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0年前，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迎着朝阳出发，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70年来，我们伟大祖国的面貌、伟大人民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我们梳理70年来新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历史经验，阐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同大家一起学习。
·回顾70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指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第三个时期是指十八大以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到1978年的时候，中国基本上解决了当时的两个最急迫的问题，第一是国家的安全，我们建立了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国防工业，尤其是尖端武器，像“两弹一星”和核潜艇，我们研制成功了，所以国家安全问题解决了。第二，就是我们在当时低收入的条件下，筹措了大量的资金来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种情况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不靠外援是几乎没有的。·经过7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中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
回顾70年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指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第三个时期是指十八大以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三个历史时期来看，它们是一脉相承，前后接续发展的。如果从第一个历史时期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战略指导之下，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计划经济，用了将近30年的时间，基本上建立起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保证了国家的安全，这是第一个历史时期。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历史时期，现在应该说社会上还是有些不同的看法。因为很多人因为今天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是不是我们在50年代，我们搞计划经济，我们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做错了？有些人说，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这种看法应该说它没有从当时历史条件出发，去看当时为什么实行这样一种改造和实行这样一种工业化的道路。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单从一个理论讲这个问题是很难讲清楚的。我们怎么样看待50年代选择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以及与之相匹配的计划经济体制，应该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还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以传统农业为主，当时中国人口有将近87%在农村，工业的就业人口比重不到10%，大概也就是8%左右，所以当时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产值里面绝大部分是农业，而这个时候的农业还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现代农业，有机械化、电气化、有化肥、农药、新的绿色革命、种子改良，当时中国的农业还是传统农业，还是以人力与畜力为主，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战乱，农业是一种凋敝的状态。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发展，从产业结构来看，还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百多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经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叫麦迪森，他写了一本《世界经济千年史》，里面据他的估算，在1913年到1950年这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没有增长，经济增长率为-0.02%，也就是说整个经济是处于凋敝的状态，而同时期的世界全球的经济平均增长率是1.85%。新中国初始的经济发展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始的，而当时新中国成立以后，从经济发展的条件来看，遇到了两个非常大的，也是非常紧迫的问题。第一，新中国成立以后，面临了国家安全的问题。大家知道，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950年6月就爆发了朝鲜战争，朝鲜战争的爆发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第一次的局部热战，就发生在中国的边界，中国邻居的身上，而且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美国就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阻碍中国国家统一。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敌视。使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了非常大的压力。历史的教训，也一再说明，如果中国没有工业化，如果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中国有可能在未来的战争中再次处于被侵略、被蹂躏的这样一种境遇。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很迫切的第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保证国家的安全，如何迅速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而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首先就要有重工业的基础，但是新中国过去工业的产业结构恰恰相反，重工业非常薄弱，主要发展起来的是轻工业，像纺织、火柴、制糖、皮革这些都很发达，但是机械制造工业，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都非常的少。这是第一。所以，新中国最紧迫的任务要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就要有重工业为基础。而搞重工业，我们不能走传统工业化优先农业、轻工业到重工业发展的这条道路。优先发展重工业，就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重工业的资金从哪来。重工业一般来说投资大、周期长，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当时从全球来看，能够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他们是资本过剩。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从战争中走来，而且计划经济特点也是短缺经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由于自己的经济落后，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基本上来说没有剩余，所以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农业提供的粮食商品率，不是提高，反而是下降了。因为实现耕者有其田后农民首先要解决自己吃饭的问题，因此为国家提供的粮食就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用发展经济学的一个理论来说，发展经济学总结战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不起来的一个原因，他们说因为你的经济落后、没有剩余，就没有剩余的资本资金投入到新兴产业来发展经济，这样也就继续处于一种贫困状态。对于这种现象，称之为贫困的陷阱。而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如果从中国的人口来看，中国的产出来看，确实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大家知道，1949年美国因为蒋介石的失败，美国曾经发了一个白皮书，说中国不能解决吃饭的问题，一百多年的动乱是人口太多，吃饭问题解决不了，认为共产党也解决不了吃饭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确实面临一个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怎么能够使我们在几乎没有剩余的条件下在国内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支持我们的工业化，这是第二个非常大的问题。大家知道，苏联在工业化时期也面临这样的问题。有一个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学者，曾经提出过一个说法，叫社会主义的原始积累：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资本不能靠对外掠夺、对外获取，要靠自己内部积累。自己的内部积累，因为工业化没有实现，这种积累往往要靠从农业里面提取。所以，在50年代，在1952年中国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转为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就开始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这时候明确提出我们要走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也就是苏联曾经采取的工业化道路。这个道路的提出，与之相匹配的就是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建立这样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该说它保证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下的资本集中使用和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应该说，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在那种条件下，保证了国家的安全，也保证了我们独立工业体系的建设。到1978年的时候，中国基本上解决了当时的两个最急迫的问题，第一是国家的安全，我们建立了独立的相对完整的国防工业，尤其是尖端武器，像“两弹一星”和核潜艇，我们研制成功了，所以国家安全问题解决了。第二，就是我们在当时低收入的条件下，当时1950年人均收入不到50美元，在这样条件下，我们筹措了大量的资金来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这种情况是其他发展中国家不靠外援是几乎没有的。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第二个阶段，我们应该可以明确看出来，经过将近30年的发展，中国解决了国家安全和独立工业体系。但是这30年，由于我们实行的是高积累政策，人民生活改善方面几乎没有太大的进步。而且经过30年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的这一批年轻人，到这个时候都面临着要成家立业这样一个阶段，这时候我们过去城市工业不能吸纳的将近二千万个知识青年要从农村回到城市，他们要解决就业问题，他们要在这儿解决住房、结婚、抚育子女的问题，城市就业问题就非常的突出了。在农村也是这样，农村经过30年的高积累，不仅农业落后的老问题没有解决，而且由于人口的增加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当时的集体经济，据不准确的调查，有三分之一的社是有盈利的，三分之一的社是属于持平的，还有三分之一的社是亏损的，就是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吃粮靠返销。这样一种状态，我们社会主义发展30年，还不能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就与初衷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反差，如果连人民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合理性，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无从谈起。在这个时候，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为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为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突破了思想上体制上的束缚，这是一方面。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开眼看世界，看到了世界的变化和发展，这30年里世界比中国想象的发展要快得多，世界发展平均水平甚至高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邓小平到日本访问，看到了日本的现代化，邓小平到日本的汽车厂去参观，问这个企业，你一个工人平均一年能生产多少辆汽车。经理告诉他说，我们平均起来一个工人一年能生产94辆。邓小平说，比我们长春汽车厂多93辆，我知道什么叫现代化了。迅速改变人民生活贫困的迫切愿望，特别是睁开眼看世界后发现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差距正在拉大的巨大压力，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以后突破传统思想束缚、推动改革开放的最大动力。三十多年来，中国国民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3645亿元，猛增到2011年的47.2万亿元，增长了128.5倍，年均增长率接近10%。这不仅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时代，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这样一种变化，我们从经验上来说有这么几条值得我们今天很好总结的。第一条就是我们党坚定不移地按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样的基本路线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是第一点，有一个强大的、有力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经验。第二条，这段时期的发展，如果从主流经验角度来看，中国恰恰是非常好地利用了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我们国营企业，党的发展目标、国家规划的制定，各地区规划制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两个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使得我们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了很大作用，弥补了市场失灵。第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使得我们的经济发展能够充分地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发挥作用。如果我们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经济发展得非常快、非常好，恰恰是很好地发挥了两个作用。很多国家发展得不够好，或者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其实就是没有发挥好这两个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非常大的成功还有就是我们的对外开放，而且对外开放，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步地推，由试点到地区到特区到全面全方位开放，这就解决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比较优势发挥的问题。中国人口非常多，但是中国的人均资源又非常稀缺，中国的资本也是稀缺的，所以，如何发挥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就要对外开放。我们对外开放充分地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使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走进国际市场，使我们需要的的资本和技术能够涌进来，能够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国际资源，这是第三个经验。这三个方面，从体制机制，都是我们改革开放成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经过7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可以这么说，中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由传统的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型。我们下一步，实际上要解决的是工业化完成以后的产业结构如何优化升级的问题，也就是在工业化完成以后，我们要解决继续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为单纯靠现有的发展方式，靠中低端产业的扩张，已经不行了。下一步的经济发展，我们面临着许多发展中国家发展中间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门槛。也是很多新兴国家遇到的门槛。初步的工业化完成以后，当你的人均收入跨越了五千美元这样一个门槛以后，进入了中等收入行列以后，下一步的发展如何进一步地推进，就遇到如何跨越产业升级和缩小收入差距这个门槛。如果靠过去那样的发展方式，显然是很难维持进一步地发展，人均收入如果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现有这种以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为特征的中低端产业为主的发展，显然是不能够支撑的。应该说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战后独立的国家，有些甚至战前发展水平就很高的国家，始终没有从中等收入跨入高收入行列，这就说明这个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全球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普遍的重大问题。中国现在也是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十八大以来，我们一些经济发展的政策，改革的措施，都是要突破这样一种瓶颈，这样一种限制。从全球经济发展，从发达国家发展历程来看，在工业化完成以后，产业结构面临升级的时候，都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原有的产业结构，原有的发展潜力，可能基本上已经释放完了，比如说你的大量产能过剩就反映出来传统的结构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了，就是我们说的必须进行供给侧改革，如何和淘汰落后过剩的产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按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历的历程来看，有两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经济危机。通过经济危机来残酷地淘汰一些过剩的产能，逼迫资本家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第二个是通过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对外输出过剩产能，占有更广阔的市场和资源爆发引发的战争，但这两条在今天都不愿意也不可能这样做。尤其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更不可能通过经济危机的方式和对外侵略的方式来消解自己的过剩产能。所以，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我总结说它实际上是有成本的，我们不能光看到升级的好处，还要看到它付出代价。二、工人需要转业或失业，存在被人力资本损失的风险。三、国家财政面临收入减少的问题，公共服务压力增大。
比如，第一条，产业结构的升级，必然产生资本沉没。原有的企业产能过剩了，比如钢铁企业过剩了，玻璃企业过剩了，水泥企业过剩了，就得淘汰，由于设备的专用性很强，这些被淘汰的生产设备就要关停，有些高炉就得炸掉，有煤矿就得封闭掉，这样就存在资本沉没的问题。原来的投资怎么办？那就没有了。所以从企业家的角度来说，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他不愿意承担这种损失，所以他能拖就拖，能往后延就往后延，或者再去增加新的投资来技术改造，大量的资本又要投入，产能更加过剩了，最后不得不采取强制手段，市场的强制手段就是经济危机，就面临资本沉没的风险。
对工人来说也是，他要转业，要转型。原来是生产钢铁的炼钢工人，现在这个产能过剩不需要这么多了，要转业，你去生产电脑、去生产手机，没有这个技术就需要重新学习、重新就业，这也需要成本。一个是培训成本，第二个是自己家庭付出的成本，还有一个问题，年轻的可以，岁数大了，干了几十年，转业就很难了，这是工人付出的成本。还有国家财政，国家财政因结构调整和经济下行收入减少，因为旧的产能淘汰了，新的还没有形成，国家在税收上就会出现下降问题，财政提供的很多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是刚性的，是“棘轮效应”，提高可以，降低很难，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第四个就是社会稳定。因为这种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动也同时导致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必然加剧社会阶层的变动和人群的分化，这都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导致很多人的忧虑不安。这些都是社会成本。这些成本都需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都需要有一个强有力、有效的政府和市场配合来共同做。单纯靠市场来去做很难，市场是“失灵”的。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另外，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两个超过十万亿美元的大国之一，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总量，按世界银行的不变价格计算是13.6万亿美元，按照咱们现价计算，2018年，我们有13.8万亿美元，已经占世界经济的总量15.9%，相当高了。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对世界经济的格局影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也使得我们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影响大了，反过来，世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更关注，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走向，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可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影响和变化，他们更敏感了。我们都知道，中国的2025制造业规划，我们2035年的现代化规划，都是要实现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就是由现在我们在世界产业链中的中低端向中高端发展，我们要实行绿色的可持续的发展。在改革开放初期，在2012年以前，我们产品之所以能够走遍天下，我们成为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提供的主要是中低端的产品，甚至可以说是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我们竞争对手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即同样处于中低端的国家，因为我们有人力资源优势和资源低价优势。但是，下一步我们的发展目标，是中高端产业，我们已经由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我们的竞争对手可能主要就是发达国家。这就使得我们的国际环境，我们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的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机制来发挥改革红利，通过科技创新来提高我们的竞争能力。我们70年的成就非常大，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十几亿人口的、经济非常落后的、人均资源非常匮乏的多民族国家，能够实现工业化，从世界历史全球来看都还没有过。但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任务，我们经济发展的目标，还没有完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要继续搞好改革，继续扩大开放，继续优化提高我们的产业结构，争取在2049年变成世界上的经济强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来源：昆仑策网，转自“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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