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至少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就是除特殊性情况以外的中西部县以下区域很难再是城市化的合适地点，中西部地区农村就地城市化当然已经没有可能了，乡镇也不再是城市化的合适地点，苏北、山东合村并居，让若干村农民集中起来上楼居住，看起来农民也与城市居民一样上楼，农民貌似城市化了，这显然是想当然，因为农民上楼了却没有就业，这样的上楼就不可持续，也当然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德州合村并居现场
一
1988年读大学就写了一篇“中国现代化的小城镇途径”，发表在自己办的学生社团刊物《调查与评论》上。一看文章题目就知道受费老影响，当时以为，中国可以走与欧美不同的就地城市化道路，其中关键是先通过乡镇企业来发展乡村工业，农民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没有想到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即纷纷改制和关闭，正规制造业很快就代替了乡村工业，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远离家乡，进厂进城，尤其集中到沿海发达地区务工。农民家庭中，中老年父母仍然留村务农，获得务农收入，年轻子女进城获得务工收入。农村人口减少了，进城务工子女获得务工收入，农民家庭既有务工收入，又没有减少务农收入，家庭收入增加了，因此可以在农村翻盖新房，也有更多收入参加人情，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农村因此变得更加繁荣。
进入新世纪，进城农民不再只是从城市务工经商赚钱回农村消费，而开始谋划在城市买房安居。进城青壮年农民务工经商收入很难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买房安居，他们开始在家乡的县城买房。中西部地区县城就业机会少，收入也比较低，农民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务工经商获得收入，回县城买房，他们买房主要是为了让子女受到更好教育，也是为自己退养做准备。他们必须仍然在县城以外务工经商，否则他们就缺少足够支付县城买房的按揭还贷能力。
在外务工农民将积蓄用于在县城买房，提高了县城消费能力。农民在县城买房，县城地价飙升，土地财政收入成为县级主要收入来源，农民买房推动房地产的发展，房地产拉动就业，拉动消费，增加税收，增加财政收入。农民将在沿海和大中城市务工获得收入用于县城买房这事太好了，县委书记最高兴。县委书记几乎是本能地推动农民返乡（县）买房，进城买房。
农民在县城买房是要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县政府因此将更多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集中到县城，不仅将所有高中集中到县城，而且将越来越多初中也集中到县城。县里还有意无意鼓励“无房不嫁”，年轻人不在县城买房子都不好意思说媳妇。越来越多农民进城买房推动县城房价持续上涨，房价上涨又证明之前贷款买房是多么聪明正确的选择，从而鼓励更多农民在县城买房。
农民家庭在县城买房当然有很大经济压力，仅靠进城务工年轻人的收入肯定是买不起房的，因此，农民家庭中，父母将历年积蓄拿出来支持子女在县城买房。过去进城子女将务工收入拿回农村翻建新房，现在变成农村留守父母将务农收入用于支持子女在城市买房。农村不仅人进城了，而且资源也从农村流入城市，农村真正衰落了。
农民在县城买房了，他们因此可以享受到远比农村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过，中西部县城普遍缺少就业机会，更缺少高收入的就业机会。因此，在县城买房，年轻人很难真正在县城生活，他们不得不继续到沿海发达地区或大中城市寻找较高收入的就业，以及他们的父母不得不继续留在农村务农以获得支持进城子女的农业收入。在县城买房农民当然也会利用县城有限就业机会，尤其子女上学需要有家人陪伴时，县城就业收入低却可以陪伴子女上学，这样的农民家庭就更加依赖父母在农村的农业收入。
缺少就业机会的县城当然不是农民进城的目标，因为缺少收入的城市生活还不如农村生活。农民即使在县城买房了，农民却未能实现在县城的安居，农民家庭中的年轻人照样到就业机会多的大中城市打拼，他们的父母照样在农村务农。县城卖出去的很多房子无人居住。
虽然农民即使在县城买了房子也没有办法在县城安居，不过，农民买房所显示出来的巨大购买力及因此给县级带来的土地财政收益，却会极大地鼓励县委书记的发展雄心。尤其是在县委书记权力集中的情况下面，他们很愿意运用集中起来的权力在县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中大展宏图。每个县委书记都期待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权力来招商引资，来发展产业，来建设城市，每个县委书记都愿意成立各种投融资平台来获得贷款让城市建设提档升级，因此，每个县委书记都在规划建城市中心公园，建体育馆、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建标志性建筑，建新医院新学校，建环城绿道。
也是因此，贵州独山县城市建设形成400亿债务，陕西贫困县镇安县花7.1亿元建豪华中学，西部一个只有40万人口的县级市据说近年投入1800亿搞建设，河南一个贫困县仅PPP项目就立项400多亿，就不奇怪了。实际上，近年我到全国几乎所有县市调研，县委主要领导都有宏伟蓝图，都要在短期内发展县域经济和大跃进进行城市建设。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制造业的发展，中西部县域经济其实是没有发展起来的空间的。仅靠外出打工农民工回县城买房所形成的相当有限的土地财政收入，是不可能支撑起县域经济繁荣，也是不可能支撑得起县主要领导宏伟蓝图的。县政府成立的各种投融资平台的融资借款，将来也很难有返还能力。
实际上，中国制造业高度集中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中西部地区县一级发展制造业的空间已经不大了。县域经济发展最好的百强县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属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城市带的有机组成部分。若从经济集中度来看，中国经济越来越集中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及大中城市，中西部县域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占比已经很小，而且会越来越小。
其中道理也很简单，就是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更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和研发能力，地市级城市也许才是发展制造业的最低层级的城市，也就是说，地市级以上城市才可能创造出足够多的就业机会，也才可能是大多数农民进城可以最终落脚之地。
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年全国百强县名单
二
当前一个时期，农民进城主要是到沿海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务工经商，到县城买房。将来县城能否成为农民进城的终点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在我看来，绝大多数中西部县城都不可能是农民进城的终点，因为绝大多数县城都缺少就业机会。当前主要依靠中西部农村农民到沿海地区务工经商再将主要收入拿回县城买房所刺激起来的县域经济、城市建设和土地财政是不可持续的。被外出务工农民工返回县城买房所激励起来的广大中西部地区县委书记们的雄心是值得警惕的。搞不好，中国大多数中西部县城就变成了贵州的独山县，县域经济就成为中国经济的毒药。
以笔者意见，当前中国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重点在地市一级而不在县一级。地市是中国城市化的重点和起点。县一级城市化多是消费性的城市化，县级城市建设应当有所节制。
无论县一级城市建设是否应当节制，以及县城是否是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合理起点，当前中国至少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就是除特殊性情况以外的中西部县以下区域很难再是城市化的合适地点，中西部地区农村就地城市化当然已经没有可能了，乡镇也不再是城市化的合适地点，苏北、山东合村并居，让若干村农民集中起来上楼居住，看起来农民也与城市居民一样上楼，农民貌似城市化了，这显然是想当然，因为农民上楼了却没有就业，这样的上楼就不可持续，也当然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在县城以下为农民建楼，这些地方既脱离农业生产，又缺少二、三产业就业机会，这些地方的上楼就是纯消费性的，也就是不可持续的。这些地方的上楼结果就只可能是制造了一堆钢筋混凝土垃圾，很快就难以持续而被抛弃。
相对来讲，虽然农民城市化就是农民进城，也就是农民离开村庄，村庄因此衰落，不过，村庄仍然是生产性的，因为农民在村庄中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从土地中获得收入。而且村庄生活成本低，村庄熟人社会使社会互助变得容易。农民正是在村庄依据自己的家庭状况采取自认为最佳家庭策略进城的，他们对自己情况最了解，也对自己决策负最后责任。农民进城，往往是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老年父母留村、青壮年子女进城，农民为防进城失败，一般都愿意保留农村这个退路，正是农民有退路，中国国家现代化才有出路。
村庄是生产性的，是农民进城的出发点，又是进城失败时的退路，中国城市化是一个长期的战略，村庄因此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乡村振兴显然不是要让农村变得比城市更好，从而吸引城市人来乡下居住，而是要为持续进城农民提供村庄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一个稳定的生产性的可持续的村庄，正是中国稳健而高速城市化的前提。
2020年8月16日晚上
（来源：“保马”微信公号；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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