演吗？如果美国和中国陷入战略冲突，类似“一战”前欧洲结构的形势无疑会在亚洲逐步发展，形成相互竞争的集团，每个集团都试图破坏或者至少限制其他集团的影响和范围。但在我们无奈地接受这一假定的历史机制之前，让我们先思考一下当年英国和德国的对抗是如何演进的。
冲突是各国关系的固有结果
1907年，英国外交部高官艾尔·克劳针对欧洲政治结构和德国崛起撰写了一篇杰出的分析文章。他提出的重要问题在今天也有着显著意义，即导致“一战”的危机，是起因于德国崛起引起了针对新的强大力量的某种有组织对抗，还是源于德国采取的一些具体的，因而也是可以避免的政策？危机是源于德国的能力还是德国的行为？
在1907年元旦提交的备忘录中，克劳倾向于认为冲突是各国关系的固有结果。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如下：
尤其对英国而言，知识与道义的密切关系使其同情并钦佩德国人最优秀的思想成果。为了人类的进步，英国自然倾向于欢迎一切增强德国实力和影响的事情。不过有一个条件：德国必须尊重他国的个性。其他国家在以各自的方式参与人类进步事业中同样是宝贵的同伴，同样有权在自由的活动空间内，为向更高文明的演变作出贡献。
可是德国的真正目标是什么呢？是在德国外交的传统支持下，让德国的文化和经济利益在欧洲和世界自然发展吗？还是要寻求“全面政治霸权和海上崛起，威胁邻国的独立并最终危及英国的生存”？
克劳的结论是，德国宣称追求什么目标没有关系。无论德国遵循什么路线，“德国打造一支尽可能强大的海军显然是明智之举”。一旦德国取得海上优势，克劳评估称，不管德国的意图是什么，这本身就是对英国的客观威胁，“与大英帝国的生存互不相容”。
在这样的条件下，正式保证没有意义。无论德国政府如何表白，结果依然是“对 世界形成巨大威胁，如同通过‘预谋’蓄意占领一块阵地”。即便德国温和的政治家想要表达诚意，德国温和的外交政策也能“随时消失”在追求霸权的阴谋诡计中。
因此，在克劳的分析中，结构性要素排斥合作甚至互信。克劳不无挖苦地说：“一国针对邻国的野心一般不公开宣示，因此不宣示自己的野心，甚至向所有国家表示无限的政治善意，都证明不了该国是否存在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样说算不上不公平。”由于事关重大，这“英国冒不起任何风险”。伦敦必须做最坏的设想，并基于这一设想而采取行动。至少只要德国在建设一支庞大的、极具威胁的海军，英国就应该这么做。
换言之，1907年已不再有任何外交空间，事态已经演变成谁会在危机中让步，而且一旦条件得不到满足，战争就几乎不可避免。7年后，世界大战爆发了。
如果让克劳分析当今的局势，他可能会得出与1907年报告类似的判断。我大致介绍一下他的解读，因为他的解读很接近太平洋两岸广泛持有的观点。不过他与我的观点大相经庭。美国和中国与其说是民族国家，倒不如说是具有大陆色彩的文化统一体。基于经济政治成就以及人民蓬勃的能量和自信，两国在历史上都曾被推向极高的国际地位，都曾认为自己具有普世性——中国和美国政府都经常认为本国政策与人类整体利益完全一致。克劳可能会警告说，当这样两个实体在世界舞台上相遇时，很可能出现严重紧张局势。
无论中国的意图如何，克劳学派会认为中国的成功“崛起”与美国在太平洋乃至全世界的地位无法相容。任何形式的合作都只不过是让中国有积累实力的空间，最终必将酿成危机。因此，本书第十八章所述的中国人的辩论以及中国是否停止“韬光养晦”的问题，对克劳式分析都不重要。克劳派认为，中国终有一天会这么做，所以美国现在就要行动，权当事情已经发生。
美国人的辩论对克劳的均势理论增添了意识形态挑战。新保守主义者及其他激进分子认为，民主体制是互信关系的前提；非民主社会在本质上是危险的，倾向于使用武力。因此，美国必须发挥最大影响（文雅的说法）或压力，在没有民主的地方缔造更加多元的体制，尤其是在能够威胁美国安全的国家。这些理论认为，与非民主社会打交道，政权更迭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最终目标。与中国和平相处不是一个战略问题，而是改变中国治理方式的问题。
把国际事务解读为不可避免的战略优势争夺，这种分析方式不仅限于西方的战略家，中国的“必胜主义者”运用的几乎是同样的推论。主要差异在于他们的看法属于崛起国家的看法，而克劳代表的是大英帝国，要捍卫国家现有的遗产。本书第十八章中讨论的刘明福大校的《中国梦》就是这一流派的例子。刘明福认为，不管中国怎样致力于“和平崛起”，中美关系的冲突是先天决定的。中美关系将是“马拉松大赛”和“世纪对决”。而且，这一竞争基本上就是零和博弈，不是全胜，就是惨败：“21世纪的中国，如果不能成为世界第一，不能成为头号强国，就必然是一个落伍的国家，（是）一个被淘汰的国家。”
美国和中国政府的态度
无论是美国版的《克劳备忘录》，还是中国必胜主义倾向较浓的分析，都没有得到各自政府的首肯，但它们说出了许多当前思潮的潜台词。如果这些假设被任何一方付诸实施，中国和美国极易陷入前言中提到的那种不断升级的紧张状态。中国将竭尽所能将美国推离中国边界，限制美国海军的活动范围，降低美国在国际外交中的分量。美国将努力把中国的诸多邻国组织起来，抗衡中国的主导地位。双方将强调意识形态分歧。相互交往将更为复杂，因为双方对威慑和先发制人概念的理解是不同的。美国更注重使用压倒性军事力量，中国则更注重制造决定性心理影响。一方或另一方迟早会误判形势。
一旦这种模式被固化，就越来越难以打破。相互竞争的阵营通过自我定义形成自我。克劳描述的状况（以及中国必胜主义者和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支持的政策）本质是呈现出的一种自动性。模式一旦创立，联盟一经形成，即难以挣脱自我强加的要求，尤其无法摆脱内部的假设。
读过《克劳备忘录》的人不可能没注意到，相比得出的结论，其引用的相互敌对史例相对琐碎：争夺南部非洲殖民地而引发的事件、涉及公务员行为争端。加深 敌对的并不是任何一方做了什么，而是可能会做什么。事件变成了一种象征符号，而符号又自行发展壮大。所有问题都无法解决，因为相互对抗的联盟体系已无任何调整余地。
只要美国政策能防止这种局面，就绝对不能让它在美中关系中出现。当然，如果中国的政策坚持按照《克劳备忘录》的规则行事，美国必将予以抵制。这将是一个不幸的结局。
我用这么长的篇幅来描述这一可能的演变，是想表明我知道合作性美中关系面临一些现实障碍。美中关系对全球稳定与和平至关重要，两国之间的冷战会扼杀太平洋两岸一代人取得的进展。在核扩散、环境、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亟须全球合作的时候，两国之间的分歧会蔓延至每个地区的内部政治。
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比较从本质上而言是不精确的，甚至最精确的类比也不意味着当代人一定会重复前人的错误。毕竟，结局对所有人都是灾难，不管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必须小心翼翼，否则双方都有可能把自己推入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因为，像《克劳备忘录》表明的那样，单纯的保证阻挡不住深层的动态。如果一个国家决心取得主导地位，难道它就不会保证它要追求和平吗？要培养真诚的战略互信和合作，需要共同作出严肃的努力，包括最高领导人的持续关注。
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成为零和博弈。“一战”之前欧洲领导人面临的挑战是，一方的收益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激烈的公众舆论不容许妥协。中美关系却不是这样。重要的国际问题在本质上是全球性的。达成共识可能非常困难，但在这些问题上挑起对抗是自寻失败。
两个主角的内部演变与“一战”之前的形势也无法类比。预测中国的崛起时，人们认为，过去几十年它的突飞猛进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而且美国注定会相对停滞。但中国领导人最关注的莫过于维持国家团结，它渗透在经常提及的社会和谐目标中。中国的沿海地区处于发达社会水平，而内陆还有一些世界上最落后的地区，因此实现社会和谐尤为困难。
中国国家领导人向人民列出了一长串需要完成的任务，其中包括打击腐败，胡锦涛称之为“空前严峻的任务”，他在政治生涯的不同阶段都曾参与这种斗争。任务清单中还包括“西部大开发”，提高内陆贫困省份的发展水平，胡锦涛曾经在其中三个省（自治区）工作过。随着中国逐渐变成城市化社会，重大任务还包括在领导人和农民之间建立更多联系渠道，培育村级民主选举，提高政治透明程度。如本书第十八章所述，戴秉国2010年12月在其文章中勾勒出了中国国内的挑战：
按联合国人均一天1美元的生活标准，中国今天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使按人均收入1200元的贫困标准，中国还有4000多万人未脱贫。目前还有1000万人没有用上电，每年还要解决2400万人的就业问题。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力不发达状况没有根本改变。
在领导人的描述中，中国国内的挑战远比一句“中国崛起不可阻挡”复杂得多。
尽管邓小平的改革令人惊羡，但中国最初几十年壮观的增长，部分是因为运气不错。中国有大量年轻而不熟练的劳动力，他们在毛泽东时代与西方经济“不正常地”隔绝开来；西方经济体整体上富裕、乐观，有较高的信贷杠杆，有现金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上述两者之间有相当融洽的关系。而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正在老化，也更为熟练（导致一些基础制造业岗位流向越南、孟加拉国等低工资国家），西方正在进入紧缩时期，形势远比以前复杂。
从人口统计学上看，任务更趋严峻。由于生活水平和人均寿命不断提高，再加上独生子女政策，中国拥有世界上老龄化最快的人口。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预计到2015年达到顶峰。从那时起，中国15～64岁的公民将不断减少，而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数量则会越来越庞大。人口变化将非常明显：到2030年，20～29岁的农村劳动力数量预计将降至现有水平的一半。到2050年，中国一半人口在45岁以上，1/4人口（约相当于美国当前的人口数量）在65岁以上。
一个面对如此庞大国内任务的国家不太可能轻易（更别说自动）投身于战略对抗或追求世界主导地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再加上最终后果无法预知的现代军事技术，决定了今天与“一战”之前 的时期明显不同。发动“一战”的领导人不知道自己手中武器的后果，而当代领导人对他们所能释放的毁灭性潜力心知肚明。
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决定性竞争更可能是经济竞争、社会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如果两国当前经济增长、财政健康、基础设施支出和教育设施方面的趋势持续下去，中美发展步伐的差距会继续扩大，第三方也会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中国的相对影响力强于美国的相对影响力，尤其是在亚太地区。但美国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努力阻止或扭转这种趋势。
美国有责任维持自己的竞争力和世界角色。美国这么做应是出于传统理念，而不是为了与中国比赛。提高竞争力主要是美国的事情，我们不应让中国代劳。中国为了实现它心目中的国家命运，将继续发展经济，在亚洲及以外的地区寻求广泛利益。这不是支配“一战”之前对抗的那种局面，而是表明中国和美国既合作又竞争，在许多方面共同发展。
在这种广泛互动中，人权问题将占有一席之地。美国若要表里如一，就必须坚持对人类尊严基本准则和民众参与政府管理的承诺。由于现代技术的特性，这些准则不会局限于国境之内。但是经验已经表明，试图通过对抗强加于人可能弄巧成拙，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自己历史宏图的国家。许多届美国政府，包括奥巴马政府头两年任期内，既追求长期道义目标，也能具体情况具体对待，适应国家安全的要求，两者呈现出了充分的平衡。前几章讨论过的这一基本途径依然有效。如何实现必要的平衡，是双方新一代领导人的共同挑战。
问题最终归结为中国和美国实际上要求对方做什么。美国公开把亚洲组织起来遏制中国，或者建立民主国家集团发动意识形态进攻，这些举动均不可能成功，因为中国是多数邻国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同理，中国试图把美国排除在亚洲经济和安全事务之外，也会遭遇几乎所有其他亚洲国家的抵制，因为它们害怕单一国家主导该地区可能带来的后果。
中美关系的恰当标签应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两国都注重国内必须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 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
为了两国人民，为了全球福祉，美国和中国应该作此尝试。任何一方都很庞大，不可能任由对方支配。因此，在战争或冷战式冲突中，双方都没有能力确保获胜。它们需要自问这些在《克劳备忘录》时期显然没有正式提出的问题：冲突将把我们带向哪里？当年也许正是由于各方缺乏远见才把均衡变成一种机械程序，而没有考虑到万一稍有不慎，庞大的机器失去控制迎头相撞会把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如果把国际体系带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领导人知道“一战”结束时世界的模样，难道他们不会望而却步吗？
走向太平洋共同体？
这样的共同进化必须处理好三个层面的关系。第一个层面涉及大国正常交往中出现的问题——30年前形成的磋商机制被证明大体能解决这一问题。通过磋商，双方都很专业地维护了共同利益，如贸易关系和具体问题的外交合作。当危机出现时，一般都通过讨论来解决。
第二个层面是尝试把对常态性危机的讨论提升为更全面的框架，消除紧张状态背后的原因。在东北亚整体概念中处理朝鲜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谈判各方无能为力，朝鲜得以保持核能力，那么事态就到了危急关头，整个东北亚和中东地区的核武器扩散将成为可能。在共同认可的东北亚和平秩序之下，继续采取措施处理朝鲜核扩散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到了呢？
更为重要的远见卓识是把世界推向第三个层面，一战浩劫前各国领导人从未达到的层面。
认为中美注定迎头相撞的观点是，太平洋两岸的两国像两个相互竞争的集团一样对待对方。但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条通向灾难的道路。
在当今世界形势下，战略紧张的一个方面是中国人担心美国企图遏制中国；同样，美国人担心中国试图把美国赶出亚洲。太平洋共同体概念能够缓解双方的担心。 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属于这个地区，都参与这个地区的和平发展，这将使美国和中国成为共同事业的组成部分。共同目标以及对共同目标的阐释将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战略焦虑。日本、印尼、越南、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其他主要国家因而也将能够参与这一体系的建设。这将被视为一个各国联合的体系，而不是一个划分为“中国”集团与“美国”集团的两极体系。只有有关国家的领导人高度重视，尤其是坚信这一体系，努力构建这一体系才有意义。
对“二战”后重建世界秩序的这代人来说，其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提出了大西洋共同体的概念。能否有一个类似的概念，可以消除或者说至少缓和美中两国之间可能会出现的紧张态势？这就反映出一个事实，即美国在亚洲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许多亚洲国家也需要美国。与此相呼应的是，中国也同样渴望在全球发挥作用。
共同的区域政治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中国对美国执行对华遏制政策的担心。了解人们所说的“遏制”是什么意思，这一点十分重要。印度、日本、越南、俄罗斯等拥有大量资源的国家与中国接壤或相邻，它们所代表的现实不是美国政策造成的。中国有史以来一直与它们相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拒绝遏制中国的主张，就是拒绝由美国在反华基础上牵头建立一个战略集团。而在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过程中，中美彼此之间以及和其他参加国将拥有建设性关系，而不是敌对集团的成员。
亚洲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美国的远见，以及两国在多大程度上认同对方的地区历史角色。美国自建国以来笃信自己的理想具有普世价值，声称自己有义务传播这些理想。这一信念常常成为美国的驱动力。中国行为的依据是其独特性，它通过文化渗透而非传教狂热来扩大影响。
对这两个代表不同版本例外主义的社会来说，合作之路必定复杂。一时的感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培养一种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仍能持续的行为模式的能力。太平洋两边的领导人有义务建立共同协商、相互尊重的传统，这样对他们的继任者来说，共同建设世界秩序将成为并行不悖的国家抱负。
当中美两国40年前第一次恢复关系时，当时领导人的最大贡献是愿意超越眼前的问题而放眼未来。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因为长期相互孤立意味着他们之间没有短期的日常问题。这使一代人之前的领导人能够不惧压力、谋划未来，为一个当时难以想象但没有中美合作便无法实现的世界打下基础。
为了理解和平的本质，我自从半个世纪前攻读研究生时，就研究国际秩序的建构和运作。基于这些研究，我知道，即便对于双方最有善意、最高瞻远瞩的领导人来说，文化、历史和战略认知上的差异也将形成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如果历史只是机械地重复过去，以往的任何转变都不可能发生。每个伟大成就在成为现实之前都是一种远见。在这种意义上，它产生于勇于担当，而不是听天由命。
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在其著作《论永久和平》中指出，永久和平最终将以两种方式中的一种降临这个世界：或者由于人类的洞察力，或者因为在巨大的冲突和灾难面前，除了永久和平人类别无他择。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的关头。当年周恩来总理和我就宣布我秘密访华的公报达成一致时曾说：“这将震撼世界。”40年后，倘若美国和中国能够同心协力建设世界，而不是震撼世界，那将是何等大的成就啊！
（来源：基辛格著《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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