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小鲁：学雷锋，二三事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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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小鲁：学雷锋，二三事
2020-03-05
学雷锋有用吗？现在的年轻人，经常这样问。我在给年轻律师讲课时，一些年轻人也经常问：赵老师，你们那会儿学雷锋，是真心学吗？我觉得，不用讲大道理，还是说说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吧。我们那个年代，正是全国学雷锋的时候。正在成长的一代人，就是后来的老三届，都以学雷锋为荣。正是在毛主席号召下，全国都学雷锋，造就了新中国一代人的家国情怀，社会的清廉正直风气。我那时候还小，但学雷锋是真心实意，一是艰苦朴素；二是助人为乐。我曾经三年没有吃过一根冰棍，省下的钱贴补了车站财务的亏损；我的工作服打了三十六个补丁，但却节省下两套簇新的工作服上交给了国家。我坚持数年每天只吃五分钱的素菜，吃酱油面，并非经济上不可以吃两毛五分的肉菜，只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我后来所有的情操品格，都来源于少年时学习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年纪大了，渐渐开始回忆。以前已经模糊甚至早已多年不提，已经深埋在记忆深处的一些事情，一旦吹散尘封多年的灰尘，思绪居然如此栩栩如生，很多情景，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年代越久远，回忆就越清晰。也许，这种感觉，只有老年人才会体会。一阵积压已久的冲动，促使我起笔，写下四十多年前一个雨夜的故事。那时我刚刚参加工作不久，大概十八九岁。我在周口店火车站工作。由于工作极其繁重，我每个月，只能回家两三次。通常，是坐通勤车，在永定门，或者是北京站下车。然后，做公共汽车，到西单。我和父母一起住在西单大木仓胡同35号的教育部大院。有一次，我在琉璃河车站办完事，顺便就坐路过的快车回家。结果那趟快车晚点，到达北京站，已经天色渐黑了。偏偏赶上下雨，乌云凝重，我只想赶快走出车站，坐公共汽车，赶回家去。在车站出站通道，随着人流，我看到一个老人，双腿已经残疾，跪卧在一个木板做的小车上，木板下面安了四个轱辘，应该是铁做的，木板上放着一根绳子，看来是拉车用的。老人身材消瘦，满头白发，正在奋力挥动两只胳膊，用两只手，像划水一样，左右撑地，滑动小木板车艰难前行。两只手，带着厚厚的手套似的东西，颜色黢黑，看不出什么布料，也可能不是手套，仅仅是缠着一些布条而已。我没有多想，就想快步赶超过去。我几步就越过了老人。正要前行，身后车轮“咕噜咕噜”划在地上的声音，老人越来越粗重的喘息声，使我不由自主放慢了脚步。回头一看，老人已经从身后爬行过来。我二话没说，把自己的一个军用挎包背在身后，腾出两只手，弯腰抓起木板车上的一根绳子，冲老人点点头，拉着木板车，就大步流星的往前走。一会儿，就走到出站口。那会儿，社会风气很好，旅客们看到一个小伙子，手中拽着一根绳子，拉着一个跪卧在木板车上的老人，都纷纷让道，检票员赶快打开侧门，帮助老人检票过出站口。拉着老人出了车站，外边已经是漆黑一片。我以为广场上一定有亲友接老人。没有想到，一个人也没有。老人跪卧在木板上，操着一口很难懂的南方话，说，小伙子，请帮我问问去国防部坐几路车。我说，您别急，我去问一问，就从挎包中拿出了一件铁路发的雨衣，披在身上，到广场公共汽车站看站牌。我知道国防部好像是在北海附近，就找到车站，一问路人，才知道，中间还要倒车。这可麻烦了。老人双腿残疾，自己都不能上下车，中间还要倒车，可怎么办呢？我没有多想，就决定再送老人一程。公共汽车来了，我把老人背在背上，一手拿着木板车，其实就是装了四个轱辘的一块木板，上了汽车。雨天夜晚，车上已经没有几个乘客，我把老人放在座位上，替老人买了车票。到换车站了，我问了换车的地方，把雨衣给老人披上，背上老人，一手提着木板车，下了汽车。老人在我的背上，一直嘟嘟囔囔，说些感谢的话，我也没有听清，也顾不得听。下了车，雨水一下子就把我的衣服打湿了，一瞬间，浑身就成了落汤鸡。我也顾不得许多，着急找换车站。结果越急越乱，换车站根本找不到。雨越下越大，街道上已经冷冷清清，没有几个人影。我努力定下神，心想，别着急，不就是北海附近的国防部吗，索性走过去吧。我把想法和老人说了，老人一下子哭了，说什么也不让我送。我不再多说，背起老人就走。那时候，我身体壮得像一头牛，老人瘦小枯干，背在身上，几乎没有分量。我大步流星的走着，好在从小在北京长大，十分熟悉。路熟心就不乱，一边走，一边和老人聊天。断断续续，老人的口音习惯了一些，意思也能听明白了。原来老人是江西瑞金人。儿子从小参加了红军，随红军长征以后，就一直没有音信。多年过去，突然接到儿子来信，说自己在国防部工作，等有机会回家接老人到北京来住。老人家中已经没有亲人，就变卖家产，凑了盘缠，买了火车票，直接到北京找儿子。原来说好儿子会来接站，结果老人见儿心切，提前买了车票，蒙头蒙脑，到了北京。我一边和老人聊天，一边加快脚步。这时，雨越来越大，豆大的雨点打得我几乎睁不开眼睛。背上的老人也显得越来越沉。脚步也越来越沉重了。这时，我抖擞精神，迎着大雨，唱起了《抬头望见北斗星》。这是我们那一代年轻人最爱唱的一首歌。其中有几句歌词，还依稀记得：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我五音不全，从来不在人前唱歌。这时大雨磅沱，街静无人，反而扯开了嗓子，雨点直接打进嘴里，喘不上气来，我就一口雨水，一句歌词，越唱越有精神，脚步又轻快起来。终于，终于，不知不觉，我看到了国防部门口的灯光和站岗的哨兵。我不顾大雨，背着老人，一手还提着木板车，径直向国防部大门口走去。突然，从岗哨背后，转出一名军官，隔着老远，就向我挥手，命令我站住。我又走了几步，大声说，这是一位老乡，到国防部找人的。也许军官看我一口北京腔，不像坏人，就让我在大门洞停下避雨，问我怎么回事。我就三言两语，把事情一说，值勤军官严肃的表情和缓下来，问我找谁？我这才想起，到底找谁，我还没有问呢。我赶快把老人放在一张椅子上，问，你儿子是谁啊？老人说了一个名字，又颤巍巍的，把手伸进怀里，摸索了半天，掏出一张纸条，纸条已经有些潮湿了，上边写着一个人名，还有电话。值勤军官拿过纸条看了一下，又看看我们，没有说话，转身进了值班室。我听到他打电话的声音。一会儿，这位值勤军官出来，很客气地对我说，小伙子，你是这位老人的什么人？我说，不认识，就是在车站碰上的。值勤军官说，老人找的人，是我们的一位首长，已经联系上了。首长正在赶过来，并一再说，谢谢你，请你一起去家里做客。我一块石头落了地，也顾不得老人一再感谢，就匆匆说，我不去了。我还得回家。我奶奶还等着我呐。做了这件好事，我也很高兴。只是回到家中，老奶奶看我淋的落汤鸡一样，很是心疼。后来，我把这件事情写在了日记中。可是五十年过去了，多次搬家，我的日记都没有了。后来，有的朋友问我，小鲁，万一那个老人是骗子怎么办？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我正式参加工作。原来准备去云南建设兵团，家里樟木箱子都买好了，结果，有一天，我的同学李勇，我们都叫他大四，兴冲冲的跑来告诉我，小鲁，你分到铁路了。我们在一起。于是，我在十七岁刚过的年纪，和六个北京学生，都是十六七岁，一起分到北京铁路分局，又分到丰台车务段，再分到周口店火车站。一沉到底。我是调车工人。这一段生活经历，我写在了《我的学徒经历》（四篇）中。我参加工作半年后，就单干了。文学一点的词汇，是“放单飞”，就是出徒了。工资从十六元，长到三十二元。我的工作，是调车，还担任从琉璃河到周口店的货车列车长。列车长，听起来挺神气，其实就是检查列车，押着一列货车从琉璃河到周口店，分组，解体，装卸车，再编组，返回琉璃河正线。车长的工作很单调，也很重要。我要一辆车一辆车的检查，对照编组顺序，逐一核对车型，吨位，车号，货物是否装载妥当，车辆之间挂钩是否挂好，挂钩的钩销是否落实，制动风管是否接好，车轴是否正常，......然后，指挥机车试风制动，一切无误，最后确认出发信号灯是绿色，就用手中的信号灯，白天是信号旗，给机车发出信号，准许列车出发。一列货车有多长呢？正线列车，通常有七八十辆，一千米左右，甚至更长。正线列车，经常有一百多节车厢的，风驰电掣，呼啸而过，每次接车时，都会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极为壮观。支线货车，一列大概也有六七十辆，几百米长。反复检查几个来回，总有一两公里的路程。这中间，十数个环节，一点不能大意。有一天，冬天，夜班，大概十点多钟了，天气奇冷。我在琉璃河车站，身上穿着铁路发的厚厚的棉工作服，头上戴着我叔叔给我买的一顶狗皮帽子，手上是厚厚的手套，，浑身严实，全副武装，正提着信号灯，一辆车一辆车的检查车辆。不时有正线通过的列车，一路鸣着汽笛，轰隆轰隆的呼啸而过。当列车通过以后，整个调车场，除了远处的调车机车传来几声鸣笛，周围又静的出奇。头顶上，是无数高高的照明灯，把车场照得如同白昼。但在一列列停留在调车线上的列车中间，又留下长长的阴影，黢黑黢黑。我提着信号灯，正在一丝不苟检查车辆。突然，感觉脚下踩到一滩黏糊糊的东西。低头一看，是一滩黑糊糊的液体，粘在鞋子上，粘乎乎的。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着信号灯仔细一看，原来是黑糊糊的原油。顺着原油流过来的方向看去，好像是从远处流过来的。不好，是不是油罐车漏油了？！我听石楼的同伴说过这样的事情。一辆五六十吨的油罐车，油管漏油，只有眼睁睁看着整整一罐车的原油流淌干净，没有任何办法。因为油管就在油罐车的下部，一旦油管的管盖没有拧紧，被油罐车的巨大压力顶开，原油就会一股脑的喷流而出，根本没有办法。当时正是全国学习铁人王进喜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国家缺油缺的厉害。一辆油罐车装载五十吨六十吨的原油，不知道有多么珍贵。我不敢怠慢，赶紧提着信号灯，顺着原油流淌的方向一路查看过去，这时，原油流淌的好像还不太多，我静静一听，在不远处邻线的一列油罐车，传来了哗哗的声音。就像流淌的自来水声音，但原油会粘稠的多。我赶紧顺藤摸瓜，小跑过去，借着调车场明亮的灯光，看到一辆大油罐车，底部的油管盖子被顶开了一半，黑糊糊的原油正在如一股喷泉一般流淌出来。我急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感觉，好像自己的血液在往外流淌一样。突然，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股力量，脱下棉衣，一下子冲上去，用棉衣堵住了油管盖子。强大的油管压力一下子把棉衣顶开，粘稠的原油喷了我一脸一身。我的眼睛几乎被糊住了。趁着眼睛余光，我瞅准油管管口，再次冲上去，用棉衣堵住管口盖子，整个身体牢牢地压在油罐车的管口盖子上。油罐车的管口盖子一下子被堵住了，但我能够感觉到巨大的压力正在努力想冲开油管口。原油以更猛烈的速度，从没有堵严的盖子缝隙处呲呲的喷射出来。我闭着眼睛，大声喊，快来人哪！油罐车漏油了。正在附近作业的两个师傅闻讯赶到，大家七手八脚，把油管盖子拧住，再拧住，终于，完全拧住了。正在附近巡岗的张段长也闻讯赶来，赶快让其他师傅帮助我先把被原油糊住的棉衣拿下来，让我换上一件干净的棉衣御寒，又嘘寒问暖，一通表扬。张段长说，小鲁，你做的好！回去先休息。我马上发给你一套新棉服。后来，听说张春海段长在全段表扬了我，好像还有书面表扬，不过我没有看见。也没有人正式告诉我。只是，我们车站的赵玉龙书记，倒是大会小会表扬了几次，然后就没人提了。不过后来才想起来，我叔叔给我买的一顶狗皮帽子，可暖和了，不知那天晚上丢到哪里去了，我可着实心疼了一阵。铁路工人做好事，是经常的事情，大家习以为常。嘴上不说，但心里有数。你从师傅们对你的热情，就可以感受到。这种事情，在我们老三届，也是家常便饭。学雷锋做好事，其实在潜移默化中，就培养了一代人的先公后私，无私奉献，克己奉公的家国情怀。没有老三届这一代人的家国情怀和三十年艰苦奋斗，可能有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吗？！
三、养猪五年，每年最后一个分猪肉
我在窦店火车站工作五年。窦店站有二百多员工，是京广线上的一个三等站。当时那个年代，物质十分匮乏，车站只能自力更生，想方设法搞副业，改善职工生活。我自告奋勇，利用业余时间，和一个叫赵全的师傅，一起给车站养猪。这一养，就是五年。赵全师傅当时五十来岁，身高一米八几，为人宽厚随和，做事不慌不忙，经常笑咪咪的，好像从没见他犯过愁。赵全师傅年轻时当装卸工，过度劳累，落下一身病。所以车站照顾他，不让他在生产第一线盯“大班”。但他特别热心帮助别人，常年在单位做后勤工作，整天东摸摸西看看，一点也闲不住。我的一点养猪和种地的知识，都是跟他学的。养猪，先从自己垒猪圈开始，然后到农贸市场买猪秧子。我们两个人，每年养三头猪。赵全师傅家在农村，养猪很有经验，就手把手耐心教我怎样挑选小猪仔。选猪仔一定要挑活蹦乱跳，吃食狼吞虎咽的。那年头，什么都奇缺，我们为了解决猪饲料问题，着实犯过愁。连赵全师傅也没了主意。后来，我猛地冒出一个点子：和附近部队建立联系，他们的食堂肯定有泔水。结果和附近部队一联系，人家还真热情。于是，我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到车站附近的部队，用平板车拉泔水。第一次蹬平板车，怎么也掌握不住车的重心，平板车扭来扭去，有一次转弯快了点，平板车还翻了。不过努力练习几次，也就逐渐掌握了要领，最后蹬起平板车来得心应手，来去如风，和“板儿爷”的专业水平毫不逊色。平板车上放一个硕大的汽油桶，每次到部队拉泔水，战士都把食堂积攒的泔水拿出来倒到汽油桶中，几个部队一转悠，一大桶泔水就拉回来了。小猪越来越能吃，我每一两天，就要拉一大桶泔水。看着猪仔吃得兴高采烈的，我也很高兴。养猪，还要经常起圈，把猪粪起出来，担到车站的自留地中，给红薯玉米施肥，然后再垫上新土。新土都得自己一挑一挑从附近的地里担回来，开始，肩膀都压得生疼红肿，后来，渐渐也习惯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小猪仔变成了大肥猪，养到200多斤，就赶上过年了。春节前，由当过屠夫的师傅指导杀猪。我看到自己养的小猪被宰杀，虽然早知猪的命运就是如此，但心中总是不忍，从不参加杀猪的活儿。师傅们把猪杀好褪毛，再按照200多人的人数，每人分一份儿，用报纸包的严严实实，一包包码放在会议室的兵乓球台上。下班的师傅，每人拿走一份儿。师傅们在过节前拿着猪肉回家，脸上笑容满面。我和赵全师傅看到自己养的肥猪，给车站每位师傅改善了生活，心里美滋滋的。 照现在年轻人的说法，“很有成就感”。一直等所有人都把猪肉领走了，我和赵全师傅，才走进会议室，拿最后两块猪肉。我把猪肉拿回家，奶奶一看，有点遗憾的说，你这块是猪囊膪（猪肚子肉）。下回再分肉，要是肥肉多点，就可以炼点油了。我和赵全师傅养了五年猪，每回都是最后一个进会议室拿猪肉。我每次拿的都是猪肚子肉，渐渐心里不平衡。觉得也应该给家里拿一块好一点的猪肉，让老奶奶高兴。但父亲却对我说，“做人要能够吃亏。工人师傅生活都不富裕，你不吃亏谁吃亏？”
四、业余时间管工资，月月自掏腰包贴补
车站管财务的师傅退休了，没人愿意接财务。站长让我业余时间兼管财务。车站财务的一项主要工作，是每月制定工资表，月末发放工资。我接过来才发现，这个活儿吃力不讨好。我每月要一一核对200多人的出勤表，病假事假和加班，错记一天也不行。然后算出每个人每月的工资总数，一毛一分，都不能错。到月底发工资最紧张。工人等着拿工资回家买粮食吃饭，等米下锅。发工资那天，是全站最大的大事。早上，我要起个大早，和车站的两个师傅，坐通勤车到车务段财务室，拿个专用的小麻袋，装上满满一袋子工资，总数有一两万元，再坐火车拿回车站。我们一下车，早有七八个帮忙的师傅候在那里，把财务室的大门一锁，按工资条一一分钱，再装进工资袋。此时此刻，财务室外挤满了师傅，挨挨挤挤的人头透过窗户往里看。那些渴望的眼神，无形中给我们每一个正在分钱的人很大压力。说来也巧，每次发工资，都和总数对不上，都会亏钱，或者一两块钱，也有三五块钱，甚至七八块。照惯例，工资分完后，如果和总数对不上，就要把每个工资袋里的钱都掏出来，挨个重新点数儿，直到每分钱都核对准确无误，才打开大门，排队叫名字领工资。如果就是这么简单，倒也没什么。关键是，那年头，很多师傅真的到月底就是“等米下锅”。如果当天不能及时领到工资，赶通勤车回家，有时只能几天后再赶下次休大班回家。这可是切身利益的事情。以前我经常看到，如果不能及时发放工资，结果一些师傅赶不上当天的通勤车回家，嘴上虽然不说什么，但脸色阴沉，很不好看。我负责财务，第一个月发工资就亏了两块来钱。大家要重新数过。我说，亏空我补上，先让大家把钱领走吧。于是每个师傅按名字排队叫号，及时把工资领走，整个车站一片喜庆气氛。可是，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发工资还是亏，少的一两块钱，或者四五块钱，最多亏了七八块钱。我当时工资42块大毛，“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每月贴补几块钱工资亏损，只要师父们高兴了，自己倒也垫得起。但时间长了，也会有困惑。为什么每月发工资出现亏损，肯定有人多拿了钱，但却从没人退回来？想想心里也别扭。可是这个活儿总得有人干。结果我在窦店车站管了5年工资发放，几乎月月亏损，月月补贴。不过，每回看到师傅们及时领到工资，兴高采烈的上了通勤车，我的心里就感到很舒服。
五、五年“替班”，春节新年没有一天休息
我在窦店火车站当“替班”5年，春节新年没有一天休息。“替班”，在车站是挺荣耀的事情，通常是经验丰富的师傅才能做“替班”。但也有很多师傅不愿意做“替班”。因为不能有规律的“休大班”。可是，车站总需要人做“替班”。正巧我在车站管财务，还兼着车站的一点儿社会工作，干过的工种也多，大体样样拿得起来。结果，站长就让我做“替班”。铁路工人每上六个大班，就可以休一个大班，连续休息三天。可是休病假，被替班的师傅，往往在第六个大班来上班。因为仅仅上一个班，就可以再休三天，又避免连续休病假。结果，我经常连续替了五个班，眼看再替一个班，就能休大班了，但是被替班的师傅来上班，我又回到“替班”状态。所以很少有休大班的机会。每逢周末，也是如此。周末总有师傅请假，我只能放弃周末休息接着替班。时间久了，我发现“替班”这个工作，很少有时间能回家。我在窦店火车站当“替班”五年，春节新年没有一天休息。开始没什么，后来渐渐心里也不平衡。我多么希望也能和别人一样，新年春节回家和全家过个年啊。我父亲说，“凡事要想好的一面。你替别人上班，让别人休息，是帮助了别人。你春节不能回家，别的师傅春节回家了，不也是很好吗。年轻时候，要多学会为别人考虑”。我觉得父亲说得对。这样一想，心里就平衡了。这三个小故事，说起来轻松，做起来难，多年一日更难。但我从没有和大家提过。因为，如果你树立了“做人要能够吃亏”的价值理念，其实就如吃饭睡觉一样，是很平常的事情。我觉得，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难免会有些不如意的事情。如果终日纠缠于吃亏与否的斤斤计较之中，既郁闷不乐，又无心做事，则大好时光白白荒废。如果能够在心田中慢慢滋养出“做人要能够吃亏”的根苗，则心胸渐次开朗，眼界渐次开阔，少却无数烦恼，平添无数乐趣。自己的生命，也将从湍溅激流之小溪，渐成宽厚平和之大河，终于渐悟“吃亏就是不吃亏”的奥妙。
六、“让师傅们洗个痛快澡”的故事
也许已经到了怀旧的年龄。经常一天工作很累时，我会一个人在夜晚，静静的坐在电脑前面，一遍又一遍的品读《我的学徒经历》中的几篇文字，虽然有些段落已经能够背诵，但依然读了一遍，又一遍。那是一个少有物欲的年代。每当这时，我的内心就非常宁静。我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年前，十七八岁的时候，记忆一下子鲜活起来。文章中的每一段文字，都立刻像有了生命一样，在脑海里转化成一个个真实的场景。细腻清晰的，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比如，每逢读到描述我在给长沟峪煤矿送车时，总是抢着站在第一节车厢上担任瞭望，凛冽的山风吹得我浑身透心凉的那段文字，我几乎能感受到列车喘着粗气，顶着长长的一列车皮，向长沟峪煤矿的山上艰难爬行，经过一个山口，转过山坳，远远就可以看到长沟峪煤矿一片灯火辉煌时，山口凛冽的寒风，呼啸而来，堵得你喘不过气，狂傲的山风肆虐无忌，像刀子一样吹在你的脸上，整个脸瞬间像被钢针扎一样又麻又痛，很长时间缓不过劲来。身上厚厚的棉衣，一下子被山风打透，浑身就像赤身裸体一样，在呼啸的山风中战栗。然而，我在周口店三年，凡是我和年纪大的师傅当班，不论分工如何，我都主动抢先爬到第一节车厢担任瞭望，没有一次例外。我把主动吃苦，看做磨练自己意志的必修课。铁路工人，无论运转车间还是装卸车间，都属于室外作业，成天风里来，雨里去。周口店出产的主要货物，是石灰和矸土，“无风三尺土，风起尘漫天”。调车工人，成天跟着机车转悠，火车一动轮，机车烟囱冒出的煤烟，喷洒弥漫在车头周围，就苦了我们这些调车工人，煤灰煤烟煤末子，落得满身满脸，煤末子还顺风往你脖领子里钻。一个班下来，浑身都成了灰黑色，和刚刚从井下上来的煤矿工人，毫无逊色。于是师傅们下班最大的享受，莫过于泡在大浴池里，美美的洗个热水澡。我也不能免俗。每天一下班，第一件事，就是往浴室跑。浑身脱的赤条条，把煤烟子都留在工作服里，望着满满一大浴池冒着热气的清水，恨不得一下子钻进热水池。开始，我不知道洗热水澡还要有学问，结果，经常是手刚一伸下池子，就被五十度以上的热水烫的叫了起来。手下不去，身子就更下不去了。所以，在浴池里洗热水澡，也要有经验。我师父，就是洗热水澡的高手。每次洗澡，我师傅从不着急，先伸手试试水温，再拿起一个铁盆，灌满一盆凉水，沿着池边缓缓倒下去，就着凉水还没有散开的时候，顺着凉水倒下去的地方，麻利的滑进水里，连一点波纹都没有，然后像一个大蛤蟆，呆在热水里，一动也不动，只是深深地、缓缓地深呼吸。等到浑身的凉气被热水吸尽了，周身皮肤都变成了浅红色，像煮熟的大虾米，才长出一口气，开始擦澡。我后来也学了一点皮毛，就是没有耐性，不过也算可以在热水里泡上一阵子了。这才找到洗热水澡的感觉。每天下了班，能够洗个热水澡，让热水钻进浑身每一个毛孔，浸透每一个细胞，将周身的寒气一丝丝的拔除驱散，四肢百骸，都变得懒洋洋的，那一刻，实在是神仙过的日子。可是，遇到停水的时候，就没戏了。这时，整整一个班，附着在你身上而毫无知觉的煤灰煤烟煤末子，就变得像虱子一样，一秒钟都难以忍受。但是，停水不能洗澡，只能拿脸盆接点水擦擦，凑合一下，难受干忍着。我刚到周口店时，车站缺水偶尔有之，但后来，缺水的时候越来越多了。周口店缺水。不是没水，是缺水。说起来，周口店虽然是一个山区小站，但也是铁路大联动机的一环。车站设施，应有尽有，水电不缺。但是，那是生产用电用水。生活用水，是从附近村里引来的，就经常卡壳，有时，车站只能保证员工饮水和做饭用水，而被铁路工人十分重视，不可缺少的洗澡用水，就不得不让路。于是，车站浴池门口就三天两头挂上一块三合板做的牌子，上面七扭八歪的写着干巴巴四个大字：“今日停水”。下了班，浑身尘土煤烟，灰头土脸的师傅们，站在浴室门口干瞪眼，只好失望的摇摇头，转身回宿舍，拿个脸盆，在水龙头那里接点水，对付着简单洗洗。不过也要过过嘴瘾，骂上两句，才算了事。缺水越来越严重，车站领导和师傅们都在议论这事儿。一天，我听货运的师傅说，东方红炼油厂的自来水管就要通水了。其中一段，离咱们这里也就几公里。要是能接上东炼的水管，车站三几百号人吃水洗澡就不犯愁了。这个建议引起车站领导重视。很快，车站和东炼达成协议，周口店车站可以接引东炼的自来水管线。不过，引水管线和施工人工，要自己解决。虽然，材料，最后也是东炼支援的，但是，几千米管线，要挖沟埋管，沿途几乎都是河滩，工程不小，要赶在开春东炼通水之前连接管线，时间也很紧。困难可想而知。关键，已经是冬季了。冬天，天寒地冻，挖沟埋管，能行吗？！这可应了那句俗话，逼得没路时，不行也得行。大伙要洗热水澡啊！不用动员，师傅们的积极性可高了。整个工程的管线路径测量，是技术活，完全是几个有点基础的工人师傅，边学边干。很快，工程上马了。壮工的活，几乎都被装卸车间的师傅包了。我们运转车间的师傅，下班也去劳动，整个工地，热火朝天。刚开始，工程进展顺利，我们基本是避开河道，沿着农田挖沟，一米多深，半米宽，几公里长的管线沟，大约两个星期，就挖成了。放眼看去，壕沟弯弯曲曲，一望无际，十分壮观。不想好事多磨。就在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坏消息传来了。东炼的工程师来验收，结论是：全不合格。全都不合格！因为，我们为了避开河道，壕沟弯曲太多，而且挖的壕沟，由于所经地势高低不一的原因，沟底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将来下管，几千米的管线上下落差太大，无法焊接通水。大家一听，都傻眼了。车站领导开会，结论是，要解决车站缺水问题，只能抓住东炼自来水工程的时机。而且，必须赶在开春前，把壕沟挖好。以便开春下管焊接填埋。于是决定，以前的工程作废，全部返工重来。这次，车站领导下决心从装卸车间抽调一批工人，全力挖沟。我是运转车间的学徒工，本不在抽调范围，但也参加了第二次挖沟工程。我是自愿报名的。我知道这个活儿一定很苦。前一段天气乍寒还暖，在农田挖沟，都累得不行，现在天寒地冻，地都冻得硬邦邦的，还要沿着河滩地挖沟，能不苦吗？！但就是因为苦，我才报的名。我决心通过吃苦，磨练自己的毅力，陶冶自己的心志。那时候，心中一片单纯。常怀信念，很少物欲。唯其单纯，才有希望。返修工程，最艰难的，要数上千米的河滩地那一段了。河滩，就在车站北面几里远，原来是一条大河，不知什么原因，后来干枯了，只剩下宽宽的河道。河道上面，全是密密麻麻，重重叠叠的鹅卵石。工程师经过反复测量，选择了一段相对好挖的河道。我们开始是拿着铁锨上工，结果到河道一看，铁锨根本使不上。我们用手先把河道上一层厚厚的鹅卵石搬开，露出土层，但土层已经冻得硬棒棒的，铁锨一挖一个白印，根本使不上劲。后来换了大镐，卯足劲，抡圆了刨下去，也是一个白印。土都冻瓷实了，硬的和铁一样。大家看着一千多米的河滩，开始犯愁了。工人师傅们干活真是没的说。大家七嘴八舌出主意。开始，到处捡了些枯树枝，用火烧，把冻土化开。但是时间太慢，而且柴火也不好找；后来，用镐生凿，一镐下去，一个白印，一会，手就被震的生疼，硬是坚持连着凿十几镐，表层的冻土被刨开一个洞，然后一点点扩大战果；再后来，师傅们推广了一个经验，把冻土挖开一个洞，就直接往下掏，下面都是虚土，就好挖了；再后来，师傅们干脆拿来铁锤和凿子，象石匠那样凿洞，然后再挖下面的虚土。这个方法一推开，进度就快多了。挖河道冻土层的方法找到了。但天寒地冻，手冻得和胡萝卜一样，又红又肿。我没有劳动锻炼的底子，手被大镐震得裂了一道道小口子，渗出了血丝，冷风一吹，钻心的疼。刚戴上的白线手套，一天下来，就成了灰黑色，磨开了大大小小的窟窿，露出的手掌紧紧握在钢钎子上，冻的恨不得粘下一层皮。大锤一锤锤砸在钢钎上，震得扶钎的双手和肋叉子生疼。手掌上大大小小的口子，渗着血丝，只有拿胶布贴上。结果应了一句俗话，“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虽然手上全是泥土，不干不净，但双手最后也没有发炎，血口子倒是一天天好起来。只是每天下班，浑身酸疼，四肢百骸，都象抽去了筋骨一样无力。两条腿连抬上床的力气都没有，只好整个人斜躺在床上，侧身一滚，算是上床睡觉。也许是累过了力，第二天总是缓不过劲儿来。每天清晨起床，要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否则真起不来床。每天一到工地，看着一千多米的河床，心里暗暗犯愁，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完活收工。每天上工，好像干了很长时间，但休息的哨子总也不吹。抬头看看天空，冬天的太阳，也是灰蒙蒙的，好像被冻在了天幕，纹丝不动。时间也好像冻僵了一样，停滞下来，漫长的挨不到头。时间过得越慢，活就显得越累，每一天都实在难熬。这时，真的十分羡慕那些拿着信号旗，站在机车前面，神气活现的同伴了。那时几乎不敢想，怎么才能坚持下来，只有一个信念，“只要还能动，就不能打退堂鼓”。我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坚持，一镐一镐的坚持，一米一米壕沟的坚持。硬是撑了下来。经过两个星期时间，我的身体渐渐开始适应高强度劳动，虽然还是酸疼，但休息一晚，第二天就好多了。全部工程接近尾声时，我的身体终于打熬了出来，浑身不再酸疼，能和工人师傅一起轮大锤了。工程大约花了将近一个月时间才完工。我本来就不胖，这下更瘦了一大圈，不过，浑身都是肌肉，倒显得更结实了。最主要的，我的思想意志，经受了考验和磨练。第二年春天，水管通水了。我本来以为大家一定会像过节一样庆祝一番。然而，师傅们十分平静，好像一切都那么自然平常。只是，浴室“今日停水”的牌子再也没有挂过。师傅们终于可以洗上痛快的热水澡了。那件事情，就好像在一瞬间悄悄过去，又好像春水东流，了无痕迹。我也早已忘记。不想三十年后，我在英国留学，开始十分寂寞，思乡难熬。深入骨髓的寂寞和思乡之苦，使我几次产生动摇，真想立马买张机票回国。犹豫之中，不觉想起年轻时三九寒冬，抡锤挖沟的往事，于是雄心大盛，心中陡起一个信念，“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在英国坚持学习一年”。我一天一天坚持，一堂课，一堂课坚持，最后，终于渐入佳境，经过多年学习积累，灵感像电石火花般接二连三的闪现，感悟如泉水喷涌，思想升华，再升华，终于收获累累，钵满盆满。
（写于2018年3月26日）
这几年，我在和年轻律师交流的时候，很多年轻律师都说，我希望找的理想师傅是，一定能够为徒弟创造学习条件，对徒弟量身打造发展计划，提供很多案源实习锻炼，给徒弟基本的生活条件，等等；但很少有年轻律师说，我能为师傅做什么？一些年轻律师先后提出这样的问题，“赵老师，如何找一份带薪工作？”“如何解决求师无门的问题”？我在前面提到过，总的感觉，同学们习惯从“自我中心”出发考虑问题，对师傅提出各种要求,但没想过,“我能够为师傅做什么”？实际上，徒弟找师傅，师傅找徒弟，是双向选择。如果只有徒弟对师傅提出要求，结果一定是，徒弟很难找到满意的师傅。所以，你要跳出自我中心，先从“如何做个好徒弟，我能为师父做什么？”这个问题开始。我谈一下自己的学徒经历。虽然是四十年前的事情，现在各方面情况都起了很大变化，但师徒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不会变的。师徒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人性的沟通和交流。所以，仍然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我17岁参加工作，开始在周口店火车站当连接员。后来换过几个工作，当过连接员、调车员、助理值班员，值班员，还做过货运员，一直到丰台车务段团委工作。连接员，是调车工作的最低一级，就是过去老百姓常说的“钩子手”，是负责车辆与车辆之间摘钩挂钩，按照车辆的货物品种，运输流向，及其他要求，将不同类型的车辆分解，再连接，编组成符合要求的列车。这个工作是简单熟练工种，但需要丰富的实际经验，而且有一定人身危险性（在我们前后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中，就有被机车车辆挤断手指、脚趾，甚至压断小腿的。磕伤碰伤，更是经常的事情）。铁路运转工作是大联动机，一环扣一环。我们在工作中最常说的一句口头语，就是“抢点”。“抢点”，就是抢时间，抓紧编组列车，抢正线列车的档子，把编好的列车发出去。要是列车没有及时编组，没抢到正线列车的空档发出去，一耽误就是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而铁路运输，时间就是金钱。于是，“抢点”，成了我们行业的口头语。调车工作立足抢时间，要和时间赛跑。检查一列列车，有几十节车厢，必须逐一检查每辆车车钩的销子是否落实，货物装载是否合规，对照编组资料，逐一检查每一辆车厢的标号，前后顺位，不能有一点错误。从机车到守车，通常有六七百米距离，往返上千米。一天下来，不知要编发多少列车，跑多少个1000米。为了抢点，我们需要经常随着高速运转的列车抓上跳下。所以，这个行业的职业特点，有一定人身危险性。刚参加工作时，我的师傅虽然经验丰富，但年纪大了，腿脚不如年轻人利落，有点跑不动了。我学徒一个月后，刚刚掌握检查车辆的基本要领，就代替师傅检查车辆。为了抢点，经常一溜小跑，从车头到车尾，一天下来，编十趟八趟车，就要跑上万米。其他工作不包括在内。每天下班，我的双腿酸疼，晚上累得都上不去床。但是，每次我主动跑着去检查车辆，我的师傅就可以喘口气，歇歇脚。调车工作，无冬立夏，都在露天作业，也很辛苦。例如，每次机车到长沟峪煤矿专用线送车皮，我都主动爬上第一节车皮担任瞭望。冬天，山里的风特别猛烈，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生疼。有时把脸都吹麻了。我穿着厚厚的棉工作服，还套着我的老奶奶给我做的一件兔皮坎肩，在高速行驶的列车上，被山风一吹，身上的棉衣就像穿着一层纸，浑身透凉。但我在学徒期间，始终抢着爬上第一节车皮担任瞭望，让我师傅在后面的车厢里躲躲风。时间长了，听到一些议论，说我的师傅滑头，找了个憨厚的徒弟，苦活累活都让徒弟干了。我有时听在耳朵里，也不搭腔，笑笑而已。我觉得师傅带一个徒弟，付出心血很大，徒弟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多为师父分担工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后来有一次，师傅利用机车“停轮”的时间问我，“小鲁，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有什么想法吗？”我说，“挺好的，师傅对我很关心，我也学到很多东西”。师傅说，“有人说，我把苦活累活都让你干了。这话儿你听说过吗？”我说，“听过一耳朵，师傅，不用往心里去。我们年轻，多跑跑是应该的，师傅年纪大了，让师傅歇歇腿，是做徒弟应该做的”。师傅听了，宽慰一笑，说，“你这样想，就好”。其实，我早注意到，有时我在几百米外单独作业，但到关键业务环节，师傅都会给我打手势，让我注意关键问题，特别是安全问题。我察觉到，尽管师傅没有和我一起跑，但我的一举一动，师傅都密切注视，一时一刻没有放松。打那儿以后，我们的师徒关系更近了。师傅业余时间，经常手把手教我在各种情况下要注意的问题，和应对措施，所有这些，都是实际经验，没有一个字能够在书本中找到。我在师傅身上，不仅学到技术，也学到了掌握技术的方法。结果，我是在我们那一批学徒中，第一个“放单飞”的。以后，我又提升为调车员、助理值班员、值班员。在我担任连接员和调车员的几年中，浑身上下，没有磕碰到一点，“全须全尾”。我的父母和全家，都很感谢我师父。每次我回家休息，父亲都说，“别忘了给你师傅问好”。并一再嘱咐我，“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师傅”。后来，我到机关团委工作，又后来，考上大学，离开铁路，但我一直没有忘记我的师傅。我从17岁进入社会，参加工作，从第一个师傅身上，学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可以说，我的师傅真正把心掏给了我，把经验传授给我，使我终生受益。如果我在当时偷懒耍滑，干活斤斤计较，甚至和师傅攀比，师傅能对我倾囊相授吗?那是不可能的。做徒弟，就要首先为师父分担些工作，把心思放在学本领上，千万不要斤斤计较。这是对徒弟的最基本要求。所以，徒弟和师傅，是双向选择。我们要选好师傅不容易，师傅要选好徒弟同样不容易。师傅如果一旦对徒弟认可，就会倾注心血，倾囊相授。我在2001年从英国留学回来，有一段时间囊中羞涩。当时我带的两个徒弟，素质都不错，在相当一段时间，我一直从单位借钱给他们发工资。所以，当我们问，“如何找一份带薪工作”时，前提首先是，如何得到师傅认可。顺便说一下，现在一些同学埋怨干活多，师傅给钱少。我记得我讲过，劳动有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之分，工作有可替代和不可替代之分，师傅和徒弟的工作不能类比。在这里，我要说，我那会儿，一心只想学业务，从没有想过钱多钱少的问题。我们学徒期间，一个月只有16块大毛，每天都是以粗粮为主，早晚都是窝头和棒子面粥，只有中午才能吃一顿白面。现在看，条件确实艰苦。可我们从来没有把心思放在干多少活，拿多少钱上。我知道，学会挣钱的本领，才是无价之宝。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师傅，也是唯一的师傅，是梁玉升师傅。1969年3月17日，我和从城里一起分配来的年轻学生，一批六人，被分配到丰台车务段周口店火车站工作。从此，我进入了社会。周口店车站虽然是一个三等站，但铁路线路都是随山势修建，很分散，车站中心只有三条线路，其他的专用线，都延伸到大山深处，所以看上去，显得并不大。我到周口店时，正好是车站运输最繁忙红火的那一段儿。当时车站的主要业务，是为正在修建的东方红炼油厂运送设备，还有从长沟峪煤矿拉煤，再就是运输附近山里出产的石灰，矸土等矿产品。每逢山里起风，石灰、矸土，煤灰就漫天飞舞，刮得人灰头土脸。我记得有几次大风，居然把夜里值班的师傅刮的东倒西歪，根本站不住脚。一次夜班，我亲眼看见一阵大风，把半夜查岗的车站党支部书记赵玉龙师傅刮的踉踉跄跄，终于失去平衡，摔了一个跟头，赵师傅用手紧紧抓住了一个道岔手柄，才稳住身形。我们就常年在这种天气环境下工作。尽管条件差，但周口店却因闻名世界的周口店“中国猿人”发源地而名闻遐迩。每逢周末，就会有很多游客到周口店参观游览龙骨山猿人洞。于是，平日略显寂寞的车站，就透着热闹非常。每逢这时，年轻师傅都争着在机车前边，手拿信号旗“领车”，并经常选候车旅客多的地方，在机车高速行驶中，像燕子一样飘然而下，在身边呼啸而过的机车衬托下，一脸漫不经心的昂然四顾，惹得站台上的数百名游客一片惊叹之声。我刚到车站时，看到这一幕，也是惊得目瞪口呆，心中羡慕不已。想着有一天，也能像师傅们那样在飞奔的列车上飞上飘下，享受一下“露脸”的感觉。梁玉升师傅的名字，恰恰和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的名字近音。不过，当时在大陆，没有人知道梁羽生的大名。特别是在一个偏僻的山村车站。所以，从没有人提起过梁师傅和大作家名字相近这档子事儿。我上班的第一天，正好是夜班，大家都在忙着交接班。第一天上班，值班站长臧师傅把我介绍给梁师傅时，他正在低头仔细擦一盏信号灯，就是《红灯记》中李玉和拿的那种信号灯。当时交接班室人来人往，大家都在忙着交接班，对照一个很大的车站线路图，逐一交接车辆分布情况，装卸情况，装卸站台货物分布情况，上个班的安全情况，是否发生了“事故苗子”，以及各种需要交接的注意事项，气氛严肃，几乎和电影上的作战室一样。大家全神贯注交接自己的事情，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这几个从城里来的年轻学生。梁师傅听了臧师傅的介绍，抬起头，微笑着冲我点头示意，算是打了招呼，又低头擦灯。一直到把灯擦得锃光瓦亮，又端起那盏信号灯，左右远近端详一番，才满意的轻轻放在一边，开始和我说话。那一刻，我觉得梁师父岁数很大，好像一个小老头儿。第一天夜班，我很好奇，到处东张西望。为了安全起见，师傅不让我跟车，不到半夜，就让我回去睡觉了。所以，已经忘记当时梁师傅和我说了什么。但梁师傅对自己那盏信号灯的偏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以致现在还记忆犹新。后来我慢慢理解了，我们调车工人上夜班，全靠一盏信号灯。信号灯是我们的照明工具，是我们的联络工具，也是我们的伙伴。晚上，车站货场，会被无数照明灯照的如同白昼，但在专用线，就是漆黑一片，全靠手中的信号灯照明联络。在照明不足的地方，有时你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那里，等着机车掉头，一时只有天上的星星做伴，会感到很孤单。这时，远远看到一盏信号灯一闪一闪的，就知道那里是自己的同伴，心里顿时踏实许多。信号灯对于我们这些调车工人，就像武士的剑，战士的枪，作家的笔一样重要。徒弟随师父，我也养成了酷爱信号灯的习惯。我在生产第一线七年，信号灯始终擦得一尘不染。……写到这里，我才突然发现，对于我进入社会的第一位师傅，也是我唯一的一位师傅，我多年心存敬重的恩师，熟悉的不能再熟悉，音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但是又好像并不了解。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认真琢磨过自己的师傅。年轻时，心中只有尊敬，无从琢磨；后来，离开师傅，又忙忙碌碌，无暇琢磨。一晃几十年。此次要和年轻律师谈谈自己对“师徒关系”的认识，引出“我的学徒经历”一段文字，2000多字，一气呵成，本已搁笔。昨晚突然连带想起，多年对自己的恩师从无一字着墨，未免大有不敬。于是诚惶诚恐，一夜不眠。天没放亮，就翻身下床，起笔“我的师傅梁玉升”。回忆马上把我带到四十年前的周口店，带到第一次见到梁师傅的那个夜班。十几岁在周口店度过的三年岁月，马上一幕幕鲜灵活现的浮现眼前。一时笔下毫无滞涩。但写到此处，才发现，需要对自己的师傅做些了解和解剖。说的不对之处，还望梁师傅宽谅。梁师傅当时好像不到四十岁，个子矮胖敦实，走起路来摇摇摆摆，像个不倒翁。说话声音很大，一口公鸭嗓子，老远就能听到梁师傅的大嗓门。梁师傅其貌不扬，眼睛不大，经常眯缝着，但说起正经事，两眼就炯炯发光，十分有神。梁师傅受过中学教育，也许只是初中，但写得一手好字，好读书，知识面也广。这在基本上是大老粗的铁路运转车间，已经是凤毛麟角（我们很多师傅，都是装卸工转行，有的连自己的姓名也写不全呢）。也许是因此，其他师父对梁师傅都有一份尊重。梁师傅业务十分纯熟，车站运转车间的师傅，几乎个个都是业务尖子，但提起梁师傅，都挑大拇指。梁师父对工作极其负责。每次上班，接车前，都拿着业务单子，在线路图前默默地站上一会儿，一直到心中对每一“钩”活都了然于胸，才去和大家逗逗贫嘴，插科打诨。梁师傅对工作的琢磨，几乎细致到了分丝析缕的程度。包括待分解列车的车型；现车的停放位置；待装车的情况；站台货物的上货情况；编组机车的司机是谁，扳道员是谁，货运员是谁，装卸班长是谁，干活是否麻利，都一一考虑周详。机车尚未动轮，全部作业过程，已经胸有成竹。最令人称奇的，是两三个小时的分解编组作业，几十“钩”活儿，每次实际所用的时间，竟然和梁师傅的提前预测上下差不了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我每次编组完了，机车停轮，都看看时间，心中暗暗称奇。所以，梁师傅当班，值班员也很尊重梁师傅的意见。梁师傅阅历丰富，内心精明，头脑敏捷，嘴皮子也厉害。师傅们经常在机车停轮休息时，相互插科打诨，耍嘴皮子逗贫，梁师傅从没有落过下风。每逢这时，我在旁边看热闹，虽然两不相帮，但看到师傅占了上风，心里也暗暗高兴。梁师傅似乎十分淡于名利，从不出头争这争那，为人十分随和。我和梁师傅在一起整整三年，朝夕相处，从没见其他师父和梁师傅红过一次脸，说过一句重话。我跟这样一位师傅学习，自然很自豪。当然，梁师傅最得意的，也是教出了我这么个徒弟。不过这是后话。开始，我觉得梁师傅很严肃，话不多，除了工作上必须交代的，经常一个人抽闷烟。后来，接触长了，才知道梁师傅也有很活泼的时候，和大家谈笑风生。有时机车在大灰厂停轮待装，大家在一间简陋的休息室玩“连儿”（用象棋“五连子”）的时候，梁师傅赢了，会高兴得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可是，接触时间更长，又感觉梁师傅好像不太合群，内心深处，似乎和其他师父并无更深的交流愿望。这种感觉一直使我很奇怪。因为，梁师傅表面很随和，而内心深处又好像很孤独。这是为什么呢？我一直纳闷无解。在周口店三年，我和梁师傅一直同住一间单身宿舍。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我们一共分到周口店六个城里的学生。车站单身宿舍不够住。这下子难坏了站长和书记。正巧，靠近交接班室，有一间小仓库，原来是堆放各种杂物的，站长就让腾出来做单身宿舍。那间小仓库，完全用山上的大石块儿垒成，墙壁很厚，窗户很小，屋里不透风，有些阴潮，不太适合居住。我因为每天晚上都要读书到深夜，正好喜静，于是就自告奋勇，住了进去。开始两天，屋子里有很多小虫子，咬得我浑身是包，还有小蜈蚣，小蚰蜒什么的，挺吓人。后来，梁师傅和其他师父帮助我彻底打扫了一下，又重重的洒上“敌敌畏”，门窗紧闭的闷了两天，估计虫子都死了，我才又住进去。我用两条横凳子，加上一块床板，铺上一床草垫子，就是“床”了。为了防范虫子咬，我在草垫子上洒了厚厚一层666粉（味道十分呛人），上面铺了块塑料布，再铺床单，褥子，层层设防，终于彻底和小虫子绝缘。我于是高枕无忧。屋里有一张书桌，一盏灯，正好是一个绝佳的学习环境。不过，还是没有人愿意搬过来，和我同住这间仓库改成的宿舍。后来，梁师傅搬了进来。梁师傅家在琉璃河，平时不住宿舍，只有每三天轮值夜班时，上午车站组织学习，中午梁师傅就住在宿舍休息。晚上直接上夜班，倒也方便。这样，我们师徒二人在一起，一住就是三年。和师傅在一起住，聊天的机会就多了，渐渐无话不说。我开始感觉到，梁师傅的内心深处，有一股傲气，也许是因为识文断字，有些文化使然，也许是和其他人见识不同，其实梁师父十分自负。作为徒弟，我也只能写到这个程度。我在周口店工作三年，担任连结员，调车员；后来调到豆店车站，担任助理值班员、值班员；然后又调到丰台车务段团委，直至1979年考上大学，离开铁路。在周口店三年，有的师傅对我天天读书到深夜，颇不以为然，觉得我不太安心本职工作，尽管我工作十分努力，几乎到了吐血的份儿上。但是我的师傅，自始至终支持我。说，“小鲁，多读点书吧。读书好啊。别管别人说什么。”“读书为什么好”？梁师傅没有说过。但梁师傅对知识的肯定，使我更增加了对他的一份敬重。梁师傅爱喝酒，喝酒上瘾，上大瘾。常年每天中午晚上两顿酒，每次三两，一两不少，一次不拉，以至脸膛黑里发紫，据说是长期喝酒对肝脏影响所致。那时企业工人的收入都不高。铁路历来有铁饭碗之称，铁路工人收入高一点，也有限。但梁师傅结婚多年，膝下无子（只领养了一个女孩儿，好象叫“燕子”），家庭花销不大，经济就显得宽裕很多。梁师傅每天都能喝二锅头，这在师傅中间，已经很奢侈。铁路运转车间的工人师傅，因为常年上大夜班（一班十二个小时，算上交接班时间，一个大夜班，总要十四五个小时），几乎都有三大嗜好：抽烟喝酒酽茶（浓茶）。梁师傅一直喝好酒，二锅头，不是像绝大多数师傅，只能喝散装劣质白酒；抽好烟，纸烟，不是像绝大多数师傅，抽不起纸烟，只能“卷大炮”；喝好茶，一直喝茶叶，不是像绝大多数师傅，只能喝茶叶末，号称“高末”。很多师傅经常半调侃半嫉妒的说:“小梁子，二锅头茶叶外加纸烟，好生活啊”。每逢这时，梁师傅不管对方是否调侃，都流露出得意的微笑，故作大方的拿出纸烟，随手扔给大家两三支。有的师傅一时舍不得抽，就拿过来夹在耳朵后边。我和梁师傅一起生活工作了三年，梁师傅生活上最满足的，就是这么一点事儿。我父亲知道梁师傅爱喝酒，逢年过节，就把别人送给自己舍不得喝的好酒，拿出来托我带给梁师傅。每次梁师傅都很感动，嘱我向老爷子谢了又谢。那时候人和人的关系，就是这么简单真诚。1979年，我考上大学以后，离开了铁路。父亲多次说，“小鲁，千万别忘了梁师傅”，并叮嘱我有时间常去看看师傅，一定要带瓶好酒。我诺诺连声。我和梁师傅一直都有联系。直到1998年我去香港工作，联系不便，逐渐断了音讯。近几年，我和几个当年一起在周口店工作的伙伴，多次想到周口店车站看看梁师傅和那些老师傅，却又始终没有成行。再后来，几次给周口店车站打电话，才知道我们那时候的老师傅，像身轻如燕的“车上飞”崔启云师傅，早已退休多年；而声如洪钟的“大将”王震师傅、车站篮球队主力队员，“神投手”王连路师傅，都已经去世；还有我十分亲近和敬爱的李文会师傅，也已去世多年。打听梁玉升师傅，竟然“没有人听说过”。一时惊愕而沉重。想起我和梁师傅在一起的三年，梁师傅是如此出色，心中不无感叹。正是，“人生壮年，也曾浓烈如酒；渺如烟云，而今来去无痕”。每每思之，心中不胜欷觑。但是在我心中，虽历数十载，不曾一日忘却我的梁玉升师傅。（作者系北京市赵晓鲁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昆仑策研究院首席法律顾问；来源：昆仑策网【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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