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部队"：一手握笔一手挥刀

 

　　日本的侵华战争不但在炮火纷飞的军事战场进行，同时还在另一个重大隐秘的战场——文化战场上展开。其中，由日本作家们组成的“笔部队”，如同军国主义的“思想屠刀”，嗜血在侵华战场的第一线。他们以笔助战，大肆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煽动鼓吹，炮制了大量鲜血淋漓的战争谎言，不仅在日本文学史上留下了耻辱的一页，更为日本侵华罪行提供了一份铁证如山的真实“罪案”。

 

 

　　在“笔部队”中，要以受报纸、杂志社或出版商派遣到军中采访的职业作家——“从军作家”规模最大、影响最坏了。他们遍布于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等地，积极“协力”日军的侵华战争。其中，红极一时的“明星”女作家林芙美子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侵华战争爆发前，林芙美子对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敬佩不已，和许多中国著名作家相知甚笃。她无比仰慕鲁迅，1931年路经上海时还专门拜见了先生。鲁迅胸怀大度地伸出友谊之手，还亲笔为她书赠了唐朝诗人钱起的诗歌《归雁》。然而，战争爆发后，林芙美子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从前那些对中国的怀恋憧憬之情，在她心中荡然无存。对生灵涂炭的中国人，她麻木冷血到令人惊讶的地步，居然将侵华战争的责任归罪于中国军民的“徒劳抵抗”。

 

　　她曾这样记述自己的战争见闻：“战场上虽然有残酷的情景，但也有着美好的场面和丰富的生活，令人难忘。我经过一个村落时，看见一支部队捉住了抗战的支那兵，听到了这样的对话。‘我真想用火烧死他！’‘混蛋！日本男人的做法是一刀砍了他！要不就一枪结果了他！’‘不，俺一想起那些家伙死在田家镇的那模样就恶心，就难受。’‘也罢，一刀砍了他吧！’于是，被俘虏的中国兵就在堂堂的一刀之下，一下子被结果了性命。我听了他们的话，非常理解。我不觉得那种事有什么残酷。”

 

　　罪恶的战争不但异化了林芙美子的良知，连女性应有的柔情也从她身上剥褪而去。

 

　　1938年11月30日，《朝日新闻》以大幅标题《笔部队的“功勋甲”林芙美子女士奋不顾身进入汉口》发表了一篇重磅报道，不但刊出林芙美子的大幅照片，还浓墨重彩地渲染她是第一个随日军先头部队到达武汉的女作家，报道写得极为煽情动人：“林女士去了那荒凉的武汉平原，简直是战场上的一个奇迹。她一下子成为战场上的众口皆碑的中心，她的勇敢和谦虚使全军将士从心底里尊敬和感动……林女士的汉口入城，是全日本女性的骄傲。”

 

　　一夜之间，被誉为陆军班“头号功臣”的林芙美子，成为轰动日本的“时代宠儿”，人气达到了巅峰。一时间，几乎所有的日本女作家都想学习林芙美子。然而，不为人知的是，林芙美子被日本媒体疯狂追捧的背后，其实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战场商业秀”。

 

　　当时，为了使林芙美子的两部战地纪实作品《战线》和《北岸部队》能够热卖，出版商费尽了心思。不仅为她安排巡回演讲，还录制排演相关的唱片和话剧。林芙美子把这段短暂的汉口战地之行利用得淋漓尽致，可谓机关算尽，名利双收。同时代的作家石川达三旁观者清，感慨良多：“她参加了武汉会战，一个人暗暗地摸索着形势的发展，以第一个深入战场为目标加入了北岸部队，成功实现了目的。”

 

　　孰料，正当林芙美子的影响如日中天时，1943年她从东南亚战场采访回国后，竟然整整蛰伏两年，没有发表任何作品，这让许多人迷惑不解。

 

　　真实的情况是，在东南亚长达8个月的战地见闻，给林芙美子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战局越发不容乐观，日本已经穷于应付的败相毕露。这不但没能再让林芙美子心潮澎湃，反而令她强烈地预感到日本前景不妙，再也没有了当初“日本必胜”的狂热信心，进而逐渐流露出厌战情绪。加上从1941年开始日本政府限制言论出版的措施变本加厉，对那些不配合战争宣传的作品一律禁止发行。林芙美子的名作《放浪记》《泣虫小僧》《女优记》均遭此待遇。试想，作为曾“协力”战争的“陆军班头号功臣”，自己的作品却屡遭政府的无情打压，林芙美子怎能不心灰意冷？

 

　　林芙美子的战争经历并非个案。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女性热衷于在自我表现中追求自由解放。在军国主义煽动的狂潮下，日本女作家除了争先恐后地缝制慰问袋外，还发挥女性特长进行“文笔慰问”，亲自为战地杂志写文章、画插图，作为“空前的豪华慰问品”送到侵华前线的日军士兵手中，军部为此“非常感动”，在日本引起了巨大反响。

 

　　林芙美子既追求所谓人格独立，又难以抗拒名利诱惑，满怀投机地“协力”战争。在亲身经历了战争的疯狂和残酷后，她感受到的只有虚空和幻灭。在平生最后一部作品《浮云》的结尾，林芙美子借描写主人公富冈，为自己留下了一幅挽歌似的心灵剪影：“富冈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他感觉自己的身体犹如漂泊不定的浮云一般，不知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便会不知不觉地消失。”

 

 

　　世界文学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二战中的日本那样，短短几年间就涌现了成百上千的“军队作家”。他们本身就是侵华战场上的军人，有的曾发表过少数作品，而更多的则没什么写作经验，被评论者轻蔑地称为“外行作家”。由于具有“军人”和“作者”的双重身份，使得“军队作家”能够获得许多鲜活生动的战场体验，因此，他们的创作在日本读者中广受欢迎。

 

　　“军队作家”中影响最大的一位，无疑是被吹捧为“国民英雄”的火野苇平。

 

　　20岁时，火野苇平作为“干部候补生”参军入伍，后以“伍长”身份入伍，开始从事文学活动，但在日本文坛上只是一个无名之辈。1937年，他发表以淘粪工人自强不息为主题的中篇小说《粪尿谭》。同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作为“伍长”的火野苇平再次接到入伍令，被编入第18师团。

 

　　极为重视战争中“思想战”“宣传战”的日本军部，是不会把火野苇平作为普通士兵来使用的。1938年2月，受到当局操纵的日本权威文学奖“芥川奖”决定把本年度大奖颁给火野苇平的《粪尿谭》，并特派评论家小林秀雄亲赴中国火线为其颁奖。火野苇平立即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陆军“伍长”变得声名大噪。

 

　　时任“中支那派遣军报道部”报道班长的马渊逸雄少佐得知了这一消息，决定将火野收归麾下。马渊的心里很清楚，“只有身为军队一员亲自作战的士兵，才能够将战争的实际情况传达给后方。”

 

 

　　马渊少佐没有看错人。与其他只在前线走马观花的“从军作家”不同，火野苇平一手握笔、一手拿枪，他先后参加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广州攻克战等重大战役。枪林弹雨的血腥，成为他得天独厚的创作资源。1938年5月，火野苇平以陆军报道员的身份全程参加了徐州会战。8月，他的《麦与士兵》一经发表，便令其暴得大名，成为万众追捧的文坛宠儿。随后，他又创作出《土与士兵》《花与士兵》，与《麦与士兵》一起并称为“士兵三部曲”，总销量达到300万册。他的作品成为日本军部最好的征兵广告，煽动更多日本青年奔赴前线充当侵略“炮灰”。

 

　　1939年12月，火野苇平“荣耀”地从侵华战场回国。他到处演讲，约稿不断，俨然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火野苇平第三次应召参军，积极请缨奔赴南洋战场采访创作。此间，一直到日本战败，他都是“战争文学”最活跃的作家之一。

 

　　不可思议的是，这么一位煽动战争狂热的“军队作家”，战后竟然有人将之视为怀有“人道思想”的反战作家。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一面是杀人如狂，一面是唏嘘感伤，“屠刀上面有菩萨，鲜血里面见佛陀”的情节随处可见。作品中“我”在给孩子的书信中炫耀道：“爸爸就要杀那些支那人了……等我把敌人的青龙刀和钢盔带回去给你作礼物好吗？”另一方面，火野苇平又企图表现杀戮之后日本士兵的“人性”之美，看到堆积如山的中国兵尸体，“我又感到了一种悲痛和感伤”。

 

　　火野苇平迷惑了很多人。就连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都上了当，于1939年6月撰文极力向美国读者称赞火野苇平的作品富有“诗意”和“温情”：“在士兵的淳朴中表现其美丽，赞扬了他们的崇高。但是却没有一点思想宣传的味道，也没有夸张的赞美和自我满足。”

 

　　火野作品的最大迷惑性，恰好掩藏在这些“诗意”和“温情”的字里行间。事实上，他描写日军所谓对中国老百姓的同情，不过是见了被吓得“颤抖”的抱着小女孩的老太太，用日语说了声“老太太，叫你受惊了”，不过是对即将被屠杀的中国俘虏寄予一点虚伪的怜悯。其作品中虽有作为“人”的某种感情的下意识流露，只是这种“温情”在对中国人的血腥杀戮面前，实在显得太过于孱弱和矫情了。

 

　　火野苇平反战的假面，最终在事实面前无情地抖落了。1945年9月2日，日本刚签署投降书，他就怀着激愤的心情写出了小说《悲伤的士兵》，坦言绝不认可“战败和屈辱的现实”，甚而狂妄声称：“以八月十五日为分界点，谁是真正的日本人，谁不是，很快就会见分晓了。”意思是说谁继续拥护天皇制，谁拒绝与美国占领当局合作，谁才配当“真正的日本人”。这已完全变成对世界正义最赤裸裸的挑战威胁了。

 

　　晚年的火野苇平右眼失明，深受高血压困扰。他的创作能力每况愈下，影响大不如前。回想当年受到那种山呼海啸般的欢呼拥戴，而今却落得“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凄凉下场，火野内心的失落与孤独可以想见。尽管在美国的纵容下，他和许多鼓吹侵略战争的日本作家一样，只受到了象征性的处罚，但这个被称为“头号文化战犯”的火野苇平居然死不认罪，在请求恢复公职的申辩书上还振振有词地辩白：“我想，在祖国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我必须献出一份微薄之力。如果有人说，我的爱国热情是错误的，我也无话可说。”

 

　　1960年1月，火野苇平服下一百片安眠药自杀了。战后军国主义的迷狂和幻灭，使他陷入难以自拔的失落忧郁；对战争责任至死不悟的“选择性失忆”，又让他在痛苦迷惘中难以找到精神出路，终生死抱“圣战爱国”的信条不放。火野最后的下场，也是侵华作家们无法面对历史、安妥灵魂的典型。

 

 

 

　　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是，许多“笔部队”作家都曾经是日本共产党员，他们最开始坚决反对天皇制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但在1934年左右被捕入狱后，几乎全都集体“转向”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宣布效忠于日本军国当局。女作家牛岛春子便是其中的典型。

 

　　走出监狱，牛岛春子已陷入麻木迷茫的状态，郁闷的心中积满了“低迷与虚无的恐惧”。1935年秋天，其丈夫牛岛晴男被任命为“满洲国”奉天省属官，婚后的牛岛春子也随之来到满洲。

 

　　此时，牛岛春子的身份尴尬而微妙：一方面她仍是处于缓刑期间的“戴罪之身”，“红字”还刻在身上；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位日本“宗主国”的官僚太太，相对于众多奴隶般的“支那人”而言，她是高高在上的统治阶层。

 

　　一踏上满洲的土地，牛岛春子就由衷地“感到新黎明的到来，感到欢快重又爬上心头”。她很快彻底抛弃了曾经为之奋斗的政治信仰，转而以高亢的热情竭力描绘“新满洲”形象，竭力迎合日本殖民者“五族协和”的国策。

 

　　在此后创作的《王属官》《祝廉天》等作品中，牛岛春子塑造了一些努力推进“王道建设”“民族协和”“日满一心”的中国官吏形象。在她的笔下，“王属官”完全没有一点卖国求荣的汉奸味道，反而是从里到外都体现出日本气质的现代派官员；而“祝廉天”则是一个被日本殖民者彻底“皇民化”的变异者，他耳濡目染的日式文化氛围，将自己从精神深处内化为满带殖民色彩的“新中国人”，一个比日本人还日本人的“满洲新人”。

 

　　日本当局当然对这些为侵略扩张鸣锣开道的作品大加欢迎，不仅慷慨授予各种荣誉，还被改编成话剧，远渡重洋赴日本大阪、横滨、名古屋等多地演出。

 

　　从折戟沉沙的革命者到一炮走红的女作家，尝到了甜头的牛岛春子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心甘情愿地当起了日本法西斯的“御用文人”。然而，仅仅在她的《祝廉天》完成3年之后，日本侵略者就被中国人民赶出了国门，她精心编织的“满洲神话”轰然倒塌。

 

　　虽然此前牛岛春子早已洞悉到“满洲国”必将胎死腹中的可悲下场，但她仍然在百般纠葛中努力挣扎，为“满洲建国”树碑立传，大唱赞歌，急欲逞强般证明自己的“能力”，消除“共产罪囚”的耻辱。她是日本法西斯政权的受害者，而对殖民地人民来说，又是为虎作伥的加害者。归根结蒂，她和自己笔下那些被异化的“皇民”一样，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精神“异人种”。

 

　　日本投降后，对于那段刻骨铭心的满洲岁月，牛岛春子虽然想竭力逃避，但却梦牵魂绕，挥之难去。她第一次作为侵华的日本人而感到自责。1969年，在福冈县太宰府市的观音寺内，日本反战人士为发誓“日中不再战”而建立了纪念碑，牛岛春子便是发起人之一。

 

　　但牛岛春子对战争的反省仍显得那么复杂暧昧。在她看来，那些以革命般的热情宣扬“王道乐土”精神，并最终埋尸“满洲”的众多日本年轻人，和自己一样从内心热爱着那片土地和人民，他们从精神上是纯洁无瑕的，与“侵略主义”毫无瓜葛。

 

　　牛岛春子身上体现出来的动摇软弱、矛盾分裂，正是侵华期间日本作家的精神写照。从她的经历可以清晰看到，日本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如何导致二战时期的日本文坛被法西斯狂潮彻底淹没；那些原本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日本作家们，是如何受日本军国政府驱使，沦为恶魔的吹鼓手和辩护士的。

 

 

　　日本“笔部队”作家们在侵华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既让人触目惊心，也是势所必然。他们中有的是被军国主义饮鸩止渴的精神欺骗所蛊惑，有的则因畏惧法西斯政府的疯狂迫害而缴械投降；有的是为了出名得利而主动投怀送抱，有的本身就是不可救药的军国主义狂魔。真实与谎言、良知与罪责、艺术和政治的纠葛挣扎，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考验着日本作家复杂的人性底色。他们集体演绎了一出日本版的战地“儒林外史”，也留下了战争文学史上令人感慨唏嘘的一页。

 

　　反观德、日两国作家对于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态度，可谓有天壤之别。德国几乎所有的优秀作家都耻于和希特勒为伍，先后共有近30万作家、艺术家逃离了德国，并在海外创作起了“流亡文学”。而留在国内的德国作家也没有向法西斯缴械投降，他们宁愿把作品锁在书桌里不发表，也不与希特勒同流合污，因此产生了德国战后才发表的“抽屉文学”。

 

　　而在美国的纵容下，战后日本文坛对战争责任的追究虎头蛇尾。侵华作家们更乐于描写战争给日本国民所带来的灾难，表现日本战后艰难困苦的生活。著名学者王向远先生认为，与其说战后许多日本作家是反战的，不如说是“反对战败”。他们抱怨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被打败了的战争”，整体显得诉苦有余，而反省不足。

 

　　当代日本文学对于侵略战争更是选择了“集体失忆”。不仅真心忏悔的侵华文学作家寥寥无几，甚至像林房雄这种战时为侵略战争鼓噪加油、战后依然坚持反动军国主义立场的作家，也不乏其人。

 

　　2013年的最后一天，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观看了正在日本热映的电影《永远的零》。这部电影主要表现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神风特攻队”如何实施自杀式攻击的故事。安倍看后给予此片高度评价，并表示“十分感动”。

 

　　《永远的零》并非孤案。随着极右思潮的抬头，今天在日本诸多宣扬军国主义战争狂热的文学和影视作品都备受欢迎，在市场上“大获成功”。这些作品把反思变成了颂歌，把战犯变成了英雄，把侵略者置换成了“受害者”，大有当年日本“笔部队”颠倒黑白的遗风。因此，我们必须警惕日本右翼势力重操旧业，发动歪曲历史的第二场“文化战争”。

 

　　（来源：解放军报 作者：王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