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它使得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而劳动价值论是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就颠覆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说：“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3]可见，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是： 第一，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它是不同商品进行交换的比例的基础，它反映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4]; 第二，作为不同商品交换基础的价值，是人类劳动的凝结，因此，创造价值的唯一要素是劳动，其他任何生产要素都不是价值的源泉; 第三，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抽象劳动，即无差别的人类脑力、体力的耗费。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但它不是价值的源泉; 第四，创造价值的劳动是活劳动，即正在进行的生产过程中耗费的抽象劳动。物化劳动，作为过去劳动的凝结物，在新的商品生产过程中只能转移自身的价值，而不能创造价值。 劳动价值论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逻辑严密，颠扑不破，不存在任何缺陷。董德刚说劳动价值论存在缺陷，那只能是自己不懂，反而把马克思已经说清楚的事情搞成一盆浆糊。这就是他的本事。他却可以把这种本事称之为“创新”。
董德刚说：劳动价值论有三大缺陷。 “第一，它否定了资产、资本在价值形成当中的作用，这是不完全符合实际的。实际上，劳动和资产是形成使用价值的两个源泉，也是形成价值的两个源泉，光讲劳动的作用是有片面性的。” “第二个缺陷，劳动价值论认为自然资源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不包含人类的抽象劳动。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第三个缺陷，劳动价值论比较强调的是操作性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而对经营管理劳动，特别是经营劳动这种高度复杂的劳动是有所忽视的。实际上，经营劳动是比管理劳动更重要的劳动。”[5]对此三条，我们稍微说几句。 第一个问题，董德刚把使用价值生产与价值生产混淆在一起了。 在商品的使用价值生产过程中，不仅劳动，而且生产资料（资产、资本）都参与了，都起了作用。劳动和生产资料一起，都是商品使用价值形成的要素。谁都明白，光有劳动，没有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什么东西也生产不出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5章里，赞成威廉.配第的话：“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财富”，就是使用价值。这是生活常识，似乎不需要这位大教授来强调。 说到商品的价值，事情就不一样了。价值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指的是商品交换的基础。不同商品，是不一样的东西，怎么能够交换呢？按照什么比例来交换呢？这就必须找到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抽象劳动的凝结。所有的商品都是劳动的产物，它们都耗费了人的脑力、体力，这一点正是所有商品的共同点。商品是按照它所耗费的劳动量进行交换的。所以，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生产资料（用董德刚的话来说，就是资产、资本）参与使用价值的生产，是使用价值生产不可缺少的要素，但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生产资料只是转移自身的价值，而不能创造新的价值，不会新增加价值的一个“原子”。这点道理，每一位大学生，只要学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都是知道的。 董德刚不区分使用价值与价值，把使用价值生产与价值生产混为一谈了。这位大教授，连普通大学生都明白的事情都搞不清楚，过反来却指责劳动价值论有缺陷，岂不令人齿冷? 第二，董德刚指责劳动价值论不承认自然资源有价值，说这不符合实际。 为什么这个论断“不符合实际”呢？他却没有论证。猜测起来，理由可能是自然资源有价格吧。例如，土地是自然存在的，没有经过劳动，按照劳动价值论，土地是没有价值的。土地却是有价格的，可以买卖。董德刚大概就是依据这个实际来谴责劳动价值论有“缺陷”的吧：你看，土地既然没有价值，怎么能有价格呢？这不是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吗。这里，董德刚把价值与价格混淆在一起了。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要通过价格表现出来。但两者不是一回事。 在商品社会里，有的东西不是劳动产品，没有价值，但可以买卖，可以有价格。马克思就分析过土地价格问题。他指出，土地价格不过是地租收入的资本化。在土地私有制条件下，凭借占有土地就可以获得地租。因此当某个人把这个土地收益权转让给他人时，他自然要索取相应的代价。这就是土地的价格。土地价格不是价值的表现，而是土地收益权转化来的。
所以马克思指出，土地价格“并不是土地的购买价格，而是土地所提供的地租……的购买价格。”[6]正如股票是一张纸，没有价值，但它可以带来股息收入，把股息按照银行利息率转换成资本，这就成了股票的价格，可以买卖一样。 董德刚以自然资源没有价值、却有价格为依据，谴责劳动价值论有缺陷，只能证明他的无知。 第三，董德刚谴责劳动价值论忽视经营管理劳动，这是他的想象。 马克思讲劳动价值论时，说的是人们生产商品时耗费的脑力、体力，即抽象劳动，凝结成价值，从来没有说只有“操作性劳动”、体力劳动才创造价值，而忽视经营管理劳动。如果马克思有这个意思，请引用马克思的话来证明。恐怕一句也找不到吧。相反，马克思专门谈到，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它可以在相同时间里比简单劳动创造出更多的价值。经营管理劳动算是复杂劳动吧。可见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创造价值的劳动局限于体力劳动、操作性劳动。 董德刚想批评马克思，必须先把马克思的思想搞清楚。把自己想象的事情，强加到马克思头上，然后加以批判，这种学风实在不足为人称道。
董德刚说：“剩余价值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由于劳动价值论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所以，剩余价值理论也存在不足，主要是对剩余价值的估计不够确切。这同对剥削的理解有关。剥削问题，现在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理论界对什么是剥削，争论不休;这是学术层面的问题。另一方面，很多实际工作者、不少干部和群众的一些认识也表明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比如，很多人认为剥削是同私有制相联系的，发展私有制就是发展剥削，认为投资回报都是剥削，因为投资回报是钱生钱，对多生出来的钱的占有就是剥削。还有人认为，等价交换形式上是平等的，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它掩盖剥削。这样一些认识，同我们的实践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在实践上，我们总结多年的经验和教训，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包括发展私有制经济，人家说你发展剥削;我们要发展经济就要大力引进国内外投资，而引进投资就必须给所有者一定的回报，人家说投资回报都是剥削;我们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尊重价值规律，它的基本表现形式就是实行等价交换，人家说等价交换掩盖剥削;可见，这些认识都是同我们的实践打架的。”
董德刚最反对“等价交换形式上是平等的，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它掩盖剥削”这个说法了，他认为。这样的认识，“同我们的实践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为什么说“等价交换掩盖剥削”就不对，就同实践背道而驰了呢？他又没有作解释。他的思想，大体上可以这么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是等价交换的，交换商品的人们无论形式上，还是实际上都是平等的，这就不可能存在剥削，谈不上掩盖剥削。说等价交换还会有剥削，这就同实践背道而驰了。等价交换与剩余价值（剥削）的矛盾是经济学说史上的老问题。这个问题是导致李嘉图学派瓦解的一个因素。李嘉图学派坚持劳动价值论，这是他们科学的方面。但他们没有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认为资本家在市场上按价值购买的是劳动，而劳动的价值就是劳动创造的价值，这样他们就陷入了一个矛盾：价值规律与剩余价值规律的矛盾。如果根据价值规律，资本家按劳动的价值购买劳动，那么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就全部给了工人，资本家就不可能获得剩余价值，也就是说，等价交换就不可能有剩余价值;如果资本家要获得剩余价值，就必须在市场上按低于价值的价格购买劳动，这就违背了等价交换原则，也就是说，要获得剩余价值就必须违背价值规律。李嘉图学派怎么也解不开这个疙瘩了。董德刚也遇到这个疙瘩，也解不开了。 马克思把劳动与劳动力严格区分开来，这就解开了“谜底”。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到的是工人的劳动能力，即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劳动是一种活动，它不可能成为商品。劳动力则是商品，这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出现这样一种特殊商品的条件是：劳动者丧失了生产资料，变成一无所有，但人身是自由的，他只能出卖劳动力为生。劳动力的价值是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而它的使用价值则是能够创造价值的劳动。资本家在市场上按照劳动力价值购买劳动力，然后驱使工人进行劳动。工人的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也就是劳动力使用价值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创造的价值超过了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这就形成了剩余价值。这样，在流通领域中是等价交换，符合价值规律;而在生产领域中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劳动过程）创造了超过劳动力价值的剩余价值。价值规律与剩余价值规律并不矛盾。 等价交换与剩余价值生产的统一，这正是资本主义剥削的特点。这种剥削关系是在自由、平等、人权的掩盖下形成的。工人人身是自由的，他接受资本家的雇佣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且在市场上资本家是按照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工人的劳动力的，实行的是等价交换。马克思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景象。他说：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们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10]这个世界最公平不过了，这正是资产阶级公平观的基本依据。然而：
“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11]这就叫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董德刚能反对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深邃、文笔犀利的论断吗? 第三个问题是，讲剥削是不是就同我国的实践相矛盾?
董德刚喜欢拿实践来说事儿，好像我们既然鼓励、支持私营经济发展，就不应该再讲有剥削了，更不能讲私有制是剥削的根源了，再谈论剥削问题仿佛就同实践不一致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发展又不平衡，非公有制经济（即私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在发展经济、提供就业、缴纳说收、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在政策上予以鼓励、支持。但在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中存在剥削，这是客观的事实，只要是私有制，只要是雇佣工人进行劳动，就存在剥削，这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只要存在这种经济条件，剥削总是存在的。人的认识必须正视现实，而不能拧着事实来。 我国对待非公有制（私有制）的政策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前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政策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具体国情，而不能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党在制定对待非公有制经济的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政策的时候，从来没有否定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存在雇佣关系和剥削。被邓小平同志评价为“一个字都不能动”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
“私营经济是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经济成分”，“私营企业雇用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会给企业主带来部分的非劳动收入。”[12]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1989年8月的中央9号文件又强调：
“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关系。”[13]正因为私营经济存在雇佣劳动关系、存在剥削，因而它同社会主义本质（消灭剥削）有一定矛盾，所以我们对待它的政策，除了鼓励、支持它发展之外，还有另一个方面，即引导它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对私营经济实行鼓励、支持和引导，是一个完整的政策。我们党从来不隐讳私营经济存在剥削，这一点恰恰被董德刚忘记了，或者故意视而不见了。 谈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有两个问题值得提出来。 第一，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这是我们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保证。但不可否认，我国的改革遭到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干扰，在经济领域主要是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因此有的实践是错误的。例如，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我国一些地方出现了私有化的做法，大量出售国有企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公有制比重大大下降。这显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也违背中央决策的。我们决不能根据错误的实践来要求修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第二，有一点也是需要提醒董德刚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反映，是普遍真理，不会因为条件变化而改变的。政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情况相结合的产物，是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改变的。但怎么变，也不能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因为政策的调整就要求修改理论，就说马克思主义某个原理错了，这是机会主义的做法。这种做法，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
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也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运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就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他还说：“邓小平同志说，读马列要精，这个‘精’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导师们的经典著作”。他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14]这说到了当前理论工作的关键。 当务之急是要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只有这样，才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注 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列宁选集》，第2卷，第3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4]必须把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价值”这个概念，同经济学上讲的价值区分开来。日常生活中讲的“价值”是指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和效用，类似于经济学上的使用价值。 [5]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5月9日电。 [6]《资本论》，第3卷，第7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3]《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5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4]习近平：《做好新形势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学习时报》2010年10月25日。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红色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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