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增 | 揭秘：美国20多年前即在全球采集遗传基因研究老年人死亡问题

 

【摘要】1994年我到美国，两位美籍华人陪我去拜访了“东京审判”的美国检察官，他告诉我1945年二战结束后，日本731部队将“人体实验”及化学细菌武器的制造和使用的资料全部提供给了美国。从那以后，美国是战后75年来唯一经历了从化学细菌到生物病毒，再到遗传基因的全部研究过程的国家。大量中国人及其他种族的遗传基因，甚至各个年龄段、各种疾病患者的遗传基因在美国实验室里都存在，他们在搞什么研究，全世界都不清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注意到各国的老年人对新冠病毒非常易感，尤其是患有基础疾病的老人群体易染且死亡率最高。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在北京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新冠肺炎中老年人高发，从整个患者群体来看，年龄65岁以上有更高的死亡风险。意大利平均死者年龄超过80岁，并出现了整个镇的老人几乎全部死亡；韩国新冠肺炎病早期死亡率接近1%，90%是60岁以上老人；就美国来看，新冠肺炎死者年龄多介于70多岁到90多岁；法国卫生部总干事萨洛蒙也曾表示，新冠肺炎死亡者中，年龄高于65岁的占93%。

 

17年前，“非典”针对的是人体的呼吸系统，只攻击肺，不会伤害免疫系统；这次新冠病毒同时能够针对高龄老人的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免疫系统、消化系统等各类基础疾病，而且加速了确诊老人的死亡。这一现象使我回想起20多年前美国一些机构在全世界进行的“高龄老人死亡率模型和分析”的一个项目。

 

        美国曾在全球收集关于“老人死亡率模型”项目需要的遗传基因

 

上个世纪90年代，全世界对人类遗传资源的概念都不清楚的时候，美国就在亚洲、非洲及欧洲展开了全世界范围内的人类遗传资源的大规模收集和研究，当时被称为划时代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其中一个项目是“高龄老人死亡率的模型与分析”，需要调查老人患病种类，并列出了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中风等脑血管疾病、支气管炎、肺气肿、哮喘和肺炎、肺结核等18种老人基础病例。要调查研究老人这些基础病例，需要获得老人患有各类疾病的遗传基因，因此就要采集到有针对性的老人人体血样。当时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出资，美国杜克大学1996年分别与德国马普研究院和丹麦奥登塞大学签订合同，采集欧洲中南部和北部欧罗巴种人的老人血样；美国另一机构还与沙特等国的一些研究机构合作采集中东人的老人血样。

 

当时一位中国留美学者又与丹麦奥登塞大学签订分包合同，负责采集了中国北京、杭州、成都300位左右老人的血样，然后送到美国。1997年底，中国留美学者与美国杜克大学单独达成了协议，在中国除西北五省、区，以及西藏、内蒙、云南、海南等少数民族较多的省、区之外的22个省、市，采集万名高龄老人血样的合作项目，项目覆盖面约1亿中国老人。中国留美学者为了获得国内某单位的批准，把项目名称“高龄老人死亡率模型与分析”改为“中国高龄老人长寿健康监测”，英文合同的中文翻译件上回避了遗传基因字样，对国内声称采集老人的血样是为了给老人检查身体。我当时正在该单位工作，希望留在北京做这一国际合作项目，但项目负责人告知我，北京、广东、湖北、上海、黑龙江五个地方是重要项目区，需要安排更专业人士负责，最后我被安排负责离北京最近的河北地区的项目，包括采血任务。 

 

 

丹麦阿登赛大学遗传学专家本特·皮特森的采血示范，右下为童增。童增供图

 

      1998年3月4日，我参加了北京西藏大厦中国调查员培训会，丹麦奥登赛大学的遗传学专家本特·皮特森介绍了他在北欧地区的采血经验，要求中国的调查员按照他们的方法进行。具体方法是，把老人的手先放在热水里浸泡一段时间，再进一步把老人的手搓热，然后用针管在老人手指两侧的一侧插进去，让老人的手指滴出鲜血，第一滴血不要，从第二滴血开始，滴入滤纸的5个圆圈中，根据现场试验，起码两滴血以上充满一个圈，如果一个手指滴出的鲜血不能充满5个圈，还要继续采另一个手指的血，也就是说，要从老人手指上流出11滴以上的鲜血，而且时间在1分钟以上才能完成采血过程，切忌不能用碘酒。

 

我当时反对这种采血方式，因为这些老人大多数都是皮包骨，这种采血方式对他们是一种折磨和伤害。后来才逐渐发现这个项目是在搞遗传基因，我把这件事公开之后，即刻国内数十家媒体大篇幅报道支持我；国外的法新社、路透社及美国《科学》杂志等不少媒体都参与了报道。由于舆论的压力迫使采完的血样不能送到美国，查封在国内某大学。中国留美学者将项目换了一个名称，又找到另一个部门，在2000年后继续与美方合作，甚至还联系了中国一些医院配合，对中国22个省、市的高龄老人进行多次采血，然后一批又一批将成千上万个血样送到美国实验室，还将中国老人的整体基础疾病状况的数据给了美方。

 

       具有基础疾病的老人血样提供给美国杜克大学，杜克大学是否将其遗传基因的研究成果和数据提供给美国各地的其他实验室，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杜克大学和中国留美学者签署的分包合同里明确规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通过杜克大学将采血项目转包给中国某人口研究所，杜克大学再将资金提供给中方分包方，合同中明确规定杜克大学可要求分包方改变工作内容，没有次数限制；版权在非独家占有的前提下，允许美国政府对其进行复制、翻译、发表、使用和转让，并授予其他美国机构同等权利。合同按北卡罗莱纳州法律解释等。还在中国采血过程中附加了一份问卷调查，比如2000年的问卷，调查中国老人居住县、区的经纬度，每年1月和7月的平均气温以及多年的平均值，一年中无霜的天数以及多年的平均统计数据，多年来的平均降雨量，老人居住地的土地类型及主食结构。在另一本《调查手册》里，其中有一项是调查1998年采血的老人存活率，哪些老人死亡，死亡原因是病死还是自然死亡，特别强调死亡时间、而且要有第三方证明等等，上述数据都会毫无保留提供给美方。

 

 

给老人“采血”时，附加的问卷样本。童增供图

 

美国经历了从化学细菌到生物病毒再到遗传基因的全部研究过程

 

这次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从国际上有不少的科技、医学、遗传基因学界的专家发表的成果来看，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我17年前的观点，即基因重组技术是成熟的，通过把中国人、欧洲中南部及北部的欧罗巴种人、中东人等具有基础疾病的老人遗传基因进行基因测序，发现其在不同种族之间的基础疾病的共同基因缺陷是可能的，这些不同种族的老人对一些病毒不仅容易感染，关键是有的病毒在老人自身患有各类疾病的基础之上能加速老人死亡。

 

1994年我到美国，两位美籍华人陪我去拜访了“东京审判”的美国检察官，他告诉我1945年二战结束后，日本731部队将“人体实验”及化学细菌武器的制造和使用的资料全部提供给了美国。从那以后，美国是战后75年来唯一经历了从化学细菌到生物病毒，再到遗传基因的全部研究过程的国家。大量中国人及其他种族的遗传基因，甚至各个年龄段、各种疾病患者的遗传基因在美国实验室里都存在，他们在搞什么研究，全世界都不清楚。

 

我在《最后一道防线》书里特别提到，“非典”暴发前，冠状病毒一直是冷门研究课题，但美国有十个实验室当时就已经研究了30多年。“非典”暴发后，美国一些机构，对“非典”病人的血样尤其关注。2003年底，有两位“非典”幸存者通过报社记者要到我的电话，告诉我美国一些机构当时给他检查身体并要求采他们的血样。2013年“非典”暴发10周年，我看望和资助了北京地区的一些“非典”幸存者，有的幸存者明确告诉我，美国的机构一直在采他们的血样。 

 

 

2013年“非典”暴发10周年，童增看望北京地区的“非典”幸存者。童增供图

 

目前许多资料表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30年来主导和资助了很多收集人类遗传资源方面的项目，包括采集中东人、非洲人的血样；甚至2017年美国另一机构采集包括俄罗斯人血样的生物样本，结果遭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严厉警告。有件事曾经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位美籍华人学者通过国内一位记者告诉我，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有的部门对西班牙语系的拉美人意见很大，发现墨西哥等国的人到美国后就生小孩，然后就吃美国小孩越多福利越好的政策，父母亲靠这个福利就不工作了。美国有关部门提议，也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出资，采集这些人的血样，通过基因测序和编辑，制造出能够抑制这些拉美人的生殖能力的制品，后来媒体曝光受到谴责，但这项研究是否还在秘密进行，外界都不清楚。

 

对人类未来安全的几点呼吁

 

1、我们应该认真反思和总结“人类基因组计划”给人类带来的积极和负面的影响。1990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主导正式启动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后来多个国家的科学家正式加入，这在当时被誉为与曼哈顿原子弹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并称的人类科学史上三大重大工程。该工程实际上是对人类遗传资源的研究，往往打出的名称都很冠冕堂皇。从今天的研究成果看，一方面促进了对人类自身的认知，另一方面给人类也带来了困惑和威胁。比如，根据基因缺陷研究可以导致一些病毒在人类身上的传播和繁殖；有的人为了利益一边制造病毒，一边研制疫苗；以及转基因的不透明化；甚至出现基因编辑、人类克隆等严重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因此我把当年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称之为“现代版的人体实验”，我们要时刻警惕和准备应对这一“计划”可能会给人类带来更加意想不到的灾难。

 

2、制定《人类遗传资源保护及利用国际公约》刻不容缓。201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社会在进步，法制在健全”。2019年7月6日，我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一份建议：提出要加快制定《人类遗传资源保护及利用国际公约》。特别强调要吸取战后爱因斯坦等人未能阻止核武器泛滥，已经给今天的人类带来了巨大威胁的历史教训，其主要原因是当时没有国际规则约束。今天我们必须制定国际公约来约束人类遗传资源非和平的利用和开发。我希望国际社会在这方面能够为了全人类的安全，更加公开透明和更加约束，将人类遗传资源用于和平与人类的建康，禁止将人类遗传资源用于军事和战争，以及任何反人类的行为。

 

 

童增向联合国递交《人类遗传资源保护及利用国际公约》的建议。童增供图

 

3、建议核查世界上所有的“生物病毒基因实验室”。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已经向联合国秘书长和世界卫生组织发了多封邮件，希望疫情结束后，从人类安全的角度，由联合国主导核查目前世界上所有的“生物病毒基因实验室”。自从1990年“人类基因计划组”正式启动后，本世纪以来出现了很多怪异现象，多种新型病毒基于冠状病毒的表达载体不断攻击人类。比如，2003年“非典”致死最多的是中国人，2012年MERS病毒致死最多的是中东人，2014年埃博拉病毒致死最多的是非洲人，今天的新冠病毒致死最多的是全世界患有基础疾病的老人群体。我认为美国在生物病毒基因方面的研究和开发非常领先、成果最大、申请的专利也最多，如果美国能率先将自己的实验室、特别是去年8月被关闭的位于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生化研究基地，让联合国组织的专家团队公开核查，一定能带动全世界的所有“实验室”的核查，这将对人类的未来安全是一大贡献。

 

       我今天仍然坚持我17年前提出的观点和告诫，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人类强烈谴责的是化学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人类至今后怕的是原子弹，未来的战争必须提防生物基因超级战争，即找不到敌人的无人战争。为防止这一毁灭人类的事件发生，这是我今天希望联合国制定《人类遗传资源保护及利用国际公约》和核查所有“生物病毒基因实验室”的理由和初衷，我想任何一个国家在这方面都有一个应尽的国际义务；为人类创造一个安全和平的世界。

 

今天我再提一个警示，对上个世纪称之为人类科学史上三大重大工程需要认真反思，曼哈顿原子弹计划，由于当时没有国际规则来约束，现在全世界的核武器足以毁灭人类；阿波罗登月计划，目前应该制定国际公约来约束对太空发展的泛滥，不然今后各类太空部队将会毁灭我们的地球；同样人类遗传基因组计划，迫切需要制定《人类遗传资源保护及利用国际公约》，不然人类将会出现种族灭绝的巨大风险。

 

【童增，北京大学法学硕士，2003年“非典”暴发后，撰写了《最后一道防线》（中国人基因流失忧思录）一书。童增30年来一直坚持为二战中国受害者讨公道，多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原载“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