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怎样正确解读“二战”历史？——摘下“欧洲中心论”历史观的有色眼镜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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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昌明：怎样正确解读“二战”历史？——摘下“欧洲中心论”历史观的有色眼镜
2020-05-15
【作者按】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借纪念之名，美英等西方国家又掀篡改、歪曲“二战”历史歪风，抹煞苏联和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巨大贡献；胡吹美、英作用，为其现实的霸权主义服务。为正确解读“二战”历史，以正视听，特重发本篇旧文（原文写于2015年），此次发表作了一些文字修改。
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然而，不同立场解读历史，却可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美国人认为，美国是“救世主”，是它的两颗原子弹拯救了世界，避而不谈早年怂恿法西斯侵略——特别是1931到1941长达10年的“助日侵华”政策；
英国人“以败为荣”，还在大谈敦刻尔克撤退的“胜利”；俄国人认为，是他们（前苏联）顶住了纳粹的疯狂进攻，解放了欧洲，至少把东欧、中欧从法西斯占领下解放了出来；日本人则在忙着把搜集到的１.４万份（写满了军国主义的“玉碎”、“忠君”字样）臭名昭著的“神风特攻队”遗物，作为“积极和平主义”的宝贝——向联合国申遗！那些政客们正在争相参拜靖国神社，在继续否定有关南京大屠杀和有关慰安妇的罪行；中国人似乎突然醒了，正在筹备9月3日——今年第一次隆重举办有外国首脑出席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
再看那些林林总总有关“二战”的历史著述，几乎无不烙上了“欧洲中心论”历史观的印记。长期来，我国史学界没有自己的观点。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采用的是英美史学界的观点；解放后，采用的是苏联学术界的观点，“改开”后史学主流又重返英美的观点。不管是英美的观点，还是苏联的观点，始终都没有摆脱“欧洲中心”论历史观的局限。以“欧洲中心论”史观解释“二战”史，其最大特点就是忽视亚洲，忽视世界，有意无意地抹煞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反侵略战争在“二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尽管，从上世纪90年代起已有人提出了不同观点（参见1996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高级中学课本《历史》），但这种声音实在太过微弱，完全不为国际社会所正视。“二战”既然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就必须摆脱“欧洲中心论”史观的狭隘眼光。非如此，就不可能对这一历史有科学的解读。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讲过一句很直白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史料本身并不会说话，使史料发挥作用的只能是历史学家的学识水平。历史学家的学识水平越高，越具有创造性，所揭示的历史意义就越深刻，就越能说服人。对“二战”历史的解读，实质上就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话语权。我国史学界所以长期没有自己的观点，归根到底，这是由近代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际地位及其影响所造成的。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史观，没有自己对“二战”的正确解读，就只能听别人的解读，就只能容忍别人对我们历史的任意曲解与抹煞。摘去“欧洲中心论”历史观这副有色眼镜吧，是到了以“世界”史观客观地解读“二战”历史的时候了！随手翻阅“二战”史的一些权威著述，几乎一无例外地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于1939年的德波战争（纳粹德国进攻波兰）。如：世界权威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七卷第316页：“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的进程。德军大举入侵波兰后进展迅速……”；英国军事理论家、历史学家利德尔·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一章大战突然爆发经过：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却出兵越过波兰边境。时隔两天，在要求希特勒撤军无效之后，英法两国参战。又一次欧洲战争爆发了，并进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权威著作，由安·安·德波林主编的十二卷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导言：“在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那一天，战争还没有达到世界规模。然而，这次进攻又是世界大战的开端；从这个时刻起，由于各种现象的合乎规律的相互联系，战争的规模不可遏制地日益扩大。因此，1939年9月1日就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日子。”我国由胡乔木任总主编的权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1990年出版）第224页，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表述：“1939-1945年以侵略者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国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
一句话，“二战”以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作为开始；以1945年9月2日——日本签订投降书作为终结，这已成了国际史学界的“共识”，已成了对“二战”历史界定的权威性结论。可是，这一“权威”结论恰恰是“欧洲中心论”历史观的产物，它是无视亚洲主战场客观存在的结果，也无视意大利法西斯对埃塞俄比亚发动的侵略战争。这一结论违背了历史真实，抹煞了付出3500万人伤亡惨痛代价、对“二战”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中国抗日战争的作用，因此它是非科学的，也是完全错误的。如果摘下“欧洲中心论”史观这副有色眼镜，而是站在世界范围的视野看问题，那你就得承认以下的逻辑：既然“二战”是由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军国主义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力量之间所进行的一场世界性的战争；既然日本是“二战”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一方，又是以1945年日本投降的历史事实作为大战结束的标志，那么，你就不得不承认：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日中战争——中国称抗日战争，其本身就是“二战”的重要构成部分。
作为“二战”的构成部分，不仅有抗日战争，按照时间次序，还包含着意埃战争、德波战争、德法战争、德英战争、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等等；只是中国的抗日战争贯穿始终，且持续的时间最长。既然承认抗日战争是“二战”的重要构成，你就不能否定打响中日战争这件事，就应归属“二战”的范畴。需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日中战争，是以1931年9月18日为开端的。尽管当时双方都没有正式宣战，但战争实际上是打了起来，日军已侵占了中国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国土，这还不是战争？难道“不宣而战”的战争就不是战争？何况当时东北人民（如马占山部等）的自发局部抗战同步开始，以后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了“东北抗联”开展游击战争。更何况1931年底由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1932年4月26日还发出对日宣战通电，宣告它将“领导工农红军和全国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实行瓜分中国，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借用苏联历史学家德波林的话说：尽管当时“战争还没有达到世界规模”，但“由于各种现象的合乎规律的相互联系，战争的规模不可遏制地日益扩大”，因此，这一天理该当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日子”。根据上述客观史实，应该认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终止于1945年9月2日——日本向反法西斯盟国签订投降书。如果要对整个“二战”历史进行分期，又可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1931年9月18日，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战火在亚洲燃起，标志着“二战”的开始；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法西斯发动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二战”蔓延至非洲；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发动入侵波兰的战争，“二战”在欧洲展开，世界大战全面进行。
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入侵苏联的战争，“二战”规模扩大；
1941年12月7日，日本法西斯发动对美的偷袭珍珠港战役，“二战”规模进一步扩大；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决心共同对法西斯的德日意轴心国集团作战，决不单独媾和。
1942年6月5日，中途岛战役结束，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
1942年11月4日，阿拉曼战役结束，成为北非战争的转折点；1943年2月2日，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成为欧洲战场与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1943年7月17日，西西里岛登陆战结束。9月，意大利墨索里尼法西斯垮台，意新政府投降；1945年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战役结束，8日，德国投降；1945年9月2日，日本向同盟国签署投降书，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二战”结束。
“二战”是“一战”的继续。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物“凡尔赛和约”所造成：“战胜国在‘公理’的伪装下力求维持和约对战败国的歧视，而战败国和不满现状的国家则力求跻身于战胜国的行列，以便于日后自由行动。”（见第七卷第316页）
“奥地利大公的被刺杀，但酿成这场国际性灾难的根本原因是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俄国、法国、英国等几个大国在战前几十年间所形成的敌对状态。”（同上）——最终形成德奥意三国同盟与英法俄三国协约两大军事集团，直至战争爆发。
显然，上述结论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典型，是从“欧洲中心论”资产阶级历史观出发分析问题的结果。苏联学者对“二战”原因的分析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同时又夹杂了具有浓厚的大国沙文主义“苏联中心论”倾向，这实质上是“欧洲中心”论历史观的另一种版本。在德波林主编的著作中，一方面，正确地指出了“二战”发生是“帝国主义固有的根本矛盾日益激化”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性之间的矛盾”的集中表现。正是这一矛盾，造成了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加上帝国主义的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很快又打破了帝国主义之间旧有的平衡，成为“二战”爆发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则过分强调了苏德矛盾在“二战”爆发过程中的作用。从而把苏联兼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有关瓜分波兰内容，“演化”成具有“天然合理性”，这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是背道而驰的。事实上希特勒当时高调的“反苏”鼓噪（如与日、意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主要是纳粹的一种策略，是诱使英、法、美推行绥靖政策丢出来的诱饵。哈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依据缴获的德国档案，得出结论：“二战”所以爆发，希特勒的“侵略成性决不是唯一原因，也不是主要原因。”
“长时期来西方列强殷勤讨好的态度鼓励了他，再加西方又在1939年春季突然来一个一百八十度转变（按：指英法对德宣战）。这个转变突如其来，出乎意料，因此战争就不可避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5页）
“希特勒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是又一次世界大战。”“尽管希特勒肆无忌惮，但是，长时期来，他在追求目标时还是小心从事的。无论采取什么步骤，如果可能引起大战的话，德国将领更是百般谨慎，忧心忡忡”。1936年，希特勒重占莱茵非军事区（按：指撕毁凡尔赛和约）时，就怕法国回击（如回击，就打算退缩），因而，实际上“只是派出几支象征性的部队。”（同上第6页）正当德国将领们强烈反对希特勒对捷克斯洛伐克提出领土要求时，张伯伦却答应了希特勒的全部要求。“并和法国沆瀣一气，同意在这个不幸国家被剥夺领土和防务时袖手旁观。”（同上）
如果没有英法对希特勒的纵容甚至唆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会发生的。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东方。1931年当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发动“9.18”事变，公然撕毁“九国公约”，本身也是一种试探性的冒险。可是，正是主持制订这个公约的美国，伙同英国等一起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从那时起，直到1941年12月发生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美国一直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扮演了不光彩的帮凶的角色（详见拙文《美帝国主义是日寇侵华战争的帮凶——1931年到1941年美国助日侵华政策剖析》见《解放日报》1965年9月9日第6版）结论只能是：帝国主义制度是“二战”的根源。英、法、美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保住既得的地区和世界霸权，采取牺牲弱小民族的利益，纵容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的政策，是“二战”爆发的主要原因。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参与帝国主义之间的霸权争夺，因此，苏德矛盾不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二战”只会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首先爆发。虽说如今大家都承认：这是一场正义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其实，“二战”具有多重的性质，它决不是像传统“欧洲中心论”史观所表述的那样简单。欧美观点认为：反法西斯战争是民主政治制度与专制政治制度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俄国（苏联）观点认为，这是一场“极端反动势力和社会进步力量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虽然都认同是反法西斯战争，其实各自认知的内涵是各不相同的。就其主流而言，无疑是一场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反对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奴役的正义战争——故可称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但就其不能忽略的非主流方面而言，又具有帝国主义大国（德日意同英美法）之间争霸战争的性质。——要不然，就不能解释英法美长期（直至1941年12月）采取纵容、支持日意德侵略弱小国家的绥靖政策。另外，确实还存在社会主义苏联同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以及它与资本主义同盟国之间的矛盾与斗争——正是这后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又影响着战后的世界格局。
开始是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如1931年9月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1935年10月意大利法西斯发动的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1939年9月纳粹德国发动的侵略波兰的战争。对侵略者来说，这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非正义侵略战争；对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斗争来说，这是一场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1939年9月德波战争爆发后，英法对德宣战，表面看来，有支援波兰反抗纳粹侵略的味道；但实际上，在长达近半年时间里是“宣而不战”（期间，波兰亡国，被时人称为“假战争”），明显反映了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勾心斗角的矛盾与斗争，因此，它就必然地具有帝国主义争霸战争的性质。1942年《联合国家宣言》的签订，使美苏英中等26国结为政治、军事同盟，把反对法西斯军国主义成为统一目标。这不仅跨越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而且还超越了不同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才使“二战”真正地具有了纯粹意义上的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1944年6月，眼看苏联在欧洲战场已能单独战胜纳粹德国，美英才在欧洲西线发动诺曼底登陆战，随即就是苏军攻克柏林。8月，苏联履行雅尔塔会议上的承诺，对日宣战并迅速歼灭日本关东军，美国则向日本本土投掷原子弹。所有这些，又不能掩盖西方国家同苏联具有争夺“二战”胜利果实的实质。这些，难道都是具有反法西斯战争正义性质的吗？值得深思与研究。至于1945年4月杜鲁门上台后，多次声称：“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的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世界格局将取决于我们”。那更是充满了强权政治的霸权口气，这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质，是水火不能相容的。可见，尽管从总体上讲，“二战”是一场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但我们决不能无视“二战”中也存在着帝国主义争夺霸权的非正义性的一面，以及美、苏之间的争夺与斗争（这中间既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同时又有帝国主义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矛盾）。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二战”后世界形势的变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意、德、日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先后投降告终。1945年9月日本投降，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二战”战火历时14年，它从中国燃起，波及五大洲四大洋的84个国家和地区，影响到17亿人口的命运（占当时世界人口的80%）！这场人类浩劫，造成了超过9000万人的伤亡，经济损失达4万亿美元以上。总体说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一场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落后，革命战胜反动的战争。它沉重打击、削弱了帝国主义的反动势力；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壮大了社会主义力量，扭转了世界历史发展的逆动方向，使“二战”后的世界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人类命运的一个转折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是最早挑起“二战”的国家，也是最疯狂、最顽固，最后投降的国家。由于在妄图独占中国的侵略战争中激化了同美国的矛盾，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开辟了亚洲、太平洋战场——东方战场；意大利法西斯墨索里尼政权，是“二战”中第二个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它入侵埃塞俄比亚，开辟了“二战”中的非洲战场。纳粹德国于1939年入侵波兰，其后迅速席卷欧洲，形成了“二战”中的西方战场。在整个“二战”中，日本在亚洲、太平洋投入的总兵力约400万人；意大利在非洲战场投入总兵力约60万人；德国在欧洲战场投入总兵力约550万人。无论是从投入兵力，还是作战时间与激烈程度看，非洲战场算不上是主战场。“二战”在客观上存在着两个主战场：东方的亚洲、太平洋战场。主要作战双方是：日本对中国、美国；西方的欧洲战场。主要作战双方是：德、意对俄（苏联）、英、美等国。
那么，怎样评价各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共同团结、战斗，坚持持久作战的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反法西斯同盟”的胜利；更是千千万万反法西斯英雄们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结果。在这样一场人类浩劫中，仅靠某一个国家或一些国家的斗争，仅靠政府的片面抗战，没有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战斗动员，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使“二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人民战争性质。这在中国表现得最为典型。在中国，在共产党倡导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全民族的抗战。以后，又坚持持久作战的人民战争战略，在敌后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建立起许多敌后抗日根据地并日益壮大。到了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敌后战场已抗击了2/3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从而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埃塞俄比亚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同样与人民战争的作用密不可分。侵埃塞的意大利军队，尽管曾在1936年5月攻占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但是埃塞人民并没有放下武器，仍然坚持游击战争。经过五年的艰苦斗争，埃塞俄比亚人民与盟军配合作战，终于赶走了意大利侵略军，恢复了国家的独立。法国在贝当资产阶级政府屈服投降、甘为鹰犬的日子里，法国共产党人领导广大人民坚持人民战争的游击战，实际上成了法国人民抗击纳粹的主要力量，为其后法国得以迅速光复的重要原因。其他受法西斯侵略国家的人民，也无不拿起武器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事实上，在整个反法西斯战争中，所有盟国都扮演了各自不可替代的角色，都作出了各自不可磨灭的贡献。只有摘下资产阶级“欧洲中心论”史观的有色镜，才可能准确地评价这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价值。中国是“二战”中同法西斯军国主义战斗时间最长，遭受损失最严重的国家。由于当时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加上日本侵略者是历史上最为野蛮、最为残暴的敌人，放纵“兽兵”对中国的和平居民进行奸淫掳掠，实施“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使用了包括细菌战、化学战在内各种屠杀手段，致使3500多万人惨遭伤亡。如果没有中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付出如此惨痛的代价，而是像法国资产阶级政府那样早早就屈膝投降；如果不是中国战场拖住了日本2/3的兵力，就不可能阻止日本侵略者的“北进”战略，也不可能一再阻滞它“南进”战略的实施。如果这样，“二战”就不可能会有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转折，也就没有其后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无疑是“二战”的主角之一。它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举足轻重的重大的、不可或缺的贡献。苏联无疑是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角，它是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主力。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直至1944年6月美英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前，是苏联在单独同纳粹德国军队作战，且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苏联也是付出牺牲最大的国家之一，仅在“二战”中死亡人数就达2700万人！没有苏联人民的牺牲与艰苦卓绝的斗争，绝没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与东、中欧的解放。美国同样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又一个主角。它是1942年《联合国家宣言》的倡导国之一，对组织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二战”中，美国的伤亡人数远不能同中、苏可比，总计死亡40万（其中战斗死亡为29万）；但它在“二战”胜利中获利最多。英国也算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主角。作为《联合国家宣言》的倡导国之一，它是美国亲密的盟友，是“二战”后雅尔塔体系的缔造者之一。英国在“二战”中死亡26万人。“二战”中，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长期来被国际社会所忽视与抹煞。这既是资产阶级“欧洲中心论”历史观所造成；更是帝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偏见所铸就，说到底是国际地位决定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里，要彻底改变这种局面，只有从中国人自己做起：摘下“欧洲中心论”历史观的有色镜，首先从思想学术领域的自我觉醒开始。（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新修订稿）【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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