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特朗普执政以来，在“美国优先”的方针下推出了减税、退群等一系列新政策，加上英国脱欧，英美两国从当年世界自由贸易开创者到当代经济全球化主导者，其行动是否意味着经济全球化正在出现历史性逆转，这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战略选择的主要依据。为此，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杂志特邀我国世界经济研究领域的十位资深学者进行了一场笔谈，就全球化是否出现逆转，当前变局的原因是什么，将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什么影响，以及中国应如何应对等问题进行了逐一解析。这些文章既有用分裂、重构、退潮等不同提法来刻画当前全球化态势的，也有辨析全球化进程和强调全球化不可逆转的；既有从美中俄大三角关系这一宏观层面上分析全球化的，也有从全球资源配置扭曲这一微观意义上分析美国政策影响的；既有面对全球化新态势探索对策的，也有从全球化收益决定机制上重申开放型发展战略的。整个笔谈逻辑严密，视野宽阔，分析深入，观点鲜明，集中代表了我国学者对当前全球化态势的主要观点。
全球化分裂：成因、未来及对策
本期主笔：李晓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十年里，曾经高歌猛进的全球化突然发生了重大转折。英国脱欧、高举“美国第一”旗帜的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并宣布退出TPP，世界贸易与投资增速大幅放缓，贸易战阴云密布……对此，国内外学术界多以“逆全球化”“去全球化”或“反全球化”予以概括。我认为，这种认知是不准确甚至是错误的。自1492年大航海时代开启迄今，所谓的全球化经历了近五百年的缓慢发展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方才达到高潮,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二战后以 GATT(WTO)、IMF等为代表形成了全球市场规则的统一；二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前苏东国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所导致的全球市场规模的统一。因此，全球化本身是无法被阻挡的，更是不可逆的过程。我们现阶段所经历的一切，本质上是全球化的分裂。
除了前述几个表面现象之外，全球化分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伴随着世界格局的巨大变化，尤其是中国崛起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G20力量的日益强大，美国认定它曾经支持并主导的WTO规则已对其造成重大的利益损害，必须重新制定并主导新的全球贸易规则，此乃其推动构建TPP的重要原因；二是在全球多边贸易安排受阻的情况下，世界性的区域一体化浪潮迭起，相互临近的各国、各地区纷纷试图构建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如目前仅在东亚地区就交叉存在着七个区域性多边合作框架（谈判进程），即东盟10+3框架、 RCEP、APEC、中日韩FTA、TPP、东盟10+6框架、东亚峰会10+8框架等；三是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所形成的有关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价值观发生了重大分裂，即杜鲁门总统以来所坚持的美国必须汲取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让后发展国家通过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多边贸易、金融安排获取经济增长收益，借以构建和平繁荣世界的主流价值观，被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原则打破了，特朗普的频繁“退群”正是这种价值观分裂的反映。这是最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简言之，所谓全球化分裂，就是指世界主要大国之间不再有统一的有关全球经济发展的价值观或者共识，而是谋求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贸易金融规则的过程。
全球化分裂当然是世界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结果。但如此认知全球化分裂的成因即便不是错误的，也是肤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百多年前的某些具体论断尽管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其基本原理无疑反映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人们便对“美国衰落”的话题津津乐道，但近六十年来的客观现实显然做出了否定的回答。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过于关注这一话题本身，却对决定美国核心利益的经济结构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很少进行认真、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20世纪60年代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直至70年代初的崩溃，本质上反映的是美国实体经济作为霸权基础或者核心力量的相对衰弱。尼克松总统关闭“黄金窗口”后所形成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信用周转体系即“美元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特里芬难题”的制约，使得美国走上了凭借债务扩张刺激经济增长的道路，不仅美元发行数量激增，金融资产规模迅速膨胀，而且通过1980年底以来一系列的金融规则、制度的调整与变革，形成了一个具有广度与深度的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其结果就是经济结构的高度金融化：不仅金融业产值远远高于制造业产值比重，金融业利润占整个行业利润的比例也从1960~1984年间的平均12%左右上升至1985~2016年间的21%(最高曾达到31%)，美国居民与非金融机构的资产结构也发生了类似变化，财产性收入和股票、基金类投资收入迅猛增长，同时美国企业的经营理念也从“企业社会责任”转变为“股东价值最大化”等等。
经济金融化与“美元体系”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核心利益，进而改变着美国控制世界的方式。首先，金融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近年来美国对外贸易中服务贸易占比一直高达1/3左右，因而其收益及其巨大的影响力成为美国的核心利益；其次，资本账户在美国国际收支调整中的地位上升，美元的升值、贬值已不再是美国地位的反映，而是其支配、控制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方向的手段，成为掠夺全球财富的主要工具；最后，由于摆脱了“黄金魔咒”的约束，美国可以通过货币扩张、金融扩张等手段刺激消费扩张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正因为如此，现阶段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核心标志的全球经济失衡实际上是“美元体系”得以顺利运行的前期条件，任何所谓“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探究不过是个伪命题。
经济结构金融化使得美国成为典型的“金融国家”，其他国家则基于自身制造业比较优势成为“贸易国家”[1]。相应地，伴随着美国核心利益的变化，金融业（服务业）及其收益或者影响力成为美国霸权结构的核心或基础。这一重大变化对美国国内政治力量重组及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未来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借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概念，美国经济金融化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一个双重的“中心-外围结构”。第一重“中心-外围结构”是国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其主要表现就是中产阶级的破产，其根本原因在于金融化所导致的资本利益同劳动者收益的脱节、分离，其主要政治后果就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第二个“中心-外围结构”体现在“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间不仅竞争空间出现差异，而且竞争规则、相关理念正在发生重大分裂。二战后美国所构建的IMF/GATT等全球多边金融贸易安排使得世界经济进入“规模扩张”阶段，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前苏联解体，几乎所有国家均被卷入世界市场当中，结果便是生产竞争的加剧促使利润率下降的危机频发。也正是在此过程中，美国经济金融化实际上摈弃了传统的“规模扩张”过程，开启了一个新的“结构扩张”过程。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视为美国谋求摆脱传统经济危机约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规则即通过货币扩张、资本泡沫刺激经济增长，开辟新的利润边疆的过程，自然，这也是使得经济增长收益更多地被具有较高流动性和投机性的国家、阶层所控制和重新分配，并促使泡沫横生及金融危机频发的过程。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主要的“贸易国家”，既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也是全球化分裂成本或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因而必须客观、冷静地予以应对。
第一，作为一个正处在崛起当中的国家，必须冷静地认知自身崛起的性质。决定中国崛起的最主要因素之一是对外开放，即通过将中国经济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当中，融入“美元体系”而获得经济高速增长空间，并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等途径成为该体系的最主要的支撑者，也自然而然地成为该体系的潜在或显在的受害者，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过程。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国崛起的性质抱有理性认知：一方面，中国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美元体系内的地位提升”；另一方面，中国崛起的内涵不仅是经济上的，它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与经济实力的提升相比，对真正的大国而言，软力量的塑造更为重要。
第二，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美国不会成为“正常国家”，更不会“收缩”，这不过是以往“美国衰落”话题的同义反复。根据历史经验与当今现实，美国正在做的主要有两点：一是更改并引导新的全球贸易规则，不仅要确保自身从中获利，更要遏制“对手”或“敌人”的收益，所以，尽管特朗普暂时中止了TPP，但美国迟早会重新参与或引导TPP的构建，这与其谋求维系盟国关系或改变国家形象关系不大，主要是基于其经济结构及其核心利益的变化；二是将中国视为其最主要的“对手”或“敌人”，并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软硬力量予以遏制、打击。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美国的“收缩”，也许是正确的。美国的这种战略调整已悄然进行了十余年，如今已跃然台上，此乃当今中国国际关系中最大的战略变数。自20世纪以来，美国通过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冷战”已经认定，不允许欧亚大陆上出现可与己匹敌的竞争对手，这类对手的出现不仅会受到周边国家的制衡，而且美国将充分利用这种制衡。因此，虽然经济全球化使得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形成了高度的相互依赖关系，但考虑到国际政治竞争与国内政治竞争的性质不同，主要是同质性竞争，因而任何一种形式的均势都无法确保危险状态的形成，诸多历史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不可掉以轻心。
第三，大国竞争的本质在于制度竞争，这在全球规则及其共识分裂的状态下体现得更加明显。我们必须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思考：一是在理论研究上，不应仅仅关注大国崛起的经验，更应着重分析历史上西班牙、法国、德国、俄罗斯等曾经的“老二”的失败教训；二是在战略考量上，应更多地关注自身崛起，而非国际主导，因为在全球化分裂状态下任何大国都无法提供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或遵守的国际规则，所以应将主要精力关注于国内制度建设，其目标是构建一套可以进行持续性国际竞争并胜出的制度安排，其核心是提高效率、激发活力；三是在具体策略上，应将同美国的竞争关系控制在贸易领域，个别产业部门的贸易竞争或国际诉讼的失败无碍全局，但货币金融领域的竞争涉及全局，且目前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和质量同美国相比远不在一个层级，故必须尽力避免，日本在这方面的教训值得我们铭记于心。
第四，将现阶段对外关系的重心放在周边，全力协调、处理好周边关系。无论是从当前中国经济的实力，还是周边一些国家试图凭区域经济合作抗衡中国的企图来看，我们都应将国际关系的重心放在周边。如何管控或尽快消除与周边国家间的各种矛盾、冲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经营好周边，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注释：[1] 所谓“金融国家”，是指掌握着金融霸权的国家，其本币就是世界货币，其金融市场具备调控全球金融资源并制定相应市场规则的能力。所谓“贸易国家”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国内的金融市场封闭且不发达，或无法引领国际金融市场发展潮流并制定其规则的国家；二是指那些制造业发达，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而且本币尚未成为世界性货币，不得不依赖出口贸易赚取外汇收入的国家。当然，也可泛指那些没有掌控金融霸权的国家。参见李晓，丁一兵.亚洲的超越——构建东亚区域货币与“人民币亚洲化”.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14-18.
2018年第5周第1期（总第25期）
本文原载于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杂志2018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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