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刊出“巡视专刊”，其中一组文章以巡视组工作人员接受记者采访的形式，讲述了中央巡视组分别在江西、天津、重庆三省市巡视时，发现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曾担任江西省委书记）、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谭栖伟涉腐证据的故事。故事的内容出自权威人士之口，文章写得轻松又精彩，读后很是发人深省。
2013年5月中央巡视组进驻江西，最初一段时间，暂时没有干部群众的集中举报，巡视组不知道江西有没有“老虎”，但很快发现了重点可疑之处：2012年下半年，苏荣即将卸任省委书记之前，省里举行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和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两次选举他都是倒数第一二名，这显然是很不正常的，说明干部群众对苏荣很有意见。从这个疑点入手，借助接下来的大量举报线索，巡视组最终查实了苏荣在江西担任“权钱交易所所长”，大搞工程腐败、用人腐败和家族腐败情况。
巡视组调查武长顺的情况，与调查苏荣有所不同。巡视组进驻天津之前，已经接到大量关于武长顺的举报，因此调查武长顺成为这次巡视的一项重点任务。故事的特别之处在于，因武长顺长期执掌天津政法系统，巡视组担心，他可能动用各种监控和反调查手段，对巡视组的调查造成重大干扰，甚至危及巡视组人员的人身安全。巡视组为此采取多种措施，包括邀请举报人员到北京来面谈，以防止、破解武长顺的监控与反调查，最终掌握了武涉及腐败的大量线索。
相较苏荣和武长顺，谭栖伟的被调查显得颇具“悲剧性”。中央巡视组进驻重庆后，反馈的都是一些杂乱的信息，局面难以打开。后来在和一名民警的例行谈话中，“意外”得知重庆市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有一个名单，上面的官员被他拿住了“把柄”，关键时候王立军会以此要挟官员。该民警记得名单上有谭栖伟，巡视组顺藤摸瓜，查实了谭收受贿赂的情况，原本不显山不露水的谭栖伟由此落马。
上述三个故事，揭开了巡视工作的神秘面纱，从多个方面向公众展示中央巡视组开展工作的“内幕”，并澄清了社会上对巡视工作以及反腐败斗争的一些想象与误读。首先，巡视组在江西发现苏荣腐败的线索，特别是在天津调查武长顺涉腐的情况，都说明干部群众的举报对巡视工作和反腐败斗争，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因此必须做好接收干部群众举报工作，充分发掘、利用举报线索的价值，并依法保护举报者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这本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并已得到大量案例的反复证实，此番在苏荣案件、武长顺案件中，再次得到了有力的证实。
其次，巡视组工作人员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对所有迹象和信息保持高度的敏感，才可能于“不经意间”获取有价值的线索，由此一举打破困局，实现案件调查的突破。苏荣参加人大代表和党代表选举，得分排名倒数第一第二，这个结果要说可疑自有可疑之处，但要说不可疑似乎也讲得通——人们都知道他即将卸任，不投票选他应该不至于有什么麻烦，再说他自己也可能想“低调”一些，不愿意继续以超高票数当选也未可知。在苏荣的“可疑”与“可不疑”之间，巡视组选择了“可疑”，而在“几无可疑”的谭栖伟身上，巡视组通过与民警的例行谈话，硬是挖出了他收受巨额贿赂的“老底”，可见只有保持高度敏感的“可疑之心”，才能精准、有效地捕捉有价值的信息和线索。
有一种舆论认为，很多“老虎”或“大老虎”被调查、被惩治，固然是因为他们有贪贿的事实，被抓住了“把柄”，同时也可能是因为他们跟错了人、站错了队，成为了“选择性反腐”的靶子。苏荣等三人被中央巡视组揪出“马脚”的故事，表明上述看法实在经不起推敲——调查苏荣不是中央巡视组预定的目标，调查武长顺虽有某种“预定型”，但那是因为他已经被干部群众大量举报，调查谭栖伟更是事出“偶然”，与他是否跟过什么人、站了什么队没有关系。以事实为依据，以党纪国法为准绳，“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凡腐必反，除恶务尽”，反腐败的逻辑和原则今天如此，今后仍将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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