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读】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18日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署名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75周年的实际教训》，对二战历史尤其是战争起因进行了全面回顾，揭示出欧洲大国和中东欧相关国家战前外交活动的诸多细节，认为其出于意识形态所采取的利己主义行动对战争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驳斥了西方国家的历史修正主义企图。文章指出，面对共同挑战，国际社会除团结协作外别无选择，施压和对抗是不可接受的，世界各国尤其是安理会五常应相互信任，采取协商一致的行动，维护全球稳定安全，促进共同繁荣。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全文翻译了该文，仅供参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75周年的实际教训
弗拉基米尔·普京
伟大卫国战争已经结束了七十五年。这些年来，几代人成长起来。这个星球的政治版图也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个宣称对纳粹主义取得了史诗般的、粉碎性的胜利，拯救了整个世界的苏联已经消失了。那场战争也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甚至对其参与者来说也是如此。那么，为什么俄罗斯要把5月9日作为最大的节日来庆祝？为什么在6月22日，生活似乎停了下来？又为什么会让人觉得如鲠在喉？人们通常说，战争给每个家庭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句话的背后，是千千万万人的命运，是他们的苦难和有关失去的痛苦。在这些话背后，也有骄傲、真相和记忆。对我的父母来说，战争意味着列宁格勒围城的可怕磨难，我两岁的哥哥维塔亚就死在那里。在那里，我的母亲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我的父亲，尽管被免于服役，但还是自愿保卫他的家乡。他作出了和数百万苏联公民一样的决定。他在涅夫斯基─皮亚塔琴作战，身负重伤。而这些事过去得越久，我越觉得有必要和父母谈谈，多了解他们生命中的战争时期。然而，我已经没有机会这样做了。所以，我才会把我和父亲、母亲在这个问题上的那些对话，以及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情感珍藏在心里。我和我这个年龄的人都认为，我们的后代必须了解他们的祖先所承受的折磨和艰辛。他们需要了解他们的前辈是如何坚持下来并取得胜利的。他们那让全世界都感到惊讶和着迷的纯粹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力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家园、孩子、亲人和家庭。然而，他们所共同拥有的是对家乡、对祖国的爱。这种根深蒂固的亲密感情充分体现在我们民族的本质中，并成为我们与纳粹进行英勇的、牺牲性的斗争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我常常在想。当今的一代会怎么做？他们在面对危机时会如何行动？我看到年轻的医生、护士，有时是刚毕业的学生，他们到“红区”去救治患者。我看到我们的军人在北高加索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在叙利亚战斗到最后一刻。他们是如此年轻。传奇的、不朽的第6伞兵连的军人，不少都只有19-20岁。但他们证明，他们继承了伟大卫国战争中保卫祖国的战士们的壮举。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俄罗斯各族人民的特点之一，就是在情况需要时，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不自怨自艾。无私奉献、爱国主义、爱家乡、爱家庭、爱祖国等价值观念，至今仍是俄罗斯社会的根本和组成部分。这些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主权的支柱。如今，我们有了一些民众创造出的新传统，比如不朽军团。这是象征着我们对先人感恩的纪念性游行，也象征着几代人之间的活的联系和血缘关系。数百万人拿起他们参加过卫国战争的亲人的照片走上街头。这意味着，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磨难和牺牲，以及他们留给我们的胜利将永远不会被遗忘。我们对我们的过去和未来都负有责任，要尽最大努力防止这些可怕的悲剧再次发生。因此，我不得不写作这样一篇关于二战和伟大卫国战争的文章。我曾多次与世界各国领导人讨论过这个想法，他们都表示支持。在去年年底举行的独联体领导人首脑会议上，我们都一致认为：必须让后代记住这样一个事实：纳粹首先是被苏联人民打败的，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的代表在这场英勇的战斗中，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都并肩作战。在那次峰会上，我还与同事们谈到了战前的挑战。这次谈话在欧洲和世界引起了轰动。这意味着，现在确实是我们重新审视过去的教训的时候了。与此同时，随之而来的是许多情绪化的宣泄、拙劣伪装出的不安全感和大声的指责。某些政客习惯性的急于宣称俄罗斯试图重写历史。然而，他们没有反驳其中的任何一个事实，也没有反驳其中的哪怕一个论点。要想用原始的档案文件来进行论证，确实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顺便说一句，这些原始档案不仅在俄罗斯可以找到，而且在外国也可以找到。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引起世界大战的原因，反思当中复杂的事件、悲剧和胜利，以及对俄罗斯和整个世界的教训。就像我说的那样，关键是要完全依靠档案文件和当代证据，同时避免任何意识形态或政治化的猜测。我想再次回顾一个明显的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主要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出的决定，《凡尔赛条约》成为德国遭受严重不公的象征。它基本上意味着这个国家要被洗劫，被迫向协约国支付巨额赔款，从而耗尽了它的经济资源。担任协约国最高指挥官的法国元帅福煦对那个条约作了一个预言性的描述: “这不是和平。这是为期二十年的休战。”正是这一国耻，成为德国激进复仇情绪的沃土。纳粹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情绪，并开展了他们的宣传，承诺将德国从“凡尔赛的遗产”中拯救出来，重新恢复德国的大国地位，尽管这点曾经将德国人民推入战争当中。矛盾的是，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这一点。他们的金融和工业企业积极投资于德国制造军品企业。此外，不少贵族和政界人士支持德国和欧洲当时正在兴起的激进、极右翼和民族主义运动。凡尔赛体系引发了无数或明或暗的争议和冲突，这些冲突围绕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胜利者随机设定的新欧洲国家的边界展开。划定边界之后，几乎立即就发生了领土争端和相互对领土的主张，而这些争端和主张变成了“定时炸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成果之一是建立了国际联盟。人们对这个国际组织寄予厚望，希望它能确保持久和平和集体安全。这是一个进步的想法，如果始终如一地贯彻下去，本可以防止全球战争再次发生。然而，由英法这两个战胜国主导的国际联盟被证明是无效的。它被毫无意义的讨论所淹没。国际联盟和整个欧洲大陆对苏联一再提出的建立公平的集体安全体系、签署有关东欧和太平洋的条约以防止侵略的要求充耳不闻。这些建议被置之不理。国际联盟也未能阻止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冲突，如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内战、日本侵华和德奥合并等。此外，英法领导人也参与到了慕尼黑的背叛事件当中。捷克斯洛伐克是在国际联盟完全同意的情况下被肢解的。在这方面，我想指出，与当时的许多其他欧洲领导人不同，斯大林并没有因为会见希特勒而使自己名誉扫地，当时希特勒被不少西方国家视作相当有声望的政治家，是欧洲各国首都欢迎的客人。波兰也与德国一起参与到了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进程中。他们事先共同商定了谁将得到哪些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1938年9月20日，波兰驻德国大使约瑟夫·利普斯基向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报告了希特勒所作的如下保证：“......如果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因为我们在特申（Teschen）的利益发生冲突，帝国将支持波兰。”这位纳粹领袖甚至提示并建议，波兰“只有在德国人占领苏台德之后”才应该开始行动。波兰意识到，如果没有希特勒的支持，其吞并计划注定要失败。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引用德国驻波兰大使汉斯·阿道夫·冯·莫特克与约瑟夫·贝克1938年10月1日的谈话记录。谈话的重点是波兰和捷克的关系以及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纪录中写道：“贝克先生对慕尼黑会议上给予波兰利益的忠诚待遇以及德国在波捷冲突期间同波兰关系的诚意表示真正的感谢。元首、总理的态度得到了[波兰]政府和公众的充分赞赏。”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肢解是残酷和见利忘义的。慕尼黑会议甚至摧毁了欧洲大陆上仅存的正式的、脆弱的保障。它表明，共同的协议毫无价值。正是慕尼黑的背叛成为欧洲大战不可避免的“导火索”。今天，欧洲的政治家，特别是波兰领导人，希望把慕尼黑背叛事件掩盖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国家曾经违背承诺，支持了在慕尼黑的背叛，其中一些人甚至参与了分赃。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想起在1938年那段戏剧性的日子里，苏联是唯一一个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这让他们感到尴尬。苏联根据其国际义务，包括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协议，试图阻止悲剧的发生。与此同时，波兰为追求自身利益，竭力阻挠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立。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在1938年9月19日与希特勒会晤前给约瑟夫·利普斯基大使的信中直接写道：“......在过去的一年中，波兰政府四次拒绝了加入国际干涉以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建议。”英国以及当时作为捷克斯洛伐克人主要盟友的法国，都选择了撤回他们的安全保证，放弃了这个东欧国家。他们这样做，是想把纳粹的注意力引向东边，使德国和苏联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削弱彼此的实力。这就是西方绥靖政策的实质，不仅对第三帝国，而且对所谓的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其他参与者——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和军国主义的日本也实行了这种政策。在远东，这一政策最终在1939年夏天带来了英日协议，使日本在中国获得了自由。欧洲主要大国不愿承认德国及其盟友对整个世界构成的致命危险。他们希望自己能够置身于战争的事外。慕尼黑的背叛向苏联表明，西方国家在处理安全问题时，不会考虑到苏联的利益。事实上，如果需要的话，他们甚至可以建立一个反苏阵线。尽管如此，苏联还是竭尽全力，利用一切机会建立反希特勒联盟。尽管——我再说一遍——西方国家还在两面下注。例如，情报部门向苏联领导层报告了1939年夏天英国和德国之间秘密接触的详细情况。重要的是，这些接触相当活跃，实际上与法国、英国和苏联之间的三方谈判相同步，而西方伙伴却故意拖延谈判时间。在这方面，我将引用英国档案中的一份文件。它载有对1939年8月来莫斯科的英国军事代表团的指示。它直接指出，代表团要非常缓慢地进行谈判，英国政府不准备在任何情况下承担任何受到详细规定的义务，进而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我还要指出，与英法代表团不同的是，苏联代表团的团长是红军的最高指挥官，他们拥有必要的授权，可以“签署关于组织英、法、苏三国军事防御，抵御欧洲侵略的军事公约”。波兰在这些谈判的失败中发挥了它的作用，因为它不想对苏联方面承担任何义务。即使在西方盟友的压力下，波兰领导层也拒绝了与红军联合行动对抗德国国防军的想法。只是当他们得知里宾特洛甫抵达莫斯科的消息后，贝克才勉强地并且是间接地通过法国外交官通知苏联方面：“......在采取联合行动对付德国侵略的情况下，波兰和苏联之间的合作并非没有可能，但技术细节有待商定。”同时，他向他的同事们解释道：“..........我只是在战术上同意这样的说法，（但）我们对苏联的核心立场是一贯的，仍然没有改变。”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与德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实际上是欧洲国家中最后一个这样做的。此外，苏联是在面临两条战线——西边的德国和东边的日本——的战争威胁的情况下签订条约的，而在东边的诺门罕已经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斯大林及其手下确实应该受到许多合理的指责。我们记得该政权对本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和大规模镇压的恐怖。换句话说，苏联领导人有许多事情可以被指责，但对外部威胁的性质认识不足不是其中之一。他们看到了有人企图让苏联独自对付德国及其盟友的情况。考虑到这一实际威胁，他们试图争取加强国家防御所需的宝贵时间。如今，我们听到很多针对当代俄罗斯的猜测和指责，都与当年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有关。是的，俄罗斯是苏联的合法继承国，苏联时期——包括其所有的胜利和悲剧——都是我们千年历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让我们回顾一下苏联对所谓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给予的法律和道德上的评价：最高苏维埃在1989年12月24日的决议中正式谴责秘密议定书是“个人权力下的行为”，它丝毫不反映“苏联人民的意志，他们对这种勾结不负任何责任”。然而，其他国家却宁愿忘记那些带着纳粹和西方政客签名的协议，更不用说对这种合作给予法律或政治评价，包括一些欧洲政客对纳粹野蛮计划的默许——甚至直接教唆。只要记住波兰驻德国大使利普斯基在1938年9月20日与希特勒谈话时说的一句冷嘲热讽的话就够了。“为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我们[波兰人]将在华沙为他建造一座辉煌的纪念碑。”此外，我们不知道一些国家与纳粹之间是否有任何秘密的“议定书”或协议附件。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他们的话。特别是，有关英德秘密会谈的材料仍未解密。因此，我们敦促所有国家加快公开档案的进程，公布以前不为人知的战争和战前时期的文件-——就像俄罗斯近年来所作的那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准备进行广泛的合作，并开展有历史学家参与的联合研究项目。但是，让我们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事件。人们天真地认为，希特勒一旦处理完捷克斯洛伐克，就不会提出新的领土要求。而这一次的要求涉及到它最近在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过程中的同伙——波兰。在这里，凡尔赛的遗产，特别是所谓的但泽走廊的命运，再次被用作借口。波兰当时遭受的悲剧完全是波兰领导层的责任，他们阻碍了英国、法国和苏联之间的军事联盟的形成，并完全仰赖西方伙伴的帮助，将自己的人民置于希特勒的战争机器之下。德国的进攻完全按照闪电战的原则进行。尽管波兰军队进行了激烈、英勇的抵抗，但在1939年9月8日，也就是战争爆发后的一周，德国军队已经接近华沙。到9月17日，波兰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逃到罗马尼亚，抛弃了继续与侵略者作战的本国人民。波兰向西方盟友寻求帮助的希望落空了。对德宣战后，法国军队仅向德国领土深处推进了几十公里。所有这些看起来都只是在做姿态。此外，英法最高战争委员会于1939年9月12日在法国城市阿比维尔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鉴于波兰形势的迅速发展，决定完全停止进攻。那是声名狼藉的虚假战争开始的时候。英国和法国的行径是对自己肩负的对波义务的公然背叛。后来，在纽伦堡审判期间，德国将军们解释了他们在东线的快速成功。德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部原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承认：“......我们没有早在1939年就遭受失败，只是因为在我们与波兰的战争中，驻扎在西部的大约110个法国师和英国师在面对23个德国师时完全没有发挥出他们的战斗力。”我要求从档案馆中检索有关1939年8月和9月这段戏剧性的日子里苏联与德国接触的全部材料。根据这些文件，1939年8月23日《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秘密议定书》第2款规定，在构成波兰国家的地区进行领土-政治重组时，两国利益范围的边界将“大致沿纳雷夫河、维斯图拉河和桑河延伸”。换句话说，苏联的势力范围不仅包括主要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口的居住地，还包括历史上波兰在维斯瓦河和布格河交汇处的土地。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一事实。同样，很少有人知道，在进攻波兰之后，柏林在1939年9月的最初几天，强烈地、反复地呼吁莫斯科加入军事行动。然而，苏联领导层对这些呼吁置若罔闻，并计划尽可能地避免参与这戏剧性一幕。只有当苏联绝对清楚地知道，英国和法国不会帮助他们的盟友，德国国防军可以迅速占领整个波兰，从而出现在通往明斯克的道路上时，苏联才决定在9月17日上午向所谓的东部边境线，即今天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立陶宛领土的一部分派遣红军部队。显然，苏联别无选择。不然的话，苏联将面临严重的风险，因为——我再说一遍——旧的苏波边界距离明斯克仅有几十公里。苏联将不得不从非常不利的战略位置上与纳粹进行这场无法避免的战争，而数百万不同民族的公民，包括生活在布列斯特和格罗德诺、普热梅斯尔、利沃夫和维尔诺附近的犹太人，将死在纳粹及其当地的帮凶——反犹分子和激进民族主义者手中。苏联力图尽量避免卷入日益严重的冲突，不愿与德国并肩作战，这也是苏德两军真正的接触发生在比秘密议定书约定的边界更远的东部的原因。它不是在维斯图拉河上，而是更接近所谓的寇松线，早在1919年，三个协约国就建议将寇松线作为波兰的东部边界。众所周知，当我们谈论过去的事情时，使用虚拟语气几乎没有任何意义。我只想说，1939年9月，苏联领导层曾有机会把苏联的西部边界向西移得更远，一直到华沙。但苏联当局决定不这样做。德国人建议正式确定新的边界现状。1939年9月28日，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了《德苏边界和友好条约》，以及关于变更国界的秘密议定书，根据该议定书，在两国军队事实上的分界线处确认边界。1939年秋，苏联为追求其军事和防御战略目标，开始了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并入进程。它们加入苏联是在民选当局同意的情况下，以协议为基础实施的。这符合当时的国际法和国家法。此外，1939年10月，原属波兰的维尔纳市及周边地区被归还给立陶宛。苏联境内的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保留了自己的政府机构和语言，并在苏联的国家机构中拥有代表。在这几个月里，无形的外交和政治军事斗争以及情报工作一直在进行着。莫斯科明白，它面对的是一个凶猛而残酷的敌人，一场反纳粹主义的秘密战争已经开始了。没有理由把当时的官方声明和正式的礼宾照会作为苏联和德国之间“友谊”的证明。苏联不仅与德国，而且与其他国家都有积极的贸易和技术联系。而希特勒则一次次试图将苏联拉入德国与英国的对抗中。但苏联政府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1940年11月莫洛托夫访问柏林时，希特勒最后一次试图劝说苏联一起行动。但莫洛托夫准确地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只对德国关于苏联加入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签订的针对英美的三方条约的想法进行了一般性讨论。难怪11月17日莫洛托夫向苏联驻伦敦全权代表迈斯基作了如下指示：“供你参考......在柏林没有签订或打算签订任何协议。我们只是在柏林交换了意见......仅此而已......显然，德国人和日本人似乎急于把我们推向海湾和印度。我们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认为德国方面的这种建议是不合适的。”11月25日，苏联领导层正式向柏林提出了他们无法接受的条件，包括德国从芬兰撤军、保加利亚和苏联之间的互助条约以及其他一些条件，从而彻底结束了这一议程。因此，苏联故意排除了加入该公约的任何可能性。这样的立场无疑形成了希特勒对苏联发动战争的意图。同年12月，希特勒不顾战略家们关于两线战争的灾难性危险的警告，批准了巴巴罗萨计划。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知道苏联是欧洲反对他的主要力量，而即将到来的东线战争将决定世界大战的结果。他毫不怀疑莫斯科战役能迅速取得成功。在此我想强调以下几点。事实上，西方国家当时同意苏联的行动，并承认苏联打算确保其国家安全。事实上，早在1939年10月1日，丘吉尔在电台的讲话中就指出：“俄国奉行的是一种冷酷的利己政策......但俄国军队应该站在这条线上[指新的西部边界]，这显然是俄国的安全和抵御纳粹威胁所必需的。” 1939年10月4日，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在上议院发言时说：“......应该记得，苏联政府的行动是把边界基本上移到寇松勋爵在凡尔赛会议上建议的那条线上......。我只引用历史事实，并认为这些事实是无可争议的。”英国著名政治家劳合·乔治强调：“俄国军队占领了本就不属于波兰的领土，这些领土是波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强行夺取的......如果把俄国人的推进与德国人的推进相提并论，那是一种犯罪的疯狂行为。”在与苏联全权代表迈斯基的非正式交流中，英国外交官和高级政客则把话说得更明白。1939年10月17日，负责外交事务的副国务秘书R.A.巴特勒向他透露，英国政界认为，不可能存在将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归还波兰的问题。据他说，如果能够建立一个规模不大的民族意义上的波兰国家，并且受到来自苏德和英法的保证，英国政府就感到非常满意。1939年10月27日，张伯伦的高级顾问威尔逊（H.Wilson）说，波兰必须在其民族基础上恢复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不包括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谈话过程中，双方也探讨了改善英苏关系的可能性。这些接触在很大程度上为今后的结盟和反希特勒联盟奠定了基础。丘吉尔在其他富有责任感和远见的政治家中脱颖而出，尽管他对苏联的厌恶是世人皆知的，但他一直赞成与苏联合作。早在1939年5月，他就在下议院说：“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一个反对侵略的大联盟，我们将处于致命的危险之中。最愚蠢的做法就是驱离同苏联的任何自然的合作。” 而在欧洲战端开启之后，在1939年10月6日与迈斯基的会谈中，他坦言，英国和苏联之间没有严重的矛盾，因此，没有理由造成两国关系处于紧张或不能令人满意的状态。他还提到，英国政府渴望发展同苏联的贸易关系，愿意讨论任何其他可能改善关系的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也不是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突然开始的。德国对波兰的侵略并非凭空而来。它是当时世界政策的一些趋势和因素的结果。所有战前的事件都一一落地，形成了一个致命的链条。但毫无疑问,导致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悲剧的主要因素是国家的利己主义、懦弱、对日益强大的侵略者的姑息以及政治精英们不愿寻求妥协。因此，说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对莫斯科的两天访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是不公平的。各主要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都对战争的爆发负有责任。他们每个人都犯了致命的错误，傲慢地认为可以胜过其他国家，为自己争取单方面的优势，或者远离即将到来的世界灾难。而这种短视、拒绝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做法，让数百万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说到这里，我绝不是想充当法官的角色，指责或为任何人开释，更不想在历史领域发起新一轮的国际信息对抗，让各国和他们人民相互之间对立起来。我认为，应该由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令人尊敬的学者来寻求对事件的平衡评价。我们都需要真相和客观性。就我而言，我一直鼓励我的同事们建立一种冷静、开放和基于信任的对话，以自我批评和不偏不倚的方式审视共同的过去。这种做法将使我们有可能不重蹈当年的覆辙，并确保今后的和平和成功发展。然而，我们的许多伙伴还没有作好联合工作的准备。相反，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从数量和范围两方面加大了对俄罗斯的信息攻击，试图让我们提供口实和感到内疚，并采取了彻底虚伪的、具有政治动机的声明。例如欧洲议会2019年9月19日通过的“欧洲记忆对欧洲未来的重要性”决议案，就直接指责苏联与纳粹德国一起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不用说，其中完全没有提到慕尼黑。我认为，这样显然是为了挑起丑闻的纸上工作（paperwork）——恕我不能把这份决议称为文件（document），充满了真实而危险的威胁。事实上，它是由一个备受尊敬的机构通过的。这说明了什么？令人遗憾的是，这揭示了一项旨在破坏战后世界秩序的政策，而战后世界秩序的建立是各国的荣誉和责任，其中一些国家的代表现在对这项欺骗性的决议投了赞成票。因此，他们对纽伦堡法庭的结论和国际社会在1945年胜利后建立普遍国际机构的努力提出了挑战。在这方面，请允许我提醒大家，欧洲一体化进程本身，以及作为其结果的包括欧洲议会在内的相关结构的建立，正是由于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并进行了准确的法律和政治评估，才成为可能。那些故意质疑这一共识的人破坏了整个战后欧洲的基础。这除了对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则构成威胁外，还引起了某些道德和伦理问题。亵渎和侮辱记忆是卑鄙的。卑鄙可以是蓄意的、虚伪的，而且相当有目的性，就像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5周年的宣言中提到除苏联以外的所有反希特勒联盟的参与者时一样。卑鄙可以是懦弱的，例如，拆除那些为纪念反纳粹主义斗争者而树立的纪念碑，而这些可耻的行为却被那些打着反对不受欢迎的意识形态和所谓的占领旗号的错误口号赋予了正当性。卑鄙也可以是血腥的，如那些站出来反对新纳粹分子和班德拉当代传人的人遭到了杀害和焚烧。卑鄙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些形式都让人感到恶心。忽视历史的教训，必然导致严厉的报复。我们将在有据可查的历史事实基础上，坚决维护真理。我们将继续诚实、公正地对待二战中的事件。这包括一个大规模的项目，这一项目致力于建立俄罗斯最大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前历史的档案记录、电影和图片资料的收藏。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在进行中。在写作本文时，还使用了许多新的、最近发现的或解密的材料。在这方面，我可以负责任地指出，没有任何档案文件可以证实苏联打算对德国发动预防性战争。苏联军事领导层确实遵循这样一种理论：一旦发生侵略，红军将迅速接敌，发动进攻，并在敌方领土上展开战争。但是，这种战略计划并不意味着要首先进攻德国。当然，现在历史学家已经得到了苏德双方最高司令部的军事规划文件、指示信。最终，我们知道了事件的真实过程。从这些知识的角度来看，许多人对该国军政领导人的行动、错误和误判进行了争论。在这方面，我要说的是：在海量的假消息当中，苏联领导人也得到了关于纳粹即将发动侵略的真实信息。而且在战前的几个月里，他们采取了提高国家战备状态的措施，包括秘密招募一部分有义务服兵役的人进行军事训练，并将部队和预备役从国内军区调往西部边境。这场战争并不出人意料，人们都在期待着它，准备着它。但纳粹进攻的破坏力确实是空前的。1941年6月22日，苏联面对的是世界上实力最雄厚、动员能力最强、技术最先进的军队，几乎整个欧洲的工业、经济和军事潜力都在为它工作。不仅是德国国防军，还有德国的仆从国、欧洲大陆其他许多国家的军事部队，都参加了这次致命的入侵。1941年最严重的军事失利，使国家陷入了灾难的边缘。战斗力和控制力必须通过极端的手段、全国范围的动员和国家与人民的一切努力来恢复。1941年夏天，数百万市民、数百家工厂和企业开始在敌人的炮火下向祖国东部疏散。军工系统在最短的时间内启动，在第一个军事冬天（military winter）就已经开始向前线供应武器弹药。到1943年，已经超过了德国及其盟国的军事生产速度。半年之内，苏联人民做了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内地。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很难认识、理解和想象这些最伟大的成就当中蕴含着多么不可思议的努力、勇气和奉献。苏联社会的巨大力量因保护祖国的愿望而团结起来，以反对强大的、武装到牙齿的、冷血的纳粹侵略机器。它站起来向打破、践踏和平的生活、破坏人民计划和希望的敌人复仇。当然，在这场可怕而血腥的战争中，恐惧、迷茫和绝望占据了一些人的内心。有背叛和逃兵。革命和内战造成的严重分裂、虚无主义、布尔什维克试图强加的对民族历史、传统和信仰的嘲弄，特别是在政权执政后的头几年——所有这些都有其影响。但是，绝对大多数苏联公民和他们在国外的同胞的态度是不同的——拯救和保护祖国。这是一种真实的、不可抗拒的冲动。人们在寻找真正的爱国主义价值观的支持。纳粹的“战略家”们深信，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国家很容易就会被打垮。他们认为，战争的突然爆发，战争的无情和难以忍受的苦难将不可避免地加剧民族间关系的恶化。而且国家可能会四分五裂。希特勒明确表示：“我们对生活在俄罗斯广袤土地上的人民的政策应该是促进任何形式的分歧和分裂。”但从第一天开始，纳粹的计划显然就已经失败了。布列斯特要塞被30多个民族的保卫者保护到最后一刻。在整个战争期间，苏联人民的壮举不分民族——无论是在大规模的决定性战役中，还是在保护每一个支撑点、每一平米当地的土地上。伏尔加地区和乌拉尔地区、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中亚和外高加索各共和国成为数百万疏散人员的家园。当地居民分享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并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各民族人民的友谊和相互帮助成为真正坚不可摧的堡垒。无论今天有人试图证明什么，苏联和红军都为打败纳粹主义作出了主要和关键的贡献。这些英雄们在比亚里斯托克和莫吉廖夫、乌曼和基辅、维亚兹马和哈尔科夫在敌人包围下战斗到最后。他们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塞瓦斯托波尔和敖德萨、库尔斯克和斯摩棱斯克附近发动进攻。他们解放了华沙、贝尔格莱德、维也纳和布拉格。他们拿下了柯尼斯堡和柏林。我们为真正的、不加修饰或粉饰的战争真相而奋斗。这种民族的、人类的真相，是艰难的、痛苦的、无情的，是由经历过火与地狱般的前线考验的作家和诗人传给我们的。对于我们这一代人，以及其他的人来说，他们诚实而深刻的故事、小说、引人涕下的战壕散文和诗歌，在我的灵魂中永远的留下了印记。向那些为胜利竭尽全力的老兵致敬，缅怀那些死在战场上的老兵，已经成为我们的道德责任。而今天，亚历山大·塔瓦洛夫斯基的诗句 “我在勒热夫附近遇难......”被献给苏德前线中心地区血腥残酷的伟大卫国战争的参与者，其朴素而伟大的精髓让人惊叹。仅在1941年10月至1943年3月的勒热夫突出部战斗中，红军就损失了1154698人，包括伤员和失踪人员。这是我第一次提到这些从档案资料中收集到的可怕的、悲惨的、远非完整的数字。我这样做是为了缅怀已知和无名英雄的壮举，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在战后的岁月里很少被人谈论或根本不被提及，这是不公平的。让我再给大家列举一个文件。这是1954年2月由迈斯基领导的盟国赔偿委员会关于德国赔偿的报告。委员会的任务是确定一个公式，根据这个公式，战败的德国将为战胜国所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委员会的结论是：“德国在苏维埃战线上花费的士兵-天数至少是其他盟军战线的10倍。苏联前线还必须应对五分之四的德国坦克和大约三分之二的德国飞机。”总的来说，在反希特勒联盟所承担的所有军事努力中，苏联约占75%。在战争期间，红军牵制住了轴心国的626个师，其中508个是德军师。1942年4月28日，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向美国国民发表讲话时指出：“这些俄国军队已经摧毁并正在摧毁我们敌人的武装力量——部队、飞机、坦克和枪炮——比《联合国家宣言》签署国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多。”温斯顿·丘吉尔在1944年9月27日给约瑟夫·斯大林的电文中写道：“正是俄国军队撕开了德国军事机器的内脏......”这样的评价引起了全世界的共鸣。因为这些话是当时毋庸置疑的伟大真理。近2700万苏联公民在前线、在德国监狱中丧生，他们被饿死、炸死、他们死在纳粹集中营的贫民区和火炉里。苏联每七个公民中就有一个死于二战，英国和美国则分别失去了1/127和1/320的人口。遗憾的是，这个苏联最惨烈的损失数字并不详尽。我们应该继续进行艰辛的工作，还原所有牺牲者的姓名和命运——红军士兵、游击队员、地下工作者、战俘和被抓去集中营的人，以及被行刑队杀害的平民。这是我们的责任。在这方面，搜寻队成员、军事爱国协会和志愿者协会、还有保存档案文件的“民族记忆”电子数据库等项目发挥了特殊作用。当然，要完成这样一项共同的人道主义任务，还需要密切的国际合作。反法西斯同盟国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努力都换来了胜利：英国军队在地中海和北非与纳粹及其卫星国作战，保护了自己的祖国不受侵略；美英军队解放了意大利，开辟了第二战场；美国在太平洋上对侵略者进行了有力的毁灭性打击。我们也牢记着中国人民为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者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发挥的重要作用。此外我们也不要忘记“战斗的法国”的战士们，他们没有被屈辱的投降打倒，而是选择继续与纳粹作战。我们也将永远感激盟国提供的巨大援助，他们为红军提供的弹药、原料、粮食和装备约占苏联当时军备生产总量的7%。在苏联遭到袭击后，反希特勒联盟核心迅速开始形成，美英两国为苏联对抗德国提供了无条件支持。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苏联、美国、英国组成了大国联盟，三国元首同意共同制定详细的外交和联合战略，一致对抗法西斯。他们明确认识到，苏、美、英三国的工业、资源和军事能力联合起来便能对敌人构成绝对优势。苏联完全履行了对盟友的义务，并始终在伸出援助之手：为配合英美军队在诺曼底登陆，苏联红军在白俄罗斯发动了代号为“巴格拉季昂”的大规模进攻。1945年1月，在强渡奥得河后，苏军终结了德国国防军在西线阿登地区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在战胜德国三个月之后，苏联完全按照雅尔塔协定，对日本宣战，打败了号称“百万雄师”的关东军。早在1941年7月，苏联领导人就指出，反法西斯战争的目的，不仅是消除笼罩在我国上空的威胁，更是帮助欧洲所有在德国法西斯桎梏下受苦的民众。到1944年年中，苏联境内的敌人几乎被全部逐出。但是，必须直捣敌巢，彻底将其消灭。于是苏联红军开始了它在欧洲的解放任务，将若干国家从被毁灭、被奴役和被屠杀的威胁解救了出来，而这些国家的得救是用数十万苏联士兵的生命换来的。同样重要的是，苏联在消除饥饿、重建经济和基础设施方面向被解放国提供的巨大物质援助也不应被遗忘。当时，战火还从布列斯特一直蔓延到莫斯科和伏尔加河，绵延数千英里。1945年5月，奥地利政府因“不知该如何在新一轮收获到来之前的7周养活本国人口”，请求苏联为其提供粮食援助。时任奥地利临时政府总理的卡尔·伦纳将苏联同意援粮称为“奥地利人没齿难忘的救命之举”。为惩罚纳粹政治和战争罪犯，反法西斯同盟国联合设立了国际军事法庭。该法庭诸如种族灭绝、种族和宗教清洗、反犹太主义和仇外主义等危害人类的罪行均作了明确的法律限定。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还直接、明确地谴责了纳粹的帮凶与共犯。这种可耻的现象在欧洲各国均有出现。贝当、基斯林、弗拉索夫、班德拉等人的爪牙和追随者们虽然伪装成了争取民族独立或摆脱共产主义的战士，但他们都是叛徒和刽子手。在惨无人道方面，他们时常让自己的主人都望尘莫及。作为特殊惩罚小组的成员，他们在所谓服务欲望的驱使之下，欣然执行了最不人道的命令。这些人对娘子谷大屠杀、沃利尼亚大屠杀、卡廷焚烧、屠杀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境内犹太人等血腥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今天，我们的立场也并未改变——纳粹同伙的犯罪行径没有任何借口，也没有诉讼时效。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一些国家，那些昔日因与纳粹合作而背上骂名的人突然之间被等同于了二战老兵。我认为将解放者与侵占者等量齐观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美化纳粹同伙是对我们父辈和祖父辈记忆的背叛、是对团结了各国人民对抗纳粹主义的信念的背叛。毫不夸张地说，当时，苏联、美国、英国的领导人，面临着一项历史性任务。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所代表的三个国家，意识形态、国家诉求、利益、文化各不相同，但它们均展现出超越了矛盾和偏好的强大政治意志，并将和平这一真正利益放在了首位。正是得益于此，三国元首得以达成协议，提出了造福全人类的解决方案。
（翻译：蓝景林、达琏懋，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副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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