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枉过正’是一句成语,原意是纠正错误而超过了应有的限度。但旧时常有人用这句话去拘束人们的活动,要人们只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许完全破坏旧成规。在修正旧成规的范围内活动,叫做合乎‘正’,如果完全破坏旧成规,就叫‘过正’。这也正是改良派和党内机会主义着的理论。毛泽东同志在这里驳斥了这类改良派的理论。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就是说要终结旧的封建秩序,必须用群众的革命方法,而不是用修正的——改良的方法。”道理,其实不难懂。有个非著名相声演员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没受过我当年受过的苦,就不要劝我大度。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记述了自己在火车上的传奇耳闻目睹,一个其父会写信、自己能读信,其叔叔是铁路职员、自己有所谓“免票证”的年轻“知道分子”,一面认为“农民太无知”,一面说红军“是坏人”,杀人太多了”。而旁边那位模样儒雅的花白胡子的“知识分子”老者,则十分心平气和地来了一句“杀得不够”。谁是青铜,谁是王者,高下立见。 讲故事,要讲全,前因后果,起因结局,都要对上。宗教里有因果报应说,历史上某些“残酷无情”的镜头,稍一倒腾,多往前翻几页,根子都能找得到。大势已去时烧了变天账装无辜、装可怜,其情或可悯,但其心最可诛。 魏巍老人家写过一首诗,一个村里的老太太被做了汉奸的后生的眼泪打动,从战士的刀下愣是把其救了出来,到后半夜,该恶畜即带着敌寇血洗该村,包括那位心善老太太。这不是一个悲观主义的童话! 有些现在的翻案史书、影视剧,老是拿农民起义怎么折磨贪官污吏及其家人说事,大骂其“野蛮”、“不人道”、“猪狗不如”,可是,同样的甚至更严重的野蛮、不人道、猪狗不如的行为,在几千年、几百年、几辈子都加到一代代底层劳苦大众身上,使其妻离子散、食不果腹、人不人鬼不鬼、命如草芥之时,你们的嘴都叫强力三秒胶给糊了吗? 时间具有衡器的作用,前提是心灵得是有起码感应机能的。对于站在“高贵者”立场上冥顽不化的铁石心肠者,他们的表针一直在按逆时方向走。没必要讲道理。 辛亥革命当然是革命,可是,有挑瓦的,有“黄袍加身”的,还有“不准革命”的,更有“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的,活脱脱天鹅绒一般曼妙的改良质感,当然可以说“两反”不彻底;到了大革命,第一批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共产党人带着泥腿子、苦力工,给人高马大枪沉颜值高的非富即贵集团开路、打工,虽说因为自身的谦卑过头和对方的心不在焉,而没有留下多少可以比肩法国大革命的慨当以慷叙事,但有据可查的牺牲是惊人的,就像大革命失败之后,更大数量级的共产党人、基本群众、同情者和无辜者,成数十百万的被“剿灭”一样。 这当然也是革命,可我们在痛定思痛,心里其实有十万个“越改越凉”飘过,一个革命党拎不清自己的身份,跑去给猫当伴娘,岂非改良得过头了?所以,后来毛主席强调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不可沽名学霸王,永远不要忘记,那是有一个民族、一个阶级、一个“世界”血泪教训的。 “洋葱可以一层一层地剥开,虎皮可就不容易了”,理查德·亨利·托尼的名字,很多人可能是陌生的,这话可有记住的必要。西方历史证明,剥洋葱式的改良,当然是为社会注入活力的一种手段,但改良总会在达到一个极限后举步维艰。 用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这本红皮书中的解释就是,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意味着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或者不客气地讲,这意味着统治阶级不愿意交出自己控制的生产资料。这就是改良和革命的“转折点”。 用毛主席的话来说,这也就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那个“转折点”。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我们的主流媒体刊发文章解释“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是错误的,疫情防控要打人民战争,要发挥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此中有真意,干事的人,可千万别欲辨已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