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方方来攻击中国，依然是西方媒体的重要的选择。
12月4日，有影响的《金融时报》在一个2020妇女系列中推出重磅文章，对方方进行了大篇幅的采访，对于中国仍然进行激烈的攻击。这次仍然是强调方方作为武汉的证人的功能，强烈地指责中国社会在疫情问题上进行欺骗，武汉的情况不实。关键在西方指向她一直强调的“死亡数字”不实。这篇报道反复写，
方方在坚持报道从1949年以来的中国的大规模死亡。以此来证明中国是一个残酷恐怖的世界。这样以新冠作为攻击中国的最重要的支点，而
方方就是最重要的所谓“目击证人”。
“她直接把矛头指向当局的失误”。“武汉变成了一座充满无尽痛苦的血泪之城”，“方方的日记捕捉到了忧虑是如何潜入日常生活的，引起了中国各地读者的共鸣。她的日记引起了中国各地读者的共鸣，他们渴望对这个混乱城市发生的事件有一个直率而人性化的描述。在各种宣传和谣言中，数千万人把她当作可靠的消息来源。当审查人员删除他们认为过于敏感的帖子时，朋友们会通过消息应用程序互相发送截屏，或将其保存在代码共享网站GitHub上。很快，她的账号被翻译并被全世界阅读。”
而她受到的中国批评：“她的帖子被翻译成英文，并被收录为《武汉日记》一书。4月份宣布的这个情况在网上引发了批评，中国的左翼人士指责她“给外国人送刀”，传播“扭曲的价值观”尽管在大流行期间，这种攻击被放大了。”
“中国官员喜欢左倾，不喜欢右倾，导致改革开放时进时退，但肯定会有人站出来反驳极左。”否则，我们很容易回到文革时期的状态。她特别强调说“自2012年……以来，……重申了党对知识分子生活的控制，抑制了网络上的讨论。尽管如此，在事件爆发的初期，愤怒的情绪在武汉的网络上蔓延开来。”
这些攻击性的表述，主要就是把用她根本没有任何证据的下作的编造的诸如“满地无主的手机”等等说法合理化，作为西方的最重要的中国抗疫虚假的证据。虽然方方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确实控制了疫情，但她一定要通过说早期“死亡数字”虚假等编造的说法，指认中国的抗疫是极为恐怖阴暗的，死亡的数字无法判断，除了她的证明之外都不可靠。文章指明：“方方仍坚持批评武汉当局早期的错误，尽管中国共产党加大了努力，称其应对措施取得了完美的成功。”。“她相信她的工作将有助于确保早期的事件永远不会被完全抹去。”
她在西方作证的功能被她自己反复确认。她的工作就是做一个证人。
在介绍方方的经历时，文章反复说1949年以来中国的大规模死亡。文中根据方方的采访指出：“1955年5月，她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在她17岁时去世，迫使她在一个交通合作社工作来养家。方方谈到了那些年是如何影响到她的写作的，让她着迷于那些落魄的群体，他们被事情的错误一面所困，无法控制。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的主要目的是记录在这期间有二百万死亡，“红卫兵”在……鼓励下，占领了这个国家的事业机构。”
谈到《软埋》又说：
“她2016年的小说《软埋》(Soft Burial)关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改革的过度，当时土地被没收并重新分配给农民，数十万人(如果不是数百万人的话)被杀害。由此引发的强烈反应导致该书在2017年初被从中国的书店下架。”
其实是试图用这些来证明中国一贯对人的死亡无所谓。由此来论证当下的疫情造成的“死亡数字”不实。造成中国恐怖阴暗，控制住疫情比起西方没有控制还可怕的印象，由此更充分地攻击中国社会。
在西方新冠死亡数字居高不下的时候，这个所谓“证人”的作证，就是为了用攻击中国有巨大的死亡数字，来为西方解套。方方受到西方媒体的高度重视，就是要用她来充作反中国、反中华民族的最好的工具。而方方也不顾一切地充当这个工具而以求一逞。事实证明，从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把她和反中国反中华民族的最极端的一些势力一起高度评价，到BBC和周庭一起评为“巾帼百人”，到这次的2020年妇女，西方都是把方方作为反中国反中华民族的最重要和关键的“证人”来运用看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张颐武”，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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