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看了由冯·多纳斯马尔克（von Donnersmarck）编剧和导演的德国电影《无主之作》（Never Look Away）。该片讲述了三段历史：纳粹德国、共产主义东德和西德。当看到关于纳粹德国的部分时，我越来越强地感觉这段历史并未远去，仍能与当今时代共鸣——这与人们过去几十年来的感受不同。透过当代的棱镜展现在我眼前的，仿佛不是电影而是另一种版本的现实。往事不仅仅是历史，亦是在帮助我们洞察未来可能发生的可怕情况。在我看这部电影的那一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四名年轻的少数族裔女议员隔空喊话，让她们“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哪怕其中三人的出生地都在美国。紧接着，在特朗普举办的共和党集会上，人群反复地呼喊“送她回去”。当然，特朗普的言论还不足以与纳粹驱逐和残害犹太人等少数民族相提并论，但这样的历史回响确实令人不安。
它迫使我们思考：美国将走向何方？如何理解当下的事件？以及最终会产生怎样的结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时，我在清华大学担任客座教授。我对选举结果并不惊讶，它完全符合我的预料。在那之前不久，我还参加过一场清华大学举办的大型公开论坛，讨论美国大选的意义。那次论坛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果，大多数人倾向于假定希拉里会赢得选举。有人告诉我——当然这个信息可能有误——呈交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多数也做了同样的假设。对此我并不觉得意外。这件事提醒我们，面对一个文明与自己截然不同的国家，要理解它内部发生的事情是多么的困难。绝大多数西方人都无法理解中国。他们试图用西方的方式来理解中国，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更糟糕的是，西方人暗地里有种任性的想法，觉得西方道路是唯一的道路，过去200年西方霸权滋生的观念导致他们无法理解中国。中国人的思想不受这样的禁锢：他们从未将自己视为一种模式，并且过去40年来基本上都在努力学习西方，来实现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总之，西方对中国缺乏好奇（美国来华留学生数量相对较少可为一例），即便今天它们还认为中国没什么值得学习的东西。相反，中国人则一直对西方充满好奇。
尽管中国人有这种好奇心，中国领导层很多人仍然没有预料到特朗普的上台。这一点必须引起重视，因为如果能预见这个结果，中国必然能更好地未雨绸缪。但我不愿过多批评中国。因为西方大多数国家乃至美国的政治精英，也多未预料到这个结果。但它的确对我们是个提醒：大规模的范式转变是很难预测的，即使它就发生在本国。人们有种惯性思维——精英阶层尤其如此——即认为现在的情况将持续下去，理解未来最好的方式是延伸当下的情境，其他可能出现的情境都缺乏可信度，所以不用考虑，结果被认为不可能发生的境况却成为了现实。就特朗普的例子而言，哪怕在他取得胜利后很久，很多人还一直拒绝承认现实，认为他的任期很快将以受到弹劾而终结，或者认为他无法在2020年取得连任。这种情况将持续到他们逐渐适应新时代，接受新常态。在40岁以下的中国人的记忆里，中美两国似乎一直处于友好合作关系。人们认为这种关系一成不变，仿佛它是天经地义的。这种想法可以理解，然而这却不符合历史规律：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
面对特朗普，我们大可不必感到吃惊。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基本就能看明白。美国对多边主义世界观的尊奉是个相对晚近的现象，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开始。在那之前，一直追溯到1776年，美国一直执行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并且信奉民族国家的内在美德和力量。也就是说，今天的美国是在回归过去。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国联的创建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那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插曲：他关于美国参与创造多边主义新秩序的提议被否决了，因此美国并未加入国联，而是回到了从前的孤立主义。所以，特朗普的立场其实有很长的历史渊源。
但光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解释目前美国为何要重返孤立主义、拥抱过往的历史。起关键作用的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因素。首先，许多美国人——尽管按比例来讲他们是少数，但从规模来看他们数量庞大——的生活水平从1980年代便停滞不前甚至每况愈下，这使得他们越来越敌视全球化以及伴随它的多边主义。其次，大约同一时期的美国经济也在“相对衰落”，尽管直到最近美国政治建制派才改口承认这一事实。换句话说，一方面美国的全球地位受到削弱，另一方面许多美国人生活堪忧，所以美国和美国人认为全球化和多边主义辜负了他们，进而认为它们不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不幸的是，就在美国遭罪的同时，另一部分人被认为获得了好处，尤其是中国。美国仿佛一夜之间意识到，其战后全球主导权面临来自中国的严重威胁，而这种威胁是1945 年以来包括苏联在内的任何其他国家都不曾造成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对中国翻脸，为什么两国会陷入贸易战、技术战，甚至可能爆发更大范围的冷战。美国翻脸不仅是特朗普造成的，更代表着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执政精英的一致转变。尽管特朗普宣称美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但美国本身的认同感，即觉得自己天下第一的观念受到了质疑。
美国面临着一场关乎其存亡的危机。它越来越缺乏安全感，不断地问“我们是谁？”“我们是什么？”这种不安全感的一个突出表现是美国开始反华，但它针对的还不光是中国。美国回归单边主义，不但反对所有主要多边主义机构，也反对其他民族国家，无论是德国、日本还是墨西哥。所有国家都可能被纳入美国的瞄准镜范围之内。因为在美国看来，所有民族国家都吸饱了美国的血，美国现在必须不遗余力地捞回丢失的优势，并寻求补偿。我们必须以更广阔的眼光来看待美国回归历史的做法，不能仅局限于国际关系。特朗普讲话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种族主义是美国的建国基石之一，因此这种话语具有深刻的魅力。历史上白人是靠灭绝土著印第安居民才在美国土地上定居下来。美国的建设与引入非洲黑奴密不可分，在南北战争以前奴隶制一直是美国南方经济的基础。直到1964年美国通过了《民权法案》，非裔美国人才终于基本获得了平等权利。与近年来历任美国总统相比，特朗普更愿意让美国人回归旧的种族观念。他曾经倡导“出生论”，错误地质疑巴拉克•奥巴马的出生地不在美国，隐含之意是质疑黑人无权担任白人国家的总统。特朗普经常把白人至上主义挂在嘴边，这也是他的意图。“送她们回去”的言论是特朗普种族主义议程最新、也是迄今为止最极端的表达。特朗普让种族主义挣脱了束缚，再次成为一种明目张胆并且无伤大雅的东西。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历史既可以前进，也完全可能倒退。他的种族主义思想并不局限于美国国内，实际上也不可能仅仅局限于美国国内。他将非洲国家和海地称为“粪坑国家”，并且对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穷国的人公开表达轻蔑态度。中国的多样性文明观与特朗普等级森严、白人至上的种族观形成了无比强烈的反差。
这给我们带来了两个避无可避的问题：这样下去世界将变成怎样、通向何方？美国大踏步倒退将持续多久？不弄清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就不可能回答第二个问题。我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技术/冷战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少则10年，多则20年乃至更久。要知道，前一个时代——即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时代——从1980年持续到2016年，共计36年。我之前曾提出，只有当美国愿意与中国共享全球领导地位，将中国视为平等伙伴并认为这样做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时，中美对抗的时代才会走向终结。但美国取得这种认识的道路上布满障碍，有太多问题和不确定因素。我们甚至不知道美国是否会最终走到这一步。造成这些障碍的原因是，我们无法得知美国究竟将如何应对其无可避免的、冷酷无情的“相对衰落”。这将是21世纪后几十年的核心叙事。尽管美国早已开始走向衰落，但特朗普是这个历史进程的头一个症状，也是头一次公开的政治表达。他对美国衰落的认识也具有暧昧和乖张的意味，从其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可见一斑（暗示他认为美国确实衰落了，但他会以某种方式扭转这个趋势）。走向衰落的第一个难题是承认衰落，对于美国霸权和更早的英国霸权来说，承认衰落是件极度困难的事情，其中一个原因是说这种话的人会被他们所在的政党和大多数公众扣上“不爱国、失败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帽子。即使今天距离英国开始衰落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而且英国因为脱欧还遭遇了200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但英国政治领袖们依然很难承认事实，即英国处于长期的、看不到尽头的衰落阶段。如果连英国都决计不肯承认衰落的事实，那要美国承认只会难上加难。
自清教徒早期移民定居美国以来，美国基本保持着不间断的崛起。它从来没尝过衰落的滋味。因此，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心理上，美国都对“相对衰落”毫无准备。崛起、主导和当第一是这个国家基因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着美国全球影响力下降，预计未来一段时期它都会持续否认衰落，在国家实力不济的现实和“老子天下第一、地球少我不转”的主张之间摇摆。不论美国人民还是精英，未来都会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甚至可以说是永久性的。由于美国实力非常庞大，其动荡的衰落过程将对世界其他国家造成巨大冲击。
行文至此，又回到了开篇第一段。我们正在进入未知领域。这一点对中国而言已经非常明确了：中美关系40年来的稳定已经到头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易冲突、更不稳定的关系，而它取决于美国内部的政治变迁。我们不应该指望美国对华态度或者乃至美国政坛会恢复原状。相反，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美国政界现在的新特征。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大部分美国人对政治制度和统治精英越来越失望，认为他们无法兑现民众所期待的东西。美国不再是过去的美国，随着国力衰退带来灾难性后果，这一点将变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治体制的基本构成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完全可以想象，特朗普主政时期的“向右转”只是一个开始，长期来看它可能大规模砸碎美国政治体制的诸多教条，通向一个社会日益极化、种族尖锐对立、三权不再分立、政府高度威权的未来。
这些趋势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过去，美国的行为基本上是可以预测的，现在它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因此，世界将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它对中国的领导能力和治国方略提出了最高要求。面对更具侵略性的美国，中国作为世界一极需要提供稳定性、一贯性、方向性和前瞻性。它必须抵制诱惑，约束自身行为，不能像美国那样行事——这也是中国迄今为止做得最成功的一点。中国还必须保持开放，主动拥抱世界其他国家，为它们带去和平、发展与合作。
（作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来源：《东方学刊》第5期，昆仑策网转自“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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