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印度洋及其政策构想 ——目标：2049（下）

张文木：印度洋及其政策构想 ——目标：2049（下）

2021-08-19

【编者按】张文木教授的研究报告《印度洋及其政策构想——目标：2049》，对于深刻认识当前阿富汗形势是一份很好的材料。本文曾以《印度洋长策：目标2049》为题，刊发于《学术前沿》2014年10月上（总第59期）；后以《印度洋与中国政策——目标：2049》为题，收录于张文木著《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昆仑策网和“昆仑策研究院”公众号曾先后于2015年5月和2017年7月授权发布。其后作者又有修订和补充，本报告为最新修订版，收入《张文木战略文集》第七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42～350页）。现经作者授权昆仑策网和“昆仑策研究院”重新发布，以供研究参考。全文共九目，因篇幅较长，分上下两篇发布，注释略。上篇为第一至五目，下篇为第六至九目。此为下篇。

印度洋及其政策构想
——目标：2049（下）

【内容提要】印度洋是古今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必然要关注但进入后其结局都不好的区域。一般说来，控制印度洋的制海权必须有覆盖南北纬30度区域的作战能力——而只有世界性的大国才会有这样的能力，不然，其前途要么崛起，要么灭亡。但古今霸权国家来到印度洋便进入衰落期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印度洋地区争强好胜的结果都是不好的，独吞世界从而独控印度洋的想法是不切实际，对中国而言更是非常危险的，只有分享才是守福之道。国家发展道路并非只有要么衰落要么崛起即行扩张的黑白两道，在这中间一定会有守中持重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世界只能在分享繁荣中和谐前进：欧洲当为欧洲人民的欧洲，美洲当为美洲人民的美洲，亚洲自然也是亚洲人民的。中国未来应当在“一截遗欧，一截赠美”的愿景中为自己也为亚洲争取到“一截还东国”的前途。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节制性地运用国力既是保持国力持续增长的秘密，也是中国几千年屹立不倒的智慧所在。中国坚守“地区性守成”的政策既可帮助印度洋国家减轻“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的紧迫感，也会让中国避免在印度洋地区不恰当地透支国力并由此保证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在21世纪下半叶的持续发展。

六、印度洋板块与欧亚地缘政治板块间有着强烈的挤压式互动

（一）欧洲人还要重返印度洋和远东

但是，目前印度还不会有“销声匿迹”的担忧，因为在它之前西方国家还有其他对手——比如中国和俄罗斯——要解决，如中俄倒下，随后印度必将首当其冲。所以说印度有些人跟中国作对的政策不明智，中俄倒了，哪有印度的好？这与三国中的孙吴为得荆州小利而获灭国之灾的道理一样。看看当年英国对印度人民的镇压及统治，就会知道西方人届时根本不会给印度喘息和反抗的余地。英国人统治的时候给印度连起了一个大版图，但英国人走时又把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给拆分出去。这真是用得着就统合，用不着时就拆分。但毕竟没有全分，其原因是印度还在英联邦里面，英国人还要重返远东。这在汤因比书里有所体现。汤因比在其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号召欧洲人痛定思痛，用“五十到一百年”的历史，推动欧洲“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终使欧洲得以“恢复原状”：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传统组织一再受到打击，欧洲是否能恢复原状，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要由今后五十年到一百年的历史来解答。只有经过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改变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方式，形成全欧的社会组织，欧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世界中恢复主权。然而，千百年来的因循守旧、各国的既得利益以及年深月久的憎恨与恐惧，都是压在欧洲背上的负担，阻碍了上述那种革新。从技术上讲，肯定是可以革新的，但从社会与政治上说，或许不可能进行改革。欧洲人作为个人，作为民族，常具有卓越的理智、洞察力和行政手腕，但这些因素同传统的势力、感情以及复旧情绪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决不能摆脱在欧洲边缘已站住了脚的超级大国的操纵和摆布。看来俄美之间争夺欧洲资源的斗争，不可能有助于欧洲改组的事业。

大家再看看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书，布莱尔在回忆录《旅程：我的政治生涯》的序言中将这个目的说得更加明白：
我想改革英国，使它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同时，面对21世纪的到来，不会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觉失落和衰退。

整个印度洋国家是一种拉美式的经济体制，其特点就是工业发展不能独立自主，这样的民族没有张力。只要是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必然要扩张并走帝国的道路——日本法西斯主义就是这样起步的，因为它需要世界市场。中国发展起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这要感谢毛主席，毛主席没有把中国带向自然农业社会，更没有带入拉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为中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发展模式和国民经济体系。太平洋战争结束前的德黑兰会议上，在讨论打败希特勒后如何处置德国的方案时，罗斯福与斯大林都认为：防止德国东山再起的关键是毁灭德国的重工业生产能力；只要没有重工业生产，德国就永远没有发动战争的力量。罗斯福还说要把德国变成牧羊场。牧羊场国家就是只提供原材料而无工业技术原创力的依附性国家，就是工业国家商品的倾销地，因而，这样的国家是没有竞争能力的。《罗斯福传》的作者康拉德•布莱克曾对美国的“旨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和解除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的实质一语中的，他说：“实施这个计划等于把7000万德国人全都变成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1946年1月3日，斯大林将苏联的经验告诉蒋经国：“不要只醉心于贸易。假如苏联没有工业，那么德国就会打败苏联。由于苏联有工业，战争期间才有可能每月生产3000架飞机、3000辆坦克、5000门大炮、40万支步枪、20万支自动步枪。”

英国被迫放弃在印度统治，离开南亚次大陆之前，已将印度转变成了一个“牧羊场”国家。美国本来是要消灭日本的重工业的，后因冷战的需要，美国再次放宽了对日本工业的限制。澳大利亚也是这样一个养羊、跑袋鼠并由此没有扩张和打仗需要的国家，所以澳大利亚就特别“和平”，当然也没有保障和平的能力。加拿大也是这样，没有像样的重工业，所以也比较和平。这样的国家，傍着美国，美国也放心。围绕在中国周边的许多亚洲国家都有这个特点，这是欧洲为了在亚洲的殖民需要制造出且保留下来的。如果当年英国人把印度发展成日本式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当然它不会这样做，那么今天我们西南一带就不是这样的地缘政治形势了。中南半岛三分天下的形势，也是法国人当年搞的“印度支那联邦”的后果。正因为中国周边这样的地缘政治形势与中国形成——完全不同于欧洲对称破碎——的不对称破碎格局，亚洲近现代史才有不同于同期欧洲的和平稳定的发展形势。

（二）张伯伦的政治遗产与丘吉尔的悔悟

说到这里，我们真的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被骂得狗血喷头的张伯伦先生及其政治遗产。希特勒崛起时，张伯伦意识到了再次世界大战将使欧洲失去既有的世界霸权。张伯伦为此绥靖希特勒并对他说，咱们不能再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以后苏联、美国崛起，我们若再打，苏联人和美国人就会进入欧洲。希特勒当时年轻听不进去，决定打；丘吉尔也年轻更听不进去“老同志”的话，也决定打。战争的结果不出张伯伦所料：苏联和美国通过“第二战场”完全插进欧洲。丘吉尔当时想从南欧开辟“第二战场”，从意大利北上出兵，罗斯福和斯大林却联手逼迫丘吉尔同意从法国诺曼底出兵，把东欧让给苏联红军来解放。当时谁都知道，大兵所至即势力范围所至。斯大林对此看得明白，他曾私下对当时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米洛凡•杰拉斯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苏联出兵东欧意味着东欧将归入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样一来，欧洲就又被压成两部分，即英法控制的“西欧”和苏联控制的“东欧”。欧洲被拦腰斩断了。欧洲由此元气大伤。

在认识美国人方面，当年的丘吉尔还是太年轻了。如果他早点读到麦金德发表于1919年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中说的“美国最近已成为一个东方强国，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俄国来影响欧洲的力量对比”的预言，就不会轻信同为盎克鲁-撒克逊民族并同具民主信念的美国人信誓旦旦的承诺。

1943年11月30日，德黑兰三国首脑第三次会议前4个小时，丘吉尔与斯大林有一个单独会晤。会晤从中午12点40分开始。丘吉尔先告诉斯大林：从母系方面讲，他一半是美国人。接着他又“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他对美国人很有感情，不应当认为他想贬低美国人。他丘吉尔对美国人是完全忠实的。可他哪里知道早在德黑兰第一次会议“前一个小时”罗斯福背着丘吉尔已主动向斯大林表达了被丘吉尔视为命根子的印度问题的解决意见。1943年11月28日的苏联档案《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纪录》有如下记载：
罗斯福认为，这个原则（此指民族自决原则——笔者注。）本身对其他殖民地同样是适用的。在实施有关托管制的建议方面，丘吉尔不打算坚决地采取行动，因为他怕这个原则不得不适用于他的殖民地。
斯大林答，当然，丘吉尔将会不满。
罗斯福称，当赫尔在莫斯科时，他随身带了一份文件，那是罗斯福制定的关于建立国际殖民地事务委员会的文件。这个委员会应当对殖民地国家进行观察，以对这些国家的状况以及改善这种状况的可能性进行研究。这个委员会的全部工作最好公布于众。
斯大林答，假如这样做，就好了，就向这个委员会提出申诉、请求等。
罗斯福表示，最好不和丘吉尔谈印度问题，因为他罗斯福知道，丘吉尔对印度问题还没任何主意。丘吉尔认为，这个问题可留到战争结束以后解决。
斯大林说，印度是丘吉尔的一个病灶。
罗斯福同意这一点，但他认为，英国必须在印度采取某种行动。

罗斯福说，他希望同斯大林随便谈谈印度问题。随后他对斯大林提出一个让今天美国“民主制度”的粉丝们怎么也想不到的建议。
他认为，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
斯大林答，从下面开始——这意味着走革命的路。
罗斯福说，关于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斯大林说，当然，局外人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事物。

罗斯福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这言外之意就是印度可以用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在战后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丘吉尔曾把印度称为“英王皇冠上的那颗真正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现在罗斯福要将这颗丘吉尔珍惜并正在为之誓死捍卫的“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献给斯大林，而这对正在同一个战壕作战并准备过69岁生日的丘吉尔来说，是绝妙的戏弄和出卖。“老乡见老乡，背后打一枪”，现在同具盎格鲁撒克逊血统族的罗斯福联合斯拉夫人在丘吉尔这位天真的老乡背后真的打了暗枪。多年后，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显然对罗斯福和斯大林这次会谈有所警觉，但对其内容却一无所知，他说：
11月30日是一个忙碌而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是我69岁生日，几乎一整天我都忙于我一直关注的某些最重要事务。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元帅保持私人接触，并逗留在苏俄大使馆中。尽管总统与我关系密切，并且我们的重要问题交织在一起，但自从我们离开开罗以后，他一直避免单独与我见面。

就在前两天，也就是在罗斯福与斯大林会谈的时候，丘吉尔在德黑兰英国公使馆撒疯。据哈里曼回忆：
他（丘吉尔——笔者注。）说他乐于服从命令；他有权担任会议主席，因为他年龄最大，因为他的姓氏是C字打头，因为他所代表的大英帝国具有历史上的重要性。他放弃了这些权利，但他要坚持一件事情，那就是必须让他在30日举行晚宴，这一天是他的69岁生日……他说他要喝得酩酊大醉，准备在第二天开路。

1943年11月18日，即在德黑兰会议前夕，丘吉尔召集幕僚谈到美国人时说，“最近给他留下了敌意的感觉”。与此同时，罗斯福也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明知英国主要军事力量部署在地中海并且无力他顾的情况下，提出让英国独占法国及卢森堡、比利时、巴登。而马歇尔等则向罗斯福总统提议“美国人应该向欧洲进军”。

11月28日，即德黑兰会议召开当天早晨，斯大林与罗斯福会前就战后政治安排交换意见。斯大林支持美英联合进驻法国北部。而罗斯福和斯大林都认为印度支那不应该在战后归还给法国，而应该在20～30年的时间内，让它逐步独立。据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披露：罗斯福向斯大林“甚至提出美苏共谋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可能性”。当时担任斯大林翻译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在《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一书中披露斯大林与罗斯福在德黑兰第一次会晤时，在描绘了太平洋上的苦战之后，罗斯福提到殖民帝国问题，他对斯大林说：
“我在我们的战友丘吉尔缺席时谈这个问题，”总统强调说，“因为他不喜欢提到这个题目。美国和苏联不是殖民大国，我们更容易讨论这些问题。我想殖民帝国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会存在很长时间……”
罗斯福说，愿意在将来仔细探讨殖民地战后的地位问题，但最好是在丘吉尔缺席的情况下做这件事，后者对印度没有任何计划。
斯大林显然避免了被拖入如此敏感的话题。他仅仅指出，战后殖民地的问题可能会变得紧迫，并且表示同意，即苏联和美国，与那些拥有殖民地的国家相比，较容易讨论这个问题。而我则惊讶于罗斯福的一项动议，跟前不久，1940年11月在柏林与莫洛托夫谈判时我所听到的希特勒的建议一样，即苏联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一起分享英国的殖民遗产。显然，这些土地吸引了不少人……
整体上，我的印象是，斯大林和罗斯福对第一次接触感到满意。但这并不能使他们改变自己的原则立场。

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拒绝单独与丘吉尔会见，“理由是斯大林可能会觉得他们在一起协调行动和政策来对付他”；“使丘吉尔更加不安的是，罗斯福出于安全原因并不是住在本国的大使馆而是住在苏联大使馆，这样似乎随时都可以同斯大林进行私人接触”。而对“苏联安排来照顾总统的服务人员和其他居住在这些房间里的人，都是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成员”的可能性，“罗斯福则不在乎。但是，罗斯福认为和斯大林建立正常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罗斯福的谈话被偷听了，这可能更有助于与狐疑心过重的东道主建立信任的方式”。

罗斯福与斯大林这种“兄弟般的友谊”始于1943年11月28日德黑兰会议前一小时两人的私下会晤。就在这一刻他们建立了针对英国的美苏暗盟。此后，罗斯福与斯大林在谈判桌上总是所向披靡。罗斯福曾向担任劳工部长的老朋友柏金斯谈过他在德黑兰期间是如何与斯大林建立起这种准“哥们”友谊的。他说在会上他总是刻意与丘吉尔保持距离，以至“丘吉尔脸红气胀地皱眉蹙额；他越是这样，斯大林就越是微笑。最后，斯大林忍不住爆出大笑。三天来，我第一次见到阳光！我先忍住了，后来终于和斯大林笑成一团。这时，我开始称呼他为‘约瑟夫’。他笑着走过来和我握手。从此我们的交情又深化为个人关系，我们可以像兄弟般交谈”。在雅尔塔的5天会议中，罗斯福就更是“一直避免单独和丘吉尔见面”。哈里曼认为“这是罗斯福的一种战术，而非对首相的有意轻视”。而上面所表现出的哥们义气，只不过是从德黑兰会议以来两人合作中的小事一桩。

美国当时为什么要参加欧洲的战争？1939年1月31日，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全面倾吐了他对世界形势及美国战略的攻势性的考虑。他告诉同僚：
在大西洋上，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它们持续、独立地存在。目前，这些是什么呢，请记住这些字眼，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国家的独立意味着“独立”，并不意味着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遭受某个其他国家的“统治”。

接着罗斯福计算了一下目前欧洲还有二十几个国家独立国家，说“但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骤再继续下去，它们将不可能独立。它们会失去独立”。在这里，罗斯福决不是在秀“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此类绕口令，如做通俗翻译，其中的一大批国家持续“独立”换成“分裂”，将其中的“统治”换为“统一”，就不难理解罗斯福讲话的含义。一句话，美国要保证欧洲“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不能让希特勒统一为一体。他说：
请不要说这是空想，不要说这只是白日之梦。六年前希特勒这个人上台控制德国政府时，德国已经崩溃，已经完全彻底地失败。负债累累。分崩离析，不值得被看作是世界上的一支力量。那时你们中有谁会说六年后德国将会完全和绝对地统治欧洲？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里闲坐并说这是白日之梦。

罗斯福告诉美国垄断资本家，只有这些国家“持续独立”，美国资本家才能大发军火财，才能听美国的话。
如果这种情况果然发生了，英国、法国和其他仍然保持独立的国家决定起而战斗，那时你们就会碰到武器问题。
我们不能假定它们会打败德国和意大利。最好的看法是，这是一场成败参半的赌局。这个情况太严重了，决不能忽视。这是一场50：50的赌局，这些国家可能会遭到失败，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可能获胜。如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获胜，主要原因是拥有空军这个巨大优势，它将把英国和法国赶入地下。而英法自己的空军力量实际上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被消灭。
法国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换内阁。法国人开始讨论，这时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将要购买多少飞机。这是一个极好的想法。我们说：“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
因此，最后在第三或第四次尝试从法国国库中拨出500万美元购买我国的飞机时，他们的态度变得足够认真了。我们说：“好极了！叫好有两个非常简单的理由。第一，目前我们的工厂闲置着。如果你们现在来定货，这些货物将在明年春天我们自己的定单开始到来之前大体完成。”这是一个理由，是国内的原因。第二，现在我们不告诉他们，但是我们了解这点：我们希望法国继续作为独立的国家存在。我们不希望法国不得不向这个、那个或其他事物屈服，因为法国屈服，英国屈服，欧洲或其他任何地方将不存在什么独立的国家。因此，十分坦率地说，尽我们所能——完全作为一件和平的事情，世界和平的事情——去帮助法国和英国维护独立，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确实，目前它们的独立受到了威胁。

罗斯福的这篇交底式的演讲引起在座要员的鼓掌，因为他在满足美利坚民族利益的同时还满足了华尔街军火商的利益——在美国，满足后者是实现前者利益的的前提。他们明白了“拯救我们的文明”的含义就是保证大西洋东岸的欧洲大陆的“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只要这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欧洲就会持续保持其破碎性这一致命弱点，就不会对美国造成永久性的威胁。罗斯福出兵的结果是在希特勒快要统一欧洲的时候又把欧洲拍碎了，即再次回到“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的状态。

这时会有人问，即如此，那马歇尔为什么又要给欧洲那么多钱帮助“欧洲复兴”呢？这是因为他看到丘吉尔要利用欧洲战后危机再次实现欧洲统一。这个时候马歇尔抢在丘吉尔之前，撒了一大笔钱，相当于在罗斯福拍碎的欧洲骨骼而丘吉尔要使之重新整合之前撒下了一层“云南白药”，各国有了这笔钱，其统一的愿望就被远远地推后，由此，欧洲的破碎性再次固化。

马歇尔在美国历史上是为美国利益谋划的大战略家，也是斯大林最看重的一个人。1945年4月15日，即罗斯福去世后的第三天，斯大林接见哈里曼及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一行，在谈到苏美在波兰问题上关系恶化时，面对“怒不可遏”的哈里曼，斯大林“语调和缓”地说：“我愿把自己的生命信托马歇尔将军，此事与他无涉，只关下级军官。”斯大林的意思是：你们这些崽卖爷田不心疼的“下级军官”不会明白，将东欧让给苏联是马歇尔劝说罗斯福为美国制定的大战略；正是这个战略，美国和苏联才能有今天这样的战后地位。1945年12月23日，斯大林接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听罢这位新上任的国务卿为美对华政策那喋喋不休而又不着要领的申辩，在会见结束时，斯大林对贝尔纳斯感叹道：“马歇尔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中的一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美国学者中，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准确地把握罗斯福、马歇尔世界布局要义的人。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斯皮克曼开始思考战后和平体系的问题，他在当年出版的《和平地理学》一书中告诫美国政府利用苏联平衡欧亚大陆的特殊作用保持欧洲国家对等破碎对美国具有的“极端重要性”，他写道：
欧洲的法国、德国和东欧之间的实力分布，将继续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欧洲是民族主义高度发达的地区，组成了许多国家。这种情况不会因缔结和约而发生剧烈的变化。德国控制着大陆上最大的潜在实力，必须由法国和东欧的势力同它保持均衡，但是不能让这三个地区中的任何一个获得全部地区的统治权。注意保持实力的适当分布，将是英、美、苏三大超级强国战后的任务。

与今天的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爱到处跑，写厚书的特点不同，马歇尔这个人不爱出头露面，难得见到马歇尔留下的只字片语，更无“自传”。他长期默默地站在罗斯福后面帮助他规划世界：分完欧洲再分亚洲，出卖且分裂中国的《雅尔塔秘密协定》背后就有马歇尔的影子，其目的无非是要使中国国内政治力量对等分治继而国家分裂，而中国分裂则是亚洲欧洲化的先决条件。他逼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以长城划线，被蒋介石拒绝后又扶持李宗仁上台与共产党沿长江划线，并通过斯大林向毛泽东施压，以使这一方案得以推行。毛泽东顶住了斯大林一次次的劝和“建议”，这样才有今天的大中国。

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联手苏联合分世界的事实明朗后，丘吉尔才意识到 “姜还是老的辣”，当年张伯伦的担忧不无道理。只有在失去欧洲后，丘吉尔才体会出当年张伯伦先生的良苦用心，同时也看到分裂不可避免地给欧洲带来的灾难。这时，已至72岁高龄的丘吉尔在哪里跌倒就从那里爬起，下定决心为英国皇室“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1946年3月，丘吉尔发表 “铁幕演说”；9月，又在苏黎世重提雨果1849年提到的“欧洲合众国”的概念，决心将破碎的欧洲整合为美国那样统一的国家联合体。两次世界大战的恶果让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知耻近乎勇”，有了一种为了欧洲的统一不惜自我牺牲的精神。

说到这里，我们中国人要更加珍惜中国的统一及由此产生的在亚洲的主体地位。有些学者赞美欧洲小国分治，让中国走欧洲的路，这实在是不懂历史的表现。

（三）撒彻尔、默克尔要为欧洲扳回乾坤

撒切尔夫人逝世，在英国反应平淡，但欧洲大陆人喜欢她，这是因为是她“放倒”了苏联。撒切尔1991年在美国休斯敦说，正当西方与苏联的斗争陷入困境的时候，因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而使形势好转。她透露：“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即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改革派”——引者）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在讲话结束时，撒切尔一语道破天机：“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是天生的地缘政治学家，他们明白，打散苏联是欧洲统一的前提。罗斯福对美国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将东欧交与苏联，并由此将大欧洲压挤成小“西欧”了。这对欧洲大陆不利但对英国有利，撒切尔放倒苏联后，欧洲便有了统一的前提。正因此，斯皮克曼在《和平地理学》一书的结束时说，英国、美国和苏联“这三个国家可以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安全制度提供基础”。随着欧洲大陆的统一进程加快，美英苏建立的这个阻止欧洲大陆整合的“安全制度”解体了，英国人有了被边缘化的感受，这与1945年后中国统一进程加快使日本再次有了被边缘化的感受一样。这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仅是“两个矢量的夹角越大合力越小”这一几何力学规律的反映。

尽管英国人不喜欢，但撒切尔看到两次世界大战发生在欧洲的惨剧，坚持张伯伦的思想遗产，宁可牺牲英国人的民族利益也要欧洲统一。继承和有力推进张伯伦、丘吉尔、撒切尔欧洲统一事业的人物是德国总理默克尔，默克尔连任表明德国人乃至欧洲人认可她的贡献。默克尔利用世界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大大推进了欧洲的统一。美国经济危机时接收一些国家“购买”债券的钱，这其实对美国不利。好比一个人得了糖尿病，而你却给送糖吃，他照吃且不锻炼，也不节食，这自然没好。欧洲经济危机时，默克尔拒绝其他国再来一次帮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她利用经济危机一点点地回收欧洲小国比如塞浦路斯、希腊、西班牙等国的部分主权。2013年4月22日默克尔在柏林表示：“如果欧元区真有诚意克服旷日持久的欧债危机并重新赢得市场投资者的信任和信心，各成员国就必须为在欧盟宪法框架内让渡部分主权做好准备。”她借助欧盟的名义利用财政的力量把各个小国的主权收上，由此将欧洲变成由几大国——英国、德国、法国——主导的大联邦国家。这是张伯伦的理念。当然这样主导欧洲的中心不可能是英国，而是德国，正如主导亚洲的中心是中国而不是日本一样。这样的欧洲用拿破仑比喻中国的话说，就是欧洲“睡狮”也醒了。

（四）欧亚大陆的力量挤压及其对印度洋的影响

印度洋的地缘政治板块与欧洲和亚洲板块相互间有着强烈的挤压式互动。阿拉伯人能够在这一地区兴起，是因为罗马帝国解体后造成欧洲破碎及由此造成的力量收缩。这还是一个几何力学的道理: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不同的是，看哪一边挤压哪一边。罗马之后的欧洲各国矢量之间多是对称且大角度的对冲，而亚洲主体板块仍旧，中国周边也有破碎地带，但对中国不构成对称型对冲。罗马帝国解体后，中国进入隋唐大一统时代，之后的中国版图变化多有“胖瘦”之分，少有欧式的对称型裂变。我们有些同志常常说明、清朝版图多大，其实，那只是胖了瘦了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中国没有出现比如被拦腰斩断或长出两个“心脏”等器质性裂变。一个中心曰“忠”，两个中心曰“患”。欧洲中世纪是政教两个中心，由此产生的患乱给欧洲带来了几乎是不尽的战乱。由此看，2008年以来欧洲利用其内部经济危机推进统一，如果统一实现的话，其张力就会很大，古罗马时期就是这样。罗马衰落后，欧洲力量萎缩，这给阿拉伯人、继而蒙古人崛起和扩张让出了空间。近代工业革命后，欧洲张力又造成它的世界性扩张，此后穆斯林和蒙古势力大幅萎缩。

欧亚大陆分区并存有欧洲、中亚和中国三种战略力量，但历史表明，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区位即北纬30°至60°之间可容纳战略力量只有2.5个，也就是说，在三种战略力量之间，必然有一个生存空间要受到其他两个的严重挤压并因此出现破碎地带。比如上古时代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的是欧洲罗马帝国、中亚诸帝国和中华帝国。此间欧洲罗马帝国和中华秦汉帝国强大，中亚地区力量受到挤压并分出安息、贵霜诸帝国。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为1：0.5：1。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陷入碎片化时代，这为阿拉伯帝国继而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乃至俄罗斯帝国的崛起和大面积扩张腾出了空间。此时中华帝国保存完好并转入隋、唐、宋、元、明的持续统一朝代。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就转为0.5：1：1。进入工业革命后，欧洲又开始复兴和强大，中亚伊斯兰力量在欧洲、中国尤其俄罗斯的挤压下日渐式微，此时的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又恢复到1：0.5：1。俄罗斯在北方崛起并向南强力插入中亚地区，取代了原来夹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伊斯兰力量。此后，原来欧洲、中亚伊斯兰和中国的三种战略力量并存的格局就为欧洲、俄罗斯、和中国（1：0.5：1）并存的格局所取代。近代历史经验表明，在欧洲、俄罗斯、中国三者中很少有一支力量单独扩充到1.5的水平，即使有（比如蒙古帝国勉强接近这个水平）也必然是短命的；但其中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19世纪末清王朝的衰落和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衰落及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并由此造成的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目前主要是伊斯兰力量）在欧亚结合部即中亚地区的崛起和扩张。

发生在印度洋北岸的上述板块演变规律对包括印度在内的北印度洋沿岸国家有着不同的影响。一般说来，当欧洲和亚洲板块整合程度较高即分别处在1的水平时，印度及印度洋北岸国家也会受到侵犯，但程度比较轻。比如古希腊罗马时代，马其顿亚历山大、罗马屋大维军团全面占领埃及和随后的叙利亚战争，这些侵犯都没有深入到印度次大陆内部。此间，印度出现了民族政权即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4年～约前187年）及阿育王时代（阿育王 Asoka，公元前273～前236年）的繁荣。

自公元前2世纪罗马帝国衰落趋势显现后，中亚板块整合力量开始提升。此间，大夏希腊人、塞人和安息人先后侵入印度，大月氏人最终在北印度建立了强大的贵霜帝国（鼎盛时期为公元105～250年）。欧洲进入中世纪后已完全衰落，其整合程度降低为0.5水平，与此相应，中亚整合水平上升至1。此间，阿拉伯人、蒙古人进入中亚并横扫欧洲。印度遭受到伊斯兰人和蒙古人的入侵和占领。1206年，为时三个多世纪的德里苏丹国建立。1526年，帖木儿的直系后代巴卑尔从中亚进入并占领了德里，建立了莫卧儿帝国（意为“蒙古人的帝国”），为时也是三个多世纪。

欧洲进入近代后，整合程度大幅提高，对中亚板块再次形成挤压，印度洋北岸国家严重碎化，印度更是经历了英国一百多年的全面的殖民占领，但这与中世纪的外族人占领的时间比，还算是短的。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上古还是中古，大概是喜马拉雅山系的屏护，东方中国板块没有出现欧洲式的大起大落，中国中原王朝和印度之间少有直接的互相侵犯，更多的只是直接的文化交流。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让你捎信告诉尼赫鲁：“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为什么一千年一万年“也将是如此”呢？地理环境使然也：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周边界变动最小的就是中印边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力量再次衰落，但中亚板块并没有大幅上升，是因为苏联和美国崛起并对中亚板块形成的持续挤压。苏联解体后，中亚伊斯兰力量出现崛起势头，但很快又遭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自“9·11”事件后的持续打击，中亚板块受到西方越来越强的挤压。2008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并决定从中亚撤军后，欧洲统一进程加快并迅速越过地中海向北非推进，这又使本已缓和的西方对印度洋的压力加强。而巴沙尔政府军在叙利亚内战中的胜利，以及“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的迅速崛起，都是中东地区力量对自近新世纪以来西方对中亚板块挤压的强烈反弹。根据上述欧亚板块互动规律，在俄罗斯、欧盟、中国三大力量都保持强劲上升之势的今天，中亚板块的这次反弹很难达到中世纪的水平。但这样的形势在印度“两害相权”的比较中，却是不幸——欧洲再次崛起并开始向印度洋挺进——中的大幸。

苏联解体后，欧洲统一进度加快，2008年美国已被伊拉克战争拖得精疲力竭，而当年欧洲统一则大幅推进且接近完成：上半年（2月17日）科索沃宣布“独立”，这使欧洲统一进程在地中海北岸的巴尔干最后收口；下半年（7月13日）欧盟“只争朝夕”，决定正式启动1995年萨科齐提出的“巴塞罗那进程：地中海联盟”计划。我们如果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地图和现在的欧洲地图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其迅速一体化的趋势。现在欧洲板块不仅走向一体化，而且欧洲正在跨越地中海并向非洲进行更有力的辐射，欧洲的军事力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利用北约的名义第一次插入利比亚。法国在打进利比亚的时候还在科特迪瓦同时行动，随后又利用当地危机完成了在马里的军事布局。这样法国就实现了从利比亚到几内亚湾一线的陆军控制，这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在非洲的传统势力范围和殖民区域的某种恢复。为什么法国要控制这一线呢，因为几内亚湾不仅有丰富的石油，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像黄金、金刚石的储量和产量都占世界第一位。法国真是闷声发了大财，它借利比亚战争神不知鬼不觉地控制了西非洲的主要资源。有了这些海外资源，其国内再逢经济危机就可从海外获得额外补偿，并由此保证国内政治稳定。这说明欧洲在接近完成其统一时，也启动了非洲新殖民化进程，其势力范围正在向凡尔赛时期回归。

（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那么，欧洲用的是什么方式实现其初步统一的呢？用挑拨美国和苏联的矛盾，以罗斯福之道还治美国之身。1946年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则意在怂恿美国与苏联摊牌。此后，历史进入约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时代。英国唆使美国人跟苏联长期冲突：打了朝鲜战争，又打越南战争，美国被拖得伤了元气。尼克松看明白了欧洲的意图，他转身跟毛泽东握手。这下欧洲人着急了，让汤因比到中国来，汤因比随后就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搞了个“展望21世纪”的对话，说了大家要注意，中国将来要起来了，中国不得了啊，中国起来以后的力量就要布置到夏威夷了。

罗斯福、艾森豪威尔特别是尼克松之后，美国人已变得心浮气燥。汤因比之后，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又抛出“文明冲突”论，随后美国人（实际是华尔街）就推出了一个好激动的小布什，即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小布什这人只要见谁甩红布，他就向谁冲。他上台那年本是要冲着中国来了，引发南海撞机事件，我们当时没有着惹他。后来本拉登招惹他，小布什就到印度洋去了。小布什冲到阿富汗，这客观上延长了中国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现在想想，很多事情不要看当时那个热闹，今天再评价当时中国的外交应对措施，就会感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我们这几年的海军大发展及中国在东海形势改善都和这十几年的外交政策有关。试想当年如果我们激化了与小布什美国的矛盾并导致小布什过来而不是到印度洋的话，那今天的形势就难说了。如果我们与美国做了玉石俱焚式的死斗，那欧洲就必然会过来。欧洲并没有放弃恢复凡尔赛利益的念想和努力，它打算用100年的时间将其影响扩张到印度洋和太平洋，香港他们并没有真放弃。所以，在这方面中国——当然还有印度——不要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

七、中亚是世界霸权的坟墓，也是人民反霸斗争必胜的天堂

（一）帕米尔高原被入侵者视为“天狱”畏途

印度洋北岸的“帕米尔”高原在塔吉克语中就是“世界屋脊”的意思，海拔4000米～7700米。该高原是地球上两条巨大山带（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山带和帕米尔－楚科奇山带）的山结，也是亚洲大陆南部和中部地区主要山脉的汇集处，包括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兴都库什山脉五大山脉，它群山起伏，连绵逶迤，雪峰群立，耸入云天，号称亚洲大陆的屋脊。这样的地形使世界霸权扩张势力在此倍受挫折，更让远道而来的欧洲人和雄居北面的俄国人屡战屡败并因此视为“天狱”畏途。

历史表明，中亚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在英国人在这方面颇有经验，英国学者的研究当然就更值得重视。英国政治地理学者P．奥沙利文在《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提出的“距离的摩损”理论，可为“世界霸权的坟墓”说提供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假若一个帝国或是一个霸权势力的国家核心以一定的能力部署人力和物力，那么当有扩张边界的领土野心之时，同样的实力必定扩散得更为稀疏，从而使它的效力受到损失。若在一片辽阔的平原上匀称地扩展力量，那么随着每一次帝国半径范围的扩张，其实力的效能一定以2π的比率削弱。同样的军力在越变越大的圆周内扩散，其密度和强度会相应地削减。从另一角度来看，假若各地单位面积的控制花费相等，随着一个帝国的圆周的扩大，整个控制费用将随着半径的平方而增加。为了维持对各地一定的控制规模，当帝国的范围增大，它的军事机构建制必须呈指数状态增加。不管有没有摩擦效应，随着野心或偿付义务的极度扩大，将会造成军事力量的分散。同样的作用也将会对宣传、颠覆或是经济援助造成影响。

（二）平面与立体：认识地理距离的两个维度

国家为获利而扩张，也为过度扩张并由此透支财力而衰亡。造成这种规律性现象的原因是扩张规模如此之大以致需要更多的财力来巩固已有的扩张利益。如果将这近乎物理力学伸展规律的分析结合前述历史经验，我们就会发现，印度洋不仅仅是古今帝国追逐的目标，同时也是帝国扩张力量由“一鼓作气、再而衰”转入“三而竭”地带。

如果考虑到地理障碍的因素，现实中的帕米尔高原的区间距离就不能简单地用思维中的平面距离来衡量。奥沙利文说：
相关的距离应该反映陆地和海洋的地势以及由高原低地和海洋对移动造成的不同运动磨损。克服距离的耗费并不是一个常量，即便是在同一传播媒介里也是这样。当旅程延长而运输的边际费用下降的时候，量度点位之间距离的问题便产生了。相应的端点是国家最近的边境线还是主要城市或军事结地？或是政府的所在地？诚然，国家与强大的陆权势力相对位置的变动，决定于测定距离上所选择的终点和米制单位。靠近苏联港口符拉迪斯托克的地方，并不靠近莫斯科。河内离苏联边境最近的地方有2 000英里，但是笔直地穿越喜马拉雅山到莫斯科的直线距离超过5 000英里，美国港口圣地亚哥与河内之间跨越9 000英里海路，但是由于海上运输的费用是陆路托运的1/10，因此就水陆运输成本的意义而言，美国比苏联更接近越南。

正如住房面积不应仅以平方而应以立方标准计算才更为科学的道理一样，地理两点之间的距离也应分为平面和立体两类，前者属于（无限接近）无障碍距离，后者属于（相对）有障碍距离。只有介入“立体距离”概念的计算才能更准确地反映其中的地缘政治关系。翻山越岭、由低而高的路程与一马平川或居高临下的路程，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如中国云南昆明福建福州所处纬处相差不大，但由于地势西高东低，两者之间海拔相差近三千米，这大大提升了云南遑论西藏与较之东部各省的立体距离的权重。如此就不难理解从上述引文中作者得出“美国比苏联更接近越南”的结论。从这个视角看，就会发现，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世界最高的高原地带，其间任意两点并不遥远的平面距离，由于4 000～7 700米的海拔高度使得其立体距离陡增，这是历史所有的外来征服者——即使横卧于帕米尔北侧的俄罗斯人——在此屡屡败北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立体距离和平面距离，利用“权重理论”是可以换算的。权重换算的基本公式表明：“当每公里水准测量的精度相同时，水准路线观测高差的权与路线长度成反比。”同理，世界上没有绝对水平的地理条件，立体或平面距离也都是相对的，比如在同等的立体距离中，由高向低的行程和由低向高的行程就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由此就可以解释在自然动力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在南北向的同等距离中，位居上势的北方政治集团总能雄居天下的原因。司马迁感觉到这个规律并将它概括得更为简单，他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还有在沙漠中的行程与平地上的同距行程也不是同一概念；即使平地，不同气象和生存条件的相同距离，也不是一个概念，比如北冰洋和欧洲大平原的同距平面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因此，美国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
不管用什么办法，想把地球表面变为平面，结果都会扩大或缩小距离、方向、形状和面积的真实关系。数理地理学家的任务就是想出一些调和的办法使这些绝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误差和歪曲缩小到最小限度。

比较而言，海洋——如果不计汹涌的海浪的话——可算是最接近距离的“水平”条件，而帕米尔高原则可视为“立体距离”的绝对样板。麦金德形象地说：“心脏地带是地球上最大的自然碉堡。”中亚——也就是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既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根据上述关于距离研究的新推进，现在可以补上一句，中亚是世界霸权的坟墓，也是人民反霸权斗争必胜的天堂。

有人会说，现代科学技术比如航母、飞机、导弹、信息等技术的出现会缩短国家间的距离。但要知道，我们所说的距离并不是用于孤立的个人即马克思所批评的“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那种“天马行空”式的空间移动，而是指移动着的人类社会群体及其所需的相应生活物资在不同空间的挪动，其运动规模与移动着的社会群体的大小相适应：一小队旅游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与远征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规模是不同的。比如19世纪的英国已有机械动力舰船和威力巨大的机械枪和炮火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苏联和美国已有航母、飞机、导弹，美国还有世界一流的信息获取和传播技术，即使如此，它们在中亚帕米尔的侵略战争往往是在赢得初次战役后便很快为这里的地理条件所消耗并最终输掉了整个战争。这是因为有着“世界屋脊”之称的中亚帕米尔高原有着几乎无限大的“立体距离”，而克服这样的“立体距离”需要的是几乎无限大的物质资源支持。麦金德说：“动物的人的第一个政治特质是饥饿。”历史上多有不远万里来到帕米尔的登高探险者，但没有远道而来的长期占领者。这不是因为远道而来的人没有武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大部队解决不了马克思所说的“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批评一些空想理论家时说：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我们遇到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所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马克思在写两段文字时，曾在“个人存在”后面删去了“这些个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在手稿“必须能够生活”边加写批注：“黑格尔。地质学、水文学等等的条件。人体。需要，劳动。”这些说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物质资料，同时也离不开物质资料。所谓技术改变距离的观点有相当的想象成分，但若将这位想象者本人放在帕米尔地区，他才会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这就是他将人与自然的联系归结于脱离物质制约的个体人的感觉而不归于人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这正如我们不能因科技帮助少数人登上珠峰就得出几百万人也可以占领珠峰的结论。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人类社会群体的地理空间的大规模移动，并不取决于“没有任何前提的”个人的运动能力，而是决定于社会运动所需要的相应的物质资料能够移动的规模。兵马已到，粮草不继，这是占据军事技术优势的入侵者败在中亚的关键原因。

这时还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用地缘政治的观念看待世界政治是不是有点太落后了，说现代技术已超越地缘政治。这种看法可以理解，但不正确。
阿富汗是分析这个观点的经典案例。在这里最先进的技术和最落后的部落进行了几个世纪的较量，每一次总是技术落后却拥有地缘政治优势的一方取得胜利。19世纪初的英国可谓是工业最先进的国家，英国三次出兵阿富汗，除最后一次是议和外，其他两次作战都是英方损兵折将且无功而返。20世纪的冷战时期，苏联依靠其强大的常规作战力量和地缘优势，在阿富汗进行了为时六年的持久战，结果还是被迫分批撤军并由此引发苏联的解体。2001年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军对阿富汗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实施军事打击战争，打了十多年，用尽了先进武器，结果西方联军还是碰得焦头烂额。苏联当时在国防科技方面领先于世界，而且阿富汗就在它的跟前，硬是打不下来。如果说苏联科技不如美国，那美国入侵结果还是一样。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观看坦克部队演习说：“坦克受地形限制很大，有些地方不能用，打仗主要还是靠步兵，靠什么地方都能走的，武器靠背得动的（拖、拉、人扛）。”当回答“这种武器还是要用”的疑问时，毛泽东说：“不是不要，是不能指望这个。”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看明白了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4年，他在《和平地理学》一书中用了相当的篇幅专门论及飞机出现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他写道：
许多论现代军事战略的作家都说：大部分后方勤务的问题可以由运输机来解决。他们建议拿能运载许多吨货物的大型飞机来代替轮船与火车。大战的经历和零星发表的数字说明了，尽管仅仅是部分地说明了，现今作战部队所需物资量的庞大。这说明飞机虽然能够协助和补充行动较慢的运输工具，但不能代替这些运输工具。对一个地区施加空军力量，不仅要飞机飞到那里，而且还要保持它们的作战能力。那就是说，要有一条供应充足的中间基地线、大量的特种汽油、炸弹、军火、零件、备用的机器、修理队、地面部队和防空队。就空军由空中运输自己必需品来讲，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的空军是能自给的。德国人在这方面大概比其他国家较为先进，但他们在欧洲的作战地区是一个完整的地块，而且每100英里或不到100英里就有一个空军基地，同时这些基地又和世界上最稠密的铁路网和公路网互相连接。美国无须它的空中势力在自己的大陆的周边起作用，而是要它越过海洋和北极的荒漠。对美国来说，飞机在运输物资方面不能起显著的作用。
尽管制空权日见重要，但实际情况仍是如此，因为除了运送最特殊的项目外，在运输一切物资方面占压倒性优势的仍然是航行在大洋中的船只。
空军不仅仅是飞机而已，而是飞机加基地。反过来说也是正确的，因为基地必须要由空军来保护。所以，在现代战争中一国成功的程度，也就是海、陆、空三军协作所达到的程度，而这种协作最后还须仰赖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供应。

其他地缘政治学者的看法大致相同。英国地理政治学者P．奥沙利文在其著作中有独到的研究，他写道：
自16世纪欧洲人开始征服全球以来，距离的屏障在不断地削弱，并带来文化上的汇合，把我们都引入彼此直接相互作用的人类共同体中来。空间的分隔效力已经缩小，甚至有人说，随着电子通讯和飞机的使用，地理距离在世界政治中已经失去了重要影响。当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有距离影响的，它把人们的存在和活动分开。即使在国家事务中，尽管穿梭外交的狂热努力，但不论其作用的好坏，距离仍然有影响。的确是这样，就减少那些可以被认为是专横国家的贸易和社会往来而言，与政治野心保持隔离兴许是天上的赐福。当然从军事上来讲，距离仍然是最好的防御。

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教授1962年出版《冲突与防御：一般理论》（Conflict and Defence: A General Theory， Harper & Bros.1962）一书，他在其中提出“力量递度损失”理论，认为：
在运输力量和交通通讯上，距离的摩擦损耗侵蚀了实力的强度。由于海军，无线电、空军、火箭和卫星的发展，已经减小这种梯度，以至于有些人忽略了距离因素对实力平衡的影响。但是为了美国在中东行动而建立快速部队的努力，说明距离仍然是需要花费代价的。福克兰群岛战争中，在7 000英里长的供给线上暴露出的种种困难说明，在军事力量与距离因素之间的成败之机是相互参半的。

（三）地缘政治的真正力量来自人民

需要说明的是，地理空间上的差异是决定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但不是绝对条件，在地理差异的基础上，人心向背历史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如果扩张的利益与当地人民的利益不一致，那就会更加增大扩张者因距离拉长而出现的阻力。博尔丁教授分析说：
在本国最强大，它离国内基地的距离拉得愈远愈弱。力量越是扩张，则强度越是减少。除了克服距离损耗的磨擦效应之外，在控制越来越辽阔领土的能量耗费以及对远离本土的遥远地方缺乏亲熟性（familiarity），可以严重地影响扩张者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

事实上，当技术和人比较时，人的力量是根本性的；当人与自然比较时，自然的力量起根本性的作用。只有技术、人民和自然地理环境三位一体地优化结合形成的战斗力，才是不可战胜的。辛弃疾说的“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孟子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都是这个意思。人只能是环境中的人，一方土地养一方人，同一地理条件可以出现不同的政治结果，不同的政治结果也可产生于同一地理条件。此间的莫测变化取决于人及其所处的地理环境。

地缘政治的真正力量来自人民。人民战争再加上有利的自然条件，就可以形成巨大持久的战斗力。而技术的作用多在于战争初期的战役层面，这就是“点火”即挑起战争的手段更为方便了，但灭火得靠人，还要看能否控制火势蔓延的方向。“草船借箭”还需东风，火势蔓延的方向是由风向而非技术决定的。风向即民心，挑起战争的一方，如不得人心，往往会引火烧身。保家卫国会激发出无穷的力量，这叫人民战争。美国人喜欢技术决定论，即认为技术决定一切。但手握最新科技的美国大兵却被占据地缘政治优势的阿富汗部落武装打跑了，这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而非只写在历史书中的事，眼见的事实说明：高科技不能替代更不能结束地缘政治。

还会有人说，当今世界“已进入应用开发高新技术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新时代”，科技可以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如果世界发展到把粮食、资源等通过科技手段实现无限增长时，世界就不需要打仗了，和平与发展历史条件就可以无限持续下去。

这也不可能，因为这个假设只有逻辑而没有经验支持；也就是说，它符合逻辑，但不符合历史经验，不是逻辑和历史的相统一判断。比如，人类五千多年间发展了很多技术，但还是没有解决粮食大幅遑论无限增长问题，不同的只是名称的改变。战国时期粮食亩产可达到几百斤，虽然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目前最高可达到亩产2 000斤，即使如此，这样的产量也很难普及。粮食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而土地不可能用高科技大规模催生，多少耕地大体能生产出多少粮食，这是农民都能算出的账。所以我们还是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回到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路线上来。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要相信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唯物主义。衣食住行，这都是最基本的东西。出门的时候老太太知道有多少干粮走多少路，她会告诉你要多带点干粮。1905年对日战争失败后，俄国各地流传着一则笑话，说当时俄国人在远东对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国人的却是子弹。结果是子弹打倒了圣像。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在国际问题研究中我们还是要从最基本的事实出发，而地理条件从而地缘政治就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必须面对且不能任意改变的基本事实。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要衡量一国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根据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但是同位置相比较，疆土的大小、地形和自然资源是决定一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

一般说来，当一个民族处在被压迫的时候，其外交政策还是有节制的，这时的国家崛起只需要克服困难就可以了；当它崛起后转向世界性扩张并因此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它就必须和世界人民作战，这时的国家外交就身不由已地失去节制，即使以自毁的方式与帕米尔这样无人敢碰的“山神”相撞也在所不惜。

古代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III of Macedon，公元前356年～前323年）是自觉止步于印度的征服者。他从希腊开始东征，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后于公元前334年在马尔马拉海岸的格拉尼库河附近打败波斯，然后一路征战南下叙利亚、巴勒斯坦，直到埃及。随后他率军北上返回亚洲，向波斯腹地进发，公元前331年9月，他率军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的高加米拉再次击败波斯，随后进入波斯首都苏撒和巴比伦。公元前330年他继续向东进攻占波斯旧都波斯波得斯。随后便北上埃克巴达那，然后再到海卡顿比勒，来到里海边。后继续东进苏西亚，折南特拉后北上至今阿富汗喀布尔，穿过开伯尔山口于327年来到印度。越过印度河后他受到当地部族的激烈抵抗。值得注意的是，与18世纪的英国人不同，此时的亚历山大不是继续深入遑论占领印度，而是“自我封闭三日，然后决定班师。大家很想知道他的想法究竟如何，但结论很明显，即他不是世界之主”。公元前325年，亚历山大折东返回巴比伦。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逝，此后他的帝国随即分裂为马斯顿王朝、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

亚历山大毕竟曾师从于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临终前终于明白了自己“不是世界之主”并因此找到了马其顿帝国的有限边界。麦金德毕竟是一介书生，他为英国政府提出他的地缘政治理论，首次以全球战略观念分析世界政治力量，揭示出中亚是大国建立世界霸权的关键地带，但它却没有为英国政府指出哪里是英帝国的有限边界，相反他却将他的国家驱赶到一个无法征服的“心脏”地带。似乎是历史的讽刺，尽管麦金德的理论使后来的世界围绕中东热闹至今，而他的祖国——英国却在来到印度洋、其海权事业达到顶峰后，帝国的事业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这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双重感受合二为一地落在麦金德身上：就在麦金德对英国海洋实践做出如此经典的理论总结且因此誉满全球的时候，上帝却让他看到了帝国的黄昏。1947年3月6日麦金德去世，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印度独立。印度是英帝国全球霸权的支撑点，印度独立敲响了英帝国的黄昏暮鼓。

实践说明，麦金德的天才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理论逻辑上是通的，但实践逻辑上是走不通的。在玻璃窗里的学者，不流汗、不打仗、不流血、不死亡，这样的研究结果往往脱离实际并对国家造成大不幸。

那么麦金德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理论与实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错呢？因为战线拉的太长。巩固长距离的战果要比从它本身获利要支出的多。在帝国扩张方面实践方面也相当有经验的美国人的研究也值得重视，《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写道：
财富永远是加强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获利并保护财富又往往需要军事力量。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把过多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不用于创造财富，那么，从长远看，就很可能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或发动耗资巨大的战争——那么它就会冒这样的危险：为此耗费的巨资可能超过对外扩张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如这个国家已进入经济相对衰退时期，其困境将更为严重。16世纪西欧进步以来，大国体系中各领先国家——即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帝国和当今的美国等——的勃兴而后又衰落的历史说明，从长远看，生产能力获取收入的能力同军事力量两者之间有很重要的相互关系。

从逻辑上推，麦金德的理论符合几何力学的原理。但图上的逻辑与能力逻辑或说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并不总是一致。如上所说，中亚是世界上区间平面距离与立体距离极不成比例的地区，一段不太远的平面距离却包含着极为巨大和极难克服的立体距离。战争本质上是拼装备的，在国力不及之处开展军事活动将对国家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恩格斯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英国曾是一个受欧洲大陆封建国家压迫和欺辱的边缘岛国，它也因此成为最有希望的岛国。欧洲中世纪在大陆无法传播的许多先进思想在英国落根并使之成为欧洲反封建教会势力的大本营。1640年英国发生了开辟世界近代史里程碑的资产阶级革命，带动了法国等欧洲资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衰落。18世纪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巨大的生产力的出现改变了英国人的生存状态，市场和利润成了社会活动的中心，国家成了为资本开辟市场的机器，由此，向世界扩张，不断开辟新市场，就成了保持国家稳定的基本手段。这使得世界的不稳定就成了英国稳定的前提。英国在世界扩张中推行了殖民地制度，殖民地制度让英国从世界得到丰厚的利润，同时也使英国与世界各民族的矛盾更加不可调和，以至战争成了促进英国工业发展的基本手段。当时有评论说英国“把大大超过其税务收入的钱用于战争，这样一来它就把具有决定性优势的舰只和兵力投入同法国及其同盟国的战争，而没有这种优势，它先前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便都付诸东流”。战争使英国扩张为帝国，到19世纪末，一般英国人都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即“英国分明是命中注定要统治其他国家的人民，英国是‘日不落帝国’”；“帝国的感情是每一个英国人生而有之的。这是我们的世袭财产的一部分，和我们同生共死”。19世纪60年代，印度已完全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与此同时，英国自身的寄生性也更强了，“它越来越依赖世界的贡赋来维持生存”。高额利润需要高成本的战争。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看出这一点，1868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认为英国的殖民政策的“代价太大”。

中国有个字非常好，就是幸福的“福”，它给人的喻意就是拜一口田。为什么要拜一口田呢？一口田里的粮食能消化，不至于把你撑着。人饿死的不多，撑死的不少。现在好多病都是撑出来的，与自己的消化能力相适应的饮食才是有福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极力扩张，在战役上基本没有输多少，而战略上却日益接近失败，因为消化不了那么多战果。他们不懂“有福之人善退财”的道理，结果大量的战果背面都是越烧越旺的被占领国家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熊熊的怒火。日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日本人已没有哲学了。1895年和1905年日本打败中国和俄国之前，还是比较节制的，知道不可过分，因在适当的时候及时止战才赢得了对华对俄的战争。当时日本人是借钱打仗，在获利最大化时及时停战。1905年对俄作战时日本方面在战争开始前考虑较多的是如何结束战争。那个时候日本军人知道下坡比上坡难，因为这些人都是在幕府内战中打出来的军人，有经验，说话有谱。打赢中国和俄国后，日本的陆军大学很多人都对战略不感兴趣了，一付舍我其谁的作派。学战役容易出成果，而政治则需要时间和等待。由此发展下去，政治家在日本日益失势，枪杆子失去政治节制的结果就是国家无法消化日本军人抱回来的大堆战果。1931年日本军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是3.76%；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战线也开展拉长，其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的14%，到1941年增至28%；1942年日本对美宣战，战线已远超出日本国力的极限，其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的34.6%，至1943年达46.7%；到战争结束前一年即1944年，日本的战线已拉到印度洋并进入缅甸，与此相应，其军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也迅速冲至98.5%，也就是说日本国民总产值已近全部投入战争，由此日本全面失败已不可避免。但这时的日本还是一味蛮干，最后只有在原子弹爆炸后才彻底认输。与此相反，1943年是中国在战役上失败得较多的时候，可我们的国际地位却进入开罗会议的四大国之中，尽管在其中比较勉强，但是中国毕竟是参加了开罗会议，成了后来的四大战胜国之一。还没有战胜就进入了战胜国行列，这其中赢输，全在哲学境界的高下。

进入21世纪的美国也在进入印度洋的路上由盛而衰的。

2011年6月2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卸任之前到新加坡参加会议时说，美国不想遏制中国的发展，并提醒中国不要学习苏联。当时很多报纸、媒体都将这则新闻解读为盖茨意在警告中国不要搞军事竞赛，不要发展军备。这——与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人对尼赫鲁“有声有色”曾做出误读的经历相似——都没有抓住要害。

（四）石油美元迫使美国对印度洋有更深的依赖

美国是在苏联解体后开始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帝国。布热津斯基说：
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大国。可是，美国在全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有些方面使人联想起早期的帝国，尽管那些帝国规模较小，只是地区性的。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就在布热津斯基写下上面那句话后的第三年，便发生了“9·11事件”，随后美国便挥师阿富汗和伊拉克。2008年，美国决定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美国也由此迅速衰落。这一幕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也发生在布热津斯基面前，美国在新世纪起步时豪情干云，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在中东的“持久自由行动”就演变成了一场闹剧。

美国这几年的国防部长似乎都有些身不由己，上任后都要打仗。这是因为今天的美国已出现美利坚民族利益与华尔街利益的分裂。美国这几年因拉的战线太长，以至今天已经打不动了。真正要为美利坚民族做事，就要收缩战线，但美国的实体经济已受到重创，底特律老工业基地也垮了，美国也没有国有银行，只有华尔街控制的私有银行，这样美国就成了一个华尔街金融财团独控的国家。华尔街财阀是身处美国的国际人，他们并不反映美利坚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华尔金融的基础不是美国的产品，而是中东的石油。而要抓住石油，那就得逼着美国人民去中东打仗。但华尔街要石油不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而是它的价值。它要保证石油必须用美元交换，获胜后是华尔街美国而不是华盛顿美国发财，华尔街按战时表现发点“补贴”给白宫。盖茨这些人上任前都雄心勃勃要为美国做事，上任后就发现不是那回事。但是他们又不能不听华尔街的，所以每个任上的总统或国防部长都得冲进印度洋到海湾地区去打仗。但当他们卸任以后大部分都有良心发现，比如盖茨、鲍威尔、奥尔布赖特等。盖茨说中国别学苏联，意思是别学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本来这个世界是美苏共同划分的，美苏本是周瑜打黄盖的关系，不能当真。结果勃列日涅夫当真了，打得美国没有退路了，以至美国全民动员起来一致反苏。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与苏联已恢复了雅尔塔框架下的合作。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苏在联合国联手把英法赶出了地中海；当时也有波匈事件，但美国只是喊话而不介入，就是因为美国承认那里是苏联的势力范围。1962年，赫鲁晓夫跑到古巴搞导弹基地，破坏了雅尔塔体系确定的美国的势力范围，结果惹得美国舆论不满，古巴导弹危机后，美国就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人没有斯大林的有限哲学的智慧，他们有执行和贯彻上级命令的能力，但这类干部往往缺乏掌控全局的能力。朝鲜战争的时候，赫鲁晓夫就想对朝鲜出兵，被斯大林教育了一番，斯大林觉得苏联已无力在战后继续在朝鲜半岛扩大战争。

现在我们再回来重读盖茨说的那句话，其意思是让我们汲取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莽撞的教训，外交上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这话显然是善意的。

可这句话被我们的一些媒体解读为中国不要发展装备，这客观上会使我们自废武功、向西方妥协。这是不可以的。我们在西太平洋是要有我们基本的安全底线。毛泽东曾说：“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所以第一岛链必须突破并坚决守住。中国东西两面的安全要有个平衡，东海的“安全带”还没系好又往西跑，是跑不远的。安全带的系扣在哪里呢？就在钓鱼岛，除了主权的因素外，这里既是中国畅通太平洋的关键出口，更是“台独”分子与日本右翼势力的“接榫”地带，钓鱼岛回归中国可以断绝了“台独”分子的任何侥幸念想。因此，在没有系好东海“安全带”的系扣之前，空论西进是危险的。

世界大国为什么都要争夺印度洋？这是因为他们的扩张使其经济发展与印度洋有某种依赖关系。英美要控制世界，因为他们的经济是世界性的体系，谁占有了世界贸易和世界资源，谁就会拥有世界财富流向的主导权。而占领世界市场和资源，从地缘政治上看，就必须控制印度洋。英国和美国略为不同的只是，英国基本上打的是市场，英国占领印度是因为英国需要印度为其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

研究当代印度而不研究近代英国，其结论就会与事实南辕北辙。与今天的美国不同，当年英国依靠的是民族工业的产品。英国人起家的时候对民族工业要求特别严，在英国纺织品未立足之际，对出口未加工的羊毛的本国公民重判以断手或绞刑，但当拉丁美洲门户被暴力打开后，英国则向这些国家倾销其低质纺织品。所以英国本土的工业原创能力特别发达，发达的生产力要求更多的产品销售市场及其利润回流。由此英国与印度形成了依存关系，同时印度洋也成了透支英国财政并由此拉倒英国的“百慕大”：支出大于收入，英国就这样给生生地耗倒了。现在的美国表现就更差了。今天的美国是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石油美元使其对印度洋有更深的依赖。因为支撑美国金融的基础是中东石油。这样，与以工业产品为基础的英国相比，美国的国力尤显不足。这就是拥有同等扩张规模的美国比英国控制印度洋能力相对更弱，退出的时间更早、速度更快的原因。

（五）美国的教训及其启示

美国舆论把凯南炒作成一个大战略家。现在我们国内某些学者也认为昨天的凯南和今天的布尔津斯基都是大战略家。事实上，他们只是华尔街的“大战略家”，不是美国的战略家。大家看一下布尔津斯基设计的方案，将乌克兰列为支点轴心国家，将整个中东列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但美国没有这样的国力，没有这样的国力，为什么还要这么设计呢？这只能解释为对华尔街有利。大家可以看看电影《北京人在纽约》，面对王启明和大卫，经销商安东尼是唯利是图，谁给我利润多我跟谁做生意，至于说是不是美国人我不管。华尔街就是只认钱不认人。这么折腾，如果美元垮了怎么办？垮了以后再去欧洲搞欧元，将来在欧洲坐大；欧元垮了怎么办？美国长胖后再回美国来吃美元。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些地区不能有国有银行和本土工业。国家有“肾”即国企就能造血，再有自己的“血库”——银行，这样国家就能强大。华尔街到哪也不能接受这些。

从小生长在犹太人家庭的马克思最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认为不将法兰西银行收为国有是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的著作《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

国家不将银行抓在自己手中，就将一事无成。资产阶级国家是这样，社会主义国家更是这样。在这方面，当代国际金融资本与各民族国家争夺金融权的热情绝不亚于中世纪教皇与世俗政权争夺教权的热情。

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破产发生在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的当口，这是因为华尔街不喜欢这些民族的企业。就是美国不能有民族之“肾”，有肾就能自己造“血”，这直接威胁到华尔街“血库”的利益。在尼克松之前，美元靠黄金结算，这时美元靠劳动产品支撑。尼克松上任以后与华尔街有个交换，就是将美元放在石油上，要求国际石油贸易以美元结算。这样华尔街的钱就可以大量地在增值中回流，只要印钞票就行了，美国只给世界提供各式债券。尼克松是用战略收缩挽救了美利坚民族，同时又通过把黄金美元换成了石油美元挽救了华尔街，一举两得。即使这样，华尔街财团还不满意，最后还利用“水门事件”让尼克松下台。最近美元为什么衰落，它跟石油脱钩了，控制不了石油了。美国为什么打萨达姆，萨达姆要用欧元买石油。拿欧元买石油的话，就动了美元的根本了，这对华尔街美国压力太大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将来还是要发展本国实体生产，不然就会重复今天美国衰落的路。

美元建立在石油之上是美元国际化的基础，现在也有人建议人民币国际化，若真如此，我们就得将手伸向全世界，全世界每个国家的大小事都和你有了关系，中国没有解决世界问题的力量，因而需要有亚历山大不做“世界之主”的智慧。美国自从将美元的支撑点拉到印度洋北岸的海湾后，它就与战争有了孪生关系：战争拉动军火，还控制中东石油，这一举两得的结果使华尔街军工集团和金融集团都高兴。为什么今天美国的禁枪法案屡试屡败，因为军工集团不愿意。美国现在打不动了，但华尔街还要它打，不然华尔街就来“财政悬崖”，不给白宫发工资。“斯诺登事件”说明美国人对国家的感情和荣誉感严重受挫。法国大革命时，人民占领巴士底狱、占领市政府，现在美国的中产阶级有忿恨情绪不到华盛顿的白宫发泄，而是去“占领华尔街”。这说明美国政府已被华尔街控制，其本身已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华尔街给美国带来的危害太大了，这直接导致了美国的衰落。这个衰落将会持续下去，因为华尔街不会向美利坚民族让步，而美国对外战争又步步受挫，支出已远远大于收入。为了华尔街，今后美国白宫的目标将是中国，如果其反华行动持续受挫，那就还得重返印度洋、去海湾抓中东石油。

2014年8月1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应该致力于在全球范围以卢布来出售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他表示，使用美元作为能源贸易中单一的定价货币正在伤害俄罗斯的经济。普京是在当天访问克里米亚地区时做出该表态的。他说：“我们应该谨慎从事。我们目前正在说服一些国家，使用自己的货币来开展贸易。” 可以预计还会有更多的国家放弃石油美元。如此，华尔街更将雪上加霜，其反扑也会更加穷凶极恶。

八、北印度洋与中国安全有重大关联

（一）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带是中国西南安全的战略屏障

印度洋北岸和中国有什么关联呢？如果特别注意一下立体地图上的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这条山带，就会看到这条山带对中国西南安全是一条巨大战略屏障。这是由世界最高山脊连接一线且难以逾越山带；因其特殊的地理形势，它几乎成了古今侵略者的死亡地带。古代的希腊人、罗马人，近代的法国人（拿破仑）、英国人和现代史上的苏联人和美国人都没有征服这道山带，再先进的科技在这都不灵。这个屏障给中亚地区和中国带来了极大地缘政治优势，也给中国大西南带来优质且低成本的安全环境。由于这个屏障的存在，当年亚历山大打到印度就停了下来；蒙古人算是猛一些，1259年蒙哥大汗亲自率领四万军队避开这道屏障进入中国四川，但最终还是困死在重庆钓鱼城下；1914年，占领印度的英国人曾打到拉萨了，最终还是抗不住地高天寒而南撤。

但凡事都得两面看，保护中国的屏障同样也是限制中国的屏障。连通中国西域与中亚继而西方的丝绸之路被今人赋予了过多画意，其实这条路最初的开通是中原政权的安全需要。汉朝为了联合西域部族合击匈奴，而不主要是为了商业的目的，张骞才冒死率人进西域开发出这条道路。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丝绸之路建设也不会只是一个牧歌的进程。当前我们有些研究提议以修建整合亚洲大陆的铁路的方式推进中国西进的“新丝绸之路带”，这想法非常好但很浪漫。但回想一下当年俄国人在中国境内修的那条中东铁路，开始说是共同抗日的需要，后来竟由此演化为两国的宿怨，这种怨气一直影响到20世纪50年代；相反几乎是同期开工的在俄国境内修建的横贯东西的那条近万公里西伯利亚大铁路却迄今一路畅通。设身处地，今后我们在其他国家境内修的路，我们难道就不会再碰到同样的尴尬吗？没有历史经验支持的建议，提出来还是要谨慎些。目前我们在一些东南亚国家修的铁路已碰到我们曾经历过的相似问题。你修的铁路从人家领地上过而你又不能控制，这是说不通的；而控制就要有矛盾，大些的还难免是冲突。前阵有朋友到乌克兰置地产，说是双赢的事情，大有前景，很有一副海外庄园主的范。乌克兰危机尤其是克里米亚归并俄罗斯后，情况就变了，这时地还在，法律不一样了，得重办手续。要知道，重办手续意味着利益重新分配。以前我们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今后我们也要知道生意尤其是国家间的大单生意也是政治的继续。可见，通心要先于通路，通心要有持久的耐心，在心未通而又力所不及之处，路不可过于深入，重资产投资还得做相应收缩。

（二）世界视野中的“丝绸之路”

连接中国与中亚的丝绸之路关系中国西陲安全，而在向当地人民学习中加强与中亚国家的交往才是化解中国西陲安全风险的政策基线。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都说明中国与中亚国家交往远不只是一种物流的过程，更多的应是交心的过程。通关贵在通人，通人贵在通心。如无这些，仅有武帝的武功而没有武帝的文治，丝绸之路不会有后来的延续。习近平主席“一带一路”构想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已经不能仅从经济发展的思路来理解，而应当从“环球同此凉热”即世界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共产党人的大情怀来理解。

丝绸之路也是东西方相互影响之路。现在北约东扩已经合并了东欧的部分，地中海南岸也为欧洲控制，那下一步怎么办？依据历史经验，就是打通叙利亚。叙利亚是欧洲人进入麦金德所说的控制世界的“心脏地带”的门户。拿下叙利亚，也就打通了经伊朗高原进入中亚并经此即可由帕米尔高原进入中国新疆的道路。当年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军团、十字军和蒙古人的东进和西出，叙利亚都是重要门户。法国学者鲁保罗认为：“那些不想经北部绕过里海的行人，则必须穿越伊朗这一富饶、人口稠密、接近肥沃的新月形地区，这一切都使这条道路变得非常繁忙。如果政治事件有时会使这条道路封闭，那么它也必然会重新开放。”

从叙利亚沿伊朗高原东进中国的那条路在历史上是传统的丝绸之路之一。这条屏障的最西端是叙利亚，这里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在历史上也是欧亚两大陆对冲的第一道关口，也可以说它是欧亚大陆力量变局的第一个旋转门。罗马人东扩，蒙古人西进，都是到了这个地方受到抵抗并因此固定了东西方的政治格局。当年张骞派副手到安息帝国访问，因为那里的安危关乎汉朝的安全。安息国王派了两万多兵骑迎接，因为他们也需要中国的支持。当时的安息位于今天的伊朗高原，其西端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位于今天欧洲东扩的前线。今天的北约东扩就是昨天的罗马东扩的重演，在叙利亚激烈抵抗前，今天欧洲的妥协也是昨天罗马在此妥协的再版。可见，叙利亚至伊朗一线的地区安全与中国的西陲安全息息相关。1904年，哈·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说：
这里是早期文明地带中最脆弱的地点，因为苏伊士地峡把制海权分成东西两部分，而从中亚延伸到波斯湾的波斯干旱荒原，使游牧势力总有机会打到那一片把东面的印度、中国与另一面的地中海世界分隔开来的大洋边缘。每当巴比伦、叙利亚和埃及绿洲的守备薄弱的时候，草原民族就可以把开阔的伊朗高原和小亚细亚作为前进的据点，从那里穿过旁遮普而进入印度，经过叙利亚而攻入埃及，越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的断桥而进入匈牙利，维也纳地当欧洲内地的入口处，抗阻着从两方面——直接穿过俄罗斯草原与绕道黑海、里海以南而来的游牧民族的袭击。

十五年后，哈·麦金德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以更为简炼的语言再次重申这样的观点说：
谁占有大马士革，谁就有旁门通向另一条路——在两洋之间沿幼发拉底河谷而下之路。这同一个区域，既是历史的发祥地，又是现代最重要的交通大道的交叉点，不可能完全是一种巧合。

印度是北印度洋最重要的国家，但对中国西域安全权重排序上却不是最重要的国家。常有媒体看着平面地图说印度对中国有大威胁。如果看看历史，再看看立体地形图，就会知道只要中国控制着西藏阿里地区和山南地区，印度就不可能对中国形成大规模北上强攻的能力，当然中方也没有大规模南下并实行控制性占领的能力。这还得归因于喜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历数古代史，印度人什么时候打到过西藏、占领过拉萨？没有，都是北方游牧民族从西面顺印度河南下进入印度。当然这也不能说印度人没有北上的想法，中原人没有南下的念想，只是说在这一地区双方实在没有实现这种想法的地理条件。1962年底，我军横扫盘踞在藏南的印度侵略军后为什么马上退回来呢，地形不行。喜欢读《三国演义》的毛泽东自然会注意曹操占领汉中后又不得不放弃汉中退回秦岭的原因：藏南孤悬且直抵于印度西北平原，由北而南，攻易守难，且后援难以为继。如陷南地，无以回旋，极为被动。由南而北，则是攻难守易。毛泽东深知“我们的后勤是比较原始的，印军是近代的”的限制条件，充分利用藏南地形的这种特点，对入侵者发起凌厉的攻势，势如破竹，速启速合，没有留给印军占其地利以逸待劳的时间。

上文说叙利亚是欧亚格局的转换门，现在再加一句，叙利亚也是欧亚力量交锋的晴雨表。从中国西陲安全的角度看，较之于印度，叙利亚至伊朗高原直至阿富汗一线的国家对于中国西域安全有着更大的地缘政治关联。

（三）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

在印度洋北岸的东面，同中国安全有重大关联的是缅甸。缅甸位于亚洲东南部、中南半岛西部，其北部和东北部同中国西藏自治区和云南省接界，东部与老挝和泰国毗邻，仰光濒临伊洛瓦底江。缅甸西部与印度、孟加拉国接壤。缅甸南临安达曼海，西南濒孟加拉湾。缅甸从南到北长约2 090千米，东西最宽处约925千米。地势北高南低。北、西、东三面为山脉环绕。北部为高山区，西部有那加丘陵和若开山脉，东部为掸邦高原。靠近中国边境的开卡博峰海拔5 881米，为缅甸最高峰。

伊洛瓦底江是亚洲中南半岛的大河之一，也是缅甸的第一大河。西部山地和东部高原间为伊洛瓦底江冲积平原，地势低平。伊洛瓦底江河源有东西两支，东源恩梅开江（Nmai Hka，中国境内称独龙江），发源于中国境内察隅县伯舒拉山南麓，西源迈立开江发源于缅甸北部山区。独龙江东南流经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西境，然后折转西南，进入缅甸，过贾冈南流，称恩梅开江。两江在密支那城以北汇合后始称伊洛瓦底江，南流后注入印度洋安达曼海。伊洛瓦底江全长2 714千米，流域面积43万平方千米。在伊洛瓦底江东面并与其北南大体平行的还有萨尔温江（又名丹伦江），为缅甸最长河流。该江源于中国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称为那曲。离开源头后进入云南境内改称怒江，入缅段称萨尔温江或丹伦江。入缅后南下在毛淡棉附近，分西、南两支入安达曼海的莫塔马湾，并在河口处两支流间形成比卢岛。不含中国境内，河长1 660千米，流域面积20.5万平方千米。

凡能坐大者，必有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缅甸之于印度，其通往中国的道路要平缓通顺许多，纵贯缅甸北南的伊洛瓦底江——其交通意义相当于贯穿中国东西的长江或印度的恒河及贯穿中欧和东欧的多瑙河——更给缅甸交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中国云南昆明经保山至瑞丽出境，顺瑞丽江可达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并由此直入印度洋。故此，特别是在近代以来东海被困之后，缅甸就成了中国大西南与国际联系的重要通道。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看到这一点，他在《亚洲的问题》一文中说：“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

明代中期，中国东海尚未出现危机，此前西南方向对于中原诸王朝而言，只是稳边安民的问题，这可从明王朝在西南设立的一系列管理机构的命名看出，如“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等。但到明末，东海倭患蜂起，特别是清兵入关后，西南便成了各类反清力量的聚啸之地，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的战略意义也随之上升，渐成为中国大西南诸力量获取外援的重要通道。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东海的制海权沦落日本之手，中央政府迁至重庆。由此，缅甸通道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陡然增升。美国地缘政治的重要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日本的扩张势力差不多完全把我们同俄国和中国的交通截断了。从俄国和印度到中国的陆路，运输量有限，没有能够使中国得到接近必需的军需。要想最后击败日本，大部分有赖于有效地改善这种情况。”1937年，在中国东部被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于10月始征调云南民工20万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成了连接昆明至瑞丽的中国境内段公路，进入缅甸后又继续修建了经过缅北的公路，两段合称“史迪威公路”，中国由此从境外获得大量战略物资，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1959年6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片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9日，苏联塔斯社就中印边境争端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尼赫鲁政府，反对中国。9月15日，美苏举行“戴维营会议”，随后赫鲁晓夫就来到北京劝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开始鼓吹苏美两国共治世界的“戴维营精神”。1961年始，肯尼迪政府对越南发动“特种战争”。1962年4月至5月，苏联驻中国新疆领事馆怂恿新疆伊犁、塔城民族冲突，造成当地居民大量外逃。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开始考虑“要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伙整我们”及“敌人怎样进攻我们怎样对付”的问题。当时中央军委提出“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则判断“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

为了对付“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与此同时，毛泽东提议“三线建设”。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要有个地方。”当罗瑞卿讲到总参谋部担心密云、官厅这些水库的泄洪量太小时，毛泽东将北京的安全与四川联系起来，说：“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第二天（5月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会上进一步强调：“昨天在主席那个地方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第一是讲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说：“国民党为什么修长江—都匀—贵阳那一条线，而不修川汉那一条线？是什么道理？川汉铁路，满清未修，就闹风潮，选的是北线。为什么要修川汉线，要找历史资料做比较，都要研究一下，做个比较。”随后毛泽东向在坐的同志提问并回答说：“《三国志》讲黄权随刘备东征，刘备打了败仗，黄权被隔断于江北，没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谣，说刘备杀了他的家属。曹丕要给开追悼会，他说不要开，刘备不会杀他的家属。后来证实果然没有杀。是没有路走，回不去了嘛！”这说明，毛泽东这时考虑的也是大西南的国际通道和国内从大西南返回中原的交通问题。显然，缅甸在其中的战略地位自然不可小觑。

毛泽东三线建设方案的提出来自对大西南地缘政治特点的深刻认识，除了来自他自身丰富的历史知识外，还与他1935年随中央红军经黔、滇、蜀北上陕甘的亲身经历有关。在云贵与蒋军周旋期间，因北上渡江困难，中央已有了建立川滇黔根据地的设想，毛泽东也一定有了万一北上不成如何经营黔滇川苏区并与南面国家处理关系，以及如何从西南打通国际通道的通盘考虑，这种考虑又被黔、贵、蜀地区在随后的抗日战争时期所发挥出的联接国际大通道的突出作用所验证。基于这些经历，在20世纪60年代美苏南北夹击中国的时刻，毛泽东才会有“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即再次迁至大西南的判断并做出“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的重大决策，这与隋炀帝曾率大军北驱突厥、南下平陈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大运河对中国统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出于同一个道理。1962年毛泽东决定在西南发起自卫反击战，显然是为了夺取西南方向的主动权。

除了伊朗之外，西南的缅甸出口大大提升了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缅甸之于中国的战略作用得到了充分显示。当时若没有缅甸，中国的抗战就会更加艰难。鉴于这样的经验，中国政府一直重视西南方向的国际通道建设。2011年国家建成渝新欧国际大通道，有了这条通道，中国大西南就有了北上大西北进入中亚的出口，如能再进一步开发与伊朗、缅甸相接的传统通道，这样，中国大西南这盘棋就下得活了，对于毛泽东提出的“黄权之问”，就可以有让毛泽东满意的答卷。

在中国安全问题上，最令人担忧的是东西共振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西南往往担当着绝地翻盘的特殊的战略作用。

（四）东北亚对中国西南的联动作用

我们研究历史会发现，历史上真正能对中国大西南安全产生重大压力的方向——因为喜马拉雅山的屏护及中国在几乎陡直的喜马拉雅山地中所处的居高临下的地势——较少地来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来自东北亚。比如清兵入关、日本从东北入侵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拿下东北、挥师过江后国民党在大西南的纵深布局等都促成了大西南的战略地位及其相关通道的战略需求陡升；而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印关系的紧张和冲突以及中国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又不能不是美国对新中国东部越逼越近的海上封锁继而介入对越南内战以及中苏“珍宝岛冲突”诸事件联动的结果。

对东北亚问题有较早直觉的是隋朝皇帝杨广。杨广在中国历史上是对中华民族有大贡献的人物，在他即位之前中国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和战乱，与秦始皇及其业绩出现的历史背景相仿。有了这样几乎持续了三个半世纪（公元220～581年）的动荡经历，他们那一代人对国家统一就有了强烈的共识。杨广在位期间为中国统一和安全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修了贯通北南的大运河，一举贯通了中国大江南北——这件事算是做成了。如果没有这条大运河，明朝不可能把国都定在北京。第二，他意识到未来中国边陲的安全威胁将来自东北亚。于是他三次出兵朝鲜，想一举而定万世太平——这件事却办砸了。

这招致后世文人的非议，他们讽刺隋炀帝好大喜功。但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后来历代的颠覆性的力量——比如导致大明、大清以至民国的覆亡的冲击力量不都出于东北或东北亚吗？唐太宗曾也认为炀帝好大喜功，可他执政后也同样认识到东北亚的危险性，并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出兵东征高句丽。1949年初，从西柏坡准备进京的毛泽东风趣地将此行比喻为进京“赶考”，在回答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的话时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说的不仅是李自成政权甫立即腐的教训，更是说他没有守住山海关的教训。面对吴三桂的变节，李自成并没有做认真准备，仅带了五万兵过去了，不及半月便全线崩溃，退出北京，次年（1645年）即被杀于湖北通城九宫山。明朝及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失败及后来日本又从东北入侵中国的历史教训说明，东北亚对中国安全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东北破，北京就得迁都，随之而来的后果不是政权易手就是国家分裂。若此，大西南就成了中国抵抗力量绝地反攻的唯一地方。东北一带一马平川，势逼中原，且距离北京太近。1644年李自成刚入北京，清兵就过来了；1949年年底我们刚踏入北平，1950年下旬美国就来了。可以设想，当时李自成如不死，他接下来的目的地最有可能就是大西南的滇缅一带。还可以设想，如果当时认为美国来了仅仅是为了朝鲜，与我们无关，那李自成的悲剧很快就会来到眼前。故此，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反过来想，如果没有朝鲜战场的胜利，同期西南剿匪及后来的西藏解放的难度将会大幅提高。

从隋朝至明朝再到民国的颠覆国家的力量一直都是沿着这条线越推越大的。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笔者理解这是说琉球、台湾和朝鲜半岛的齿唇依存的关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战后窃取中国台湾、1910年全面占领朝鲜、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诸事件所展示的连贯逻辑同样表明：“三韩”不保，中原为墟。朝鲜半岛是中国——当然也是俄国——东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门洞开，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及其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仅从地缘政治上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更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只有朝鲜半岛稳住了，我们的大东北方可无忧，反之，东北亚的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导到北京中枢，北京动则全局动，全局动则西南重。所以毛泽东当时特别看重明成祖把国都立在北京的经验，说他“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这是因为他特别重视“关外问题”：关外问题即全国问题，全国问题很快便会转化为西南问题。明乎此，我们理解了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说“我们绝不学李自成”与50年代初的“抗美援朝”及60年代的“三线建设”、乃至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之间的战略关联。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

毛泽东早就看到“关外问题”对华北平原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并予以高度重视。1945年日本失败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5月1日，毛泽东在总结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确指出：“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1950年，美国出兵东北亚，毛泽东一改隋、唐远征为援助朝鲜的方式，借苏联的支持，出兵协助金日成一举将“关外问题”远远推到“三八线”之外。抗美援朝的胜利彻底杜绝了新中国重蹈李自成因忽视或失控于“关外问题”而功败垂成的任何可能，中国东北从而华北由此稳定至今。毛泽东与唐太宗、隋炀帝一样都注意到东北亚政局对中原政治的影响，比较而言，不同的只是毛泽东没有把中国的安全边界锁定在山海关而是锁在朝鲜半岛的“三八线”。这是“唐宗宋祖”们的文治武功“稍逊风骚”的地方。

从这个视角观察，中国东北通道乃至朝鲜与西南通道乃至缅甸，对于中国全局稳定具有紧密的战略联动的意义。

（五）在中国印度洋战略中，云南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桥头堡”地位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大西南”，一般说来应包括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顾祖禹云：
云南古为荒服，自汉以来，乍臣乍叛。盖疆域辽阔，夷落环伺，崇山巨川，足以为保据之资，故时恬则牛驯蚁聚，有事则狼跳虎噉，势固然也。西南一隅，反覆最多。麓川抗戾于前，缅甸恣睢于后。蚕食邻封，志欲渐广。尾大之祸，议者早见其端。说者曰：云南山川形势，东以曲靖为关，以沾益为蔽。南以元江为关，以车里为蔽。西以永昌为关，以麓川为蔽。北以鹤庆为关，以丽江为蔽。故曰云南要害之处有三：东南八百、老挝、交趾诸夷以元江、临江为锁钥，西南缅甸诸夷以腾越、永昌、顺宁为咽喉，西北吐蕃以丽江、永宁、北胜为扼塞。识此三要，足以筹云南矣。虽然，云南者南临交、广，晋太康初陶璜为交州牧，言宁州诸蛮接据上流，水陆并通是也；北时川蜀，诸葛武侯欲专意中原，虑群蛮乘其后，乃先南讨。蒙氏据有云南，屡为唐剑南之祸是也。《元史》言：“云南之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之丽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

顾祖禹是明末清初的学者，一部《读史方域纪要》集中国地缘政治之大成并奠定了作者在中国古代地缘政治领域的巨擘地位。但顾先生的著作有极大的局限性，这就是他更多地是从稳边安民和国内治理的角度考虑包括云南在内的中国国内各区域的地缘政治作用。这在经济已卷入世界经济体系及中国已在这个体系中获得巨大发展的今天，显然不适应了。今天我们应当从中国与印度洋的关系角度思考中国大西南尤其是云南的战略地位。

云南东接广西、贵州，北接四川，西北与西藏接壤。省内南北相距约8个纬度，地势北高南低，南北之间高差悬殊达6 663.6米。与缅甸、老挝、越南三个国家接壤。在中国大西南诸省中，云南是与缅甸交界最长省份，滇缅边界由北至南约1 997千米，连贯云南西陲，与缅甸的两条南接印度洋安达曼海的水上运输大动脉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不仅接源而且几乎全程同向南行。这样的地缘政治位势对中国走向印度洋有极重的战略价值。马汉说缅甸是“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这话反过来也可以解读为：缅甸是中国长江上游地区及西部省份避开喜马拉雅山脉对印度洋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

若再进一步结合前述顾祖禹的分析，云南在大西南的地缘政治作用可总结如下：

1．如就国内治理而言，在大西南地缘政治中，四川是全局的重心，重庆是大西南进入中原的桥头堡。正因此，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首选重庆为全国抗战的政治中枢。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原并跨越长江后即兵向四川。8月20日，毛泽东复电刘伯承、邓小平等电报：“同意你们十九日关于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10月19日，毛泽东复电林彪等就明确告之：
西南重心是四川。

顾祖禹也有同样见解，他说：
云南古蛮瘴之乡，去中原最远。有事天下者，势不能先及于此。然而云南之于天下，非无与于利害之数者也。其地旷远，可耕可牧，鱼盐之饶，甲于南服。石桑之弓，黑水之矢，猡、僚、爨、僰之人，率之以争衡天下，无不可为也。然累世而不一见者，何哉？或曰云南东出思、黔已数十驿，山川间阻，仓卒不能以自达故也。吾以为云南所以可为者，不在黔而在蜀，亦不在蜀之东南，而在蜀之西北。

1972年，晚年毛泽东再次强调二十多年前的看法，8月17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说：“四川是祖国的战略大后方，是三线建设的重点。”

2．如果我们由北调头转南、放眼印度洋，从对外开放和世界治理的视角审视中国大西南的地缘政治作用，就会产生新的认识，这就是：
西南的重心是云南。

以上两点认识可以从毛泽东“三线”交通布局中看出。毛泽东将北京的安全与四川联系起来，说：“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上说：“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攀枝花铁路最好两头修。”7月1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彭真、贺龙、罗瑞卿等说：“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条成昆路。”1965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工作汇报时说：“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

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应对美苏“中间突破”的国防布局，这就是：大西南是“三线“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问题是交通问题，四川的关键是联接攀枝花的交通线，而通往云南昆明的成昆线的被列于优先地位。这些都是为了优先解决苏洵所指出的大西南之地“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的历史难题。1953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即被调派到云南工作的秦基伟，告诉他：“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

3．鉴于前述缅甸之于中国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联通印度洋的特殊的战略通道作用，云南的这种特有的地缘位势使云南成为中国经过缅甸进入印度洋的最主要的门户。在中国印度洋战略中，云南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桥头堡”地位。

九、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规律与中国印度洋政策新构想

（一）基于“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世界格局

综上分析，自英国工业革命迄今，表面上看印度洋的紧张形势是世界经济发展带动的，但本质上却是建立在国际垄断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上的帝国主义制度造成的。特别在美帝国时代，如果不靠直接占领世界资源而仅靠一般市场交易的方式，其所获利润已不能满足金融资本的要求。占领资源丰富的地区，就得全球争霸；全球争霸，首先就得控制印度洋，争夺印度洋的地缘政治资源。英国、苏联、特别是美国，都是这样。

列宁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这个论断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在这个争霸的过程中，帝国主义是不平衡发展的。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格局正在“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作用下发生变化。一方面欧洲在统一中崛起，其军事力量通过所谓“茉莉花革命”继而利比亚战争伸向中东和非洲，法国军事力量已通过利比亚战争、马里政变和科特迪瓦选举危机向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几内亚湾大辐推进，其近代势力范围正在恢复。利比亚战争后，欧盟——与当年罗马帝国扩张的步伐一致——立即来到叙利亚，要从叙利亚打开通往东方的大门，这个大门一旦向西敞开，那接下来的结果就是“马其顿”式的东进，并对俄国、伊朗遑论中国形成现实威胁。伊朗高原国家一旦失陷，俄国通往印度洋线路、中国正在开发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就会被掐断，中国西域安全警戒级别就会大幅提升。今天的北约进逼叙利亚就是当年古罗马东进并因此与安息帝国（今是伊朗等）发生的战争的重演。从这个视角看，唇亡齿寒，伊朗高原乃至帕米尔高原一带抵抗西方的斗争对于中国西陲安全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但同时也要看到，叙利亚在历史上往往是欧亚两大陆双方力量极限的相交节点。比如古代的亚历山大、罗马、十字军，蒙古人，近代拿破仑法国、英国，甚至还有今天的美国等，都是在此停步不前的。由此可知，今天叙利亚人民抵抗西方干涉并获得胜利与昨天的安息王朝抵抗罗马的侵略并获得胜利一样，都是必然的；同样的道理，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投入的效果也一定是积极的。

在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欧洲人开始向中亚进军，与此同步，美国开始战略东移。这个政策是否可以持续下去，这要看美国自身内部矛盾及其与欧洲的矛盾的发展。

美国国内现在面临的最大矛盾是美利坚民族的矛盾和华尔街的矛盾，这反映在外交政策上就是：仅从收缩的意义上看，美利坚民族是愿意战略东移的，如果能东移至夏威夷，这对美利坚民族最有利，这样它可以休养生息。但是华尔街不会让它这样，华尔街要让美国白宫到太平洋向中国发起进攻，在欧洲凡尔赛体系已接近恢复的时候，再在太平洋地区恢复华盛顿体系，让世界再次回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控制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新凡尔赛体系正在欧洲出现，而远东的华盛顿体系还在未定之天，中俄美三家共治的雅尔塔体制仍是远东和平保障的基础。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力量在下降并有意绥靖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而中国的快速发展已使中国成为维护雅尔塔和平体系的重要力量。美国对这样一种“新常态”在远东出现心有不甘，奥巴马说不能让中国人跟他们西方人生活在一个水平，说这样世界资源撑不住。这种只许美国“州官放火”，不许中国“百姓点灯”的逻辑，中国人当然不会接受。

好在中国人顶住了。自20世纪末以来，西方软硬兼施，试图打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如果中国能持续顶住以美国为首西方的压力，美国的出路就是，要么持续向东收缩——这样华尔街不会答应，要么继续再重返印度洋，去海湾打仗。奥巴马拒绝打击叙利亚这件事说明华尔街要西进与美利坚民族要东移的矛盾。对华尔街来说，东移是可以的，但必须拿回利润，为此就要将中国打倒，从中国再释放出一笔浮财；如不行，那你还得西进去拿石油，还是得打，不打的话，美元就失去支撑物，这样奥巴马总统就得下台，换一个更猛和更短视的人去打。那美国如果垮了怎么办？这也不要紧，届时华尔街可以抛弃美国再到其他地方吸金。是亚洲还是欧洲，反正是顶不住美国打击的一方。资本历来只与强者交谊，与弱者交恶。与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打败希特勒后罗斯福便与斯大林结盟的道理一样，未来的西方只与打不败的中国和平共处。为此，中国要有一个全面的应对战略和切实政策。

（二）服务于“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中国印度洋政策新构想

1．随时间节点逐步推进的政策目标

制定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地区政策，最忌讳的是大而无当，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时空节点。在一次讨论东海中日关系的会上，面对中日双方存在于东海的核心利益矛盾，有的学者要求我们站在未来千年的角度看中日关系和钓鱼岛问题。这显然不是在谈战略而是谈宗教。我们讲的“大战略”是在特定时空中的主要矛盾，其应对方法应讲其综合性和联系性。没有时空则无矛盾，国家间还不曾有过脱离特定时空的矛盾。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亦将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步入世界大国行列的国家，就不能不关注印度洋并制定出相符本国国情并体现本国特点的印度洋政策。如果以“两个一百年”为节点，以2049年为限，这个政策可分近期、中期和远期三步。近期目标配合第一个一百年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中期目标配合国家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后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渡，远期目标则服务于党的第二个一百年任务的实现。时间节止点为2049年。

先谈近期政策。

如前述中国西南与东北存在的安全联动规律所呈现的那样，中国在印度洋的利益与东海的利益也存在联动关系。正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控制了东海才会有30年代末开始的滇缅大通道的建设；而60年代初的中印关系的紧张，又不能不是美国对新中国东部越逼越近的海上封锁继而介入越南内战的联动结果。鉴于这样的规律和经验，我们的印度洋近期政策当从东海政策开始。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外交部对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于4月26日谈话的答复稿时加写了如下一段文字：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

东海对中国的未来非常重要，我们近代的失败就是因为失去近海制海权。利比亚卡扎菲曾有强大陆军，但没有至少是近海的防卫能力，以至西方国家从海上随意分割利比亚并由此摧毁了卡扎菲政权。中国也是如此，失去近海，敌人就会顺长江进入中国。近代英国、美国、俄国都试图利用中国内乱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中国长江南北两岸，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也曾看好中国长江并从帝国主义的视角把话说得很露骨：
对中国以及其他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来说，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资交换使国家通过对外接触获得更新，从而保持、促进它们的勃勃生机。长江对于上述情形颇具意义，因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将大海与其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中国由于拥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国家能够由海洋抵达中国。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盘，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它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声明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
长江流域在政治和商业上都极为重要，为此需要多强调几句。长江深入中国内地，而且很大的轮船从海上可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依靠和长江与外界便捷地来往。地理上，长江介于中国南北之间，从而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都颇具影响。所以，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了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最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
由于将一个特定地区涵盖在自己影响之内的最好办法是首先找到一个中心而不是四面出击，我们在远东的注意力目前是集中在长江流域。

中国历史证明，长江是滚动中国政治的横轴之一；一旦失去长江，从某种意议上说就失去了统一的中国。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达成以长江为界瓜分中国路权范围的协议，1900年辛丑条约之后中国被分裂为数块，而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则是后来中国接近统一的关键。1937年后，中国再次被日本分裂为多个政治单元。1937年中国汉口陷落后，日本近卫首相在11月3日的广播演说中宣称：“有一句名言说：‘谁能控制中国主要地区，便能拥有中国。’……日本已经掌握控制中国的钥匙。”近卫的话实际是上述马汉关于中国长江的分析的转述。武汉的失陷为汪伪政权在南京的出现提供了安全保障，中国再次出现政治分裂的格局。抗战胜利后，中国形成南北划江而治的格局，正当毛泽东准备一鼓作气打过长江之际，1949年1月9日斯大林打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与国民党继续和谈，称“如果中国共产党直接拒绝与南京和谈，则向世人宣布它主张继续进行内战”。与此同时，美国也与斯大林南北呼应试图促成中国南北分治的局面。1949年12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称，苏联“调停的基础是国民党控制长江以南地区，共产党控制长江以北地区，而美国则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权”。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告诫我们：“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对此可以提供反证的是，近代以来，能对中国造成颠覆性入侵的外族势力多是来自东部而绝少来自西部；至于西南，则更没有成功的案例。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今天的东海政策必须着眼于突破西方为封锁我们的“第一岛链”。

马汉说：“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薄弱点，在战术上往往也就是突破点。如果我们以台湾为中线，从广义上将中国整个东部和南部海面分为大东海（黄海和东海）和大南海两大海域的话，鉴于只有日本在钓鱼岛列屿乃至台湾问题上日益挑明其挑战雅尔塔法权体系的立场，那么，台湾北面的渤海和黄海则就成了中国在东海安全链条中最薄弱——因而也是最需加强——的环节。1895年，日本就是在此击败北洋水师后劫走台湾的。今后台湾的结局最终还要在这片海域一锤定音。
　　
钓鱼岛问题在历史中本质是台湾问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地缘政治上是台湾与日本之间的接榫点，也是“台独”势力信心的支撑点。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台湾，就是1872年吞并琉球后的逻辑结果。今天日本在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进而在春晓油田与中国的争夺，本质上是为了逼近中国台湾。今天，中国如果在此海域失去起码的原则，那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接踵而来的必然是甲午海战及其以后历史的重演。

钓鱼岛问题在现实中本质也是台湾问题。新世纪以来，中国东海和南海出了那么多问题难以解决，究其原因是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中国完成了两岸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之间就会对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形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这样南海问题的解决也就相对容易得多。台湾问题就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中的瓶颈因素，是中国海洋方向面对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也就抓住了中日钓鱼岛之争的本质，抓住了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

如果将中国大陆沿岸和西北太平洋衔接“三海”即黄海、东海、南海看作一个连续的整体，我们可以将辽东半岛比作人的肩膀，黄海犹如连接上臂，南海则相当于下臂，海南岛相当于手掌；而台湾则是联动上下臂的肘关节：中国黄海失，则台湾不保；台湾失，南海则不能持续发力。由此，台湾就成了中国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权有效发挥的关键环节，而从钓鱼岛突破解决两岸统一问题，应是我们东海政策的重中之重。与此相应，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印度洋政策的重点将是在配合中国西部开发，联谊稳边，最多也只能是1962年那样的威慑性的防御政策。

再看中期和远期政策。

从2021年始，中国开始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渡。过渡时期的特点是中国东海安全威胁基本解除、诸岛权益得到有效保护、海峡两岸在“一个中国”框架中融合水平大幅提高或基本实现统一。在这些目标基本达到后，中国应当在东亚友好国家中有一个“分发喜糖”即分享两岸统一后产生的红利的时期，除极少数国家外，争取有东亚大多数国家对两岸统一的认可。与此同时，中国要进一步加大西部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将东部经济成果及过剩生产力向西部转移。至2040年前后，在西部大体形成与中国东部相互紧密衔接的新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增长的黄金地带，并由此进一步向印度洋实行经济和政治的持续辐射——这是中国印度洋政策可选择的远期目标。

2．“三点一面”的空间布局与力量配置

辐射是需要预先布局的。在中国即将完成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基本任务并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之前，中国的印度洋政策需要有一个通盘的和重点明晰的考虑。根据前述中国东西安全联动规律作用下大西部（大西南和大西北）整体安全和发展的需要，也汲取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为控制印度洋而在此触礁翻船的教训，此间中国的印度洋政策应以印度洋北岸为重点，其总体战略布局可用“三点一面”来概括。

“三点”，即以印度为中点（注意：不是重点），其东西两侧以缅甸和伊朗高原国家（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为战略支点，向“一面”即印度洋首先是印度洋北岸成扇面辐射。缅甸和巴基斯坦是中国进入印度洋的东西门户和重要通道；夹在两通道中间的印度，并非是由于它对中国安全有多大的威胁而是由于它深入印度洋中线的版图对印度洋及其沿岸国家的影响。这三点与中国安全的关系是：东西两点即缅甸和伊朗高原国家对中国具有直接和现实的生存安全的关联，而印度则有长远的发展安全的关系；由此三点推广出印度洋扇面。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主要是中国不同于远离印度洋的西方海权国家。远道而来的西方海权国家在印度洋只能靠占领岛屿而存在，目前我们能读到的海权理论提供的都是这样的视角。但中国并不是这样的远在千里的国家，而是临近印度洋的亚洲最大的国家：它背靠可称作全球战略制高点的昆仑山，放眼世界面积最大的海域——东接太平洋（这里是世界新兴市场最密集的地区）；南近印度洋（这里是世界工业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地区），居昆仑观两洋为周边，坐北面南，尽占地利优势，这样的地缘政治形势在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中国有的是时间不用任何领土扩张方式而用与沿岸国家合作的方式将其经济政治影响力推进到印度洋。因此，中国的印度洋政策就应当一反西方海权国家的视角，采用符合中国地缘政治特点的视角。在上述前两阶段即近期和中期的政策特点可以用“深挖洞”来概括的话，那下一步即远期的政策特点则可用“不称霸”来概括。

这样是不是印度在其中的地位降低了？不是这样，与以前不同的只是位于印度两翼的伊朗高原国家和缅甸的地位提高了。

这是由中国地缘政治特点决定的选择。英美国家是从印度南方的洋面看待印度，在这里，西方海上力量无依无靠，没有印度，它们在印度洋上就无以长期立足。因此，对西方人而言，印度与印度洋就是同一回事。中国则不同，中国已在印度洋北岸有自己的大板块主权领土。这样我们考虑的更多的就是中国大西部（大西南和大西北）的整体安全和发展，而印度对于中国西陲安全的影响——如前面分析的那样——远不如缅甸和伊朗来得直接。故此，我们与伊朗和缅甸的关系应予以特别的重视，而不能将“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

但是，印度毕竟是印度洋上的重要国家，鉴于其人口、土地面积及所在印度洋中心位置，又鉴于中国在喜马拉雅山南麓所居的优越位势和印度与中国几千年几乎是无战争的交往经验，印度之于中国更多还是其在印度洋的政治影响而较少是攻势性的安全威胁。与中国相似，印度也面临两线即南北两线的安全压力，其中北方并不是现实的压力，近代以来印度多从南方失国，因而南方安全是印度国防的重中之重。为此，中国应在北方给印度以稳定，支持它在印度洋发展，以此换得印度——与俄罗斯的印度洋政策相似——在东海对中国（至少以稳定的边境）予以支持。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中印再次发生边界冲突，那中国还应在此地——与曹操占领汉中后因其“直为天狱”的地理形势而不得不退守秦岭一线的经验一样——采取防御性的政策。

总之，印度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政治影响，军事上的影响倒在其次。军事上中印双方长短相抵，印方有防御优势，却没有向中方进攻地理条件；而我方具有进攻优势，却不具进攻后坚守前线的地理条件。若从政治上看，中印之间的合作会形成双方东西相互间战略呼应之势，冲突则会造成双方力量的相互内耗和牵制。前者有利于各自的外交目标的实现，抵御西方霸权主义的压力，后者则会造成中印之间的力量损耗，使西方从中渔利。“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争。”新世纪的中印关系还是要回到毛泽东的思考中，这就是：
1．“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
2．而印度“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
3．中国和印度“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

“三点一面”是一个攻势性的政策构想吗？不是，它是一个守势性的政策构想。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在2021年之前，印度洋不会是中国安全考虑的主要方向，而在2049年之前，它最多也只是中国关注的方向，这在目前日本军国主义已有死灰复燃迹象的历史条件下更是这样。二是，即使是在2049年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鉴于历史上英美国家在这里屡战屡败并因此由盛而衰的教训，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力量，即使有也没有必要在印度洋展开攻势性的活动。

当然，这一切判断成立的前提是基于目前世界大格局和由此造成的中国周边安全大形势不变，如果世界政治出现格局性的突变，我们的政策当然也要做相应的调整。比如20世纪50年代初，中苏战略同盟关系牢固，中国外交重点在东海；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迅速开展“三线建设”，大西南及相关方向的外交的战略地位骤升；7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东海及与之联动的西南形势缓合，其间的外交政策也有相应调整。可以预料，至2049年前，国际形势还会有不少变化，中国外交及相关的印度洋政策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也会有相应调整，但如果没有格局的突变，上述对印度洋所做的政策评估及构想，应该说大体是合适的。

但不管怎么变化，在上述若干阶段，持续加强中国大西南尤其是其中云南的战略性投资和建设，且不说这对于适应中国崛起后对印度洋资源需求增大的形势，即使是对于应付国际格局出现突发性逆转形势也是绝对必要的。1964年，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中苏关系又严重恶化，这时毛泽东日益感觉到大西南建设的紧迫性。现在中国的形势有向20世纪50年代螺旋式回归的趋势。但同时我们也要及时做好应对未来历史再向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回归的可能，不要再让“后悔无及”的事发生。中国凡事——何况还是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这样的大事——为了争取最好的结果，就必须先做最坏的准备。

（三）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

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遇上较好的历史契机。目前的美国——这里指的主要是华尔街的美国而不主要是美利坚民族的美国——再凶恶也是在收缩，况且它内部正在出现严重分裂：华尔街与美利坚民族分裂，在后者中，富人与穷人分裂。这样的对手的最大软肋就是没时间、拖不起，急于灭此朝食。我们可用曹刿论战的方法来应对，使其从一鼓作气、再而衰到三而竭。总体上说，“一鼓作气”阶段美国已过去，现在正处在“再而衰”的阶段，只要我们战役目标不要太大，战线拉得不要太远，坚守并突破第一岛链的目标不仅可以实现，而且我们的对手对此也无可奈何。目前的时间并不在华尔街美国手中，只要坚守，我们就能使其“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知彼先要知已，中国的软肋在远海，使中国进入远海作战的方法就是用“怒而挠之，卑而骄之”的策略，暗推国内一些貌似硬汉的“虽远必殊”舆论，将中国战役目标拉长放大，由此使我们失去依托大陆的优势而初战受挫，重蹈甲午覆辙。

我们上述目标选择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也就是说是在充分尊重美国、俄罗斯并保证中国的雅尔塔利益前提下作出的选择。与中国一样，美国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亚太和平做出重大贡献的国家，因此我们应充分尊重美国的雅尔塔利益——它反映的是美利坚的民族利益，而不承认美国的冷战利益（比如制造事实上的“两个中国”、含糊中国在钓鱼岛的主权权益等）——它反映的是华尔街财团的利益。中国拥有雅尔塔法权体系赋予我们在台湾、钓鱼岛等一系列岛屿上的主权权利，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因美国的干涉并没有实际享有这种权利。中国实现两岸统一、收复钓鱼岛等要求并不冲击雅尔塔法权体系及其中的美国利益，于情于理于法，中国都属于正义的一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们尽管 “得道”，但也要尽力争取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多助”。

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是必要的。甲午海战之后，日本最大的战略败笔就是占领台湾，因为这意味着日本的国防线被拉到它能力可承受的极限尽头。占领台湾，意味着日本还要控制以台湾为圆心的半径范围：它东至北马里亚纳群岛，西至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南至菲律宾等南海国家。占领中国，当时日本已有些力不从心，但占领北马里亚纳和菲律宾后，日本就要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权国家英国继而美国作战。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同时打败中国和英国及后来的美国（当然北面还有俄国），日本就绝搞不定台湾；而要想同时打败中国和美国，对日本来说则必败无疑。日本就是这样被塞壬的歌声即甲午战争的胜利诱入一个无解的战略悖论之中，而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惨败，就是由这个悖论导出的必然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说，1945年日本惨败的种因预埋于1895年的日本甲午胜利。同样的道理，如果中国未来将自己的力量扩张至印度洋，不管所占岛屿大小，由其划出的半径上都是最有海战经验的西方新老海权大国，若真及此，以往鉴来，结局不难逆料。明乎此，就理解了毛泽东在1962年对印边界自卫反击战采用的大开张快收合，看似强攻，实则坚守策略的深意。因为在此真正的失败并不是退回来，而是回不来。当时若在此地被印度拖住，其后果不堪设想：它要长期耗掉我们的资源并因此使我们不能专注于当时美国和蒋介石集团蠢蠢欲动的东部方向。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

印度洋是只有世界超级大国才有能力建立其有效制海权的区域，这话反说也就是进入这个区域的国家首先碰到的就不是一般级别的对手，而是世界性的大国海权大国。这是因为海权控制的并不仅仅是一串岛链，而是沿这串岛链拉出的圆周半径，岛链线越长，需要巩固这些战果的作战半径面就越大。如果你不能控制圆周半径内的对手，那你最终就不能消化其中的战果，相反还要为这些战果拖死和“噎”死。一般说来，能够延伸或本身就在印度洋的制海权，必须有覆盖南北纬30度区域的作战能力——而只有世界性的大国才会有这样的能力，不然，其前途二者必居其一：要么臣服，要么灭亡。尼赫鲁看透了这一点，用它的话说就是“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有一个叫“塞壬（Siren）”的海妖，经常飞降海中礁石或船舶之上，用自己的歌声使得过往的水手倾听失神，导致航船触礁沉没。英国就是在塞壬歌声招唤下进入印度洋并由此触礁，苏联和美国也是在“塞壬”的歌声引导下，或折戟于进军印度洋的路上或于触礁于印度洋北岸。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围绕“两个一百年”这样的宏伟蓝图，中国人民正在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挺进。在这个进程中，如果我们忘记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在国际关系中“不称霸”和“不做超级大国”的教导，也为“塞壬”歌声所迷惑，那前天的英国、昨天的苏联和今天的美国就是前车之鉴。

制定外交政策要符合中国国情。与美英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受四面牵制。与任意一边过度拉伸会导致平行四边形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的道理一样，中国在四边任意方向的过度扩张都会受到另一方向的强烈压力和中国在同一方向的相应收缩。比如鸦片战争前，中国在南海没有多大的压力，此时中国尚可与俄罗斯抗衡并迫使俄国人签订《尼布楚条约》（1689年），将中国北境从法律上确立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英国人来到南海并开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北境就不得不向南大幅收缩。这说明，对中国最有利的周边政策应是符合基本安全需要，根据国力增长在某一方向适度推进而又不失国重的政策。1940年11月，希特勒曾对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说：“你们应该有通向温暖海洋的出海口，将来要像伊朗、印度那样。”莫洛托夫后来对此评价说：
这是个毫无远见的人，对苏联的政策缺乏透彻的了解，却要把我们拉去冒险。如果我们在南方陷了进去，他的处境就会轻松得多，一旦英国要和我们作战，我们就得依靠他。如果不理解这一点，那就太天真幼稚了。

莫洛托夫这段论述中的思考与前述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拒绝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代表提出的派兵支援希腊起义的建议的考虑同出于“鞭长莫及”的道理。以史为鉴，我们应从这些老政治家处理世界问题的方法中汲取思想，并对中国周边尤其是印度洋的政策安排有一个持重的考虑。

与临终前才悟出自己“不是世界之主”并采取东西方融合政策的亚历山大不同，我们东方人的辩证思维与生俱来。1935年10月，毛泽东在长征快到陕北的路上构想到未来的世界，《念奴娇·昆仑》一词中说：
而今我谓昆仑：
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
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为这首词批注说：“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

世界性大国或接近步入世界性大国行列的国家必须有与其世界治理能力相匹配的印度洋政策，同样的道理，这样的政策的成熟程度也反映了该国世界治理能力从而世界观的成熟程度。在这方面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

国家发展道路并非只有要么衰落要么崛起即扩张的黑白两道，在这中间一定会有崛起不扩张的道路。古今霸权国家来到印度洋便进入衰落期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印度洋地区争强好胜的结果是不好的。斯大林曾说“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正因此，独吞世界从而独控印度洋的想法是不切实际，对中国而言更是非常危险的，只有分享才是守福之道。世界只能在共同繁荣中前进：欧洲当为欧洲人民的欧洲，美国当为美国人民的美国，“东国”自然也是亚洲人民的。中国未来应当为自己也为亚洲要争到“一截还东国”的前途。中国坚守这样的政策就会帮助印度洋国家减轻“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 的紧张感，我们也不会在印度洋不恰当地透支我们的国力并由此保持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在21世纪下半叶的持续发展。

（全文完；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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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印度洋及其政策构想 ——目标：2049（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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