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呼唤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复兴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习近平

 

在庆祝《政治经济学评论》创刊５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政治经济学评论》编辑部邀请国内知名学者就新时期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构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进行了讨论。学者们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发展中国的经济学，增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必须推动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复兴。

 

我们可以用“五求”来概观新时代政治经济学（我称之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已有成就和未来取向。

 一是“求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来就是以对社会经济关系真实、真知的探求，以对经济科学真谛、真理的追求为目标的，“求真”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本质。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一路选择，就是“求真”的生动写照。

二是“求实”。马克思在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就主张“从当前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新政治经济学之“实”，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民经济的“事实”，就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事实”。

三是“求新”。政治经济学作为“历史的”科学，决定了新政治经济学务新、创新和求新的特质。改革开放以来，新政治经济学一直以其新内容、新形式、新方法和新结论，升华理论的指导力和阐释力，深刻体现了源于新的实际、新的实践的“求新”特质。

四是“求善”。对于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异样”、“异质”的经济学理论，不只限于交锋的单一思维，而是拓展为交流、交融和交锋的多种对待方式，既善于吸收和借鉴各种经济学理论的菁华之处，又善于摒弃和批判其糟粕之处。

五是“求美”。直面前沿问题，增强问题意识，把著述写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广袤大地上，成为透亮人们思想深处的普照之光，是新政治经济学之大“美”。正是在紧扣中国经济道路探索和经济制度完善、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中，新政治经济学彰显了具有中国特色理论风格和风范的学术品格和品位之美。

推进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可概括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马学，指的是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知识体系。马学为体，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根本和主导。西学，指的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外的经济知识体系，主要指阐述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经济学。西学为用，就是在马学为体的前提下对西学有扬有弃的借鉴和运用，是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体”服务的。强调国学为根，就是要重视中国古代及近代经济思想中的精华，并以此为根基。在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必须确立世界的眼光，面向全球范围的经济实践，做到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知己知彼，方能科学地推进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科学把握马学、西学和国学三大知识体系以及世情和国情两大空间范围内的实践，最终都要落脚到中国政治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上。

政治经济学现代化的综合创新，为的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下已呈现出五大发展态势：注重对国内外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体现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经济理论和政策的探讨、注重对政治经济学原理和术语的超越性发展、注重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数学分析、注重用与时俱进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注重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互动和借鉴。

首先，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制度的历史运动规律，特别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为对象，只要存在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历史运动，就需要开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发展为第一要务，而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是在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因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以及通过改革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之间的能动关系，便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线，必须加以深入研究。

其次，政治经济学研究人与人的生产关系，根本目的是要论证特定的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必然及其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趋势，是要证明或否定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社会主义制度正处在探索、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发展、创新、完善这一社会制度？这一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究竟是否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前途何在？这些命题还在探索中，需要政治经济学者做出科学的回答。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的核心在于，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机制，使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何统一公有制与市场机制？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面临的根本问题，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

 第四，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生产关系、回答社会制度的历史正义性的社会科学，其所要解答的问题是别的学科所不能替代的。如，政治经济学是重科学主义，还是更重人文关怀？政治经济学是重价值取向上的阶级属性，还是更重其解析能力上的逻辑性？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是重思想内容的深邃性，还是更重表达形式的完美性？等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和快速发展，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奇迹，为世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已成为举世瞩目的话题。理论是实践的反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理论的繁荣与兴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必然要在经济学的理论和思想上体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向世界展示中国经济实践获得成功的理论逻辑和思想资源。具体来说，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的主要任务和重要意义在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性以及中国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的认识，提高我们认识和改造经济世界的能力；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使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经验升华为科学理论，并有效指导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推动中国经济理论和学术走向世界，扩大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增强经济话语权，提高软实力。

毫无疑问，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需要认真学习并科学借鉴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充分吸收其中有用的、合理的成分。但必须看到，西方经济学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基本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为基础的，存在严重的缺陷和错误。如果我们把这样的理论简单套用于中国，必然会造成理论和实践上的严重误导和混乱，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学习吸收国外优秀成果，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扎根历史、服务现实，开放融通、兼容并包，不断发展、完善和创新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支持。

 

2014年7月8日，我有幸参加了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在会上他多次谈到政治经济学。他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

7月29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又进一步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文明的新政治经济学。

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从一开始就依据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改革开放的30多年历程，就是使生产关系不断主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中国因此成功地从世界第十大经济体成长为第二大经济体。从经济体制改革突破开局，不断拓展到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以及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并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全面解放经济生产力、文化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以及生态生产力。

总之，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就是要全面认识我国的经济国情、自然国情、社会国情，全面遵循我国的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全面实现我国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包容性发展。

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虽然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但他运用的一些基本范畴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是完全可以应用的，他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人类社会运动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和社会大生产规律，例如价值规律、资本积累规律、社会再生产规律等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是完全适用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赖以建立的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立场，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更是适用对包括社会主义社会在内的一切社会经济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走过弯路，但我们坚持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学并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如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理论，妥善处理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各种重大关系理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的理论，等等。所有这些探索和取得的进展，都为其后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突破和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对经济学理论的需求日益强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与日俱增。在实践需求的推动下，我国理论界加快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我国实际相结合，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场、观点、方法的同时，又有所创新和发展：关于改革方向、目标、道路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开放理论等。这些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来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实践是认识之源，重大经济理论创新都是当时经济现实变革的产物。亚当·斯密面对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取代简单作坊、市场力量勃兴的时代主题，探究分工、市场、竞争、价格与经济增长的内部关系，第一次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系统理论；同样，当大萧条摧毁了市场自发调节的神话，凯恩斯提炼出如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流动性偏好陷阱等命题，催生了宏观经济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则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趋势，深入解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源配置的规律，成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病理分析的思想宝库和探寻未来社会与人的解放之道的指路明灯。

 当代中国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之源只能是生成中的中国经济制度，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有四个支柱：一是导入竞争性的发展型地方政府，使中国从西方的政—企二维结构，变成竞争性企业、竞争性地方政府与战略性中央政府互动的三维结构；二是通过国有资本管理取代国有企业管理，形成与市场经济相容的新国有经济；三是通过纳入以资产负债管理，即资本运营为主体的发展型财政，建立中国式的复合型财政体系，超越西方以收支管理为主的公共财政；四是形成以国家长期发展为目标的国家发展管理，超越西方国家周期性宏观干预实践。

尽管这一生成中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已显示出许多超越西方常规市场经济的比较制度优势，但许多人囿于对西方市场经济的迷信，先验地认定它只是从计划经济转向西方市场经济的过渡形态。事实上，研究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运行和规律，推动自主制度创新，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责任。打造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型市场经济模式，发展出解释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将是思想史上的伟大创新。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所谓学好，指的是认知，也就是对政治经济学揭示的客观经济规律的认知；所谓用好，指的是实践，按经济规律办事。两者合起来就是依据政治经济学原理，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行合一。为什么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这是由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功能决定的。

首先，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经济关系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是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有鲜明的阶级性，明确的世界观、社会指向和科学的方法。

其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生产力水平下的生产关系，揭示的基本规律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面对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应以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增加国民财富为目标。这就是邓小平所强调的不能只讲发展生产力，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解放生产力就是要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因此，当前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就是要为我国正在推进的经济改革提供理论指导。

第三，政治经济学着力研究经济发展规律，是实现经济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指导。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不是简单描述经济现象，而是要透过经济现象，揭示其经济本质和内在的必然性。同其他自然规律一样，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经济规律具有客观性。

  

中国经济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即从以苏学东渐、西学东渐为标志的引进阶段，转向以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占领话语权制高点为特征的“术语革命”和创新阶段。

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术语革命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从属型涵义，即对老话语的改造或者推陈出新，二是创造型涵义，即提出新的话语。当前中国学界热衷的话语、规则、观念、标准等大多是西方的，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弱化和西方经济学强势化现象。同时，中国本土仍具文化活力与生命力的学术话语、语言、概念、范畴、思维方式、思想文化等则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与抛弃。因此，开展中国经济学的“术语革命”，构建凸显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科学性、民族性、开放性和大众性的学术话语体系，是一项紧迫而重大的课题。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话语体系，首先是民生本位的经济学话语体系。秦汉以来一直把经济学视为经邦济世、强国富民之学，充分体现其厚生、惠民的人文主义、人本本位和主体本位思想。这明显区别于以物本本位和利润取向为标志的西方“经济人本位”话语体系。其次，是具有马克思主义遗传基因、元素和话语的话语体系。这是明显区别于反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西方市场本位的话语体系。其三，吸收总结和借鉴四百多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搞市场调节经济、八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调节经济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

恩格斯曾说过，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学科。发展中国的经济学，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又要注重从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吸取丰富的营养。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进步或文化发展的动力，一方面来自于这个社会自身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变革；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但与自然科学相比，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国际性又多了一些复杂性。撇开政治性价值不说，即使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由于存在包括伦理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生活习惯、语言表达等在内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差异，不同国家的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也有明显差别。因此，在积极进行国际交流和合作，汲取别国有益经验的同时，我们要发扬中国特色和民族风骨。数典忘祖，抛弃传统，对别国的东西生吞活剥，全盘照搬，只能使本国的理论和教育成为外来文化的推销员。

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主张与国际接轨的今天，在经济学中坚持中国特色和发扬民族风骨的问题都不能说已经解决得很好。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或各种应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都多少带有点“言必称希腊”的味道。其实，在中国的古典文献中包含着不少精彩而深刻的经济思想。认真从本民族的文化中汲取营养，使教师和学生增强传统文化素养，形成学术的民族风骨，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无论是对于古代还是现代、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中国学者在经济学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都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这些成果是从中国经济变革和发展的现实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我国经济学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