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保平张星星：高质量发展对中国发展经济学新境界的开拓

任保平张星星：高质量发展对中国发展经济学新境界的开拓

2019-12-03

任保平经济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西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变化开拓了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新境界：一是开拓了中国发展经济学发展观的新境界，二是开拓了中国发展经济学发展目标的新境界，三是开拓了中国发展经济学发展任务的新境界，四是开拓了中国发展经济学发展模式的新境界，五是开拓了中国发展经济学发展动力的新境界，六是开拓了中国发展经济学发展动能的新境界，七是开拓了中国发展经济学发展战略的新境界，八是开拓了中国发展经济学发展型式的新境界。

经过新中国7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52年中国经济总量为679.1亿元，占世界的比重仅为5.2%，2018年经济总量为90.0309万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5%。我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了工业化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逐步向经济强国迈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同时应该从学理上“系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经验，回应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面临重大发展问题的挑战”。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开拓了中国发展经济学的新境界。

一
开拓了中国发展经济学发展观的新境界

发展观是一个国家对什么是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总的和系统的看法，是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思想观层面上的体现，是发展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经济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了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在不同的阶段背景下，发展观也随之不断变化，从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观，到20世纪末的“发展是硬道理”的发展观，再到21世纪初的“科学发展观”。当前迈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新发展理念成为新的发展观，新发展理念系统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借鉴了国外发展的经验，适应了新的发展要求。高质量发展体现了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国化与现代化。五大发展理念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发展观的新境界，是发展观的一次重大创新。（详见图1）

图1 五大发展理念开拓新境界结构图

（一）创新发展开拓了发展动力理论的新境界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经济发展的速度、效能以及可持续性皆由发展的动力决定。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新时代，我国要着重提高创新能力和科技创新水平，提高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扩大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挥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推动经济发展速度的提高，提升经济发展的效能，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协调发展开拓了发展结构理论的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调发展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不平衡问题在经济发展中更加突出。我国经济发展亟需转向协调发展，增强新时代发展的整体性，推动新时代的供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空间结构以及相应的发展战略趋向均衡。新时代对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一是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等整体协调发展，以及代内、代际之间的协调。二是需求侧方面，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和出口的“三驾马车”之间作用的协调。三是推进产业和区域的协调发展。

（三）绿色发展开拓了新时代发展财富理论的新境界

在传统发展经济学中，财富仅指物质财富。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在原有财富论的基础上，引入“人-自然-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观点，形成了新的财富论，进一步强调了自然资源在财富构成中的重要性，推出了绿色财富的思想。绿色财富是实现经济、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前提下满足物质财富、生态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称。在财富性质上，绿色财富创造的是生态型、环保型和健康型的财富。在财富创造方式上，注重技术在财富创造中的地位与作用。在财富实现方式上，绿色财富能给人们带来收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不仅是强调要保护环境和生态问题，还是治理和改善过去发展所遗留下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提供更多优质的人民美好生活所需要的高质量生态产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财富观。

（四）开放发展开拓了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新境界

开放发展强调从融入全球化到主导全球化的转变，使我国由经济全球化的从属地位转变为主导地位，这对我国开放型经济提出了转型升级的新要求，那就是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博鳌论坛上指出：“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新时代，我国要更加深入的融入世界经济的发展浪潮中，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中，为我国发展创造内外联动的条件。高质量发展就是高水平的国内市场经济与高水平开放的结合，这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中要进一步优化我国的区域开放布局，推动我国更深层次的开放，提高我国的总体对外开放水平，利用好国外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灵活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科学应对国际经贸摩擦，增强我国的国际经济话语权。抓住技术和产业革命的重要战略机遇，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迈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

（五）共享发展开拓了发展目的理论的新境界

共享发展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思想，就是要在新时代实现改革和发展成果全民共享。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时代，我国一方面要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构建实现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以共享发展来解决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建立资本与劳动的协调、共赢机制，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另一方面还要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推进人的现代化进程。

二
开拓了中国发展经济学发展目标的新境界

经济发展目标是指经济发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最终应达到的水准。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要解决的问题不同，经济发展的目标也是不同的。以生产本身为发展目标的发展主要解决的是生产力发展问题。以收入为中心的发展目标主要解决的是富裕问题，以满足基本需要为中心目标的发展主要解决的是经济落后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针对当时贫穷落后的状态，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国家富裕，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方式是数量型增长，以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矛盾。经过新中国70年的发展，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富裕的发展目标已经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由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开拓了发展经济学发展目标的新境界。高质量的发展就是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的升级版。

（一）质量变革实现了数量型发展向质量型发展的转型

质量变革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保障。质量变革旨在提升产品质量、生产质量和生活质量，其中提高产品质量是基础，提升生产质量是关键，提升人们的获得感、安全感和体验感，全面提升生活质量是目标。新时代，我国应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生产质量，推进供给体系转型升级。要积极推动产品质量的提升，增加有效供给，在技术档次、产品质量以及安全和卫生等各方面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提供更多的优质产品，一方面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二）效率变革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型发展向质量效益型发展的转型

效率变革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效率变革旨在通过生产效率、市场效率以及协调效率等不同方面的变革来拓展效率视野、提升效率层次、追求效益优先。新时代，我国要从根源上解除效率变革的障碍，加快各个层次效率变革的进程。具体而言，宏观层面要注重宏观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全面提高教育水平，提升人力资本质量，为宏观效率变革提供根本保障。中观层面要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市场化进程，有效去除过剩产能、落后产能和污染产能，全面构建三次产业协同创新体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微观层面要改善营商环境，推动企业效率提高，加大创新投入，优化研发投入，提高技术创新水平。

（三）动力变革实现了从要素驱动型发展向质量效益型发展的转型

动力变革是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动力变革是指经济发展动力的调整，即在创新发展动力、结构发展动力、城镇化发展动力以及产权保障动力等各方面有所调整。创新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驱动力，能够有效促进生产能力的提升，推动实现协调发展。结构发展动力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动力结构以及要素结构来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城镇化发展动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外部拓展，通过发挥在劳动要素分布结构、配置水平、协调能力中发挥作用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产权保障动力是指推进现代产权制度建设，以加强产权保障激励企业投资扩张和产业创新发展，进而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新时代，我国要加快通过创新发展动力、结构发展动力、城镇化发展动力以及产权保障动力等不同维度推动我国的动力变革，以顺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落实新发展理念，有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新时代，我国通过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在解决过去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同时，也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切实转到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可见，推动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成为我国科学发展的时代主题，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要求和战略目标，开拓了中国发展经济学中发展目标的新境界。

三
开拓了中国发展经济学发展任务的新境界

经济发展任务是国强民富，这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国家要强盛，二是人民要富裕。其中，民富是国强的目的，也是国强的标志。进入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后，中国步入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国家富裕的任务基本完成，“富民”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也是我国当下推进经济改革以及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当着重考虑的关键点，即考量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能否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让人民共享。富民既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经济学的任务，也开拓了中国发展经济学中发展任务的新境界。

（一）开拓了以富民为目标的新境界

中国发展经济学以“富民”为目标，“不仅涉及加快经济发展问题，还涉及经济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如何才能使人民群众得到最大收益、最大的社会福利问题”。一方面要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好”强调质量，“快”强调速度，“好”放在“快”前面，就是追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发展观的新境界；另一方面，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人民富裕。既要不断加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还要在居民收入普遍提高的基础上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推动居民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新时代，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向高质量转型必然要求坚持质量第一，效率优先的基础导向，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的发展理念，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的发展。

（二）开拓了实现人民富裕的新境界

“让人民富裕”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体分两步进行，一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二是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已经逐步实现，当前我国要注重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推进共同富裕的实现。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要注重共享发展，有效吸收“包容性增长”和“益贫式增长”模式中的有利之处，推动建立资本与劳动的协调、共赢机制，有效调节收入分配。迈入新时代，人民的富裕水平已经不仅以收入水平为衡量指标，更要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这就要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增加物质财富，还要注重精神财富和生态财富等协调发展；既要实现人民物质富裕，也要实现人民精神财富和生态财富等其他方面的富裕。

（三）开拓了以人为本转向追求人的现代化发展的新境界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已逐步从强调以人为本转向了追求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也即人的身体素质、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均达到现代化水准，以此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推进实现以提高人的素质和变革生活方式为主体的人的现代化。可见，随着国家富裕目标的实现，“富民”成为经济发展中新的关注点，开拓了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中经济发展任务的新境界，是经济发展任务的一次重大创新。

四
开拓了中国发展经济学发展模式的新境界

发展模式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的历史、经济、文化背景下的发展方向、发展体制和发展战略等的选择，包括发展机制、运行原则、发展结构、发展本源等。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后，经济发展的新目标、面临的新问题均要求我们摒弃过去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即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型。这一转型的实现必然要进行发展模式的创新，开拓经济发展模式的新境界。这就要以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为核心，通过转方式、调结构以及创新发展等手段，将中国经济引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来，开拓以质量效益为基础的发展模式的新境界。

（一）实现了发展模式的升级

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在质量效益的基础上，强调在诸多领域推进经济结构的全面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的发展。“质量第一”指的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强调经济运行质量，提升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强调财富分配质量，形成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各种生产要素有序参与分配的有利局面，不断扩大我国的中产阶层占比，缩小贫富差距；强调要素利用质量，推进我国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追求速度向追求质量转变。

（二）实现了向质量效益型发展的转变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效益优先”则高度聚焦要素配置效益、生产创新效益和质量组织效益等三个方面。其中，要素配置效益是指随着要素市场化的不断发展，要素配置结构的不断优化，使存量要素和资源得以配置到生产效率较高但保障能力却相对不足的领域，以提高产出效益；生产创新效益是指通过科技创新和模式创新等方式，推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优化原有的生产体系，进而实现产出效率高、生产模式新、成本控制好的目的，以提高产出效益；市场组织效益是指通过搭建良好的交易平台，建立优化的制度体系和管理体制，形成有效的市场机制，进而提高市场匹配能力，扩大交易空间，提高竞争效率，推动交易环境的效率提升和收益增加。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要全面提升要素配置效益、生产创新效益以及市场组织效益，推进实现质量效益模式的实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确立了效益优先的发展标准

质量第一是高质量发展的运行基础和内在要求，而效益优先则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和核心目标。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追求速度与质量效益的同步提升，不能仅以 GDP为唯一标准，也要重点考量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要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列入考量标准，注重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与此同时还要着力缩小我国的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让人民群众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可见，追求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型，开拓了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中经济发展模式的新境界，是经济发展模式的一次重大创新。

五
开拓了中国发展经济学发展动力的新境界

经济发展动力是指经济运行与发展的驱动力量。迈克尔·波特通过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认为经济发展阶段不同，驱动力是不同的。他把经济发展划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四个阶段。创新驱动是经济转型发展的必经阶段，是经济体系、技术、制度、知识等多方面结合协同作用的结果。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特征，发展目标由摆脱贫困转向了基本实现现代化，由建设经济大国转向建设经济强国。为此，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必须实现发展动力的转换，即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因此，高质量发展开拓了中国发展经济学中发展动力的新境界。

（一）强化创新引领新时代发展的动力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围绕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创新驱动是大势所趋。”科技创新是全面创新的引领，应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成为产业创新的动力，推动新经济培育和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转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认识到，从发展上看，主导国家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新时代，要充分发挥创新的引领作用，积极鼓励知识创新、科技创新、产品创新，为经济增长注入新活力，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强国的建设。

（二）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

抓住科技创新中自主创新的关键作用，推动科技创新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跟踪模仿与并跑领跑并存转变。提升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效率，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提升自主创新的动力作用。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指出：“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因此，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利用我国较强的产业专业化能力以及强大的科技人才储备，强化基础研究，突破关键领域的技术难关，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三）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支持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瞄准国际标准提高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培育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鼓励融合科技创新的科技创业，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依靠创新驱动，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绿色发展，进一步提高生产过程的附加值水平，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可见，创新驱动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经济强国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

六
开拓了中国发展经济学发展动能的新境界

经济发展动能是指经济发展动力作用于经济运行而积聚的社会生产能量，经济发展动能的决定因素是技术创新水平。传统动能以传统技术、产业、模式为基础，以资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为条件。而当代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以知识、技术、信息等先进生产要素为支撑。在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发展的动能是不同的，改革开放初期阶段，农村工业化是新动能，而到了发展外向型经济阶段对外开放就是新动能。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时代，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亟需为经济增长注入新活力。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是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新动能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也是改造提升传统动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培育和发展经济新动能就是要给经济增长注入新活力、新能量。长期以来，我国都面临着“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需要处于主动地位和主导作用，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出增速、满足需求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进入新时代，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逐步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的动能也发生了变化。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水平，优化供给的结构和体系，满足“以人为本”的多层次、个性化和灵活性需求成为新的经济发展动力。供给体系的质量、运行结构、组织方式和创新机制成为经济增长动力变革的重要基础。因此，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我国新动能的培育与形成需要供需双侧协调发力。可见，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对经济发展提出培育新动能的必然要求，开拓了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中发展动能的新境界，是发展动能的一次重大创新。

（一）培育供给侧新动能

在供给方面，通过创新驱动、结构调整、制度变革等手段培育供给侧新动能。充分发挥创新的驱动作用，抓住世界新产业革命带来的新机遇，鼓励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以及制度创新等不同层面的创新，转变动力机制，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以新业态、新模式推动我国创新型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要强化产品创新，加快形成科技创新和产品创新有效衔接的机制，切实在供给端提供更多优质产品。要加快结构调整，着重解决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产能并存的结构性问题。推动供给结构优化升级，满足居民消费需要在健康、安全、卫生、档次等各方面的新变化，加强补给中高端消费的供给。与此同时，还要通过去产能、去库存等手段解决无效低端产能过剩的问题，通过结构调整的方式推进新旧动能的转换。积极推进制度变革，一方面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有效监督去产能、去库存等去除无效产能和落后产能的举措有效实施；另一方面，要建立配套措施，在积极鼓励创新的同时也重视各方面高端人才的供给与培养。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为新动能的培育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重振需求侧的动能

在需求方面，通过消费、投资、出口需求协同拉动重振需求侧动能。并积极推动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一方面要引导消费者形成科学合理的消费观，朝着智能、绿色、健康、安全方向转变；另一方面要全面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升居民消费能力，鼓励中高端消费者个性化、定制式消费，同时也将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要作为重点，提升社会消费力。投资方面要紧跟产业革命的步伐，加大在创新产业方面的资金投入，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减少在落后淘汰产业方面的资金投入，充分发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促进新旧动能的转换。出口方面，也要积极为新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大的市场空间，积极带动新动能的培育。

七
开拓了中国发展经济学发展战略的新境界

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长期性问题的总体谋划，包括战略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阶段等。发展战略必须从国情出发，选择适合国情的目标与途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一般包括传统发展战略与现代化发展战略。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对的已不再是单纯的发展问题，而是需要着重关注发展起来以后的后现代化问题。相应地，过去的追赶战略已无法有效解决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后现代化问题，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中国发展经济学发展战略的创新，开拓了发展战略的新境界。具体而言：

（一）在战略思路上，高质量时代中国发展经济学要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创新为第一驱动，以知识、技术、信息和人力资本等先进生产要素为核心，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以解决后现代化问题为核心，推动实现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为核心的新时代经济现代化，以追求公平、效率、秩序、民主、正义为核心的新时代政治现代化，以城市和城镇深度融合发展为特征的新时代社会结构现代化，以提高人的素质和变革生活方式为主体的新时代人的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强国。从高质量的发展目标、现代化经济体系、多维度的现代化格局等各个层面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从短期战略向长期战略转型、从总量战略向结构战略转型、从赶超和追赶战略向质量效益战略转型。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从战略思路，到战略目标，再到战略措施共同开拓了中国发展经济学中发展战略的新境界。

（二）在战略目标上，高质量发展时代中国发展经济学要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要由过去的制度创新转向以建设创新国家和现代化强国为内容的综合创新。高质量的发展应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满足五大发展理念提出的发展要求的发展，是有效配置资源、高质量的投入产出比的发展，是经济增长速度处于合理区间的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就是要通过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本协同发展，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观体系，逐步形成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求我国坚定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将创新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加大整个社会对创新活动的投入，推动科技创新能力持续提高，充分发挥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建设现代化强国即要求我国全面提升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推进实现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社会结构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推动我国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为人民群众创造幸福安康的生活。

（三）在战略措施上，高质量发展时代中国发展经济学要推进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生态化的协调同步发展，以“强起来”为目标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生态化协调同步发展，并不是强调“四化”齐步发展，水平一致，而是有先有后，补齐短板实现协调发展，也不是“四化”各自孤立推进，而是彼此相互促进，各个领域深入融合，共同发展。以“强起来”为目标构建的新时代对外开放新格局要求我国要抓住时代发展的新机遇，重塑我国对外开放的新优势，培育开放发展的新动能，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优化我国的区域开放布局，拓展对外开放空间，实现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开放，积极推动我国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提升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同时从战略思路、战略目标以及战略措施等各方面推进从追赶战略向质量效益战略的转型，围绕解决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后现代化问题，推进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高质量发展。

八

开拓了中国发展经济学发展型式的新境界

“发展型式”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提出，他认为“发展型式”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领域的系统变化的概括与提炼。发展型式具体指以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发展，是发展过程中某些重要领域的变化而不是整体的变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发展型式是不同的。我国早期的发展型式是围绕解决贫穷落后问题而形成的，这种发展型式以速度为目标，发展生产力为途径，以要素投入为动力、以规模扩张为方式实现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时代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中国经济面对的不再仅仅是发展问题，而是发展起来以后的现代化问题，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围绕变化之后的主要矛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新问题，开拓了发展型式的新境界。

（一）以发展质量为目标

以发展质量为目标就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基本原则，注重提升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提高要素配置效益、生产创新效益以及质量组织效益，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切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从产品质量、生产质量以及生活质量等不同方面共同推进质量变革，带动经济发展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重需要。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推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依靠创新驱动，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绿色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要瞄准世界科技的前沿，努力实现引领性创新成果重大突破的实现，加快实现研究成果的有效转化，推动科技领域、产业领域的信息化发展，逐步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切实实现新时代经济发展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二）以效率提升为方式

效率提升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发展动力的重要方面，效率提升的本质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把握拓展效率视野、提升效率层次、追求效益优先关键方向下，同步提升生产效率、市场效率和协调效率，推进新时代发展型式的转变。生产效率强调要素配置效率、企业运行效率、生产组织效率等。市场效率强调市场准入效率、市场匹配效率和市场交易效率。协调效率则主要是经济与生态协调运行的效率。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快解除效率变革的阻碍，从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层面推进我国的效率变革，推动效率提升，带动经济发展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变。不仅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要满足人民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各方面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愈发广泛的需要。这就要求我国在继续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同时，加快现代化建设，注重推进人的现代化水平提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以现代化建设为主线

以现代化为主线就要以经济现代化为先导，然后逐渐向政治、生态、社会等多个维度拓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满足人民的物质富裕到逐步实现人民的精神富裕，逐步实现从基本实现现代化到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现代化蓝图。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快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同步”的现代化，建设现代化国家创新体系，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推进现代化进程，带动我国经济发展型式的转变。可见，新时代我国在发展目标、发展动力、发展方式、发展目的以及发展主线等各方面都呈现出新的变化，共同开拓了中国特色发展经济学中发展型式的新境界，是发展型式的一次重大创新。

（作者：任保平，经济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西北大学研究生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星星，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来源：昆仑策网，原文刊于《东南学术》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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