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底线思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思想方法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显著特征。坚持和运用底线思维，对增强和提高领导干部驾驭风险的本领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鉴古知今，学史明智”。历史告诉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近百年的奋斗历程中成功应对了各种风险与挑战，积累了许多坚持底线思维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宝贵经验。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进行的重庆谈判就是其中一例。深入剖析此范例，对于我们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做好各地区、各部门、各领域、各方面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工作，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重庆谈判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谈不谈
谈不谈？是谈判者对谈判所面临形势进行全面综合分析并对谈判结果进行预测研判后，作出的行为选择。
抗战胜利后，世界战略格局和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以美国支持的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两个前途、两个中国之命运。一个是黑暗的前途、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就是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使中国回到抗战前的老路上去；另一个是光明的前途、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就是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首先从重庆谈判开始。重庆谈判也成为一次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智慧和处理复杂问题能力的重大风险考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接连向延安发去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面对国民党提出的谈判，我们党谈还是不谈？面对蒋介石发来的邀请，毛泽东去还是不去？这件事对时局、对人心、对国内外舆论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党要作出正确决策，首先必须对面临的形势作出科学分析和准确判断。
8月14日，在收到蒋介石第一封电报时，中共中央没有立即回复。在此后的两天时间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同志多次与周恩来、王若飞交换意见，了解重庆各方面情况。16日给国民党复电。20日当收到蒋介石第二封电报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先去重庆同蒋介石等谈判，待机决定毛泽东的行动。22日给国民党复电。23日在收到蒋介石第三封电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问题。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24日给国民党复电。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同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再次开会研究毛泽东去重庆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初步商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谈判。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会议最后正式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谈判。
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形势是如何分析的？对谈判是如何决策的呢？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当前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国民党军内部矛盾很多”，“它的实力无论如何弱于日军加伪军”，“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共产党不易被消灭，国内人民和国际上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今后我们的方针仍然是：“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毛泽东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去重庆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接着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在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发言强调：“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去，“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和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重庆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历史证明，我们党和毛泽东做出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在当时形势下，不谈不去就会输理，就会中计。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国民党就借此宣布中共拒绝和谈，把内战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前往谈判，即可向中共施加压力，诱逼其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并争取时间部署内战。由于中国共产党对谈判决策的英明果断，由于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的“弥天大勇”，使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诡计落空。我们党下了先手棋，打了主动仗，占据了道义制高点，获得了和平民主的好形象，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好评，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国统区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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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谈判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谈什么
谈什么？是谈判者在谈判中要涉及的内容，其强调和突出的是谈判的主要事项和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一般而言，谈判双方都会在谈判中设定一个争取的高线和坚守的底线。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蒋介石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乘专机抵达重庆。重庆谈判从次日开始。按理说，国共两党会谈本应各有方案，但国民党却没有提出自己的方案。毛泽东后来说：“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蒋介石没有料到毛泽东会成行。虽然，国民党没有谈判方案，但蒋介石在中共代表团到达后，很快确定了“对毛泽东来渝的方针”，并在同毛泽东的第一次直接商谈中提出了谈判三原则，对这次谈判定了调子、划了框子。其方针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三原则是：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方针和原则是要继续维护其反动统治，不允许解放区中共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合法存在。
9月3日，中共代表团将关于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11项提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结束国民党的党治等，并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但对中共提出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国民党政府代表均予以否定。经过斗争，在一些方面取得接近意见。9月8日，国民党政府代表根据蒋介石拟定的谈判要点，对中共提出的11项提要作书面答复，表示接受中共代表提出的和平建国、承认党派合法平等、结束党治等项主张，对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也表示基本同意，但对于解放区政权作为合法地方政府却坚决不同意，对于军队编组问题作了种种限制。从9月12日起，涉及解放区政权和中共军队整编，双方斗争又趋向激烈。周恩来重申，中共现在的120万军队应编为16个军48个师，分期实施，在自行缩编后仍驻现在解放区；中共控制的19个解放区，建立的民选政府，国民政府应予承认。国民党政府代表坚持全国军队缩编，中共军队最高限额不能超过12个师，其驻地由“中央”政府确定；对于中共代表提出推荐相关省市政府人选问题，则以有悖政令统一为由，加以拒绝。谈判陷入僵局。
为了打破僵局，9月18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经过长时间商讨，准备作出让步。19日周恩来根据商讨的意见在谈判中提出，可将我军队数目减少。如“中央”军队缩编为120个师，中共应为20个师。军队驻地可分两步在11个地区撤出，集中于黄河以北7个地区。解放区随军队驻地之调整而合并。国民党政府代表继续拒绝。9月21日，赫尔利找毛泽东谈话，要求中共交出军队，否则谈判将破裂。毛泽东的回答是：不要破裂，还要讨论。由于国民党方面全面否定中共的谈判方案，致使会谈于9月中旬一度搁浅，9月21日至26日休会。
9月27日恢复谈判，到10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又进行4次会谈。虽然双方在原则问题上斗争仍然尖锐，但周恩来、王若飞在坚持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前提下，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态度，一方面提出了双方更容易接近和解决的问题，并表明对于现在无法解决的问题，可在本次谈判后继续谈，以求得最终解决。另一方面更加注意对张治中、邵力子做团结争取工作，推动他们从中斡旋，进而使随后的谈判进展较为顺利。
10月2日，周恩来在双方谈判接近结束时提出建议：拟将一个月来谈判记录整理出来，择其可能发表者发表之，以慰国人之渴望。此举得到国民党政府代表赞同。5日周恩来将亲手草拟的会谈纪要递交国民党政府代表以供讨论。同时，周恩来提出，毛泽东来渝已一月有余，拟于下周返回延安。8日国共双方代表就纪要交换意见并修改定稿。10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同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于10月12日由国共双方正式公布。会谈纪要共12项，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形成了一致意见的内容，即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第二种形式是各自表述的内容，主要是国民大会问题、解放区政权问题、军队整编问题等；第三种形式是形式上承认而实质上未执行的内容，即受降、遣俘、改编伪军问题等。
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同国民党方面继续商谈。至此，由毛泽东同蒋介石直接出面参加的国共两党谈判宣告结束。重庆谈判涉及和平建国方针、人民自由权利、党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日伪受降等问题，但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解放区政权和军队问题。虽然，在这两个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但谈判是有成效的。毛泽东在返回延安的当天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重庆谈判经过。他说：“这个会谈纪要，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当然，“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损害人民基本利益的原则下，容许作一些让步，用这些让步去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和民主。”但是，“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1946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讲到重庆谈判时也说：“我们并不因为蒋破坏了这些协定，就以为没有了收获。因为全中国人民都承认了这样的事实，认为中共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国民党虽背叛了协议，但他不敢放弃党派协商。”重庆谈判达成的协议，是我们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一个成效，是人民力量的一个胜利。
重庆谈判面临的第三个问题是：怎么谈
怎么谈？是一个内涵丰富且极其复杂的问题。古今中外所有谈判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等谈判，一类是非对等谈判。两类谈判都需要斗智斗勇，尤其是非对等谈判，不对等一方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更需要有超出对方的智慧和勇气。重庆谈判就是一场非对等性的谈判。谈判在桌面，抗衡在桌下。谈的是政治，抗衡的是经济军事。牵一发在重庆，动全身涉及全国。博弈的是智慧、信念、意志、决心和力量。重庆谈判历时43天，经过了普遍交换意见、针对实质性问题进行商谈、达成协议三个阶段。这43天，是高度紧张、激烈斗争、开展广泛统战工作的43天，也是国内外舆论联动、前方后方互动、军事政治相互配合的43天。所以，回顾谈判的形式和整个过程，可以说是丰富多样且惊险生动。
（一）谈判在两个层面进行。虽然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其实蒋介石同毛泽东直接商谈次数并不多。8月29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先后会见张治中、蒋介石，毛泽东同蒋介石进行第一次直接商谈。9月2日、4日、12日、17日、10月9日、10日，毛泽东同蒋介石又进行了6次直接商谈。10月11日晨，毛泽东在返回延安前同蒋介石进行最后一次直接商谈。谈判中进行具体磋商的人员，中共方面是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方面是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毛泽东同蒋介石直接商谈的内容大多属原则层面，一般问题和具体事项由其他谈判人员磋商。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从9月4日正式开始，共进行了12次。
（二）谈判的前方和后方。在8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会议决定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为加强新形势下对军事斗争的领导，会议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后来，毛泽东在8月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党的领导中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将来还可能有更多一些的同志到外面去，只要有里面的中心，外面的中心也就能保得住。”在谈判期间，前方后方互动，前方谈判的情况及时向后方通报，中共中央又及时向前方提出建议，将谈判情况和对形势的分析向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进行通报，并对全党全军的工作作出部署。在谈判开始和谈判期间，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3次通知和通报。在9月26日的通报中，最后特别向全党告知“毛主席在渝安全”。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谈判情况的电文。会议根据刘少奇建议，决定开一次高级干部会，讲讲时局、谈判经过及方针，使各级组织及干部有精神上的准备。
（三）谈判中的统战工作。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地进行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毛泽东会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等，还会见了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以及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等。为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对中共政治主张的理解，毛泽东分别会晤国民党军政要员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陈立夫、程潜、戴季陶等。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成铁板一块。解决问题还是要找右派，不要放弃和他们的接触。毛泽东还会晤了苏联大使彼得罗夫、美国大使赫尔利以及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比利时等国的驻华使节，还有日本反战作家、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士兵，向他们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周恩来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会见工商、文化、妇女、新闻各界代表，听取并交流意见。毛泽东、周恩来的这些举动，使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国外友好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
（四）谈判时利用媒体宣传造势。在谈判紧张进行之时，张澜建议：“现在，是你们同国民党双方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当把它公开出来，让大家知道，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账。”毛泽东采纳了建议。后来，张澜在重庆《新民报》、成都《华西晚报》发表《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影响。为配合谈判，中共代表团就宣传方针问题向中央发去电报，提出自即日起以各种方式，通过延安与张家口新华社、英文书面与口头广播及《解放日报》加以宣传。9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还首次招待在渝外国记者，介绍中共和平民主主张。
（五）谈判时的军事支持。重庆谈判期间，军事斗争紧密地配合了谈判桌上的斗争。蒋介石为了以军事行动向中共施加压力，迫使中共代表在谈判桌上屈服，除加速向前线调运兵力外，还下令广东、江苏、浙江、安徽、山东、山西等省的国民党军队向人民军队发动进攻。我们党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8月30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在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的电报中指示：“目前在前线上最能配合与帮助谈判的事情，就是能在顽军向我解放区进攻时，在自卫原则下打几个胜利的歼灭战。晋绥方面对于阎锡山与傅作义的进攻望能组织一二次胜利的战斗，以配合毛主席的谈判。”9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全军，为促进谈判，必须布置几个有力战役，打退顽军气势。我晋冀鲁豫军区于9月10日至10月12日，在山西长治地区（古称上党郡）实施上党战役，一举歼灭入侵的阎锡山所部3.5万余人，直接配合了谈判斗争。其实在谈判前，毛泽东就已经深刻地思考过这个问题。8月25日，当毛泽东在送别刘伯承、邓小平乘美军观察组飞机离开延安回太行时就说：“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他承认这些条件。今后我们要向日本占领地进军，扩大解放区，取得我们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后来发生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重庆谈判给我们的历史启迪是：
底线思维至关重要
什么是底线思维？如何理解和把握底线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底线思维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思想方法。从底线思维来审视重庆谈判，给我们以历史的启迪。
（一）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有战略远见和政治定力。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极其复杂的斗争中，我们党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采取适应形势发展变化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当国内形势出现和平发展可能时，为争取和平民主而努力，并在坚持自卫战争的前提下，对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坚决回击。当国内和平民主遭到破坏，我们党为制止内战、争取和平进行不懈努力，同时领导解放区人民做好对付全面内战的各种准备，保证了我们党在国内和平向国内战争的转变中处于主动地位。抗战胜利前，早在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就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指出了未来的发展趋势和任务。他强调：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演讲还揭露了蒋介石玩弄的“你交出军队，我给你民主”的阴谋，指出：“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己，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在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一些根本性问题作了准确预判。他说：我们要求的条件，“现在最现实的也是双方所力争的是第一条，即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关于第一条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双方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蒋介石才能逼着他让步，他总之是不会满足我们的要求的。”8月30日，毛泽东访问张澜时，张澜表示不相信蒋介石有和平民主的诚意，是假戏。毛泽东说，我们就来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辨是非，这场戏就大有价值了。这一判断为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所证明。重庆谈判结束后，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在重庆，有些人认为，蒋介石是靠不住的，是骗人的，要同他谈判出什么结果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还有许多因素，使得蒋介石还不能不有很多顾忌。这里主要有三个因素：解放区的强大，大后方人民的反对内战和国际形势。”“‘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都是针锋相对。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重庆谈判，我们党是作了充分准备的，是有战略谋划的，也是保持了强大政治定力的。
（二）要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有敢于斗争的勇气。为了争取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勇于牺牲的。8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去重庆谈判问题时，毛泽东说：“去重庆，要充分估计到蒋介石逼我作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我准备坐班房”，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当天，在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等人去重庆谈判时，同时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要求广东、湖南、湖北、河南等地，“这些地方的同志必须独立地分析环境，解决问题，冲破困难，获得存在和发展。待到国民党对于你们无可奈何的时候，可能在两党谈判中被迫承认你们的力量。而允许作有利于双方的处理。但是你们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总之，我党面前困难甚多，不可忽视，全党同志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强调了斗争精神，强调了要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蒋介石实行的是“边谈边打，边打边谈”的策略，我们党对此高度警惕，也采取了一系列对应的立足于“打”、争取“和”的战略策略。党内做好工作的交接准备，在重庆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制造舆论给予揭露和批评，分化瓦解国民党内部等等。10月17日，毛泽东作报告时指出：“我们要承认困难，分析困难，向困难作斗争。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不能设想，哪一天早上，一切反动派会统统自己跪在地下。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我们和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排除万难，达到胜利的目的。”“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历史表明，胜利是靠斗争取得的，团结是靠斗争得到和巩固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三）要讲究策略和方法，牢牢守住底线。坚持底线思维，要划出底线，要坚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动摇。在重庆谈判中，我们党把握和运用了灵活机动的原则和方法。在8月2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发言说：“谈判求得妥协，须双方让步。中央决定我出去，我个人想是一个侦察战。我们是诚意要求和平，当然，不能失掉立场。实现和平的后盾，一是力量，一是人心。”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的通知指出：“我方亦准备给以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无此让步，不能击破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不能取得国际舆论和国内中间派的同情，不能换得我党的合法地位和和平局面。但是让步是有限度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要内外配合，军事政治并用；要作适当让步，不使谈判破裂；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重庆谈判一结束，在10月1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指示，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当国民党反动军队举起屠刀时，我们党领导人民也拿起刀枪，英勇反抗国民党的进攻和屠杀。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重庆谈判虽已过去70多年，但我们党防范化解其带来重大风险的经验，给我们今天以重要启迪。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各级领导干部工作千头万绪，在做每一项工作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底线在哪里？风险在哪里？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最好的结果要什么？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我们要敢于担当、敢于斗争，年轻干部更要到重大斗争中去真刀真枪干。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切实把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做深做实做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充沛顽强的斗争精神，保持定力，处变不惊，从容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来源：昆仑策网，转自“光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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