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二战是人类历史上代价最惨重的战争。战火中到底失去了多少生命？有五千万说，也有六至七千万说，至今联合国仍然没有统一的答案。然而，联合国把一句话刻在了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郑重地提醒人类，千万不要忘记“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今天，当我们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追悼那些为抗击法西斯和军国主义而牺牲的先烈时，同时不能不深刻反省：点燃人类战火的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幽灵，是否还在世界的上空徘徊？不能不追问：今天在思想上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我们面临着一场怎样的输不起的战争？
忘记，不仅是对和平正义的亵渎与背叛，也是对历史罪恶的丧失警惕。关于牢记与“被忘记”的较量，归根到底，是正义与罪恶，和平与战争的较量。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二战中的日本军国主义与西方法西斯本是同根生
“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日本军国主义思想鼻祖”，这两个截然对立的称谓，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其实说的是同一个人——福泽谕吉。
1885年3月16日，办学塾的福泽谕吉，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日本《时事新报》上。篇幅虽然不长，但却对日本社会影响久远。至今福泽谕吉的头像，仍印在一万元面值的日钞上。
这篇短文后来被取了个“响亮”的名字——《脱亚论》。“对待支那、朝鲜，没有必要因其为邻邦而有所顾虑，而应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之。”文中从头至尾，都弥漫着对亚洲文明的种族蔑视，充斥着对西方列强的扩张崇拜。
其实，福泽谕吉还对中国有这样的描述：“支那是天兴的富国，大河直通四境，有舟楫之便，金银铜铁，矿脉历然，沃野千里，可谓东方田园。”
蔑视与觊觎，构成了近代日本对华的复杂心理。而当这种侵略扩张思想，走出书斋和报章，向日本全社会蔓延后，日本军国主义的系统理论和实施方略，也就日渐面目狰狞。
1894年的甲午战争，成为日本军国主义野心的一次赌博式尝试。随着《马关条约》的签署，日本得到两亿五千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超过日本全国四年的财政收入总和。一名日本财政官员惊叹：“在此之前，从未读到数万万的大数字。”而这笔“朝野都认为是无尽的财富”，又激起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更大的侵略野心。
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不仅没有停，而且对准中国，保持高速运转。其所获得的战争赔款，相当一部分用在全面侵华战争的各项准备上。不仅如此，日本军国主义在思想煽动和社会动员上，更是一刻也未曾放松给全面侵华战争“蓄势”“加油”。
极力鼓吹“种族优越论”，把日本描述成“神国”，叫嚣“大和民族最优秀”，将侵略战争美化成优等民族对劣等民族的“解放”。
极力鼓吹“侵略扩张论”，为军国主义分子穷兵黩武提供理论依据。1919年，法西斯思想代表人物北一辉，在日本第一部法西斯主义纲领《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中宣称，“要夺取中国满蒙、苏联远东的西伯利亚，还有英属澳大利亚等领域，从而建立一个使后世史家叹赏的黄人罗马帝国。”
极力鼓吹“极权主义论”，以举国之力进行法西斯思想灌输。日本政府专门拿出甲午战争赔款的一成，用于国民学校建设，让学生接受大量宣扬军国主义内容的教育。《日本有能力主宰亚洲》等法西斯书籍，也被列为日本大中学生的必读教科书。
军国主义思想的持续灌输，使得当时绝大多数日本人丧失了独立思考，对法西斯政治的危害毫无警惕，造就了日后侵略中国的大量狂热战争信徒。
普通民众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高度盲从，被日本学者吉见义明称为“草根法西斯主义”。这种以“教育”来推动的极端社会思潮，与第三帝国时期普通德国人对希特勒政权的顶礼膜拜简直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童年里所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洗脑教育。”83岁的日本反战导演山田火砂子出生在战争年代，她感慨地说，“以举国之力制造的思想谎言，当时的我们是不可能识破的。”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反人类、反文明的法西斯思想，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与西方法西斯孽生、膨胀，最终为祸世界的共同思想“脐带”。
1936年至1937年间，对欧亚大陆各怀野心，而又拥有高度相似法西斯思想基因的德意日，建立起国际法西斯政治联盟，开始了为祸人类文明的罪恶脚步。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到德国法西斯制造的令人发指的奥斯维辛“人间地狱”，在东西方两个战场上，本是同根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对人类犯下了惊人相似的滔天罪行。
二战胜利后，清算法西斯战争罪行东西方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战场
二战浩劫空前，胜利后面对的是废墟上的重建。但是从绝望中走向希望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审判！
1945年11月20日，人类历史上首个国际法庭——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庄严开庭。在宣读总起诉书时，首席检察官杰克逊这样慷慨陈词：“我们力图审判的这些罪恶，曾是被精心策划的、是极端恶毒的、是充满破坏性的，人类文明无法容忍他们被忽视而不接受审判，更无法容忍他们再次卷土重来。”经过数百天法庭激烈交锋，最终有近500名纳粹战犯被处以死刑。
正义的审判，也在东方拉开帷幕。从1946年1月19日起，由中美英苏等11国法官、检察官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向28名日本战犯提出起诉。经过长达818次庭审，罪大恶极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7名战犯，被送上了绞刑架。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在黑暗中重新划亮了人性正义之光！它严惩了战争罪犯，维护了人类尊严，对于制止侵略战争、保护正义力量、倡导世界和平具有恒久的意义。
除恶务尽，虽远必诛。70年来，对于曾经的纳粹战犯，西方战场的“猎手”们始终保持着穷追猛打。就在2009年11月30日，潜逃他国多年，已经89岁的纳粹分子代姆扬尤克，坐着轮椅引渡回国，被送上了德国慕尼黑地方法院被告席。“时间无法冲刷刽子手的罪恶，年迈也不是凶手们的挡箭牌”。此前，德国已专门颁法：在二战期间犯下屠杀罪行的，无论逃犯被抓捕时年纪多大，都不受刑事案件追溯期的限制。
不仅如此，二战结束以来，从持续赔偿大屠杀受害者，到为受害者群体建立纪念地；从立法严禁宣扬纳粹，到教育下一代与纳粹意识形态做斗争……德国在检讨罪责与自我反省的道路上，从未停止脚步。1970年，身为反法西斯老战士的联邦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惊天一跪”，更是传递出“跪下一个人，站起一个民族”的强烈信号。
值得反思的是，在纽伦堡和东京审判后，在继续清算法西斯战争罪行上，东西方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战场：西方战场，彻底清算法西斯组织及其思想，一直持续至今；而在东方战场，没有被彻底清算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成为了战后国际政治最大的“烂尾楼工程”。
“无罪！”1949年1月26日，在上海军事法庭上，对于这样荒唐的判决，曾经在侵华期间推行“三光”政策，担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的冈村宁次，自己都感到十分吃惊。
事实上，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出于反共私心，对许多日本战犯都刻意从轻处理。1950年，为实现“反攻大陆”的春秋大梦，蒋介石甚至聘请冈村宁次担任高级教官，“准其以劳绩赎罪”。
对日本军国主义更大的绥靖纵容，还来自美国的实用主义。战后初期，美国一度通过审判法西斯战犯、解除右翼骨干分子公职等政策，削弱了日本右翼势力。但是随着冷战到来，日本作为国际反共堡垒的地位日益凸显，美国很快决定绥靖日本。
自1950年起，美国就不顾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对，陆续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刑的日本战犯释放出狱。到1951年前后，美国更是将几乎所有日本右翼骨干分子都解除整肃、恢复公职，甚至还出现了由甲级战犯岸信介出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奇闻”。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何看待历史，影响着如何走向未来。
在西方战场，德国将战败视为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多年来，正是由于正视历史、彻底清算、真诚悔过，使德国得到了受侵略国人民的谅解，也使德国重新被国际社会接纳。
而在东方战场，由于绥靖纵容，使得日本军国主义至今阴魂不散，不断蠢蠢欲动，不停伤害着地区互信以及邻国人民的情感。
反法西斯战争，不仅是军事的战争，也是思想的博弈。如今，二战虽然已经结束70年，但在东方战场，由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沉渣泛起，时刻提醒着热爱和平的人们：消灭军国主义思想的战争还远未结束！
思想是可以被绑架的，一旦军国主义再一次绑架日本社会时，太平洋还有太平吗
战后多年，靖国神社里一直香火不断。罪大恶极的甲级战犯和刽子手们一次次被参拜，饱经战争苦难的人们的心灵一次次在滴血。
1978年10月，日本右翼政客偷偷摸摸，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牌位，秘密合祀进靖国神社游就馆。从此，一批批日本右翼政客欢欣鼓舞，趋之若鹜。特别是近年来，靖国神社已经俨然成为日本右翼势力的“秀场”与“集结地”。
当下，随着日本社会右倾化趋势加剧，那长长的参拜队伍，正把越来越多的人裹挟进来。在政界，似乎不来靖国神社“点个赞”，就进不了越来越庞大的右翼政客“朋友圈”，也就少了晋升之阶。而在民间，极具欺骗的“文化特殊”“生死观不同”等借口，也正诱惑着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人加入其中。
去年，一位自称每年“8·15”都会来参拜的89岁侵华老兵，在谈到那场侵略战争时仍坚称：“战争，胜利一方就是正义的。”而在靖国神社留言簿上，一名署名“28岁”的人参观后写道：“战争是那时日本唯一的出路。如果不打，日本就会沦为欧美列强的殖民地，我深刻明白了这一点。”在今天的日本社会，有这样想法的人，并不是个例。
在靖国神社游就馆大厅，有一辆装饰考究的泰缅铁道蒸汽机车，介绍文字浓墨重彩称赞当时的日本为当地近代化带来的贡献，但却只字未提这条铁路的罪恶——因日军强制劳役而死亡的当地劳工，甚至比铁路上的枕木还多，历史就这样被完全扭曲地展示着。
假和平为名，行为军国主义摇幡招魂、聚集力量之实。近年来，从修改和平宪法到解禁集体自卫权，从篡改侵略历史到调查“河野谈话”，从推进“积极和平主义”到压制反右新闻媒体，日本右翼政客正一步步突破认罪的历史观、突破自卫队的规模限制、突破和平宪法的长期约束，哪里让人看得到“不战”的影子！
就在不久前，一直是日本重要反战和平教育基地的大阪国际和平中心，悄悄撤除了反映南京大屠杀等有“自虐性质”的展品，对侵略暴行开始避而不谈。人们从中再次感受到，为彻底摆脱战后体制，甩掉“自虐史观”，成为所谓“正常国家”，日本右翼政客已经没有底线，一切都在加速进行，都在愈演愈烈，这是世界一切热爱和平的力量不能不高度警惕的。
历史已经证明，思想是可以被绑架的，一旦军国主义再一次绑架日本社会时，太平洋还有太平吗？对此，日本退休老人落合正行一针见血地说：“简直感觉那个时代又回来了，一模一样，用谎言去教育孩子们，我感到战争的气氛正在靠近。”
可以宽恕，但绝不能忘却，更不允许颠倒黑白。今天的纪念，是为和平正义而战
3500余万人员的惨重伤亡、5000多亿美元的巨大损失，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尽的国殇家痛。即便如此，抗战结束后，中国仍以宽大的胸怀对待曾经的敌人。
在关押和改造日本战犯的抚顺战犯管理所，曾担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的武部六藏，长期顽固不化。1952年，武部六藏突发脑血栓，瘫痪在床。为照料他，护理员焦桂珍每天为他端屎端尿，擦洗身体。直到1956年假释出狱，武部六藏四年不曾离床，却连褥疮都没生过。后来供认了全部罪行的武部六藏，形容三十多岁的焦桂珍，“像母亲一样照顾我”。而这些感念中国宽大胸怀的日本战犯，被释放回国后自发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坚持多年为中日友好奔走疾呼。
可以宽恕，但绝不能忘却，更不允许颠倒黑白。
86岁的夏淑琴，是一个让日本右翼恨之入骨的中国老人。南京大屠杀夺走了她7位至亲的生命。在刺刀下侥幸逃生的她，身上至今还有3处刀疤。
1994年8月，夏淑琴以战后首个到日本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身份，向日本民众讲述自己的痛苦遭遇，让一些日本人当场跪倒谢罪。1998年，两名日本右翼作家分别出书，攻击夏淑琴是“假证人”。为捍卫历史尊严，夏淑琴老人勇敢地站上日本法庭，与右翼势力正面交锋，最终赢得诉讼胜利，被誉为是“勇敢的女人”。
中国人民崇尚以和为贵，我们虽然痛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但却并非仇视这个民族。我们深知，战争的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民，军国主义分子也是日本人民的敌人。但是在任何时候，我们也都不会忘记日本侵略者所犯下的严重罪行。
“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今年5月23日在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时，面对3000多位来自日本各界的友好人士，习近平主席语重心长地说，“牢记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不忘战争，是为了维护和平。”
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今天，要彻底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幽灵，不让历史悲剧重演，最根本的还是取决于和平力量自身的实力。没有遏制的强大实力，就没有遏制的最终胜利。作为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人民军队必须时刻执干戈以卫社稷，时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强军才能安邦。
今天的纪念，是为和平正义而战。近年来，从立法确立抗战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到坚持申请南京大屠杀为世界记忆遗产；从发掘并公布日军侵华新档案、解禁战犯笔供，到建设百余座抗战类纪念馆，从官方到民间，中国人民都在表达着捍卫历史记忆和和平正义的坚强决心。
不是尾声
“千百年来，人类都梦想着持久和平，但战争始终像一个幽灵一样伴随着人类发展历程。”去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时表示，“只要世界人民在心灵中坚定了和平理念、扬起了和平风帆，就能形成防止和反对战争的强大力量。”
70年来，和平发展，人心所向。然而时至今日，在二战的东方战场，思想上的战争硝烟依然未散，一些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正一步步挑战公理正义的底线、人类良知的底线和国际秩序的底线，试图重新打开军国主义的“潘多拉魔盒”。
面对思想上的激烈交锋，忘却与退让，就意味着背叛；绥靖与纵容，就意味着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在这场必须打赢的捍卫和平与正义的思想战中，我们必须以最大的决心，最坚定的意志，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挽起臂膀，筑牢保卫和平的思想之堤，坚决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决不允许否认歪曲侵略历史，决不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决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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