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虬：正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认识中的折中主义和资本中心理念

 

【摘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中，以马恩列毛为代表的经典理论焕发出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同时，在理论认识中脱离实践，二元论之上的折中主义有八个方面：一，混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本质。二，淡化直至脱离资本和劳动轴心，折中公、私所有制矛盾。三，平列各生产要素，最终质变分配制度。四，平列价值规律和效用价值论，放弃劳动价值论的指导，否定两者的对立统一性。五，将市场经济中性化，实际上是永恒真理化，抹杀资本主义属性。六，混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初级阶段理论的阶段策略性。七，对全球化两重性分析不足。八，采用以物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计量体系，缺乏以人的幸福为中心的社会主义计量指标。二元化之上的折中主义否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矛盾的普遍性，用矛盾转化的可能性否认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实践上听任新自由主义长驱直入。资本中心理念善于用马克思主义外衣乔装，经济理论界存在的不同立场说明，存在决定意识规律的刚性。在反击社资市场经济折中主义和资本中心理念上，习近平带领全党不断做出拨乱反正。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在探索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力中，长期发挥了世界经济引擎作用，其深度和广度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空前，党领导的劳动阶级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增强了国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中，一方面，以马恩列毛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在新的社会矛盾中焕发了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另一方面，相对而言，因理论偏差指导的错误实践也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理论总结总体滞后。

 

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西方庸俗经济学和修正主义在歪曲剩余价值理论上结为同盟军，歪曲的方法形形色色。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危害最大的，是用社会主义不可知论，中断全党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规律的实践认识螺旋链，虚无建国后历史，产生唯有在西方庸俗经济学的指导下，才能发展生产力的错觉。这种倾向的认识特点，是用折中主义和实用主义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而一些持机会主义态度的错误理论，脱离实践，以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姿态曲解马克思主义，助长了建立在二元论上的折中主义，造成长期的思想混乱，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探索，带来负面影响。以笔者有限的视野角度，可以观察到八个方面：

 

一，混淆以至割裂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本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消灭阶级。根本任务是手段，本质是目标。把根本任务说成是本质，就割裂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处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上陷入二元论（详见《带着问题学原著：改革开放中的二元论矛盾及其克服》），实践上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了后门。例如，我国私有经济存量占优并主导部分领域的形成，就是在理论上片面理解生产力标准下取得“合法性”的。试图用私有制来解决劳动和劳动资料、成果紧密结合，在探索企业运行规律上，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有悖于劳动者主体，在解决企业活力问题上卯不对榫。（详见《中国企业活力的规律是私有化吗？》）

 

二，在所有制方面，淡化直至脱离资本和劳动这个“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1972年版269页)，调和、折中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矛盾。一方面，在十五大提出“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后，国企和联合劳动企业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以“现代”企业制度为名，复制马克思时代就存在的股份、证券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企业运行机制，离开剩余价值理论指导，用公有制的存在形式和实现形式的理论，混淆股份制的社会性，即生产的社会性和变革后剩余价值公有的社会性；混淆按劳分配的工人合作工厂和按资分配的普通股份制；混淆公有股份或工人联合股份的“积极扬弃”与股份制自身的缺点、矛盾（详见《股份制实践中两重性的审视与问题对策》）。从而放弃阶级分析，照搬西方资产阶级产权理论，培育了“冰棍理论”、“靓女快嫁”等错误观点，为大规模私有化击鼓吹号。十五大以来，国有控股企业所有者权益占比由1998年的68%降至约三分之一，绝对值增长倍数4.65倍，相对2000年后货币发行量M2增长的12.32倍，很难确定实际增长，而同期私营工业企业所有者权益增长达190倍，出现了有悖于宪法的私有经济存量主体和主导一些领域现象。（下表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

 

 

三，在认识新的生产要素时，接受西方庸俗经济学全要素观点，平列各生产要素，最终质变分配制度。理论上流行的一种倾向是：原则上肯定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一元论观点，抽象肯定按劳分配主体，但是在具体的论证以及所谓“理论创新”中，虚化、否定按劳分配主体：或者把活劳动降为全要素中的子元素，丧失主体地位；或者扩大劳动外延，加入物化劳动、资本、土地等非劳动生产要素；或者割裂内容和形式，认为分配形式不能等同于分配制度等等，不一而足，其共性是在肯定各生产要素的作用和必要性时，淡化了活劳动的决定性意义，背离剩余价值论，用遮遮掩掩的二元论抹去资本主义经济性质。

 

错误的理论必然导致错误的实践，这种倾向合乎逻辑地助长了私有化，泡沫化按劳分配主体。实践上以培育生产要素市场为名，重新培育了近代以来空前庞大的雇佣劳动市场，完成了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主体易位演变，私有经济雇佣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中国经济网-《经济日报》2020年02月03日《共克时艰莫忘为中小企业雪中送炭》），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产生了严重的实践对立。人们不能容忍下岗国企工人和农民工成为城市底层贫民，劳动阶级附庸化，但对其根源资本和劳动的二元化理论却毫无察觉。

 

四，在配置资源上，把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的劳动价值论所指导、调节的价值规律，和西方庸俗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以平列的方式二元化，放弃劳动价值论的指导地位，否定两者的对立统一性。特别是在宏观理论上，迷信不可能实现的市场“自动均衡”及其“看不见的手”，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中，鼓励和放纵盲目和社会浪费；迷信只说繁荣，不讲衰退的选择性“市场资源配置最优”，从而形成市场宗教。

 

在运用价值规律上，自从马克思在《资本论》提出缜密的剩余价值论体系以来，列宁、毛泽东在实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捍卫了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在《资本论》和不同的文章中，从不同角度论及了价值规律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征与矛盾：

 

1，  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完全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即价值规律。

 

2，  只要存在雇佣劳动制度，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等价交换”就与占有剩余劳动的剥削存在着形式与内容的对立。马克思指出：

 

“既然每一次交易都始终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资本家总是购买劳动力，工人总是出卖劳动力，甚至还可以假定这种交易是按劳动力的实际价值进行的；那末很明显，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639页）

 

3，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又指出，在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社会主义阶段，“显然，这里通行的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4页），即依然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而不是苏联、中国共产党内曾经主张并实践失败的取消商品经济的极左倾向。

 

4，  在社会主义阶段，“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4页）；指出了价值规律等价交换背后的弊端。

 

5，  马克思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以商品等价交换形式对劳动价值的背离，对雇佣劳动制度体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粉饰：

 

“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马克思致路·库路曼（1868年7月1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81页）

 

毛泽东把马克思的主张中国化。毛泽东不仅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更是从中国商品经济落后的实际出发，一方面根据要求在工农业公有制不同形式和主体条件下，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现在商品经济还是不够，商品有大发展的余地，要大搞，要超过自给部分。中国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应该有个广大的发展。商品交换不但是城乡之间，还有间，还有对外省的交换”（《毛泽东年谱》，1959年2月23日）

 

毛泽东批评了“割资本主义尾巴“，”还是留一点吧！割尾巴，那还不割出血来，还能不疼？”（《王震传》编写组，观察者转自中华网，2013-11-13，https://www.guancha.cn/ZhongHuaWang/2013_11_13_185329_s.shtml），把带有资产阶级法权的价值规律看作伟大学校，以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对于三大差别、商品制度等实际上的不公平，在晚年提出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毛泽东年谱》，1975年2月18日）。毛泽东指出：

 

“现在要利用这个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毛泽东年谱》，1958年11月9日）

 

马恩列毛的这些主张和西方庸俗经济学排斥劳动价值的价格函数，供求关系、边际理论及其引发的竞争是截然不同的。毛泽东说限制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中的资产阶级法权，依靠的是什么呢？依靠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用劳动价值论分析，干预供求、竞争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对雇佣劳动市场必须要把握的底线，但是市场宗教对于马克思主义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或者陌生，或者无视。价格和需求互为因果等盲目、混乱观点充斥于经济领域和理论界，助长着生产的盲目性和两极分化。

 

五，在对市场经济性质的判断上，将市场经济抽象化、中性化，实际上是永恒真理化，抹杀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属性。调和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把市场法则不加分析地当做社、资通用的抽象法则、或者当做现代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而盲目崇拜。（参见《抽象的“市场经济”是潜伏危机的乌托邦》）因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存在，用因噎废食的态度全盘否定计划手段，污名化计划经济，否定或贬低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市场自由化中，近年以互联网金融创新改革等名义出现了全社会性高利贷或庞氏集资骗局与泡沫。这些市场自由化的资本中心、利润至上原则，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作为医、患的公敌，得到一次明显暴露。其消极性受到人民群众的反对，在新自由主义观念长期盘踞的学商官的一些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醒悟。

 

六，在经济指导理论上，存在着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初级阶段理论的阶段策略性相混淆的倾向。这种倾向教条地理解马克思的“两个绝不会”，认识滞后于信息化时代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冲击，在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时，不能及时重视以先进的企业家为首的广大劳动阶级在科技和生产力创新的同时，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的创新。在认识作为全球经济引擎的中国经济自身时，低估了用计划手段干预市场盲目性的重要优势。有些观点原则上同意探索公有制创新，但在工人阶级创新实践面前，又习惯用原有全民、大集体等有限视野做出评判，评头论足，叶公好龙。华为、海尔等一批明星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不仅在生产力而且在生产关系上不断创新，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对于直接威胁帝国主义美国，引起其举国打压的华为，理论界对其从社、资矛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理论总结滞后。而在经济和社会运行中一些部门把改善民生不自觉地转向以资本中心，如在公共服务领域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向私人资本倾斜的举措，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反对。

 

七，对全球化两重性分析不足。用“享受到全球分工的巨大利益”的单方受惠心态，认识对外开放，实质是否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矛盾的普遍性和不可调和性。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在强调全球化产业链代表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必要性时，对垄断资本全球化掠夺和贸易壁垒的两手政策缺乏警惕；对待美国两党两院代表的垄断资本从吮吸巨额利润到全面一致遏华，对粮食、金融、科技研发、品牌战略、生产供应链等方面的风险防范不足，时常处于被动。例如以产业链等各种理由，在生物科学危及粮食、健康命脉方面，在自来水、盐等事关人民扼喉生计的合资经营方面；在金融单方面开放方面；在迷信市场换技术，“造不如买”方面；在品牌反围猎方面等等，缺乏警觉，缺乏华为“备胎”式长远战略，承受了与世界经济引擎不对应的国家经济安全上的被动。

 

八，采用以物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计量体系，缺乏以人的幸福为中心的社会主义计量指标。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通过劳动价值创造更多更好的使用价值和精神财富；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创造更多剩余价值，两者是截然不同的体系。按照资本中心，GDP指标服务于记录资本集中、垄断，脱离生产趋势中的经济规模，混淆生产性收入和非生产性收入，内在地鼓励社会经济去实向虚。例如驱动货币超发，恒定通货膨胀趋势，以利于资本剥夺社会财富；鼓励破坏环境；一些资本中心理论批评马克思主义歧视服务业，以掩护家族基金会等私人金融资本攫取社会财富。

 

思想认识上的二元化的特点是否定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矛盾的普遍性，否定资本和劳动矛盾的普遍性，最常见的倾向是，用新时代、新实践出现的非本质特征取代社资矛盾的本质特征，回避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用矛盾转化的可能性否认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表现了典型的折中主义。这种思想上的折中调和，反映在实践、认识中，就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变成大门洞开，听任新自由主义长驱直入。列宁指出：

 

“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最容易欺骗群众，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作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列宁选集》第3卷127页）

 

我们揭露折中主义，是因为只有在清晰把握社资矛盾中，才能汲取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切积极成果，才能在对立统一中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正确的态度被片面理解“不争论”和“斗争扩大化”或污名化为“守旧”所否定，只能在矛盾长期积累，经历曲折后，依托社会实践结果，用问题导向，矛盾分析来解决，并在实践中做出新的理论总结。十八大以来这个条件逐步具备。

 

资本中心理念的乔装。长期以来宣传极端市场化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近期发文，称改革尚在半途，全文八条献策居然几乎全是政治改革内容，反映了其“经济学科学”的图穷匕见。吴先生所主张的“现代市场经济”，一如既往地反映了一种吴氏话术，如在其曾经的国有经济“有进有退”主张下，欲擒故纵，国企占比大幅度萎缩；这次则改头换面为“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的干预”，釜底抽薪，吴先生认为：“国有经济的规模仍然很大，而且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保持着政府赋予的行政垄断权力”，意图对其所说“占据制高点”的幸存公有经济进行最后一击。这不禁让人想起了1990年夏季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强调的相同口吻：“国家所有制的垄断性独占性的统治是造成苏联经济危机状况的主要原因”。吴先生还善于声东击西，以人民痛恨的特权权贵为靶子，掩饰资本主义性质市场经济的阴暗面在人民生活中的无恶不作，以平息民怨；还习惯以局部性“市场失灵”提法粉饰资本主义市场的周期性潜在危机，以“规则基础上运转”粉饰市场经济的盲目性，擅长描绘市场自动均衡的海市蜃楼。总而言之，只要对照市场经济的客观效果，看清吴先生观点中老练的马克思主义装饰技巧，分辨他的资本中心体系、立场，并不困难。

 

我国自九十年代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以来，在不断探索的宏观调控手段下，虽然没有出现经济危机，但是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2015年底开始，在习近平倡导下，实施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举措，近年来提出的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以及稳健的货币政策等，多为针对市场自由的计划性质手段，以此构成反周期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长期形成的深层次矛盾构成的新常态，成为经济形势长期向好的阻力。总之，在运用价格体系，竞争机制，周期分析，遵循价值规律等工具时，正视自由市场盲目性的社会生产方式浪费，客观评价市场配置资源效率，深入总结十九大指出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中的具体内容，总结在汲取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成果中的沉没成本，才是全面的。总结以往，可以断定，如果不正确对待效用价值理论的引导，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矛盾尖锐化，必然令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两极分化、人民相对贫困的矛盾两大矛盾的不断加剧。这个现实和可能性与折中主义及二元论理论的因果联系，是需要正视的。

 

经济理论界存在的不同立场说明，存在决定意识规律的刚性。在反击社资市场经济折中主义和资本中心理念的乔妆上，习近平代表党和人民的立场，不断做出拨乱反正。针对有些人抓住“两个毫不动摇”做私有化文章，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学集体学习中提出新的两个不能动摇：

 

“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在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方面，习近平提出：

 

“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我们在新时期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出了方向。

 

（本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系列文章之二，之一是（《抽象的“市场经济”是潜伏危机的乌托邦——兼与某学者同志商榷》），之三主要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实践中斗争转化的总结，其后续酝酿文章为学习习近平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探索中的拨乱反正和团结艺术，待续）

 

202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