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包容着较系统的“包容增长”思想，是对亚开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拓展、创新与超越。世界性的非包容性增长阻碍着经济全球化的合理发展，包容增长才能使世界各国共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
世界绝非只有“中等收入陷阱”。在任何收入水平都可能落入也可能避免“陷阱”。“低收入陷阱”一直存在，表现在联合国确定的“最不发达国家”，伊斯兰少数人走向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百万难民冲击欧洲，既扩大了低收入陷阱，又使欧洲更深陷入发达国家陷阱。
“发达国家陷阱”业已出现。皮凯蒂用大数据系统地揭露了发达国家的两极分化，特别是资产占有的不平等，主张征收高额累进财产税，并把解决两极分化的希望寄托于中国。2016年西方民粹主义泛滥和右翼保守主义上台，都证明了发达国家已坠入“陷阱”不能自拔，只能非理性地向外部转移矛盾。
在两大文明陷入困境的同时，中华文明却稳定发展。中国高度重视“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及时进行调整并提出新的发展理念，以自己的包容性增长，促进和引领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
2017年1月17日、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和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先后强调了“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主旨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提出了解决当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要问题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至此，习近平于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首次阐述过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形成了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其中，贯穿着一个重要的思想，即“包容增长”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将引领经济全球化包容发展，引领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世界经济包容增长。
一、 习近平对“包容增长”提出新内涵
“包容性增长”，本是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提出的概念，其核心要求，一是机会平等，打破垄断；二是合理分享增长成果，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这些核心要求，在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论述中都得到了体现，这是继承。然而，习近平在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论述中，特别地突出了“包容发展”问题，对“包容增长”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从而对其又有重大的拓展、创新与超越。将习近平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所作的相关论述集合起来，可以看到，这些新要求有以下一些。
1．认清“开放包容、多元互鉴”这个当今世界的“主基调”
当今世界的“主基调”是“开放包容、多元互鉴”的观点，是习近平2015年10月22日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中提出来的。这一观点揭示了当今世界的深层本质。
当今世界，正在一大潮流、一大逆流的相互激荡中，曲折前进。
这一大潮流，就是在新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革命的推动下，在商品、资金、信息、人才等全球流动的推动下，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不可阻挡的形成趋势。在这一大潮流中，地无论远近，国无论大小，民无论穷富，都已经是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着的了。面对人类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世界各国都必须遵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旋律，相互开放，包容发展。否则，就会与这历史机遇擦肩而过，而被抛向边缘。
这一大逆流，就是在世界贫富分化愈益严重状态的刺激下，在冷战思维、极端思想的推动下，全球性的经济、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危机不断暴发，国际和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局部战争、难民问题、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仍很严峻。面对前所未见的新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世界各国都必须以负责任的精神同舟共济、协调行动。否则，就会一损俱损，难以自拔。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顺应而不是抗逆当今世界的潮流，就必须认清当今世界的“主基调”。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世界经济的包容发展，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
2.摒弃“零和博弈”和“保护主义”思维，树立“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精神”
“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合作伙伴精神”，是2014年7月习近平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时概括的“金砖精神”。在2014年11月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上，习近平又将这种伙伴精神加以扩展和提升，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伙伴精神是二十国集团最宝贵的财富，也是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选择。”可以说，“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伙伴精神”，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精神之一。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树立起伙伴精神。
然而，与这个重要精神截然相反的“零和博弈”和“保护主义”思维，在当今世界仍然存在，并不时泛滥。其实质，是企图损人利己；其政策，是反对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是打贸易战。然而，在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化“地球村”中，再要搞“零和博弈”、打贸易战，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将世界引向排斥性增长，也根本无法保护自己。因此，必须牢固树立“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伙伴精神”，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才能像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所说的那样，“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才能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
3.“逐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从相互封闭到开放包容”
“逐步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从相互封闭到开放包容”，是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发出的呼吁。这是对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的“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中国主动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不断地扩大开放、扩大自己的“朋友圈”，从而既极大地促进了自己的发展，也促进着世界的发展。
然而，中国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近40年的持续快速发展，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仍然相当强劲的发展，使一些盲目迷信只有西方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才具有优越性的人士诧异和震惊，并“条件反射”式地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来确定合作伙伴，来遏制与其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相异的国家。这种僵化的思想，极大地阻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其实，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家的发展道路，是各国人民自己的选择；其分歧和差异，不应当成为国际合作的障碍。在全球化不可阻挡的历史条件下，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谋求相互合作，是实现包容发展的唯一正确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
4.“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多元共生、包容共进”
“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多元共生、包容共进”的观点，是习近平2013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中提出来的，它更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与规律。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者亚当·斯密早就指出：“如果各国都按照各自的有利生产条件进行分工和交换，将会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总量。”而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则进一步指出：一个国家或地区即使没有更有利生产条件即外在的比较优势，但只要下决心发展自己的专业化经济，就会产生内生的比较优势。
然而，如果没有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就会出现思想阻碍，或者看不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尤其是不能创造自己的比较优势，畏惧融入全球化；甚至是放大别国的比较优势，高筑壁垒自我隔绝，扬短而避长。只有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才能正确地分析、确定和创造本国本地区的实际比较优势，并由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实现全球经济的多元共生、包容共进。
5.以“四大对策”解决“三大矛盾”，让世界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概括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三大突出矛盾：一是全球增长动能不足，二是全球经济治理滞后，三是全球发展失衡。同时，他也提出了解决这三大矛盾的四大对策：第一，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第二，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第三，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第四，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这四大对策，是对他在G20杭州峰会提出的“四点主张”重申与丰富、发展。对“三大矛盾”的科学概括，尤其是“四大对策”的系统提出，深刻地揭示了当今世界经济运动的本质，揭示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习近平于次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提出的“中国方案”的重要内容。而这四大对策的归结点，又是“公平包容”。
将上述五个方面的新要求综合起来，可以看到，习近平的“包容增长”思想，对亚开行提出的“包容性增长”思想，确实又有了新拓展、创新和超越。
以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点来看待和对待世界经济，就会出现这样的景况：A国增长，不损害或抑制B国；A方得利，不损害或抑制B方，各方都不给对方带来危害；国家间、阶层间协调和谐增长，共赢多赢。结果是有益于多方，有利于低收入群体。包容性不仅是经济增长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价值导向：让人民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使全球化、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利益惠及所有国家、所有人群，特别是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国家。
二、 西方主导经济全球化：
世界两极分化和非包容增长的根源
从冷战结束后一些发展中国家高调反对经济全球化，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些发达国家高调反对经济全球化，历史的活剧让人眼花缭乱。其实，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与科技发展规律的表现，是不可阻挡的。我们需要反思和调整的，是西方主导经济全球化，所发生的两极分化和非包容性增长。
2013年，皮凯蒂《新资本论》一书推翻了“库兹涅佐曲线”的经济学教条，震动了世界。皮凯蒂揭露了20世纪50年代的世界较为平等的暂时性。 由于二战消灭了法西斯和欧洲许多贵族，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民族解放运动发达，发达国家内部社会改良，工会力量强大，新科技革命使创新者获得较高的收入，世界财富包括发达国家内部的财富分配较为平等。反应在经济学上，“库兹涅茨曲线”提出：工业化发展初期，贫富差距扩大只是暂时的，经济发达与社会成熟以后，会自然缩小。库兹涅茨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库兹涅茨曲线纳入了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这说明当时世界意识的主流确认：贫富差距真的可以一直缩小下去。
可惜，这种情况只是昙花一现。20世纪中后期美国启动的浮动汇率与金融创新，给国际投机资本带来超额利润；由管理层给自己定高薪的“华尔街文化”，使大公司高管的收入与企业盈亏无关，比“铁饭碗”还“铁饭碗”。拉丁美洲的额性通货膨胀，中东产油国的经济失败，亚洲金融危机，苏联阵营的瓦解，包括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贫富分化，都加强了世界性的贫富分化。但这主要被理解为发展中国家的问题， 联合国也提出“中等收入陷阱”和“最不发达国家”问题，
20世纪末，两个德国记者写了部《全球化的陷阱》，揭露西方精英新的世界图景：肯定世界性的两极分化。布热津斯基提出“奶头经济”，认为全球化必定要把世界80%人口，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以后就由20% 的精英“喂奶”给80% 的人吃。此时西方精英思想的主流，是正面肯定世界性两极分化，同时掩盖发达国家内部的两极分化。
皮凯蒂的贡献在于，他生在法国，学在美国，研究又回到法国。他批评美国主流经济学脱离实际，沉迷于数理模型，迷信市场机制，通吃社会科学，掩盖财富占有不平等。
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不是全体人民，也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垄断资本的操作者。由垄断资本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在战后初期推行自由贸易和科技革命，促进了战后新的和平与繁荣，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念并没有因此而消除，在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农历年里，缺乏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和动机，缺乏惠及全体国家和人民的动力和机制。西方主流经济学讲的“双赢”，只要是以利润为中心，以垄断为背景，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他们把比较利益静态化，把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长期定位于劳动密集型，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过剩时，可能有双赢，一旦达到充分就业，就不会有双赢；就拉动产业链条的整体效果来看，更不会有双赢。按发达国家垄断资本的规则和定价权，资本主义只能使世界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是造成世界经济不能持续发展的深层次原因。
有研究指出： 20世纪70年以来世界科技革命创造的新财富，主要被投资者、创新者、经营者所得，劳动者所得的比例没有提高。皮凯蒂真正继承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立场和方法，用大数据系统分析了发达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收入分配是年度增量分配，如果长期收入分配悬殊过大，必定转化为存量财产占有，即土地和资本占有的差距过大。随之，继承性收入比例越来越大，使新的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不合理。依靠继承巨额财产而生活的社会阶层，无需任何劳动，就可享受豪华生活，成为马克思所说的“依靠地租和股息为生的社会腐朽阶层”。如在存量方面，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年度增量的收入分配，一定是越来越分化，很难用收入所得税调整过来。
皮凯蒂揭露，2010年欧洲财富的高度集中已达到1910年水平，最富的1%人口拥有50%的财产，10％的人口占有60％的财产，中等收入的人口占40％，财产为35％，其余50%的人口只占有5%的财产。皮凯蒂用历史数据证明，世界经济长期的投资回报率为4---5%，而GDP只年增1---2%，资本收入远高于经济增长率。如经济停滞，两者差距更大。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下降，而占美国1％的富人的财富反而增加。富人增加的收入很多用于可持续投资，扩大着自己资本的存量；多数民众增加的收入大部分用于消费，所以整个社会的财富占有差距越来越大。 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此类问题更加严重。 皮凯蒂主张，征收高额累进财产税和遗产税。
三、世界上难道只有“中等收入陷阱”吗？
最可怕的是“低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2006年首度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指出“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 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 。经济社会发展的这一时期，为“事故多发期”，经济停滞、就业困难、贫富分化、城市畸形发展、金融危机、公共服务短缺、腐败严重、社会矛盾激化，政局不稳等等问题容易出现并蔓延，在不少论述中，“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必然性。
中国人非常重视这一概念，决心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我们认为，在收入水平“高中低”任何阶段上都存在“陷阱”， 各国国家和民族都可能坠入自己面临的那个陷阱，也可能避免坠入陷阱，关键取决于自己努力，没有命里注定，没有一定陷入或不陷入“陷阱”的抽象历史必然性。
世界银行2015年按人均国民总收入，把收入分为五等：低收入为1 025美元以下，偏低中等收入在1 026-4 035美元之间，偏高中等收入在4 036-12 475美元之间，高收入为12 475美元以上。考虑到马克思所说的决定劳动力价值的，有“历史与道德因素”，这标准还会提高。
只提“中等收入”陷阱，造成一种误解，似乎低收入阶段没陷阱，会自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然后坠入“中等收入陷阱”。 的确，战后许多国家飞上去又掉下来，如前苏联阵营依靠计划经济，拉丁美洲依靠外资，中东产油国依靠石油收入，纷纷起飞到工业化时代，没多久即纷纷坠入“中等收入陷阱”。但是，许多国家和民族一直在“低收入陷阱”里，被灭绝被瓜分被边缘化，从来就没有起飞，表现为：长达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经济停滞不前，内战饥荒政变不断、普遍贫困、人口下降，文盲众多，疾病流行。旧中国也是其中之一，自1840年以后100年，人口停滞于4亿，工业不超过10%，外侮内战不断，没有完整的统一和主权。
突破“低收入陷阱”，从农业国向工业化飞跃，称为“经济起飞”。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20世纪50年代“起飞论”，“起飞”的条件是一个国家能稳定发展经济，把积累率连续50年保持在10%以上，最为成功的应为中国。中国的“起飞”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很快就突破“低收入陷阱”，连续70年把积累率提高到35%以上，经济增长率10%以上。
长期以来，全世界“低收入陷阱”问题并没有解决。1971年，联合国确定了“最不发达国家”的标准：人均GDP 975美元以下，制造业比重低于10%，识字率低于20%， 24国为“最不发达国家”。1981年标准是人均GDP 250美元以下，当时有39国。
1991年，联合国将最不发达国家的标准定为：长期遭受发展障碍，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低，有严重结构性缺陷，人均GDP 600美元以下，人口不超过7500万；实际生活质量指数（预期寿命、人均摄取热量、入学率、识字率等）不超过47点；经济多种经营指数（包括制造业、工业就业比重等）不超过22点。以这4条标准计，2014年最不发达国家为48个，其中非洲34个、亚洲9个、加勒比地区1个、太平洋地区4个。联合国《2014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认定它们可获得援助、优惠市场准入和特别技术援助。
四．有没有“发达国家陷阱”？
发达国家，有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瑞士，奥地利，意大利，瑞典，丹麦，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联合国承认1960-2008年，世界上仅有12个经济体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平均时间为15.9年、年均增长率为5%。其中亚洲有6个（以色列、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欧洲有4个（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非洲有1个（赤道几内亚），北美洲有1个（波多黎各）。这些经济体面积小，除日本外人口少，很少有世界影响的大国。赤道几内亚只依靠石油收入，很快崩盘。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表明日本“雁形发展模式”的失败。这个模式把日本定位于与亚洲经济和技术的火车头，从美国吸收技术向“亚洲四小龙”转移，再向东南亚转移，最后才是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丧失了经济主导地位，经济停滞20年，积累率从20%下降为零。而中国，则一举跃升为亚洲核心国家。
欧洲经济一体化前期成功，有三个动力：一是结束欧洲历史上长期战争，享受和平发展；二是推行经济联合和资本自由化，但劳动力自由流动受到移民政策的限制；三是北约军事同盟，在苏联瓦解以后就丧失了存在价值。
北约和欧盟瓦解的因素有五：一是2004年盲目扩张，继续打压俄罗斯是战略冒进；二是内部缺乏权威，无法摆平各国之间的经济矛盾；三是2008年爆发债务危机，源于长期高福利政策，欧洲发达国家人口老化，吃光分净，投资不足，借债不还；四是民族没有真正融合，民主选举限于很小的民族国家范围；五是追随美国支持以色列，参加4次反恐战争，彻底得罪了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
欧洲经济一体化，只能停留在贸易和资本自由的层面上，人口自由流动和政治统一都不可能。 2016年英国脱欧，“难民潮”，连续性恐怖袭击（德国在2016年7月份8天之内竟有6次），标志着欧洲衰落。
作为大国，美国有移民空间，可长期保持人口年轻和发展的动力与活力，但外来移民迅速增加，必然遭本土白人排斥，如组织程度较高的利益集团的反对，如以白人为主的工会。在一定时期出现“反全球化”的逆流，2016年特朗普现象就根源于此。2016年英国脱欧，美国大选，2017年欧洲乱局，发达国家及其主导的全球化所积累的矛盾，在发达国家内部突然爆发，极为猛烈，民众的民粹主义和精英的右翼保守主义相结合，通过民主选举，很快成了建制。
以往的舆论和学术研究受西方话语权影响， 突出中等收入陷阱，不承认有“发达国家陷阱”，他们认为那不是弊病，而是发展到了顶点无可再发展，是“后现代，后工业化”，福利国家，人类极限，历史终结。
2016年的现实已将这谎言彻底击碎。“发达国家陷阱”显然存在，而且很深，深到爬不出来。从特朗普瞎折腾，欧洲乱局，可以看出西方精英对危机既无准备也无对策，只能非理性地向外部世界转移矛盾，包括和中国打贸易战，这只能使世界乱上加乱，最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五． 中国坚持全球化方向
并促进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
今天的中国，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货物贸易国、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人均GDP2015年已超过8 000美元。中国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向世界深度开放、同世界深度互动，有能力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中国近40年的持续发展使本国7亿多贫困人口脱贫，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13亿多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大幅提升。2020年前，中国要使5 700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中国正努力践行“共享发展”理念和“包容增长”方针，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体系，以提供人人平等的发展机会。中国正在努力建立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着力解决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五大民生问题，使经济社会发展的实惠，更多为普通老百姓所享受。
中国2013年人均国民收入6 560美元，2028年达到高收入下限人均12 814美元，正处于中等收入时期，比起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充满着种族歧视，贫民窟，文盲，恶性通胀、失业及犯罪、政局不稳等种种乱象，中国情况要好的多。 但“转型陷阱”“卡夫卡峡谷”，“软政权与集团分利化”等理论概括纷至沓来，足以引起我们重视。
邓小平在1993年就警告我们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下卷，第1364页）
随着我国劳动人口、土地、能源、资源、环境等诸多“红利”逐步耗尽，产业结构优化缓慢、发展模式转型困难，腐败，分配与环境问题等问题层出不穷；社会治理体系环节缺失。皮凯蒂寄希望于中国，能在两极分化早期就克服财富占有不平等，限制继承性收入，这正是中国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连续10年房地产价格猛升10倍，少数人占有大量房产，依靠吃房租为生的阶层已经出现，我们必须在理论上，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高度认识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专门论述了工业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斗争，指出地主凭借土地使用权而收取绝对地租，是向全社会征收贡赋，首先阻碍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因此共产党人把土地改革，作为民主主义革命最先需要解决的任务，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全面登记房产，征收高额累进房地产税和遗产税，清理和没收腐败房产，绝不允许在中国形成大房产主阶级。
在文化理念上，亨廷顿所说“21世纪三大文明”，有两个发生了“方向性偏差”。伊斯兰文明在战后50年代出现的民族解放运动，是非常积极的。在中东发现石油以后财富爆发，却终因不会使用财富，在现代化中连续受挫。70年代经伊斯兰文化复兴，也未能走出困境。有少数人竟走上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的道路。百万难民极大扩张了“低收入陷阱”，同时冲击欧洲，使之更深地陷入“发达国家陷阱”。西方所谓“基督教”文明，已陷入民粹主义和右翼保守主义结合的困局，政策导向是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反移民，反对改革开放，狭隘民族主义的，虽有全球化总调整的意义，但终因逆历史潮流，向外转移矛盾而难有出路。
相反，近代以来经180年奋斗，中国文明的生命力和潜力正在逐渐发挥出来，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就，完成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突破低收入陷阱，保持70年连续10% 的高速增长。21世纪初加入WTO以来，中国坚持融入经济全球化，力度越来越大地推动全球经济增长，在世界经济困难时刻承担重任。1997---1998年全力抵御亚洲金融危机；2009-2011年以最高的经济和进口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2016年仍保持6.7％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
中共十八大以来推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并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保障我国在2030年左右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按人均GDP和人均收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跨越“中等收入阶段”。中国的发展，改革，开放总方针，所包含的新发展理念，就是世界经济包容性增长。
中国反对国强必霸、穷兵黩武、赢者通吃、一家独大、“二八开”等等这样一套西方理念，主张发展共赢、利益共享。中国提出，要建设创新型世界经济，开辟增长源泉；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拓展发展空间；要建设联动型世界经济，凝聚互动合力。中国发起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推动多边开发银行发表联合愿景声明，加速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一带一路”，旨在同沿线各国乃至全世界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共同繁荣。2016年中国作为G20主办国，提出恢复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的建议； 2017年初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提出了促进世界经济包容增长的“中国方案”，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大大提高。
毛泽东说过：中国是一个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和6亿人口的大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
由于有着对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贡献率，中国经济的发展已在促进乃至引领世界的包容性增长。
（作者：杨帆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伟 重庆市委党校教授；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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