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君：筑起我们“心”的长城 ——抵御美帝和平演变战略之策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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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君：筑起我们“心”的长城 ——抵御美帝和平演变战略之策
2020-10-02
从乔治·凯南的“8000字长电”到“马歇尔计划”，从杜勒斯的“和平解放”到肯尼迪总统的“和平战略”，从里根总统的“星球大战计划”到老布什、克林顿总统的“接触”战略，从奥巴马的“战略重心东移”到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东欧巨变了，苏联解体了，美国成了世界霸主，中国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仍在继续，下一个目标是谁？恐怕地球人都知道。所谓和平演变战略，就是以战争以外的任何方式促使对手朝着自己设计的方向变化，从而实现不战而胜的方略。和平演变思想最早出自于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的8000字长电。虽然“长电”并没有明确使用“和平演变”这一概念，但其内容就是以所谓“和平”的方式逐步搞垮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继而瓦解苏联。由于该思想存在较多的遏制成分，因此，也叫“遏制战略”。1947年1月，乔治·凯南又以这份“长电”为蓝本，撰写了《苏联行动的根源》，对苏联的政治理论、意图和政策，以及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分析。明确指出：“苏联老的一代正在消失，一旦斯大林逝世，内部可能发生长达十几年的自相削弱的斗争。如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苏俄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美国有能力大大增强苏联在执行政策时受到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比他近年来所表现出来的远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并通过这种办法促进某种趋势，这种趋势最终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于软化”。在乔治·凯南看来，当苏联出现“软化”趋势后，便可以看到因其内部分裂而产生一个新的俄罗斯。后来，艾奇逊提出：要通过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从内部搞“和平演变”的主张。侵朝战争失败后，杜勒斯又抛出所谓的“和平解放”战略，宣称：要“全力以赴地执行这一旨在和平取胜的高尚战略”。1953年1月15日，杜勒斯在美国国会的证词中说：“我们必须时刻记住被奴役人民的解放问题。不过，解放并不就是解放战争，解放可以用战争以外的方法达到……”1957年6月，他又在旧金山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如果它(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又有孩子的话，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可见，美国想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第三、第四代人身上。1958年10月24日，他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称：“我不能肯定，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结构会逐渐消亡。…但是，我的确相信，这种共产主义会发生演变。” 从此，美国便打着“维护人权”的旗号，加快全球布局。并利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通过“拉出去、打进来”的方式，对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大搞攻心战术，全面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公开或隐秘地在演变对象内部培植代理人，伺机发动“颜色革命”。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提出已有70多年了。70多年来，社会主义国家在应对这个战略上先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战略：即苏联的“争霸战略”和中国的“埋头发展战略”。苏联争霸不成，便全盘西化，结果导致自身瞬间坍塌。中国的“埋头发展战略”，总结起来讲，就是不当头，实事求是，紧密结合国际国内的实际，谋求全面发展。这种战略又分两种模式：一种是毛泽东的“积极防御”模式；一种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模式。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出笼后，毛泽东对此高度警觉。因为，他作为中国革命的开创者和指挥者，亲眼目睹了无数先烈为这场革命牺牲生命。他要牢记革命的初衷，把新中国建设成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针对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和艾奇逊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专门给新华社撰文指出：“照着中国某些思想糊涂的知识分子的想法或说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强盗收心做好人’，给人民的中国以平等和互利的待遇，再也不要做捣乱工作了。但是不，艾奇逊说，还是要捣乱的，并且确定地要捣乱。效果呢？据说是会有的。依靠一批什么人物呢？就是‘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杜勒斯的“和平演变”言论，更加引起了毛泽东的忧虑。他说：“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所警惕。…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的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中国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建国十年了，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他还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可见，毛泽东对杜勒斯是多么重视。1959年1月28日，他在杜勒斯“证词”上批注：“…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达不到的侵略目的。”接着又在杜勒斯的《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上批注：“…美国要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他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实现他的侵略的目的。”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会议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时，又在杜勒斯的《对远东的政策》上批注：“杜勒斯在这篇演说中对东风压倒西风，对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形势表示惊恐。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的前途，从而想达到保存自己（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社会主义）的野心。”并要求将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三次讲话连同“批注”全文印发给与会同志。并指出：“这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比如杜勒斯今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联想起“波匈事件”和苏联的修正主义，以及国内的私有化言论，毛泽东更加坐卧不安。于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决定重提“阶级斗争”，并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在全国开展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5月9日，毛泽东在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上一口气写下了1300多字的批语。开头便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全面系统的分析，当年毛泽东提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恐惧。但这种恐惧，也给我们内部造成了一些伤害。新中国成立头26年，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不仅建立了相对独立的科学体系、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而且还成功完成了许多重大科研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比如“两弹一星”工程、农田水利工程、人防工程、交通工程等等。但是，在邓小平看来，这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更大的发展。因此，他在1975年1月5日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后，立即按照毛泽东提出的“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要求，大力整顿派性、解放干部。明确指出：“安定，包括落实政策。没有大的问题，就赶快作结论，该解放的解放，不要搞得一个问题在那里挂几年。”并强调：“搞派性的军队非调走不行，所有闹派性的人一律调走，一个兵都不留，一个干部都不留。凡是有军籍的人，团长也好，政委也好，包括省军区司令员，陷到派性里去的，不管有多少，统统调出来。”在解放干部的同时，邓小平又提出解放思想。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他就不能前进，他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并强调：要全面宣传毛泽东思想，不能各取所需，把毛泽东思想割裂了。“主席讲我们不要吹什么中国第一，就是不要吹，社会主义不是靠吹能吹得出来的。现在只讲斗争，不讲团结，把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丢掉了。”同时对外宣布：“毛主席制定的路线叫永远不称霸。我们在联合国正式声明过…如果有朝一日中国要称霸，世界人民就有责任揭露我们，指责我们，并同中国人民一道来打倒称霸的中国。”进一步明确，中国不是争霸的中国，而是可以信赖和合作的中国。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随后，中美建交，邓小平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出访美国和日本，主动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踢出了第一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逐渐加大和中美两国的深度交流，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开始滋生蔓延，并逐渐酿成全国性的动乱。对此，邓小平认为，“这一场动乱完全是有计划的阴谋活动，他们想把一个很有前途的中国变成没有希望的中国，使我们永远没有希望。要害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并明确指出，这次动乱，“美国卷入得很深，现在转得也快。”因为，当时美国演变的主要目标是苏联，而不是中国。同时，他还感到：“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不但希望中国动乱，也希望苏联、东欧都乱。”“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这正是邓小平对十一届三中会以后十年改革开放的深刻反思。
三、中国已成为美“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
历史和现实足以证明，美国不可能任由中国发展、任由中国赶超。不管您相信不相信，承认不承认，美国近期的战略目标就是“击垮中国”！至于用什么战略战术？能不能击垮！这又涉及中国的应对战略问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中美博弈只能以和平的方式进行。采用战争的方式，不仅中美两国难以承受，而且世界也难以承受。第一，美国“和平演变”的新花样。从近几年美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战略性文件和白宫政客的言行看，美国已显得有些不耐烦，正在调整其“和平演变”战略：即由“暗引”转向“明压”，以混合遏制手段，加速逼迫中国就犯，以便尽快实现其不战而胜或小战大胜的目标。一是从“暗”到“明”。即从过去的“暗地里扶持代言人、伺机发动政变”，转变为明确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全盘否定前几任的“合作共赢”政策，极力寻求全面“脱钩”；大肆污蔑共产党政权合法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提出启动所谓的“楔子计划”，全力将中美和中国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的矛盾台面化。二是从“单”到“混”。即从“单一领域、单一手段”转变为“多领域、混合手段”，从所谓的“人权”挑唆转变为集“人权、经济、教育、科技、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改变规则等多领域的综合施压”。企图通过“内外挑唆、多方施压”破坏中国的外部和内部环境，迫使使中国做出改变，从而达到打乱中国发展步伐直至从内外瓦解中国的目的。三是从“慢”到“快”。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不仅没有朝着美国预设的方向演变，而且综合实力大幅增强，政权体制显得更加稳固和优越，并透露出明显的超越之势，这让美国人感到十分不爽和前所未有的恐慌。原本想把“和平演变”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第三、第四代人身上，结果让演变对象越来越强。种种迹象表明，未来美国出手的频率和力度将不断加码。第二，做优自己，团结大多数，是抵御美国和平演变的良方。70多年的经验教训证明，对美国的“和平演变”，绝不能心存侥幸，也不能反应过度，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加强团结，做优自己，才是抵御一切外来侵犯的良方。一是真正把国家教育体系做优做大做强。教育是强国之根本，也是应对“和平演变”的防火墙。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曾说：“就是因为穷困，所以要办教育，我从未听说过一个国家办教育办穷了，办亡国了。”中国是全球人口大国，又是第二大经济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需要源源不断的高端人才，我们绝不能把人才培养的历史使命寄托在他国身上。经历十年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曾多次表示：“十年来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甚至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从最近香港和台湾出现的问题看，根子也是出在教育上。据美国最新公布的报告，目前中国在美留学生人数多达72万余人，是在美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最近，虽然美国的新冠疫情逐渐加重，但美国大学仍是中国留学生的首选对象。可见，进一步做优做大做强我国的教育体系，不仅是吸引和培养人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迫切需要，也是反“和平演变”的迫切需要。二是集中优势兵力开展科技创新。为尽快改变新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在新中国成立第8个年头，党中央便向全国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说：“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当听到聂荣臻说，每年进口国外图书要花四百美元时，他说太少了，可以花一千美元。并提出“给科学家的稿费可以高一点。”在谈到利用激光搞反导弹武器时，他主张“搞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这个。没有成绩不要紧。”可见，毛泽东对基础研究是多么重视。近年来，虽然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在有些领域甚至走到了世界的前面，但在高端制造业领域仍存在许多“卡脖子”技术。正是因为这些不足，才让美国在贸易战、科技战中猖狂至极。因此，集中优势兵力打一场科学技术攻坚战，是当前和未来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三是持续不断地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从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实施情况看，起初演变的对像，主要是精英层，特别是领导层。因此，加强对精英层的教育和领导干部的选拔，是反“和平演变”的重中之重。正如毛泽东所说，要反“和平演变”，首先要搞好党的自身建设，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开展反腐防变斗争。邓小平也曾多次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并反复提醒：“搞改革有两只手，不要一只手，改革是一只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一只手。有时这只手重些，有时另一只手重些。”在与新的领导集体谈话时专门强调：“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中华民族具有5000年的文明史，历经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和百年屈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匆焉”的历史周期率时就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把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官僚主义，提倡干部参加劳动，当成防止自身变质、反对“和平演变”的一项重要措施。近百年的奋斗历程证明，只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与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就能得到全体中国人民乃至世界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本公众号所编发文章欢迎转载，为尊重和维护原创权利，请转载时务必注明原创作者、来源网站和公众号。阅读更多文章，请点击微信号最后左下角“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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