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稳经济”要用马克思主义，而不要凯恩斯主义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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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稳经济”要用马克思主义，而不要凯恩斯主义
2020-04-21
“稳经济”似乎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一个核心词汇。然而，许多建言者和决策者可能都没有考虑，究竟为什么会有稳经济的需要呢？难道不能不产生这种需要吗？产生了这种需要，真的就是只有凯恩斯主义一途吗？在中国一些人那里，是否陷入到了一种俗套：一说稳经济，就自然不自然地采用凯恩斯主义？这里说的凯恩斯主义是广义的，就是认为，稳经济就是稳企业，因为稳了企业，就可以稳就业，稳了就业就可以稳民生，而不管到底是用财政刺激还是用货币刺激。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在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宏观调控就成为中国稳经济的一种核心话语。如果在当时中国的所有制条件下，宏观调控还是中国自己的话语，那么，当中国所有制越来越偏向私有之后，宏观调控也就越来越像这里所说的凯恩斯主义了。2008年中国甚至推出了一个4万亿的刺激，而当时甚至还流行一种救美国就是救中国的论调。这是一种多么可笑的凯恩斯主义？——救了当时的美国，迎来了对中国的贸易战，迎来了新冠病毒！没有一个国家应该做这种“穷则兼济天下”的傻事！这不是什么事后诸葛，而是中国本来就该有的见识！不要说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真正理解农夫和蛇的故事，有点中国传统智慧，也可以有的见识。当前，人们已经明白，救美国不可能是救中国了，但一些人还没有摆脱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一遇到稳经济的问题，就容易用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框架来制定政策。这一方面是没有意识到，西方宏观经济学仅仅是西方一些人对某些宏观经济学的并不真的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没有意识到，既然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指导理论，在遇到稳定经济的问题时，首先应该问的是：马克思如果活着，会怎样来稳经济？或者问，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样来稳经济？这是一种食洋不化的会害死中国的洋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稳经济就是稳企业，稳了企业，就可以稳就业，稳了就业就可以稳民生”的凯恩斯主义实际上就是带有新自由主义的“滴注效应”。也就是，通过国家之手，把水（货币、订单）灌给（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企业，让企业如鱼得水，然后通过企业把水滴注给工人、农民（给工人、农民发工资），以为工人农民有了这点水，就可以活过来了，因而经济就可以得救，社会就可以维系了。凯恩斯主义是一种国家主义，新自由主义其实也是一种国家主义，只不过后者重在资本主义结构变更，前者重在资本主义总量救急。资本主义之所以需要总量救急，是因为当经济下行，资本主义企业会大量解雇工人，工人失去生活来源，就会成为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力量。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上台后，就采取了上山运动，接下一些失业的工人（人数可能有100万之巨），让他们上山种树架桥修路。而当二战爆发，这种上山运动就结束了。——因为这时的工厂有了大量的劳动力需求。也正是由于挽救资本主义的需要，才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当然，这不是说，凯恩斯主义一定能挽救资本主义。西方摆脱1929年的大危机，也不是因为采用了凯恩斯主义，而是因为希特勒发动二战为德国和美国创造了一种战争景气和技术景气。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也是一种总量救急，但也不是凯恩斯主义。——希特勒采取的办法比凯恩斯所主张的要系统得多，要有力得多。但希特勒的办法也有一个问题：主要靠发展军工来恢复经济，恢复就业，但军工发展了，炮弹就要打出去。希特勒如果知道不能打苏联，他的政权就能多维系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具有内在的稳定性，不存在稳经济的问题。这是否是真的？这当然是真的。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也可能有内在的稳定性。1929年的中国就没有受到西方大危机的多少影响。1949-1976年的中国，大跃进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困难，文革时期生产受到影响，都没有提出稳经济的问题。这是因为中国老百姓的民生问题根本不受资本主义雇佣制度在经济下行时期大量解雇工人的影响。只有当中国形成普遍的资本雇佣制度，才会产生稳经济的问题。所以，只要中国真的是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存在稳经济问题。而当中国看似出现稳经济的问题时，真正的问题不是稳经济，而是怎样克服资本雇佣制。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即使稳经济，实际上也只是稳一部分企业，而不可能是稳所有企业。因为无论财政还是货币，都只能使部分企业直接受益，再通过这些企业的存续，把利益扩展到社会其它企业和就业中去。这种稳经济实际上难以解决实际的稳民生问题。——一方面，经济下行时期大量家庭的生计问题无法解决，另一方面，经济正常时期大量家庭的生计也存在问题。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中有许多资本雇佣，但也无需那种迂回的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既然真正的问题是民生问题，救急就是救家庭生计之急，而不是救企业这种“缓兵之计”。经济下行时的民生问题是一种保证基本生活需要的按需分配。只要通过向困难家庭发钱，保证基本所有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中国就不需要救企业这种凯恩斯主义的“缓兵之计”。而有了这种马克思主义，各种企业也就可以根据由此产生的市场需求来安排生产，获得合理的利润。而且，通过发钱和发消费券救家庭生计之急的马克思主义的办法可以减轻财政的压力。马克思主义出于对民生的最高关怀，认为应该从根本制度上来保证民生。只要从根本制度上保证了民生，衣食住行意义上的民生就不受经济波动的影响，经济波动就无需救急，就更无需凯恩斯主义。所谓根本制度，就是尽可能地消灭僵尸资本主义（少数人没有做什么，就能赚大钱，而其他人只能望钱兴叹的资本主义），建立一种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按需分配尽管是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普遍适用，但在今天，它已经有很大的用武之地了。此次疫情还显示，对于我们所追求的经济建设到底有什么意义，是值得思考的！当中国发生疫情时，中国采取的政策是人命是第一位的，经济是第二位的。而且，在经济停滞下来后，空气质量改善了，广大的人民得到了休息。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的一种否定，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的一种试验。这也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一次宣示。而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迟迟不能实施减少生产活动的政策，主要是因为一旦减少生产，资本家就极大地减少了利润来源，而一旦一部分资本家由于利润来源减少和消失导致无法继续经营，就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链条的全面崩溃。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达使得资本主义更加难以承受这种生产链条崩溃的打击。在此次疫情冲击中，中国之所以处于有利地位，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我们国家有十八大形成的党中央的坚强的领导，二是我们国家有中医，三是我们国家还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因素。然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我们国家应该考虑大力发展中医，大力发展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来帮助我们国家未来走上更加稳健的发展道路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中医已经被大大弱化了，而在改革开放后，在反左的名义下，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基础已经遭到太多不必要的侵蚀了——不仅外资大量进入我国，而且我国的公有制经济成分的比例已经非常危险了。恐怕只有这样看，才是真正地在重大现实问题中贯彻马克思主义这一中国的意识形态。而不这样看，恐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这一中国的意识形态在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中搁置起来。而这样一种搁置，恐怕就是显示我国至少在某些领域在事实上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抱有一种叶公好龙的态度了！这恐怕就不是一种取信于民的政策了。让我们在所有国家大事中都仔细地思考是否还有进一步贯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余地吧！（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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