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全面理性看待粮价的合理上涨，目前粮价总体还是偏低的。改革开放40多年来，城镇居民平均收入增长了100多倍，粮价涨了不到10倍。”——《新京报》2020年9月24日北京大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明确表示，从国际经验来看，越大的经济体，国内市场规模就越大，生产出来的产品，国内的消化能力越强，国内生产总值就会更多地依靠国内循环。这种说法令人耳目一新。2000年我国货物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35.4%，2019年则下降为17.4%，按照这位经济学家的说法，2019年82.6%的国民经济是在国内实现循环。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目标之一，也是中国不惜一切代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动力。参与国际分工，可以发现自己比较优势，也可以发现自己的比较劣势。参与国际分工可以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市场，扩大生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许多企业在海外寻找到合作伙伴，生产规模扩大，经济效益提高。但不可否认的是，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对国内市场的发展关注不足。国内流通的成本甚至高于国际市场流通成本。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参与国际分工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价格体系不合理的现象，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国内市场存在的问题。要想实现经济发展，加速内循环，就必须首先解决中国国内市场流通中存在的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上理顺价格体制机制，那么，要想充分发挥国内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不可能的。笔者认为，当前我国国内市场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基础领域价格不合理。我国电力、石油、天然气、通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几乎都处于亏损状态，电力行业的整体亏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高速铁路的亏损则显而易见，高速公路亏损是一个老问题，石油天然气行业的亏损，则是国际石油天然气价格波动所带来的不利因素。解决我国国内流通存在的问题，必须改革中国的价格体系，从根本上解决资源布局不合理的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国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市场流通促进国民经济发展。首先，中央应当充分意识到，当前我国国内基础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近些年来，地方政府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投资规模越来越大，城市经营成本越来越高。如果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改变这种状况，那么，要想实现我国国内市场快速发展，将会面临非常大的困难。下大力气降低我国石油天然气价格，削减我国工业和生活用电成本，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高速公路长期亏损的问题，依靠战略资本重组，实现高速铁路的扭亏为盈，是我国国内市场流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我国电力价格能够降低三分之一，那么，生活用电和生产用电将会大幅度增加，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和生产用电需求将会刺激经济快速增长。山东一家民营企业自己建设火力发电厂，用来解决电解铝和纺织企业用电问题。事实证明，民营企业的火力发电厂电力价格远远低于国有电力企业的电力价格。当然，由于火力发电厂建在电解铝和纺织厂的周边，因此，输变电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我国虽然下大力气，通过技术改造，建设世界上超高压输变电路，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我国电力行业粗放式经营，电力价格极不合理。如果不采取断然措施，大幅度降低我国生活和工业用电，那么，我国国内循环可能会变成灾难。高速铁路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实现扭亏为盈。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资本重组，减少我国高速铁路运营管理费用和经营成本，争取在短时间内实现高速铁路的扭亏为盈。其次，传统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逐渐消失，可是，新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已经出现。工业规模化经营，导致中国工业制成品价格不断降低，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则导致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压力越来越大。虽然国家采取一切措施，确保农民种粮积极性不会因为收入不高而遭遇挫折，但是，从长期来看，我国农产品竞争优势越来越小。与东南亚等农业国家相比，中国农产品价格下跌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稳定我国农产品价格，那么，我国农产品价格上涨有可能会导致居民的实际收入大幅度减少，消费水平大幅度下降。一些农业专家认为，与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相比，我国农产品价格上涨幅度不明显，解决农产品价格相对较低问题是当务之急，如果农产品价格快速上涨，那么，农民种粮积极性就会大幅度提高，中国粮食安全就有保障。这种逻辑思维方式是正确的。但必须指出的是，农产品价格上涨关系到一个国家居民日常生活消费水平，关系到一个国家整体发展问题。如果农产品价格上涨速度过快，那么，很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城市贫民。印度是一个农业国家，印度每年出口大量粮食作物，可是，印度国内却经常出现饥荒现象。究其原因就在于，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片面强调农产品的竞争力，忽视了国内的需求，大量农产品出口国外，导致国内需求得不到满足，许多中低收入阶层居民因为没有能力购买粮食而食不果腹。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制定产业政策、完善价格体系必须优先考虑人民的需求问题，如果不能满足居民的粮食需要，那么，一切发展都变得毫无意义。中国必须一方面稳定农产品价格，防止农产品价格上涨出现饥荒，另一方面也要采取措施切实保护农民的积极性，确保中国粮食产量稳定增长。政府实施财政补贴措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农产品增长问题，但是，如果过度依赖财政补贴，那么，我国农产品价格倒挂现象可能会越来越严重。解决的方案是，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下大力气发展设施农业，尽快实现农业工业化。通过修建现代化的种植大棚，实现农业的高产稳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单位面积上生产更多的粮食，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第三，国内循环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国内循环绝对不是闭关自守，而是要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实现效益最大化。过去中国的国内循环依靠的是生产力不平衡，沿海地区生产要素逐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如果继续沿用这种发展模式，那么，中国国内要素流动可能还会继续，但是，边际效益会越来越小。最有效的解决方案是，要求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要素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中国的国内市场变成一个又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独立自主发展的市场，各个市场之间的相互竞争，才能实现国内市场大循环。过去强调全国一盘棋，防止出现重复建设，盲目投资，互相攀比，恶性竞争。现在更要强调全国一盘棋，但是，各地应当根据本地生产力发展情况，结合本地的实际培育特色产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国内大循环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中国各个省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超过许多国家。如果不考虑各个省的自然禀赋状况，鼓励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发挥比较优势，那么，我国国内循环有可能会变成死水一潭。鼓励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产业发展政策，立足国内市场，相互分工合作，通过竞争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应该成为我国制定第十四“五年规划”出发点和着眼点。全国人大已经修改《立法法》，赋予了设区的城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按照我国宪法所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自治条例。所有这些都为我国地方政府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发展规划，促进经济的多样化发展打下坚实的法律基础。全国人大应当鼓励各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灵活制定地方性法规，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应当彻底改变一刀切的状况。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应当建立在数字经济基础之上，通过提供权威性的数据，引导各地根据本地的发展规划，制定具体的投资消费政策。只有充分发挥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我国国内循环大市场才能形成。如果仍然沿用计划经济的思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资源的调配，那么，国内大市场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模拟市场，或者说是一个相对静态的僵化市场，不可能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
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来看，没有任何一个充满活力的产业是通过整体规划产生的。
中央应当鼓励科技创新，鼓励因地制宜，鼓励各地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产业发展规划。中央政府统一指导，供给信息，鼓励地方政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果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违背价值规律，损害当地居民的利益，中央可以采用组织管理或者干部调配等手段，及时解决问题。只有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我国国内循环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央反复强调坚持以人为本，目的就是要充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依靠人民群众克服困难，实现经济的发展。如果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缺乏群众观念，没有充分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那么，要想实现国内大循环是不可能的。只有消除我国国内市场流通中的肠梗阻，大幅度降低我国基础产业领域的商品和服务价格，鼓励地方政府充分发挥本地的优势，培育特色产业，中国国内大循环才能有效发挥作用。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授权】，转编自“乔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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