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印度卫生部9月7日公告，在过去24小时，印度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90，802例，再创单日历史新高。至此，印度“新冠”确诊病例总数已达4，204，613例，累计死亡71，642例； 已超越巴西，成为全球“新冠”疫情仅次美国的“亚军”。今年1月31日，当“世卫”组织向世界发出警示：“新冠”肺炎疫情已成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其时，中印两国的疫情——“新冠”确诊病例分别为：中国7，828例；印度1例。中国疫情已总体上成功遏制。现今每日确诊病例除外来输入外，基本上“清零”；累计确诊病例85，144例；累计死亡病例4，634例。印度疫情则“后来居上”，已举世第二。中国何以能够取得抗疫成功? 对此，“世卫”组织紧急项目技术负责人玛丽亚·范凯尔克霍弗，有过一客观评价。她回忆今年2月在中国考察的经历后表示：“当时中国已经大力投资公共卫生，建立了监测、应对传染病的制度和力量，启动了病例追踪、快速检测、集中隔离和救治病人的机制，中国整个抗疫系统都已经启动”。她祝贺中国“抗疫取得的成功”。（9月7日《世卫组织举行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上的发言》）
抗疫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领导，第一要务，就是阻断传播。中国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第一时间实现了“武汉封城”，有效地遏制了疫情的传播。抗疫的关键是“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中国实现抗疫费用国家“统包”，落实“三早”，做到了“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治尽治”，为有效控制疫情提供了保证。经过3个月的努力，中国的疫情得到初步控制，抗疫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反观印度，虽然早在1月底“世卫”组织警示时，境内已发现“新冠”病例，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3月13日起，仅限制一般国外旅客入境。直至3月19日，印度“新冠”确诊病例过百，达173例，死亡4例，总理莫迪才匆忙就“新冠”疫情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国民进行居家“自我隔离”；并宣布暂停所有国际客运航班，但此举未能遏制疫情的蔓延。仅过4天，印度确诊病例已由不到200例翻倍至519例。3月24日，莫迪总理再次发表全国讲话，宣布“封国”。规定从25日0时起，印度将实行21天的彻底封锁。民众没有紧急事务不许外出，学校、工厂、办公场所、购物餐饮娱乐场所等全部关停，公交、地铁、航班、大巴、出租车等各类公共交通也暂停运行，仅保留部分运力供医务等执行紧急事物的人员使用。4月14日，鉴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莫迪再次宣布，决定继续实施18天的全国封城。当天印度确诊病例突破了1万例，单日增加1000例。印度的“封国”措施堪称严厉，采取措施的时间也不算晚（“武汉封城”时确诊病例为7，828例；印度“封国”时的确诊病例为519例）。然而，因受私有社会制度的局限，特别是印度民众缺乏高度的组织性，不仅效益不彰，还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矛盾。缺乏组织性的印度社会，突然封城，立即掀起一波规模浩大的“抢购潮”。大批印度民众涌向商店、药店，囤积抢购食品、蔬菜等生活必需品，首都新德里、孟买等城市的商店均大排长龙，货架商品被抢购一空。人群拥挤在一起闹抢购，增大了疫情传播的风险。社会经济活动突然停摆，随即形成数百万人的“失业大军”——其中大多数为外出务工人员。他们在城市里已无法立足，纷纷成群结队步行返乡。密集的人群均未经“新冠”检测，又使“新冠”病毒进而在全国范围扩散。疫情更促使印度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加剧。中下阶层的小商小贩、流动工人等，迅即陷入面临没有收入、食物短缺的命运。现今他们担心的是，“饥饿会赶在疫情袭击前把他们杀死”，这又引发他们对“封城”措施的不满，不可能做到上下一心。在实施86天严格的“封国”令以后，为缓解上述矛盾，6月8日起，印度政府开始“解封”，复业、复工。但“解封”又导致疫情反弹，此后，印度单日新增过万，且不断创出新高，直至闹成如今模样。其实，除了“封城”等激进的抗疫措施外，印度中央政府还拨款1500亿卢比（约合21亿美元）用于购买医疗设备和防护装备，并加强对医护人员的培训，呼吁私营企业积极投入疫情防控工作。但所有这些，都解决不了印度贫困人口中的生存危机，更无法解决他们的防疫所需——甚至连口罩问题也解决不了。据有关资料显示，“新冠”病毒随吐沫飞出，一般存活时间：在干燥环境中，仅两分钟；在潮湿、低温的条件下，为两天；在衣服上，根据光滑程度，分别为几分钟到几个小时；在痰和粪便中，为5天；在尿液中为10天；在血液中为15天。可见，“新冠”病毒的最长存活期也不过15天。根据“新冠”病毒存活时间，从理论上讲，任何一名“新冠”患者，如果能隔离上3周时间，就足以能阻止疫情的传播。那么，为何印度政府采取长达两个多月的“封国”隔离措施，竟然仍然遏制不了“新冠”病毒的传播，直至最终失控? 关键在于：印度社会的抗疫实践，满足不了科学理论的要求。凭心而论，莫迪政府抗疫，主观上不可谓不力，其“封国”措施亦不可谓不严——比之“武汉封城”，实有过之而无而及。然而，同样的“封锁隔离”措施，对照中国的抗疫成果，为何效果迥异？直至形成“天壤之别”？本次中国抗疫所以能够成功，除了有中央的正确领导外，更主要的是，全靠毛主席在中国留下的余荫；而这些“宝贝”在印度是不可能拥有的。毛主席老人家走了，但他留下了亲手缔造的这一国家体制还在。历史已经证明，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只要党中央的决策正确，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即可步调一致地行动起来。“公”字当头，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就可无往而不胜。果能如此，还有什么样的人间奇迹不能创造出来? 本次抗疫斗争的成功，所发挥的恰恰正是一种国家体制的作用。放眼世界，不仅是中国，凡实行社会主义体制的朝鲜（至今仍是“无疫情”）、古巴和越南，也均能在抗疫斗争中取得亮丽的成绩；反之，凡实行资本主义体制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程度不一的全军覆没。毛主席老人家走了，但他留下了公有制的医疗体系尚未全部崩溃。在本次抗疫斗争中，正是这些公立医院和这些姓“公”的医务工作者，发挥了“救死扶伤，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们不顾自身安危、治病救人。正是这一“公”姓的医疗体系，为整个抗疫斗争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毛主席老人家走了，但他保护、提倡的中医药业尚存。屠呦呦的青蒿素再一次证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我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数百次疫情，然而，为什么至今仍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这中间无疑就有中医药的一份功劳。在本次抗疫斗争中，据“3.23”国务院新闻发布会公布的信息，由张伯礼院士等开发的中医“三药三方”，在治疗“新冠”肺炎病患中，均发挥了临床疗效，“中医药总有效率高达90%以上！”显然，正是中医药这一独门“绝技”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庆贺我国基本成功遏制住“新冠”疫情，取得抗疫斗争重大胜利的今天，人们切切不可忘却人民领袖毛主席的恩泽，否则我们将愧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愧对历史。
让我们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前进！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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