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马克思对市场是流通领域总表现的定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对雇佣劳动不断变革的商品经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根据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尊重活劳动对社会财富增量的决定作用，坚持劳动员工主体，发展自主联合劳动，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和劳动回报紧密结合，在解放生产力中不断变革、完善公有制主体和有益的非公经济补充的生产方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变革中形成的过程。本文是笔者依据学习、体验、感悟的归纳，本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1]的精神，所作的理论探讨，对于文中免不了的先验或学习不准确之处，欢迎批评。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是共产主义实现之前以使用价值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中的资本主义阶段，以存在自由雇佣劳动为特征。相对于产品经济，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在商品经济范畴，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增殖的生产在流通中有质的不同。马克思指出：“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2]“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3] 马克思说的是170年前的情况，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私有化和大规模雇佣劳动后，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就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了，同时，商品生产的潜力通过商品过剩表现出来，在努力汲取现代资本主义创造的积极成果中，中国的商品经济空前发展。随着私有经济、雇佣劳动的城乡社会化，已不具备三十年前讨论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条件，相对于苏、中计划经济时期，《资本论》所描述的一百多年前在商品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占有从来也没有如此具象化，《资本论》对于观察和分析社会，依然具有基本的、鲜明的现实意义。在生产方式中公有制程度发生重要变化条件下，如果依然无条件地强调“价值法则是伟大学校”，就会陷入教条主义，不自觉的进入商品经济自发的资本主义经济。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以下论点为纲：“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4]显然，公有制主体、劳动员工主体，按劳分配主体的商品生产，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私有经济基础、资本中心，雇佣劳动下的商品生产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谈到资本形成时反复强调，“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5]。为解决类似辩证蕴含问题，列宁要求“凡是开始研究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的人”，在理解马克思“怎样说明价值规律”[6]的时候，能够反复阅读马克思致路.库路曼的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批判道：“庸俗经济学家根本想不到，实际的日常的交换关系和价值量是不能直接等同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7]因此，用一般价值规律说明社会经济的时候，必须分辨劳动价值形成的简单商品经济与劳动价值增殖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差别，分辨今天的私有经济存量主体与过去公有制、计划经济的不同条件下，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本质差异。对这种本质差异缺乏认识，必然会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误以为是永恒规律，陷入庸俗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产生虚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误区。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依据之所以把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市场经济冠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因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商品经济中服从价值规律的雇佣劳动予以变革的原因。在科技创新带动的生产力冲击下，新的生产关系在不断调整，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导下，为劳动阶级以联合劳动为特征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创新带来了可能性。在劳动联合体之间、劳动联合体和各种公有经济之间、在各种公有经济体和发挥有益补充作用的私有经济体之间所存在的商品经济，将在排除商品经济盲目性的全国一盘棋的计划手段指导下，由价值规律起基础作用。同时，在维护劳动阶级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中，兼顾发展生产力，价值规律在一定的范围、程度、阶段内起有限的决定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变革的、动态的，本质性地反映在对雇佣劳动制的变革上。在公有制占主体的各种所有制企业中，只有促进劳动与生产资料、生产成果相对优化结合，实现程度不同的各种高效率的联合劳动，才能极大地解放生产力。建国七十年的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都说明，在跨越卡夫丁峡谷中，为了汲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积极成果，避开资本主义带来的一切灾难，在社会主义实践中，那种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则原封不动的纳入社会主义，无视雇佣劳动，认为二者之间没有根本矛盾的认识，或者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单纯化，静止化，不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互依赖而存在、相互斗争、相互转化的认识，都是脱离实际的，都是违背对立统一规律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雇佣劳动，即80%的就业，90%的新增就业由私营经济安置，其中除了个体劳动，大部分本质上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典型雇佣劳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个体业主、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复转军人等随时准备进入雇佣劳动后备军队伍。除此之外，也存在着一些公有制企业受官僚专制主义影响，工人不能明确为谁劳动，劳动和劳动资料及回报分离，从政治、经济方面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约束劳动者主体地位的隐形雇佣制。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变革产生，首先是劳动者主体性的变革，这种变革，无论在何种所有制企业，都有现实意义。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容忍抽象的市场经济，掩盖、否认社资矛盾的折中主义，教科书中没有现成答案，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劳动阶级的社会实践。十九大以来，特别是全国性抗疫斗争中，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比的角度，给了全党和人民一个难得的反思机会，社资矛盾和人民群众对雇佣劳动制度的反抗变革比过去任何时候清晰，几万援鄂医疗队伍从医院利润至上的运行中摆脱出来，解放为大医精诚、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毅然逆行，用“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白求恩精神变革医患关系，是这种精神集体的、集中的伟大回归。抗疫为全国人民打开了一个窗口期，这个窗口期依然是市场经济，但是2020年2月3日政治局会议对自由市场哄抬物价、制假售假丑陋面提出“两个严厉打击”，以此为导向，社会主义原则全面压倒资本主义的市场法则，在公共医疗服务方面，国家用计划手段强有力干预，取代“市场决定”。抗疫中共产党员和劳动群众中的先进分子，遍及全国的志愿者走在最前列，在劳动中抛弃“给一天钱干一天活”的雇佣思想和等价交换的商品法则，重现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精神和雷锋精神。联系之前出现的无条件市场决定论，以及被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所否定的十部委严控公立医院的市场崇拜，再次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多年前指出的：“这件事给了一切共产党人一个深刻的教训：群众中蕴藏了这样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为什么在许多领导机关，在几个月以前，居然没有感觉到，或者感觉的那样少呢？领导者们所想的同广大群众所想的，为什么那样不一致呢？以此为教训，那末，今后对于有相似情况的事件和问题，应当怎样处理才好呢？回答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要脱离群众，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8]三、变革雇佣劳动，奠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变革雇佣制，劳动优于资本，落实劳动员工主体，开拓“鞍钢宪法”道路。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尤其要提倡和鼓励。”这是我党在20多年前，为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种下的种子，如今，在工人阶级的经济实践中，长出了茁壮的大树，正在从容抵御着资本主义的疾风暴雨。雇佣制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基本生产方式。在改革开放中，在党的宗旨指导下，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中国的一些企业管理者充当了马克思所说的“少数勇敢的‘手’”[9]，组织员工自主联合劳动，工人通过联合劳动体做“自己的资本家”[10]；还有一些企业管理者，吸收联合劳动的因素，增加劳动元素参与分配，直至劳动回报优先于资本回报，以实现鼓励员工参与管理，变革人际劳动关系。从雇佣劳动者到企业主人，剩余价值从私有到劳资分享再到劳动者所有，直至全民所有，在两种对立性质的色谱渐变中，动态地、竞争性地促进劳动与劳动资料、劳动回报紧密结合，最大可能地促进生产力。在这种生产关系变革中，在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沃土上，不断培育、强壮社会主义元素。马克思指出：“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9]虽然劳动者的自主联合劳动在我国并不广泛普遍，被统计在民营经济中，但实际上作为集体经济，属于在市场商品经济中由共产党员领导的逆私有化经济。正因为生长环境，对攫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具有强大免疫力，和不断发展的国有经济构成了熟悉市场规律的社会主义企业，因此具有典型意义。1、劳务市场开启了雇佣制，也为变革雇佣制提供了条件。劳务市场是党的十三大启动的。近四十年来，一方面，劳务市场越过有益补充界限，演变为雇佣劳动制度回归，与私有化同步，不断显示出资本主义性质，成为阶级分化和社会矛盾的根源，为探索社会主义付出了十九大所说的“巨大代价”。另一方面，也开启了计划经济所不具备的劳动者自由流动，可以打破约束劳动者主体性的“一分定终身”。这种流动属于商品流动的“盲流”，马克思认为对大工业存在盲目破坏作用。但也为公私多种所有制条件下，通过双向选择，劳动者全面发展，自主联合劳动创造了条件。实践证明，凡是遵循了企业是市场主体，劳动员工是企业主体，企业和员工以客户为中心这一企业运行规律的，必然是坚持鞍钢宪法精神，有效激励劳动者主体性的结果，无论在何种所有制企业，都会吸引人才，减少员工流失压力，从而提高企业价值，激发企业活力。2、劳动合作企业中的“资本”性质。目前更多是实践问题，但也可以做出初步分析。以华为为例，2015年任正非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劳动和资本在华为新增收入分配中，占3:1。劳动分配优于资本分配。2019年5月在接受中外媒体采访时提出，我们不需要资本进来，资本贪婪的本性会破坏我们理想的实现。对华为的实践来说，存在内外部两种资本。内部“资本”，是员工所持的虚拟股。这种“资本”的获得，由劳动者凭借前期劳动时间的累积门槛取得分享资格，通过支付劳动收入，有限认购而获得。这种股权的持有，以不脱离企业劳动为前提，既是企业未来对劳动者当期劳动予以分配的信用，又是持股员工共同持有生产资料的凭证，随企业存亡而存亡。内部“资本”分红，本质上，除了分享当期自身活劳动价值扣除了必要劳动的价值、税费等属于社会的剩余价值、企业扩大再生产的增值价值后的部分剩余价值之外，同时，也包含有对前期创业性、基础性劳动的嘉奖和前期必要劳动的低水平报酬进一步的补偿，以及当期对新员工进行培训、指导所付出劳动的补偿，它不是对当期不存在的他人无酬劳动的占有。内部资本，不是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因此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它体现了马克思说的，“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10]在华为中，有近半员工属于非持股劳动，按员工持股制度，是持股前劳动积累的门槛。这既是一种劳动激励手段，也是对劳动力自由流动对大生产破坏性的一个约束。对于相对新员工，2013年后，对其相对较低技能、较少经验的劳动所创造的相对较低的当期剩余劳动价值量，通过逐渐采用TUP(Time Unit Plan)——时间单位计划实现分配，按时间单位计划，预先授予新的劳动者一个获取收益的权利，包括分红权和增值权，但收益需要在未来5年中逐步兑现，初期不分配，可以和业绩挂钩，期末归零，周而复始。这种与虚拟股权不同的分配制度，可以看作是由于劳动者在持虚拟股之前的劳动累计期间，因为技能、劳动态度、忠诚度等，给企业联合劳动带来的用人风险、培训成本，从而对同期这部分剩余劳动的抵消，并相应转变为对企业和老员工因此所付出更多劳动的补偿。华为作为数字化时代高科技创新企业，在劳动价值衡量上，在体现“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11]原则上，当学者们争执不休时，他们已经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成就。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科学家群体、工程师群体为特征的劳动员工主体企业文化，在科学创新上实现了在信仰动力趋使下动机与成果统一的衡量激励机制。华为时间单位计划分配先于虚拟股。通过时间单位计划加虚拟股权的剩余劳动分配形式看，华为的劳“资”分配比例中对“劳”的侧重，是对当期劳动的侧重，这是华为对劳资关系理解下对“劳动是企业价值的源泉”的体现。华为的巨大成就和企业活力，是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指导下，完成了从雇佣劳动向联合劳动的革命，反映了劳动者的精神状态，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12]持股前劳动中是否存在无酬劳动和剩余价值，与具体制度有关，这是个实践问题。在公有企业，著名的如华西、南街和一些国企都存在同类矛盾。如国企国电，高空作业等脏累不安全劳动一般分包给私营企业或由临时工、外来工等承担，一些国企在一些特定劳动中，长期存在临时工干，正式工看的现象，如果企业不存在员工有条件持股激励制度，长期以往就存在企业和劳动者占有其他劳动者的无酬劳动问题。而外部资本，是社会上的货币持有者，或者是全民所有的国资。在资本市场上，无论资本属于何种所有性质，一旦进入股份机制，一般都接受股东至上规律支配（参见紫虬：股份制实践中两重性的审视与问题对策），其中最活跃的是私人资本。华为错开美资的收购，开始打造防止西方资本扼喉的“备胎”，变相拒绝了号称三万亿美元资本的摩根斯坦利的橄榄枝，拒不上市，凭借劳动分配机制创新，就从不问社资的自在的市场主体变成自为的社会主义市场主体，与资本分道扬镳。对于美国举国打压，宣布为犯罪企业，置于死地而后快的的这家企业，除了生产力的科技创新威胁，有多少是生产关系创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威胁，需要在《资本论》指导下，对华为模式调查研究，做出深入总结。无论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13]，还是在市场经济中表现出的标杆作用，都具有现实意义。目前，把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和华为的劳动阶级实践结合起来，尚处滞后。3、在贫穷的后备军中，寻找劳动者全面、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在劳动力自由流动中，雇佣劳动者在承担劳动力过剩的失业风险时，也取得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自由，同时也促进劳动者掌握更多技能，包括从学历到行业技能，促使企业也把行业培训作为吸引劳动者的重要福利。教育培训成为马克思所说的“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4]。马克思指出：“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14]取得相应技能知识的劳动者，在劳务市场自由地、“平等”地按照自己的劳动需求，向货币持有者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商品。从没有五险一金、仅能维持基本生存的血汗工厂、雇佣企业，到厚待劳动者的格力、海底捞、胖东来，到华为、海尔等不同程度的联合劳动，再到实施优秀民主管理的国企，为雇佣劳动者取得了“骑驴找马”，发挥个人最大能力和回报的选择权。让劳动者在不同的所有制企业之间双向选择，力求避开资本至上的压榨，避开官僚主义企业病，寻找劳动才能与生产资料、生产成果的最优化结合，实现南橘北枳效应，以寻找、追求劳动者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而同一个劳动市场中介行为，为工人联合劳动或公有企业提供优化劳动组合，选用、保护、鼓励劳动人才的市场筛选机制，为劳动者提供无偿服务，就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行为，而为私有资本充当雇佣制媒介，就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行为。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私有经济作为有益补充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的两重性。4，劳动力自由流动对企业官僚主义和封建残余的冲击。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佣劳动性质占绝对优势。对于大多数雇佣劳动者，首先是生存问题，其次才是自由全面发展。资本意识形态自然会竭力掩饰购买劳动力的阶级性质和剩余价值。它们混淆社会主义义务奉献与私有经济雇佣劳动界限，通过强调等价交换的公平性，强调九九六（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六天）是“修来的福报”，用失业、银行收回抵押品和饥饿对劳动者进行恐吓。在私营企业，按照价值规律，一切最终服从商品占有转化为资本占有规律。另一方面，劳动力商品自由流动也是对各种所有制企业中的官僚主义和残存的封建因素的冲击，对于资本或用人单位垄断、冷藏个人才能的消极性有所制约。根据市场风险和周期，在劳动者承担失业、解雇风险的同时，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力商品有一个自我保护，待价而沽问题。对于在现实家庭承包制的小农经济中，不愿成为家族势力和“能人”经济附庸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给了一个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机会，成为保留家乡集体土地承包权的农民工，他们和国企、事业单位停薪留职、内部提前退休员工等，构成了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留有生活后路的自由职业者，这种“后路”，增加了劳动者在劳动力买卖中的自由度。此外，在一些公有制企业中，由于官僚主义和封建等级制的残留，劳动者也存在毛泽东所说的不明确“为谁劳动”[15]的问题，将劳动才能异化为权力的附属品。而劳动力的市场等价交换，冲破了中国城乡普遍存在的、属于封建残余的关系社会，对于经济落后地区，正如列宁所说，是一种相对进步。列宁指出：“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16]列宁的这段话准确地点出了国企买断工龄的下岗工人、由国企到私企转换身份的工人、投资失败的小微企业主和农民工的不同境遇。5、劳动主体和劳动合作制度受到体制内外资本中心理念的阻挠。马克思认为，“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17]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认为苏联“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大的权利，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15在公有制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18]。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这个认识，在很长阶段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在实践中，一方面，员工持股往往通过高层持股的形式，成为私有化或分化工人阶级队伍的的形式。在国企混改中，默认参股方是私人资本控制的“社会资本“，例如有些国资研究人员对格力混改表态是“给资本更多机会”（参见紫虬：帮人吆喝数钱的热闹——评一则国企混改解读的私有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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